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論：從“最高現實”到構建“人類一家親”的曠野呼告*

趙桂蓮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100871，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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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閱讀過其作品的人都不難發現，全方位洞悉、呈現人的心理、人性，尤其是所謂“惡人”人性的復雜，是其創作的鮮明特點。作家的處女作《窮人》，從內容到形式就已經是在踐行揭開人性奧秘的構想。早在1860年代，新土壤派文學文化批評或曰“有機批評”理論的提出者格里高利耶夫就撰寫了一篇文章，名為《費·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感傷自然主義流派》，對《窮人》的體裁作了在我們看來最為精準和貼切的認定。

雖然感傷主義文學作為一種文學流派在1840年代的俄羅斯文壇已經銷聲匿跡，但《窮人》卻依舊在很多方面與感傷主義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聯系最為顯著地體現在小說的題目、體裁運用和語言風格方面。就題目而言，《窮人》讓人直接聯想到俄羅斯感傷主義代表作家卡拉姆津聲名遠揚的小說《可憐的麗莎》，兩部作品中的“窮”和“可憐”是同一個俄語詞匯。不僅如此，《窮人》的核心主旨也并非在于社會問題“窮”，而在于心理問題“孤獨”以及由此引發的“可憐”，男女主人公的最后一封信尤其促成了這一印象的形成。小說采用的書信體形式同樣是感傷主義文學的傳統文學形式，沖破古典主義文學條條框框的感傷主義文學作家熱衷于主體意識為先導的書信體、日記和旅行記的主要原因，是讓身為凡夫俗子的主人公能夠通過這樣的形式敞開心扉，直抒胸臆，同時表達細膩的、百轉千回的情感起伏，使讀者盡可能地走進人物的內心世界。初入文壇但立志解開人之奧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書信體寫作他的第一部大部頭作品，正是其完成少年時期設定的人生任務的便捷之路。就語言運用來說，小說的語言、尤其是男主人公杰符什金的語言構成及其語言風格具有鮮明的個性特點，具體說來，一是“啰嗦”或曰“話多”，二是比比皆是的“小詞”的運用，這些“小詞”既包括大量的語氣詞，也包括上百指小表愛的詞語，比如“小天使”“六翼小天使”“小鴿子”“小花兒”，甚至“小子宮”，雖然“小子宮”在俄語中通常用于表達對女性、尤其是對年輕姑娘的溫存愛稱，但滿篇的“小子宮”“親愛的小子宮”依然引起了作家同時代讀者的生理不適。實際上，如果仔細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創作，則不難發現，其作品人物、尤其是社會底層小官吏的這種“絮叨”和“濫情”并不鮮見。須知俄羅斯感傷主義文學語言方面的一大典型特點恰恰是指小表愛詞語的運用，格里鮑耶多夫的劇作《聰明誤》諷刺索菲亞和莫爾恰林的方式之一正是通過二者模仿感傷主義文學主人公而廣泛使用指小表愛詞語體現出來的。

《窮人》在具有濃郁的感傷主義文學特點的同時，又兼具當時自然主義文學的思想特征，真實、自然、深入地描繪普通人的瑣碎日常生活和情感同樣是小說的核心內容。這里有彼得堡大街小巷的燈紅酒綠、聲色犬馬、光怪陸離，辦公室里各色人等的冷酷和溫情閃現，出租屋里不同房客的傲慢和卑微，父子之間的隔膜和親情等等。小說由此豐富了俄羅斯文學中的“小人物”畫廊，至少可以說，以書信體呈現的“小人物”杰符什金比之普希金《驛站長》的維林更豐富，比之果戈理《外套》的巴什馬奇金更立體，彼得堡底層的“小人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這里有了自己的聲音，開始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自己以及與自己類似的人的生活和故事。

縱使涅克拉索夫讀完《窮人》以后發出“新的果戈理出現了！”這樣的驚嘆和贊賞，但文學評論家瓦列里昂·邁科夫的認識在我們看來應該更為準確。在《窮人》發表的同一年，該評論家寫了《略論1846年的俄羅斯文學》一文，明確指出：“果戈理也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罷，表現得都是現實的社會。但果戈理主要是社會詩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是心理詩人。對于一個人來說，個體作為某個社會或某個圈子的代表而言重要；對于另一個人來說，社會本身因其對個體的個性產生影響而言有趣?！盵1]邁科夫實際上預言性地總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未來全部創作的特點，亦即作家關注的從來都是人，具體社會和特定圈子里的人的典型性格，并進而在社會大背景下和時代氛圍中挖掘形成這種稟賦的外在和內在因素，而這一特點正源于其解開人這個奧秘的初衷。白銀時代宗教哲學家別爾嘉耶夫極為珍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原因，也恰恰在于他認為后者的創作永遠都圍繞被稱之為存在主義者的哲學家本人最為重視的人、上帝和自由創造而展開，這種認識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人從來都是作家視線的聚焦點，同時也回答了陀氏作品為什么歷久彌新、從不過時的問題。

當然，我們知道，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一創作特點被普遍認可、他不斷被認定為“心理學家”的時候，作家本人卻說他不是心理學家，他是“最高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者”。換句話說，在作家本人看來，人心理的現實、隱藏在人心幽暗地下室里的現實才是最高意義上的現實，解開這個現實的奧秘才能解開人這個奧秘，與此同時，刻畫人物的心理對作家來說從來都不是目的，更不是塑造人物形象的單純的藝術手段，透過人的心理洞察人心、了解人為何物，才是作家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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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意義上說，十年苦役、流放、充軍之后讓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進入文壇的《死屋手記》是其創作生涯中的里程碑，是其一步步深入洞悉人性、認識人究竟為何物的里程碑。脫離熟悉的環境、貼近陌生的人群并在其中發現一個新大陸，由此擯棄人往往容易陷入的先入為主的剛愎自用，正是“死屋”饋贈給作家、同時通過作家奉獻給世人最珍貴的禮物。

在羈押地有時會有這樣的情形，你認識一個人好幾年了，你以為他是野獸，不是人……冷不丁地偶然一個時刻，他的心靈不由自主、沖動地呈現在外，您在里面看得到如此的豐富、情感、心，對自己和他人的苦難有如此鮮明的理解，似乎您的眼睛睜開了一樣，最初的一刻甚至難以置信您親眼看到和親耳聽到的東西。[2]

這段振聾發聵、醍醐灌頂的話實際是在詮釋“不論斷人”的箴言：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對另一個人蓋棺論定，不管他自以為如何了解另一個人，每個人都有不為人知、甚至不為自己所知的一面，這一面可能是美好的，也可能是陰暗的，這里體現的正是人性的復雜，或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是極其隱秘的“最高意義上的現實”。在作為《死屋手記》前奏的1854年寫給哥哥的一封信里，作家也表達了類似的認識：

……人不管在哪里都是人。我四年里在苦役地的強盜中間終于剝離出了人。你是否相信：存在深刻的、強有力的、美好的性格，在粗魯的外殼底下尋找金子有多么快樂。而且不是一塊，兩塊，而是好幾塊。[3]

在人身上發現人，在人身上一定能發現人，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形成的新的認知，它不時回響在作家不同時期的創作之中，直至最后一部鴻篇巨制《卡拉馬佐夫兄弟》，在該小說第一章的結尾我們就讀到了這樣的句子：“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壞蛋也比我們通常對他們的看法要天真得多和淳樸得多。我們自己亦然?！盵4]對此特點，魯迅先生在《〈窮人〉小引》中的評論入木三分：“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污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污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盵5]

人性復雜的原因之一在于人有沖動，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認為，俄羅斯人更是如此。如果說上面引述的內容主要聚焦于情感沖動的美好，在于沖動中袒露出來的隱藏的“金子”，則表現沖動的惡果，或如別爾嘉耶夫所說的沖動的“巖漿”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擅長。在1873年《作家日記》的《伏拉斯》一文中作家集中探討了這個問題。有感于俄羅斯鄉村的兩個小伙子打賭誰敢對著圣餐、即耶穌的身體開槍，作家對俄羅斯人為什么會熱衷于爭論、打賭“誰比誰做得更放肆”這樣的現象進行了深入觀察，由此發現了“在最高程度上對我們從整體上表現出整個俄羅斯民族”的“民族典型”：“首先是在一切方面忘記一切尺度……這是一種跨越邊緣的需求，一種對呼吸停止感覺的需求，達到深淵，半個身子吊在里面，往無底洞里張望，在個別但卻十分不稀有的情況下像個瘋子似的大頭朝下撲進去……”[6]幾乎原封不動的話，《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同樣說過。

這種忘記一切尺度的沖動，作家本人應該是不陌生的，在國外一度沉迷賭博、總是賭得身無分文、預支稿費也要賭、終至債務纏身面臨牢獄之災的經歷無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小說《賭徒》的現實基礎和直接動機，是促使其思考沖動這個魔鬼的根本原因。該小說的主題就是人性中不可理喻的非理性沖動、狂熱、失控，各種形式的、忘記一切尺度的沖動、狂熱和失控。沖動是魔鬼，它與人是否擁有智慧沒有多大關系，而這正體現了人性的復雜。另一位白銀時代宗教哲學家羅贊諾夫之所以喜愛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因正在于作家極其深刻地表現了具體的個人、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發展過程中都有可能經歷的U字型三階段的中間階段，即U字的底部階段，也就是墮落階段。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長的不僅是表現墮落階段，更在于表現作品人物從墮落的深淵向頂端攀爬的努力，魯迅先生的評述正源出于此，而這也是陀氏洞察人心幽暗的地下室但卻從未喪失對人的信心的原因所在。

該小說還通過男女主人公糾結的愛情關系呈現了作家其他更為著名的作品中“馴服吧，驕傲的人”的主題，而這一主題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失控的情感有著直接的關系。人與人之間、尤其是男女人物之間的這種說不清理還亂的關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比比皆是，而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作家看來，一方面，與非理性的沖動有關，另一方面，則源于人的“面子”和人自我感受中“受到羞辱的自尊”以及由此導致的變本加厲的任性，也因此才有了“馴服吧，驕傲的人”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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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人性、深入洞察人性的復雜甚至讓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與其說是文學作品、不如說是反理性宣言的小說《地下室手記》。小說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地下室人”絮絮叨叨的宣言，第二個部分是主人公以自身現實生活中的案例為第一個部分作注解。

宣言的核心內容就是否定和駁斥鐵一般的定律“二二得四”，即早已得到公認、似乎無可辯駁的事實，可主人公卻就是要撞破這道墻，哪怕頭破血流，哪怕對自己沒有一點益處，甚至只有害處。小說中鐵律一般的“二二得四”集中通過理性健全之人以“真正利益”為出發點行事做人的社會共識表現出來。展開來說，即是主人公激情洋溢的自問自答：

請問，是誰第一個宣布，是誰第一個宣告，一個人之所以凈干卑鄙下流的事，乃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在這數千年中，究竟何年何月，一個人僅僅是出于自己的利害考慮才去做這做那的呢？……有些人明知道……完全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可是他們硬是把自己的利益擺到次要地位，奮不顧身地硬要走邪路，去冒險，去碰運氣，可是誰也沒有、什么事情也沒有強迫他們去這樣做的呀，似乎他偏不愿意走指給他們的正路，而是頑固地、一意孤行地硬要開辟另一條困難的、荒謬的路……[7]

就像小說主人公的現身說法一樣，他明明早就清楚與從前的同學聚會必將“自取其辱”，可為什么還一定要去呢，而且是在打腫臉充胖子的前提下？他的內心明明對妓女麗莎懷有同情和憐憫，可激發出對方人的自尊感受之后為什么要殘酷地侮辱她呢？或者用主人公自己的話說：“為什么偏偏在我最清醒地意識到根本不應該做這種事的時候，我卻偏要去做這種事呢？我越是認識到善和一切‘美與崇高’，我就會越深地陷入我的泥淖以致完全不能自拔?！盵8]

可以說，這是人性的難解之謎，是人心不可捉摸之處，而導致這一切的有人性中非理性元素在作祟，同時也與感覺自尊受辱、或是“面子”受傷的人病態的自我確定有著密切的聯系。在“環境決定論”、“靴子比莎士比亞和普希金更崇高”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盛行的1860年代寫出反理性主義小說《地下室手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擊了當時自以為是、自信滿滿地認為改造了環境就可以讓人變得更好、以及是“環境吃人”的論調，對于作家來說，洞悉人這個奧秘并借此努力促成人性的升華才是第一位的，而環境只是對人的行為有一定的影響而已，甚至二者之間往往沒有任何關系。正因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大量創作中以及《作家日記》中才展現了各色人等無數的、用理性無法解釋的非理性行為，對于其所處時代流行的所謂“現代法庭”上巧舌如簧但卻獨獨缺失良心的律師把犯罪全都推到環境頭上予以了質疑。在作家看來，犯了罪的確需要刑事懲罰，但真正的懲罰并非來自法律審判，而是來自良心譴責。

《罪與罰》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大學同學拉祖米欣的質問最有代表性，也最能說明問題：一個名利雙收、志得意滿的老爺誘奸一個幼女，是環境讓他這樣做的？當然不是，這是人性使然?！度耗А分械乃顾蛄_金誘奸幼女同時又因為夢見人類黃金時代的落日斜暉、歡聲笑語而淚流滿面，從又一個側面印證了人性的奧秘。人心的地下室幽暗、骯臟、深不可測，與此同時這漆黑一團的骯臟中又時時閃現出美與善的光輝，或如魯迅先生所說的“污穢中埋藏的光耀”，這一切構成了人的奧秘。不夸張地說，1860年代開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難見徹頭徹尾沒有一絲光耀的所謂“惡人”，《白癡》中的羅戈仁不是，《罪與罰》中的斯維德里加伊洛夫不是，《群魔》中的斯塔夫羅金不是，甚至連老卡拉馬佐夫都不是，這些用“健全理性”理解不了的人物的存在實際上是在回答人為何物這個問題，或者正相反，讓人無法回答人為何物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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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創作生涯中最后的一部鴻篇巨制，《卡拉馬佐夫兄弟》無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集大成之作，它不僅集中了作家之前創作的各個主題，而且是作家創作思想的總結，具體而言，甚至可以說是作家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曠野呼告。

俄羅斯白銀時代學者莫丘爾斯基在專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與創作》中已經指出過：該小說是作家創作的“巔峰，其中呈現出作家整個創作的有機統一……作家表現的三兄弟是精神統一……這是三位一體結構的共聚個性”。[9]需要強調的是，在我們看來，作家表現的“精神統一”不只是通過“三兄弟”，而是通過小說中所有的人物，“兄弟”也不是狹義的“三兄弟”，而是在同一個社會、甚至整個人類社會中存在著必然聯系的每一個個體。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小說題目中的“兄弟”一詞，也就可以從一個側面洞悉其宏大敘事的豐富底蘊。

如果說這是莫丘爾斯基專注研究《卡拉馬佐夫兄弟》得出的結論，則回顧該小說的創作歷史，就會對這一結論形成更為真實可信、言之成理的認識。在此將要牽扯出的是對小說的創作產生了直接影響、“共同事業”哲學思想的提出者費奧多羅夫。我們知道，由該哲學家的弟子在其身后出版的《共同事業的哲學》記錄了他的主要觀點及其對這些觀點的論述，多為一些未完成的片段。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題為《論兄弟情誼或曰親緣關系、兄弟不睦和喪失親緣關系亦即世界不和睦諸原因以及恢復親緣關系的手段》，是哲學家1878年專門為了向陀思妥耶夫斯基闡明自己的觀點而撰寫的。眾所周知，《卡拉馬佐夫兄弟》正是作家1878年開始創作的，因此應當承認，費奧多羅夫的哲學思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部小說的內在意義有著密切的關聯。

在闡述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時候，費奧多羅夫同樣訴諸了三位一體的形象，認為照著統一的三位一體上帝的形象被創造出來的人類將會是不朽的、統一的，同時又是多面的，但目前的人類形象不充分，不圓滿。有哲學家特別指出：“三位一體的學說中蘊含著人類共同作為的道路，世界歷史的法則不在于知識的意義，而在于指明道路的意義?！盵10]這里有兩個重點，一是整個人類應當共同行動起來，共同創建人與人之間和睦、和諧的美好世界；二是僅僅掌握人與人之間應該和睦和諧、人們應該相親相愛、天下一家親、目前的人類狀況不圓滿、應為之努力這種知識還遠遠不夠，清楚應該如何去做、指明如何做的道路才是最重要也最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卡拉馬佐夫兄弟》就是在指明如何走這條道路的?？梢詮恼磧蓚€方面來分析作家對該問題的表現。

從反面來說，為什么人與人之間做不到相親相愛？是什么妨礙了人們相親相愛、妨礙了天下一家親這個美好愿景的實現？是相互隔離，在隔離狀態下人們各自為政，每個人只顧著自己，以自我為中心，或者更準確地說，都只顧著自己的面子，而驕傲、傲慢、虛榮等很多妨礙人與人之間和睦關系的問題就是由此而生的，與此相關，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在不同時期的創作中一次又一次呼喊：“馴服吧，驕傲的人！”小說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到處扮小丑耍寶、但骨子里像刺猬一樣桀驁不馴的老卡拉馬佐夫，為此佐西瑪長老給了他兩條訓誡：“最要緊的是不要自慚形穢，因為一切皆由此而起?！崩峡ɡR佐夫的反應是：“您這話似乎把我一下子看透了，看出了我的心思。每當我見到別人，我總覺得我比任何人都卑鄙，大家都把我當小丑，于是我想：‘好吧，我就當真做一回小丑吧，我不怕你們對我有看法，因為你們大家比我還卑鄙！’因此我當上了小丑，當小丑是因為我自慚形穢……我胡鬧就因為我多疑。只要我深信，我跑到一個地方，大家會立刻把我當成一個最可愛和最聰明的人對待……那時候我會成為一個多么好的人??！”[11]這里實際上同時折射出了人與人之間關系不和睦的原因，縱使路是人自己走出來的，但在老卡拉馬佐夫的人生道路上影響他乃至人類目前的形象不充分不圓滿的無疑有他人的作用。佐西瑪長老的第二條訓誡是：“主要是不要信口雌黃，自欺欺人……自欺欺人的人也最容易覺得自己受人欺負……受了委屈還覺得挺高興，甚至感到很得意，這樣發展下去就會漸漸變成真正的怨天尤人……”[12]對于這樣的意見老卡拉馬佐夫同樣是認可的?？v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可以看到，并非以自身利益為目的信口雌黃、撒謊成性的人物比比皆是，這種貌似與維護“面子”相反的“去面子化”細究起來，根源依舊在于面子長期受損導致的結果，借用當代醫學術語表達就是精神疾病“應激反應障礙”。小說中的其他主要人物也因為“面子”問題不同程度地失了常態：兩個女主人公格魯申卡和卡捷琳娜·伊凡諾夫娜皆是如此。有學者認為在“救贖犧牲”問題上觀點體現出猶太教《塔木德》思想、不是不接受上帝而是不接受上帝創造的世界的伊萬。[13]在我們看來，其認識的形成同樣是源于無辜兒童犧牲的無謂性而產生的人的傲慢，甚至連阿廖沙都由于佐西瑪長老的尸體違背造化地發臭而在瞬息間開始忤逆上帝，打算破罐子破摔了，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面子受辱。

從正面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指明的道路在哪里呢？應該怎樣做才能恢復人與人之間的兄弟情誼和親緣關系、實現天下一家親呢？《尾聲》中的第三章《伊柳舍奇卡的葬禮。石頭旁的演講》無疑是小說的點題部分。阿廖沙在這段演講中的核心內容是人與人要相親相愛，要和睦，每個人把每個人都珍藏在心里，永不相忘。做到這一點看似容易、實際卻艱難，辦法就是珍藏美好的記憶，尤其是童年時期留下的美好記憶。哪怕僅僅從這一段話里我們都不難發現作家對表現殘缺不全的“偶合家庭”的重視及其對俄羅斯社會精英階層普遍存在的這種現象的抨擊?！芭己霞彝ァ崩镩L大的孩子不僅缺失父愛，沒有童年，更遑論不可或缺的父親應該承擔的培養責任心的言傳身教的教育和美好的童年記憶了。這段演講同時也呼應了佐西瑪長老的教誨：世界就如同大海，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會像一個小木片，雖然它被拋入大海，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它就會浮出水面，回到岸邊。因此，人不要以為自己做了好事別人不知道，做了壞事別人也不知道，實際上永遠有人會看到。人可能無意間做了一件很小的壞事，正巧被一個孩子看到了，并因此在他心里結下惡果。用中國古代的名言警句來概括就是：“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p>

小說中的“一磅核桃”和“一棵蔥頭”的故事是對這段點題之語的絕好詮釋。三四歲的時候，德國醫生送給米佳的一磅核桃讓這個成年之后清醒地意識到人在行為上往往受魔鬼的誘惑而追求淫亂之城、邪惡之城的理想但內心深處卻在渴望圣母理想的粗魯的軍官心中給“圣父圣子圣靈”保留著一塊圣地，給崇高與美的代名詞席勒留出了一個位置，同時能讓他在被抓捕的當天做了一個關于“娃娃”的夢，在夢里哀嘆饑餓的娃娃和無聲地流著眼淚的母親的悲慘命運，哀嘆自己為什么不能為改變他們的命運去做點什么，并在夢醒的時候臉上掛著淚珠。而一棵蔥頭的故事讓阿廖沙發現了格魯申卡是真正懂得什么是愛并踐行愛的“姊妹”，哪怕這愛看起來似乎只有一棵蔥頭那么微不足道，但就是這一點點的愛讓阿廖沙這個一度質疑上帝不公的軟弱的人站起來的時候成為了一個信仰堅定的戰士。阿廖沙的這一發現與德米特里和老卡拉馬佐夫對她的認識如出一轍：前者認為她的內心是純潔的，后者說她的“愛多”也并非信口開河。

由此可以說，小說的核心主題正是里面反反復復出現過的一句話：“一切人為一切罪負責?！币嗉疵恳粋€人都要為每一樁罪承擔責任，沒有一樁罪跟你無關，沒有人可以處身事外。這樣的認識只有從費奧多羅夫闡述的人與人之間具有親緣關系、人與人之間全都是兄弟姐妹、天下一家親這個角度才可以理解。這種認識呈現的正是東正教的核心本質——“共聚性原則”。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國近幾年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此認識殊途同歸，它基于中華民族的傳統智慧，也是21世紀我國對解決世界紛爭的杰出貢獻。

當然，我們知道，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表達的一個美好愿望和至高理想，這個美好愿望和至高理想貫穿在作家的全部創作之中。與此相關，我們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極為珍愛的文學作品是洋溢著理想主義色彩的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和雨果的《悲慘世界》，而作家本人有以“拯救世界的將是美”為主題的《白癡》，有看似荒誕的《一個可笑人的夢》，《卡拉馬佐夫兄弟》的“作者的話”也開門見山地點明了這一點：“我要給我的主人公阿列克謝·費奧多羅維奇·卡拉馬佐夫立傳……我自己也知道他決不是偉人……此人尚未定型，難以捉摸……也許，有一點倒是沒有疑問的：此人很怪，甚至是個怪物?！盵14]可以看出，這些作品的主題都是圍繞著理想主義展開的，而在現實主義為主導的人類社會中理想主義在很多人眼里往往是可笑的，堅持理想的人常常被看成是可笑的人。

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直抒胸臆、與當時嘲笑理想主義的人辯論、1876年《作家日記》登載的政論文章《做一個理想主義者可恥嗎？》中我們了解到，對于作家來說，理想主義就是“美和崇高”，他在結論中開誠布公地說明了自己堅持理想主義的根本原因：

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只要他們真誠和寬厚，有著同一個本質——愛人類，有著同一個對象——人……對于自己的理想主義沒什么好羞恥的：這是達到同一個目標的同一條道路……理想主義永遠不會從世上消失……各民族最為寶貴的就是擁有理想并保持它們，有的神圣思想不管一開始在智者的眼睛里看起來是多么微弱、不實際、具有理想色彩、可笑，但總是會找到一開始就信仰布道者并貼近光明事業的貴族院成員……他們不怕與自己的智者分道揚鑣。就是這樣小小的、不具現代性的、不實際的“可笑的小思想”在成長和充實，最終征服世界，而貴族院的智者們三緘其口。[15]

兩年過后，同樣的觀點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得到了再一次的表達：“大家都力求團結、在普遍的混亂中求同存異的時候”尤其需要“怪物”，“……怪物‘并非永遠’是局部和孤立的現象，而且相反，我們常常會遇到這樣的情形，有時候他倒成了整個社會的中心，而與他同時代的其他人因某種風刮來，大家不知怎的都暫時離開他了……”[16]

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越來越務實的人類社會顯得曲高和寡的曠野呼告，是他為在塵世間踐行“積極的愛”或曰“行動的愛”的“怪物”、“義人”阿列克謝·卡拉馬佐夫樹碑立傳的創作動機，因為俄羅斯民間諺語表達的民族智慧是：“無三義人則無屹立之城?！?/p>

從陀氏傾盡全部智慧表現人性、人心地下室的“最高現實”到構建“人類一家親”的美好愿景，結合作家諸多文章的主旨不難發現，前者是其創作呈現的現象，后者才是本質追求，是我們今天依然讀他并通過閱讀獲得精神力量、對人類未來產生信心的價值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經久不衰的原因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