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1930年代北京大學的改革與紛爭
——兼論林損辭職事件

潘光哲

(臺灣“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臺灣 臺北 11529)

一

胡適對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影響深遠。然而，胡適身為“一代宗師”的打造摶成，本非朝夕而成，實是具體文化、社會背景的產物。(1)參見沈松僑：《一代宗師的塑造——胡適與民初的文化、社會》，周策縱等：《胡適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31—168頁。況且，“譽滿天下，謗亦隨之”。胡適的言行舉止，眾目所集，即如唐德剛的有趣比喻：胡適的一生，“簡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條金魚；它搖頭擺尾、浮沉上下、一言一行……都被千萬只眼睛注視著……”(2)唐德剛：《寫在書前的譯后感》，胡適著、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頁。，動見觀瞻，譽毀并存。即如1927年6月，胡適獲選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以下簡稱中基會)董事；1931年起，他借中基會的資源來協助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復興”(3)江勇振認為，中基會促成北大之“復興”，推動者應為中基會董事顧臨(Roger S.Greene)。見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3部《為學論政(1927—1932)》，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351—353、381—397頁。無論如何，胡適對北大之“復興”，實有其主力之功。，竟引發諸般風雨；而后胡適自己也親身“下?！?，致力于北大的改革，下逮1934年，終因北大國文系教授林損(字公鐸、公瀆)請辭，更讓他集謗匯譏。本文疏理相關脈絡，對于胡適如何透過具體建制里的人事擇汰，以推動中國現代科學、學術之發展(4)關于近代中國的科學體制化及其發展的關系，可以參考張劍：《中國近代科學與科學體制化》，《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自可彰顯胡適的作為爭議雖眾，卻是理有應然。胡適推動北大改革而引發的妄言蜚語，坊間流傳不止，儼然積久而成是，亦應白謗雪冤。

二

1930年7月2日，中基會第六次年會決議設立“編譯委員會”，胡適擔任委員長；(5)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907—908、971—972頁。是年11月28日，胡適全家自上海遷回北平。(6)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6冊，1930年11月28日，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版，第403頁。就在同一時段，蔣夢麟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同年12月19日離開南京前往北京任職，兩位老友重聚北京。歷經多重政治風波，經費尤為不足的北大，如何讓其“重興”，想來正是他們見面時的共同話題。經胡適牽線，借中基會之力，彼此合作，夢想成真的可能性，逐漸浮上臺面。就在1931年4月24日，中基會舉行第36次執行財政委員會聯席會議，審查通過中基會與北大雙方會擬辦法草案，成立顧問委員會，計劃正式啟動。(7)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907—908、971—972頁。

北大的“復興”，不僅有賴外來資助支持，內部人事改革，取新汰陳，也是必要之舉。就文史領域來說，一代學術思想巨子章太炎的學生(俗稱“章門弟子”)，自從號稱章門“西王”的朱希祖于1913年開始任教北大以來，陸續加入北大的師資隊伍(8)程爾奇：《朦朧的新舊易位：民國初年太炎弟子入職北大與“舊派”之動向──以朱希祖為中心》，《安徽史學》2016年第4期。，諸如在“章門弟子”因為年長而被視為老大哥的馬裕藻(幼漁)，也自1913年起任教北大國文系，1920年起更擔任系主任，長達14年之久，各有影響。當時朱希祖已經離開，馬裕藻不僅是國文系主任，在校務層級則仍為北大早已設置的評議會評議員。蔣夢麟計劃要配合自己在擔任教育部長時期完成的大學行政改革，將之引入北大，正式實行《大學組織法》及《大學規程》，校內開會的前一夜，他還“請評議員吃飯”，事先溝通。席間馬裕藻“說話最多”，質問蔣夢麟“為什么理由要變制”，蔣答曰“《大學組織法》是我做部長時起草提出的。我現在做了校長，不能不行我自己提出的法令”。與會者又“談起評議會已通過的議案應如何處置”，舉的例子正是北大既有教授最為“關切”的“辭退教授須經評議會通過”一條。蔣夢麟以“凡是和《大學組織法》等法規不抵觸的議案，自然都有效”一語答之。結果第二天一早正式開會，馬裕藻居然缺席未到，還私下致函蔣夢麟表示，“保存舊法”，“更應注意”。(9)《胡適日記全集》第6冊，1931年3月25、26日，第534—535頁。馬裕藻的“動作”，顯然是無言抗議的姿態表示。如何與那些“舊人”周旋，蔣夢麟備感為難。

引入新生力量，又是另一回事。胡適扮演了吃重的關鍵角色，努力為北大招募生力軍，當他南下參與中基會會議，北返道間，于1931年1月27日特意繞道青島，與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談話，約他回北大；楊另約同在青島的聞一多、梁實秋同去。畢竟他們身處其間，“多感寂寞，無事可消遣，便多喝酒”(10)《胡適日記全集》第6冊，1931年1月27日，第474頁。，其志難伸。胡適還分別約請李四光、丁西林、徐志摩等到北大教書。不過他的約請之議，未必皆可心想事成；如他建議李四光擔任理學院長，李四光就表示“教書甚愿，院長無緣”(11)《胡適日記全集》第6冊，1931年1月30日、2月13日，第484、490頁。，一口拒絕。蔣夢麟則希望胡適主持北大文學院政，他與法學院長周炳琳都特予“苦勸”，胡適卻不答應；(12)《胡適日記全集》第6冊，1931年9月14日，第605頁。直到稍后期望楊振聲接任此職的構想顯然落空，胡適才在1932年2月15日“走馬上任”，“到北大文學院去接收院長辦公室”。(13)林齊模、顧建娣：《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的經過》，《安慶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胡適擔任北大文學院長，同樣羈于舊絆，尤其是面對國文系主任馬裕藻，一時之間，發動興革，竟爾難以“大刀闊斧”。馬裕藻領導系務，積年已久，往往自有所見，頗受訾議。早在1920年，同樣任教于北大的陶孟和，就嘗函告胡適，說馬裕藻(幼漁)等人，“排列課程，延請教員，皆獨斷獨行，長此以往，恐非大學之?！?，如果不能擬訂“除惡務盡之辦法，則前途不堪設想”。(14)《陶孟和致胡適(1920年6月12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民國文獻叢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頁。就算是在1929年間馬裕藻和北大史學系主任朱希祖都被學生批評“把持校務，黑幕重重”，要求北大“學校當局嚴重取締”，馬雖曾表態辭職，結果得到挽留(15)周文玖：《朱希祖與中國現代史學體系的建立——以他與北京大學史學系的關系為考察中心》，《煙臺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職位還是“不動如山”。又如1931年6月國文系學生集會，要求聘請身在清華大學的楊樹達前來任教，楊的感想是此舉乃“馬裕藻等之把持又多一次考驗耳”；以楊樹達1925年嘗介紹與馬同為章太炎門生的吳承仕到北大任教，馬裕藻的回應是，吳乃“專門在家著書之人，何必請之”。楊樹達認為，馬本人卻是“十年不作一文者也”。(16)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6頁。不過，吳承仕嘗名列北京大學“發聘書聘請之新舊教授及講師名單”，擔任“本科講師”(見《北京大學日刊》第2222號，1929年8月10日，第1版)。在楊樹達看來，馬裕藻的如此回應，固然不是理由，卻顯然坐實了馬“把持”系務的評判。

初始，胡適計劃改組國文系的課程，擬刪汰若干教授與講師，就必須與馬裕藻商議。胡適以預算為由，想要將原來一百多鐘點之課時縮減至“六十點左右”，并認為文學史科目應該分為數期，“來年講授二三段”，“詞、曲等皆入各段”，而如“鮑參軍詩”等等“太專門之科目”應予刪除，故擬刪汰若干教授與講師。馬裕藻回應說，國文系預算已經“勇于削減”，如課時縮減至“六十小時似嫌過苛”，“八十小時或可為一折衷數也”；至于“鮑參軍詩”之類科目，本為“漢魏六朝詩之一部，逐年更換，并非以一種為限”，且國文系教授員額規定七人，“目下并未逾額”。(17)胡適：《致馬裕藻(1933年4月13日)》，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中文書信集》第2冊，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2018年版，第329—330頁；馬裕藻：《致胡適(1933年4月26日)》，耿云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1冊，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600—607頁。一言蔽之，馬裕藻逐一駁回了胡適的構想。

胡適雖受抵制如此，一時“莫可奈何”，及至1934年，他終于痛下決心。蓋在胡適看來，他出掌過校政的中國公學，學生頗有“試作文藝”者，相較之下，“北大國文系偏重考古”，與他之設想“大學之中國文學系當兼顧到三方面：歷史的；欣賞與批評的；創作的”(18)《胡適日記全集》第7冊，1934年2月14日，第61頁。，實在頗有距離。即如稍后胡適將兼任國文系主任之際接見學生告知自己的想法，他要以“降低課程，提高訓練”作為“改革國文系的原則”，做法則是“加重‘技術’的訓練”“整理‘歷史’的工課”“加添‘比較’的工課”。(19)《胡適日記全集》第7冊，1934年5月2日，第111頁。然而，正如他稍早構思“改訂北大的中國文學系及哲學系課程”，即覺得斯舉非易，因為“有很好的課程表而無相當的人去施教，也是枉然”。(20)《胡適日記全集》第7冊，1934年1月18日，第33頁。既欲推動改革，量才適任，勢在必行。就像胡適在那年年底的檢討所言，“中國文學系的大改革在于淘汰掉一些最無用的舊人和一些最不相干的課程”。(21)《一九三四年的回憶》，《胡適日記全集》第7冊，第160頁。只是，若要實踐自己的理想，必致紛爭頓起。即如蔣夢麟事先告知國文系教授林損，決定要解聘他；蔣又要胡適取馬裕藻而代之，兼任國文系主任。凡此諸端，當事者都不服氣：林損于當年4月16日在校內墻上，貼出揭帖“自言已停職，學生不必上課”，馬則“甚憤憤也”。(22)劉育敦整理：《劉半農日記(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六月)》，《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1期。風波既起，爭議遂生。

三

首先，此等消息迅即見諸報端，形成話題?！度A北日報》率先報道此事，并訪問林損意見，林表示自己辭職，由于與胡適的學說觀點不同：

因學說上意見，與適之(文學院院長胡適)不同，并非政見之差異。本人系教授，教授教書，各有各之學說，合則留，不合則去。其實本人與適之非同道久矣，此次辭職，完全為鬧脾氣……(23)《蔣夢麟否認北大并系 林損去意不可挽回》，《華北日報》1934年4月18日，第4張第7版；《申報》報道內容大致相同，惟增加訪問北大教授陶希圣一段，略謂他對林損辭職之“內幕，尚無所聞”，至于“北大裁并學系說不確，改革國文學系確有其事”，見《申報》1934年4月19日，第4張第15版。

即將鞠躬下臺的系主任馬裕藻接見記者時，表明這場“糾紛”，既是“思想問題”，蓋以“研究學問，應新舊思想并用”，林損與胡適兩者“意見不合”；也是“主張問題”，在于推動改革確有“急進緩進主張之不同”。(24)《京報》1934年4月25日，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1912—1937》第2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3頁。只是，對于馬裕藻之談話，與胡適同一陣營者不以為然。正如傅斯年之批評，馬裕藻說辭的用心在于“袒護”林損；馬的“新舊不同之論”更是“欺人”之言，因為只要追問他們對“舊有何貢獻”，即可知這都只是“小人戀棧之惡計，下流撒謊恥態耳”。在他看來，馬裕藻實為“罪魁”，他是“數年來國文系之不進步，及為北大進步之障礙者”，“若不一齊掃除，后來必為患害”。(25)傅斯年：《致胡適(1934年4月28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頁；傅斯年：《致蔣夢麟(1934年5月8日)》，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2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版，第621—622頁。好似“義憤填膺”之情，躍然紙上。

胡適要裁汰林損，如果出以小人之心，自然可以解釋這是胡適“挾仇”之舉，將平素與他不是同一思想立場的林損“掃地出門”。畢竟，就學說觀點言，林損與胡適之間，確實道分南北。如林損于1913年創辦以自己的名字為刊名，只刊登自己的文章，不載任何他人文稿的雜志——《林損》，在這份個人雜志里，他稱譽“孔子者，古之大圣人也”，所以民國既立，“黜孔廢祀”之聲既起，讓他大有“射逆吾肝腸，震蕩吾魂魄”之感。(26)《林損》，《民國珍稀短刊斷刊·浙江卷》第6冊，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6年版，第2823頁。按，《林損》為林損于1913年自辦之刊物，見《林損年譜》，陳鎮波、陳肖粟編校：《林損集》，黃山書社2010年版，第1889頁。相對而言，胡適向來主張“諸子平等”，直至晚年，他還拒絕梅貽琦擔任孔孟學會發起人的邀請，理由是他主張“思想自由，思想平等”，“希望打破任何一個學派獨尊的傳統”。(27)胡適：《致梅貽琦(1960年1月29日)》，《胡適全集·中文書信集》第5冊，第214頁。兩相對比，林損和胡適的認知差距，遙如參商。

四

更重要的是，大學教授應該如何承擔教育者與知識生產者的角色，胡適和林損之間的認知，異途別趨。在胡適看來，后者根本不足勝任。

就具體教學規劃言之，在胡適的構想里，計劃邀請朱光潛與梁實秋等人來北大任教，目標在盼望“一班兼通中西文學的人能在北大養成一個健全的文學中心”，所以也希望他們“都要在中國文學系擔任一點功課”，使他們做為生力軍，“為中國計劃文學的改進”。(28)胡適：《致梁實秋(1934年4月26日)》，《胡適全集·中文書信集》第2冊，第361頁。記者報道北大國文系改革后課程之計劃，內容約為：

(一)注重新舊文學，文藝理論，文藝思潮，以及世界民眾文學之介紹。(二)文學院一二年級課程打通，注重者共三個目的：(甲)凡文學院求知工具，均須特別提倡，(乙)使文學院一二年級學生，均得到世界近代一般文化之熏陶，以便明了中外文化歷史變遷，及其相互之關系，(丙)并使各系主科，得有研究方法，擇一重要問題研究，以便得有相當途徑。

記者又報道，北大國文系學生拜見胡適，詢問他擔任系主任后的改革構想，則分為三項原則：

(一)注重學生技術。吾人以為學生研究學術，如國文系之文籍、校訂、語言、文字等學科，無論任何一種，均應注意技術上之研究，始有充分之進展。(二)歷史之系統?，F在國文系定有唐宋詩、元朝文等課程，吾人不應僅就一二人加以研究，有應研究其歷史之變遷。(三)增加比較參考材料。研究學術，須與他科為比較之研究，如研究外國文者，須與中國文互相比較參考，始能獲得新的結果云云。(29)《北平晨報》1934年5月3日，《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1912—1937》第2冊，第1715頁。

胡適早在1923年發表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里主張，應該“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范圍”“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數據”與“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30)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1923年)，《胡適文存二集》卷1，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第1—27頁。他這時推動北大國文系改革的言說，其實是舊調重彈。

林損開講于上庠，是否稱職，確實可議。1930年代就讀北大的張中行(31)張中行于1931年被北大錄取，1935年畢業，見孫郁：《張中行別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6頁。曾親歷此事，目睹其境，就指稱胡適“兼任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立意整頓的時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鐸解聘了”，因為林“反對白話，反對新式標點”，與胡適主張背道而馳，借此“公報私仇”?？墒?，親炙林損的張中行，則不諱言，愛喝酒的林損，教書的時候“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紅著面孔走上講臺”。(32)張中行：《負暄瑣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0，86頁。親見林損以揭帖“自言已停職”的劉半農(復)，得悉其事，固然以為林是自己在北大“最老同事之一”，所以對他“如此去職，心實不安”，還是認為這是林損難勝其任“咎由自取”的結果：“公鐸恃才傲物，十數年來不求長進，專以發瘋罵世為業，上堂教書，直是信口胡說”。(33)劉育敦整理：《劉半農日記(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六月)》，《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1期。那么，發瘋罵世，喝完酒就上講堂教書的林損，是否真可稱職，不無疑問。

再就大學做為知識研究與傳播的場域來說，林損同樣有愧其職。他執教于學術殿堂，開授課名與講授內容，絕不相干。即如張中行回憶，林損以《唐詩》為題開課，內容卻是陶淵明；上課則“常常是發牢騷，說題外話。譬如講詩，一學期不見得能講幾首；就是幾首，有時也喜歡隨口亂說，以表示與眾不同”。(34)張中行：《負暄瑣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0，86頁。周作人也曾指出，林損在中國大學兼課，同樣以《唐詩》為課名，內容一樣是講陶淵明。(35)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455—456頁。再觀察林損于1932—1933年度在北大國文系開講的課程主旨，仍類文人雅士之所為。如其開授“文學組”的《先秦文》，課程內容說明為：“周衰諸子爭鳴，文質粲然。史遷所述，賈董所記，大小戴之所群摭，亦并有可觀采者。含英咀華，是則選家所宜知也?！遍_授《釋典文學》課程內容說明是：“以翻譯名義集為主，旁采眾說，衷以己意?！遍_授《唐宋詩(李義山詩)》的課程內容說明為：“唐詩宗杜，世無異詞，而學步不易，茍能取徑義山，循序漸進，鈍者可以優游格律之間，慧者適足超然跡象之外。斯王荊公所以言學杜必自玉溪始也。馮浩屈復之注，各有指歸，足備省覽。近人張爾田之《玉溪生年譜會箋》，亦足資為論世知人之助?！?/p>

林損考察學生學習情況的命題，既包括“釋通”“原道”等頗似策論的題目；《晚周諸子試題》對于近人論列學術派別之取徑，則出以“非誣則愚”的預設，要求學生開展申論：

《書》稱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故子夏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鄙w非徒不暇，亦不敢也。竊以孔子之圣，而于老子有猶龍之喻；以顏淵之具體而微，而于孔子有仰高鉆堅之嘆。彼唯知之愈深，故景仰贊嘆之忱愈切，而不敢以輕心論列其學術也亦愈甚。今之士大夫以下愚之質，居百世之下，未習其人，未知其世，持淺識以測精微，執淺偏以窮意旨，既不能得其真，尤不足充其量。而纂訂學史，類別支分，某為某派，某非某派，自以補苴罅漏，張皇幽渺，抉擇之功，并世無匹。然自君子觀之，殆非誣則愚耳。夫古人死矣，古人之骨朽矣，揚之則在九天之上，抑之則在九淵之下。是果賢乎？果不賢乎？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是果仁乎不仁乎？果智乎不智乎？且彼之所沾沾以自詡者新說也，侈陳新說而必取陳死人之言以附益之，將為之子孫耶？抑為之奴仆耶？或欲溫故以知新耶？或日新又新之道固如斯耶？或所謂貌為新而沉溺于舊者乎？或不能知新亦不能知舊也？在“豐”之“六二”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睂W術之豐蔀，不能無疑疾久矣，盍發爾志，庶共有孚。(36)《晚周諸子試題》，《林損集》，第335—336頁。

相比之下，胡適任教北大要求學生提出的論文題目，始終不乏指示文獻憑據，具體導引學生在求學致知之途上如何覓路辟蹊。如胡適在1924年哲學史課程要求學生提出的論文題目，就是如此。如“中古”部分，略舉幾例：

……

(5)桓譚在當時也算一個思想家，他的《新論》雖不傳了，試就嚴可均所輯的材料(《全后漢文》卷十二至十五)討論他的思想。

(6)試論王符《潛夫論》的價值。(汪繼培《潛夫論箋》可用。)

(7)試用嚴可均所輯仲長統的佚文(《全后漢文》卷八十七至八十九)略述他的政治思想(參用《后漢書》本傳)。

(8)崔寔政論，仲長統曾說“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此書久已佚，試取嚴可均所輯(《全后漢文》卷四十六)，能整理成一家的政論嗎？

“近世哲學”則可舉以下幾例：

(1)試用《臨川全集》(包括詩集)，述王安石的思想(參用《宋史》本傳)。

……

(8)試述永嘉學派(薛季宣《浪語集》，陳傅良《止齋集》，葉適《水心集》及《習學記言》)。

(9)朱熹的哲學重在致知窮理，從博學審問以至力行，從多學而識之以求一貫。那么，他應該和永康、永嘉的學派很接近了。何以他一面反對陸學，一面又反對浙學呢？(用《朱子文集》及《語類》百二二至百二三，先看《朱子年譜》卷三)。

……

(19)述復社(《復社紀略》國學保存會本，吳偉業《復社紀事》、梅村家藏稿二十四，杜登春《社事始末》，《藝海珠塵》集)。(37)《(胡適之先生囑刊)哲學史各班論文題目》，《北京大學日刊》1924年5月30日，第2版。

胡適在1931年出的《中古思想史試題》，共7道題目，要求學生“任擇一題，作論文一篇”，也聲明，因為上課的“人數太多，論文請以三千字為限”?，F摘舉其中幾例：

(三)試述西漢儒生所建立的天人感應的宗教的根本思想。

參考《漢書》《董仲舒傳》、《五行志》上，及《漢書》卷七五全卷。參看《漢書》八四記翟方進之死。

(四)《漢書》的《貨殖傳》全采《史記》的《貨殖傳》的材料，而評論完全不同。司馬遷很替商人辯護，而班固大攻擊商人階級。司馬遷主張放任，而班固主張法度制裁。試比較這兩傳，做一個簡明的研究。

參考《經濟學季刊》二卷一期胡適《司馬遷辯護資本主義》。

(五)試述王充的思想及方法。

參考《論衡》：《變動》《感應》《治期》《變虛》《異虛》《譴告》《物勢》《自然》《雷虛》《論死》《自紀》《佚文》《對作》等篇。(38)胡適：《中古思想史試題》，《北京大學日刊》第2646號，1931年6月6日，第1版。

胡適之所為，既指示原始文獻出處，也提供自己的研究心得供學生參考，與現代學術實踐的規矩，差距不大。林損的命題，只要求學生“盍發爾志”，自由發揮。比對之下，胡適和林損對于讓學生怎樣進入現代學術、知識生產實踐的道衢，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不能否認，受業于林損的學子，確是師誼眷眷。當他宣布辭職后，在學生群體里引發騷動，乃至為之說情。國文系學生十人首先于4月17日下午“赴林宅訪林，要求打銷辭意”，林的回應是“本人辭職，義無反顧，諸君誠意，只能心領”。(39)《蔣夢麟否認北大并系 林損去意不可挽回》，《華北日報》1934年4月18日，第7版。18日午后，國文系學生為林損辭職事召開代表會決議，“召開國文系全體大會”(40)《北大將于下年度實行整理各系課目》，《華北日報》1934年4月19日，第7版。，會中決議，組織系友會，推派代表攜課程計劃書貢獻改進課程意見，對“新舊主任交替事，亦將有所表示”。(41)《京報》1934年4月22日，《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1912—1937》第2冊，第1712頁。爾后北大國文系學生代表數度直接拜見蔣夢麟，要求挽留林損，都未獲同意。當林損離開北大已成定局，學生則舉行歡送會，“置酒餞行”，另有“北大教授馬裕藻、陸宗達作陪”。(42)《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1912—1937》第1冊，第435頁；第2冊，第1714—1715頁。當可想見，林損在課堂之間，與學生彼此互動，確有情誼，在北大國文系作為教育體制的歷史過程里，他自讓其門下莘莘學子留下難以抹滅的記憶。

五

1931年9月14日，胡適出席北大開學典禮，發表演講，如是指陳：

……北大前此只有虛名，以后全看我們能否做到一點實際。以前“大”，只是矮人國里出頭，以后須十分努力。

因會上有人曾說我們要做到學術上的獨立，我說，此事談何容易？別說理科法科，即文科中的中國學，我們此時還落人后。陳援庵先生曾對我說，“漢學正統此時在西京呢？還在巴黎？”我們相對嘆氣，盼望十年之后也許可以在北京了！

今日必須承認我[們──引者按]不“大”，方可有救。(43)《胡適日記全集》第6冊，1931年9月14日，第604頁。

中國在學術上的落伍，身歷其境者，無不痛心疾首。陳援庵先生即是陳垣，是眾所推崇的一代史學名家。早在1923年，陳垣就公開表示過“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的意念；(44)陳垣“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一語，出自1923年9月30日下午1時于“城南龍樹寺之抱冰堂”召開的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第一次懇親會談話。參見姜萌：《陳垣“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考》，《東岳論叢》2014年第3期。陳垣和胡適感慨“漢學正統”不在中國的處境，正具體表征了他們的家國情懷。而若傅斯年籌備創辦中研院史語所之心懷，如其于1928年4月致胡適函所言，是為“實現理想之奮斗，為中國而豪外國，必黽勉匍匐以赴之”。(45)傅斯年：《致胡適(1928年4月2日)》，《傅斯年遺札》第1卷，第113頁。傅斯年領導下的史語所而成就的簇新學術團隊，具體實踐了出現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思想文化舞臺上追求“學術社會”(an academic society)的理想，伴隨著這個理念而來的則是“學術(史學)專業化”的努力，這意味著進行歷史課題的“專題研究”這等現代意義的研究取向和學術規范的問世，成就可嘉。(46)Wang Fan-sen,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3-5,pp.69-81.相形之下，與“漢學”最為相關的北大國文系、史學系的學生，是否可能作為爭奪“漢學正統”的后備生力軍呢？胡適早在那年的2月7日，就寫信給有志改革的北大新任校長蔣夢麟，強調“北大事須是有計劃、有條理的改革，不可聽學生自動驅逐教員主任”。(47)《胡適日記全集》第6冊，1931年2月7日，第489頁。胡適之所以在這個場合里說北大“只有虛名”，只是“矮人國里出頭”，希望此后必須“十分努力”，不是無的放矢。

在大學上庠里解惑啟蒙的教授，如果像林損那樣，醉酒登臺講課，也未必可以指示學生窺探學術殿堂的奧妙；課程內容與授業風格，與大學作為現代學術、知識生產體制的場域，絕不兼容。即便林損與門下學子確曾鏤刻師生情誼，他如何可能栽植新生世代，充分地訓練青年學子？就創造學術、知識進步的可能性言之，林損難以勝任，其之去職，理有應然。

胡適為追尋“科學”之夢，實現“學術獨立”，畢生努力，來臺之后，依復鞠躬盡瘁。(48)楊翠華：《胡適對臺灣科學發展的推動：“學術獨立”夢想的延續》，《漢學研究》2002年第20卷第2期。北大得到中基會支持開展改革，得以“復興”，可謂是胡適理念之初步實現。經此歷程，胡適躍居“一代宗師”，勢所必至，也是他努力為公的結果。然而，胡適的作為，不是在一片真空環境里開展的。北大早在1920年就被批判為“學閥制造場”；(49)王無為：《為北大“學閥事”與成舍我書(1920年8月11日)》，《新人》第1卷第6期，1920年9月8日，第2頁。胡適的老朋友而彼此文化思想立場遙如參商的胡先骕(50)付立松：《胡先骕與胡適論戰始末考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3期。則點名批判胡適是“學閥”的罪魁禍首：“吾國學閥之興，始于胡適之新文化運動”。(51)胡宗剛：《胡先骕先生年譜長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頁。胡適自己則不以為忤，因為他對于大學的希望，“仍是提高”，要在學術上真有成績，所以“應該努力做學閥”。(52)《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1年10月11日，第374頁。林損的離職，無疑為指控胡適是“學閥”，再加一條證據。同樣離開北大移席南京中央大學任教的朱希祖，應酬席上遇見南來在同校開講的林損，就對北大人事“物換星移幾度秋”，深致不滿，矛頭對準的正是胡適：

……同席有林公瀆損，為北京大學舊同事。憶民國六年夏秋之際蔡孑民長校，余等在教員休息室戲談，謂余與陳獨秀為老兔，胡適之、劉叔雅、林公瀆、劉半農為小兔，蓋余與獨秀皆大胡等十二歲，均卯年生也。今獨秀左傾下獄，半農新逝，叔雅出至清華，余出至中山及中央大學，公瀆又新被排斥至中央大學，獨適之則握北京大學文科全權矣。故人星散，故與公瀆遇，不無感慨系之。(53)朱元曙、朱樂川整理：《朱希祖日記》，1934年10月11日，《朱希祖文集》，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 414—415頁。

林損離開北大，讓胡適得承受的評譏誣蔑，又添一樁。

胡適曾經引征易卜生，期望“社會上生出無數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敢說老實話攻擊社會腐敗情形的‘國民公敵’”?？墒?，不滿意于社會的現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的“理想家”卻難見容于世眾，成為眾矢之的，飽受摧折。(54)胡適：《易卜生主義》，《胡適文存》卷4，亞東圖書館1921年版，第13—38頁。胡適發動中基會協助北大進行改革，開展具體建制的興革與人事的擇汰，即使沒有遭受“國民公敵”的命運，卻必然遭逢學院政治的紛爭。對他一切作為的謗語流言，“明槍暗箭”，似無已時(55)正如桑兵的觀察，1920至1930年代之交，胡適身受或隱或顯的批評指摘，他身上的光環開始變得暗淡，并無組織聯系的批胡陣營大體分為六派：即由漢學正統的經史小學立論的太炎學派、由會通中西的新人文主義立論的學衡派、反對一味考據的學兼漢宋派、以西學專門立論的留學生、由社會史觀立論的社會科學派和由“科學”立論的疑古辨偽再傳弟子(見桑兵：《橫看成嶺側成峰：學術視差與胡適的學術地位》，《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53—303頁)。，至今亦未必皆成云煙。

只是，胡適始終堅守“功不唐捐”的信念：只要秉持原始心懷意念，奮力而行，在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一切作為，終究有所收獲。(56)胡適：《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1932年6月27日)，《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528頁?；仡櫤m參與北大“復興”的歷史，確實證明了，胡適與林損之間，前者才是真正合格的大學教授；胡適所創的思想成果與學術建制，才是值得吾輩繼承發揚又須轉化超越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