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調查
——以H省104份判決書為樣本

葉芷芯 黃大威

（哈爾濱理工大學法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頻發，引發社會關注。根據“女童保護基金會”公布的統計數據，①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兒童安全基金女童保護項目《兒童防性侵教育及性侵兒童案件統計報告》.2013年媒體報道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例共125起，日均曝光量約0.35起。而《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意見》發布后的次年，即2014年媒體公開報道的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例共503起。2015年到2017年的全年媒體報道的案例數較為平穩，分別為340、433、378起，案件量相對穩定。然而，媒體的曝光量并不等于實際發生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數量，此類犯罪存在較高的犯罪暗數。原因在于，一是性犯罪本身具有隱匿性，案件發現難度大；二是未成年受害人認知能力有限，受害后缺乏尋求家長幫助及法律救濟的意識；三是性侵被害人的家屬礙于顏面或對兒童未來成長的顧慮而未尋求法律救濟；四是案件偵查取證不易，由于案件隱匿，受害人指證能力有限，取證困難［1］。本文對104份判決書進行調查分析，總結性侵未成年犯罪的特征，對其中的問題進行法律分析。

一、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數據統計

性侵犯罪在刑法罪名中主要包括強奸和猥褻兩類行為，我國對猥褻行為的規定，根據對象不同，分為強制猥褻他人罪和猥褻兒童罪。因此，針對未成年人實施的性侵犯罪亦包括以上三個罪名。強奸未成年女性，對侵害未滿14周歲與侵害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女性的法律后果不同，前者以強奸罪從重處罰，后者未規定從重處罰。猥褻他人的，對于猥褻對象未滿14周歲的，構成猥褻兒童罪；對于猥褻對象已滿14周歲未滿18周歲的，構成強制猥褻他人罪（2014年《刑法修正案九》修改前，猥褻對象為已滿14未滿18周歲的，構成強制猥褻婦女罪，而猥褻男性不構成此罪）；此外，強奸男性的，以猥褻罪論處。

據此，筆者對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收錄的黑龍江省判決生效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判決進行統計，自2001年至2019年，此類案件判決共104份②對強奸幼女的案件，此前奸淫幼女罪單獨定罪，因此數據上將此包括在內.，其中2001年3份，2013年到2017年度78份，2018年到2019年23份。

二、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數據分析

（一）被害人的年齡

在統計的案例中被害人共計134人，其中不滿6周歲的1人，占全部人數的0.75%；已滿6周歲不滿8周歲的共6人，占比為4.48%；已滿8周歲不滿10周歲的共17人，占比12.67%；已滿10周歲不滿12周歲的共24人，占比17.91%；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共46人，占比34.33%；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共34人，占比25.37%；未標明具體年齡的共6人，占比4.48%。

在104份判決中，不滿14周歲年齡段比重最大，其中又以不滿12周歲年齡較為突出。原因在于，一是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身力單薄，難以抗衡犯罪人的力量，易于得逞。二是該年齡段社會化程度低，心智也尚未發育成熟，容易受到犯罪人的誘騙，例如物質上的誘惑或者精神上的控制。相應犯罪人的手段是暴力威脅或者是誘騙。

（二）被害人與犯罪人的關系

在所選的104件案例中，被害人與犯罪人為（繼）父女關系的共13件，在全部案例中所占比例為12.5%；二者為師生關系的共3件，占比2.88%；二者為網友（包括網戀對象）的共14件，占比13.46%；二者為其他有關系的熟人共42件，占比40.38%；二者為陌生人的共32件，占比30.77%。

在全部案例中，被害人與犯罪人為熟人關系的共72例，占樣本的69.23%，比例頗高。造成該現象的原因大致有兩個：一是由于未成年人社會認知能力較弱，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較差，尤其對熟人的警惕性較弱。孩子對熟悉的成年人往往具有天然的依賴感，有些犯罪人就利用了孩子天真的信任而伸出毒手。二是防范教育的疏漏。家庭和學校對孩子的防護教育一般針對陌生人，缺乏警惕熟人的教育，更忽視告知孩子與親戚、師長相處的界限，因此，對熟人的防范意識欠缺。三是監護人未能盡到監護義務，或者出于“家丑不可外揚”的觀念，案件發生后，被害人將自己被猥褻或者被侵犯的情況告知監護人，監護人或是沒將孩子的話語放進心里，或是盲目堅持“家丑”的觀念而故意隱瞞情況，甚至有些案件中監護人就是犯罪人。

（三）犯罪的手段

在所選的樣本中，犯罪手段為威脅的共56件，占比53.85%；手段為欺騙、引誘的共21件，占比20.19%；手段為暴力的共14件，占比13.46%；被害人自愿但不滿14周歲的共13件，占比約12.5%。

在104份判決中，陌生人使用強制手段的案件共18例，占全部使用強制手段的案件的32.14%，犯罪人與被害人是（繼）父女關系的案件共11例（全部樣本中，犯罪人與被害人為父女或繼父女關系的案件共為13例），占全部使用強制手段的案件的19.64%。由此可以看出，在犯罪人與被害人是（繼）父女關系的案件中，犯罪手段基本為強制或威脅。

（四）犯罪的后果

樣本中出現被害人死亡后果的共8件，占比7.69%；被害人性器官損害患婦科疾病的共3件，占比2.88%；被害人懷孕或產子的共4件，占比3.85%；被害人精神狀態受損的共2件，占比 1.92%。

性侵害不僅會對被害人的身體造成損害，且犯罪行為更會對被害人的心理狀況造成深刻傷害。并且這種傷害由于處于心理層面，測量具體程度具有一定困難。如果將其作為量刑時的加重情節，就必須經過專業機構的鑒定，無疑會給被害人帶來二次傷害。樣本中出現了兩例被害人被鑒定為精神狀態受損的案例，①鄭某某強奸一案一審刑事判決書（2016）黑2721刑初10號和張某某強奸、猥褻兒童罪一審刑事判決書（2017）黑0604刑初45號.分別為被害人出現精神問題和出現應激反應。遭受猥褻侵害的未成年人普遍存在對他人、對社會異常敏感，對學校生活充滿恐懼，學習成績下降明顯，內心多疑、脆弱，情緒不穩定，對人不信任等情況。［2］

（五）犯罪的次數

104份判決中，犯罪未遂的有2例，占比1.92%。對犯罪既遂的次數統計如下：犯罪次數為1次的共60件，占比57.67%；犯罪次數為2次的共3件，占比2.88%；犯罪次數為3次及3次以上的共40件，占比38.46%。②有一個案例中有兩名犯罪者：汪洋、劉艷德引誘幼女賣淫、強迫賣淫、敲詐勒索、引誘、容留、介紹賣淫、強奸案（2018）黑0881刑初92號.在三次及三次以上（以下稱為多次犯罪）的40個案例中，同一個犯罪人加害了兩名受害人的共10例，占比約為25%，有三名受害人的共3例，占比約為7.5%，有五名以上受害人的共2例，占比約為5%。一名犯罪人對一名受害人被長期持續地實施犯罪行為的共12例，占比約為30%。數據顯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反復、持續犯罪情況明顯，再犯率較高。

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律分析

（一）網絡成為性侵未成年人的新型犯罪途徑

成年年男性保護的會構成強奸罪。其受害人的案例傳播，也容易衍生非網絡使信息傳播更為便捷和快速，但也滋生了利用網絡對未成年人實施性侵行為的風險。犯罪手段一般是以利誘、脅迫的方式使其拍裸照及猥褻動作等，以尋求心理刺激和性興奮。在104份判決中，有14例案件中被害人和受害人是網友，且均為線上聊天轉為線下見面。其中3例被害人是被犯罪人用裸照脅迫而發生性關系，可見利用網絡實施性侵犯罪和傳統性侵犯罪兩種行為同時發生。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4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兩件都與互聯網有關。其中蔣某某猥褻案中，被告人蔣某某偽造身份，在聊天軟件上結識女童31名，誘騙受害人在線拍攝和發送裸照，甚至通過視頻裸體做出淫穢動作，以公開裸照相威脅，逼迫對方與其繼續進行裸聊行為，并將視頻刻成光盤留存。該案以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而據《新京報》報道，一名5歲女童在玩游戲時，在游戲里，有人教她拍攝和發送隱私照片，并且“不能告訴媽媽”，家長回家時看見被害人在拍照才發現。［3］此類案件都是典型的利用網絡對未成年人進行性侵害。

網絡性侵犯罪與傳統的性侵相比，更容易利用受害人對網絡犯罪手段的低警惕性，及對虛擬網絡的信任心態，對受害人加以誘惑或是威脅，更容易實現犯罪目的。而犯罪人獲取淫穢視頻、圖片后，往往衍生傳播淫穢物品犯罪，產生更加嚴重的危害。

利用網絡實施性侵與網絡作為認識途徑實施性侵不同。利用網絡進行性侵是以獲得性刺激或性興奮為目的，以網絡為媒介讓被害人拍裸照、做猥褻動作以達到犯罪目的。而以網絡認識受害人，然后轉至現實性侵受害人的案件，應歸為傳統性侵犯罪之中。

網絡性侵犯罪與傳播淫穢物品罪相比，相似之處在于利用了網絡的便捷性；其關聯性在于，網絡性侵犯罪行為常常會衍生非法傳播淫穢物品的犯罪。如前所述，網絡性侵犯罪中，犯罪人較為常用的手段便是威逼利誘受害人拍攝裸照、淫穢視頻，一旦犯罪人傳播淫穢物品，即可產生傳播淫穢物品罪或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

（二）高再犯率的應對

前述數據顯示，性侵犯罪的行為人再犯率高，反復犯罪占有相當比例。數據表明犯罪沒有被發現，未成年人未得到及時的救助，從而成為隱案。原因至少有兩種，一是被害人被恐嚇而不敢告知家長；二是家長知情后存在隱瞞侵害事實。根本原因在于防范不足?？梢?，強化未成年被害人、家長、學校的防范和保護意識至關重要。

再犯的傾向性高，說明行為人人身危險性大，根據罪責刑相當原則，對于此類犯罪人應當考慮其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傾向性，在適用刑罰時應當適用實刑，而假釋等刑罰執行方法應當慎重適用，以延長其教育改造的期限。此外，對于性侵未成年人的行為人，應當加大其犯罪后的附隨負效應，如判決后應當公布其個人信息，規定特定職業禁止，使用電子定位設備等措施，以便使社會能及時防范，降低再犯可能性。

（三）未成年女性的性自決權應有例外情形

我國刑法對未成年女性的性自決權，規定未滿14周歲沒有性自決權，已滿14周歲年齡具有性自決權。筆者認為對于未成年女性的性決權不能一刀切，基于最大限度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立場，應作出例外規定，即對已滿14周歲未成年女性應區分情況，在特殊情況下否認其性自決權。

對明知被害人不滿14周歲仍與其發生關系的，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其心智尚未發育成熟，對其重大法益的保護應當更為嚴格，例如性權利。由于其社會化程度較低，對于性權利的內容及意義并沒有清晰的認知，無論是從法律家父主義，還是功利主義和社會防衛主義，均否認該年齡段具有的性自我決定權。

至于已經14周歲未滿18周歲，雖然刑法意義上已經具有性自我決定權，但是，基于未成年人利益的保護，對于不同身份關系下的兩性關系，應當區別對待。例如，對于該年齡段的戀愛關系，在自愿情況下，應當認為不涉及違法性評價。但是，對于具有教養關系、上下級職務關系、管理與被管理關系、監護與被監護關系等，由于身份上的不對等，未成年人對于居于管教地位的成年人處于劣勢，雖然未成年人自愿，也應當否認其性決定權的自由性。換言之，成年人利用了這種優勢的管教地位，而未成年人基于對其的依賴和被控制地位，已喪失了不受干涉作出自我決定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