盡可能地逼近

得一

今年第一期我們刊發了趙鳳蘭老師對葉廷芳先生的長篇訪談，這一期我們卻在紀念葉先生了。對于葉先生的離去，連近兩年和葉先生有深度交往的趙鳳蘭，都感到意外（“我顯然高估了他自然生命的韌度，以為他的身體會像他的精神一樣強大，怎奈生命無常、世事難料”）。而我對葉先生的印象，還停留在那篇訪談里，在那篇完成于去年的訪談中，我看到的是葉先生不亞于年輕學人的思想力和批判力，更是一位八旬老人的生命力。在這樣的印象中，我也同樣“高估了他自然生命的韌度”。但現實是他已離去，而讓我們稍感安慰的是，葉先生因為他的卡夫卡翻譯和研究，將繼續以各種方式“活著”。

卡夫卡研究專家曾艷兵老師很爽快地接受了我們的約稿，他在《葉廷芳與卡夫卡》一文中梳理了葉先生與卡夫卡的關系，他說：

卡夫卡之于葉廷芳，讓他看到了另一種寫作、另一種審美，乃至于另一個藝術世界，葉先生日后的文學之路或人生之路無不與此密切相關;葉廷芳之于卡夫卡，他讓卡夫卡從一位在中國幾乎無人知曉的作家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個讓普通人熟悉，讓藝術家紛紛模仿和熱捧的作家，卡夫卡幾乎突然成了先鋒藝術的象征和代表。到底是“卡夫卡與葉廷芳”，還是“葉廷芳與卡夫卡”？

說到這里，我想到了作家或學人研究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一種契合關系。記得清華彭剛教授在評論章益國的章學誠論著中說：

成功的學人研究，重要的前提是研究者在問題意識、思維能力、理論裝備乃至靈心善感等方面都能盡可能地逼近研究對象。

不知是看了這句話之后還是看到這句話之前，我就開始特別留心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契合度”，這種“契合度”可能更接近于彭剛教授所說的“靈心善感”。而彭教授這句話之所以引起我的特別注意和念念不忘，是因為經常遇到一種現象，即有的文學研究者雖然長期研究某位經典作家或學人，但在其文字中看不到與這些經典作家或學人在“靈心善感”方面的契合，比如其用平淡乏味的語言敘述一位文辭優美、個性鮮明的作家或學人。當這種現象經常出現時，我就懷疑其是否真正深入了被研究者的世界?？赡?，我這種對文學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契合度”的“苛求”，是從傳記作家與傳主之間在形象氣質上總是“交相輝映”的“規律”中來的。當我的這種“移植”與彭剛教授那句話相遇時，我知道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