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魏禧古文“悍”的風格特征

■江梅玲 王利民

魏禧的古文擅長辯論，斗爭性、批判性極強，呈現出了“悍”的獨特風格。這與他本人直爽銳利的個性有直接關系，同時受家風、學風、時代環境及自然環境等多方面的影響。他很注重辯論的客觀性與邏輯性，認為事理的積累，豐富的閱歷是古文創作的基石，其古文的“好斗”尤其體現在對政治斗爭、殺伐之事的論述中，這些論述充滿著獨斷勇武之氣。他還往往“以兵喻文”，使文章流露出嚴整強悍之氣。他將“文以載道”的思想延展為“文以載道，氣以載文”，突出了具有力度屬性與個性特征的“氣”對文章的主導作用。因此，他不僅構建了以“氣”為中心的文論思想，還將自己的古文創作納入儒家體系。

魏禧作文講究經世致用，古文創作多為史論、策論，文風鋪張揚厲，有縱橫家的氣質?！肚迨妨袀鳌穼⑵湮脑u作“策士之文”［1］（《文苑傳》，P5721），又稱其“論史斬斬見識議”［1］（《文苑傳》，P5673）。清人宋犖、許汝霖選編的《國朝三家文鈔·序》中說：“踔厲森峭而指事精切，鑿鑿乎如藥石可以伐病者，魏氏之文也?！保?］指出了魏禧古文凌厲峭拔，論述精確、果斷，批判性強的特點。

魏禧的古文含有“反清復明”的思想，在清代被列為“禁書”，故而研究者寥寥。近代學者劉師培認為，魏禧古文善談兵法謀略，文風奇險，屬于兵家之支派。［3］這里便指出了魏禧古文的奇險強勁與“兵事”有關，但并沒有展開論述。新時期以來對魏禧古文風的研究逐漸增多。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稱魏禧散文“行文酣暢，凌厲雄杰”［4］。學術界對于這種說法普遍認同。如戴存仁、馬將偉、朱澤寶等學者分別從情感的飽滿，論述的果斷，氣勢的豐沛等方面論述魏禧散文“雄放凌厲”的風格。①萬陸則指出魏禧古文之所以汪洋恣肆，與他交友甚廣有關系。［5］但交友與環境是如何影響其個性及創作的，則缺乏論述。

魏禧古文的“雄放凌厲”不僅體現在論述的堅決，情感的飽滿及氣勢的豐沛上，還在于他擅長辯論說理，古文中表現出強烈的斗爭性、批判性。這種斗爭性、批判性，體現在文章中，是論辯方往往以搏斗的姿態出現，有理有據，直指對方要害，如攻城略地。另外，魏禧的古文多探討兵刀之事，見識深遠，屢屢言殺，駭人眼目。魏禧思力銳悍，往往突破常識俗見，一意孤行，使他的古文常常給人以奇特、反叛的觀感。這些特點，受到了他身邊門人、好友等的關注。如魏禮評《伊尹論》道：“洗發剴切老到，而思力強烈，令讀者目精驚悍，不敢暫瞬?！保?］（卷一《伊尹論》，P324）閔麟嗣評《阮籍論》道：“筆力堅渾恣悍，人不易到?！保?］（卷一《阮籍論》，P339）溫伯芳評《宋論上》道：“筆勢若饑鷹之搏兔，論似奇險，究竟不出人心口間，然誰敢形之于筆，而又能如此猛鷙迅悍耶！”［6］（卷一《宋論上》，P347）這里提到的“驚悍”“恣悍”“迅悍”都是形容文章的斗爭性強，奇險銳利。古代文學素來有一字定評的傳統，如“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柳泉歐瀾”“韓海蘇潮”②等，都是用一個字概括出作家的總體風格特點。筆者認為，“悍”字最能代表魏禧古文的藝術風格?！墩f文解字注》道：“悍，勇也，從心，旱聲?！保?］“悍”乃勇猛剛強之意?！昂贰弊指訙蚀_地概括出了魏禧古文的戰斗力、批判性，突出了他古文凜然不可犯的勇猛。魏禧在古文創作中自覺地彰顯個性，追求殺伐勇武的“悍”的獨特風格。本文試從以上角度探討這種風格的形成原因、具體表現與理論構建。

一、古文的“好斗”“善辯”及其形成原因

魏禧的古文言辭犀利，斗爭性極強，與他本人的性格氣質有密切關系。魏禧稱：“吾兄弟少好口語，舌鋒铦利，頗以此賈怨謗?！保?］（卷六《寄兒子世侃書》，P500）魏禧個性直露，好與人爭辯，言辭犀利。17歲時，他曾經在一次宴席之上直接披露關于他人的不實傳聞，不想當事人正在席間，魏禧又驚又慚。這種口無遮攔、坦率直接的個性也受到了嚴厲家風的影響。他曾回憶道：“夜夢臥床上，先夫子呼之起，為指數禧過失六七條，皆人倫間事，深中病痛?！保?］（卷七《與楊御李進也》，P523）魏禧之父魏兆鳳對他督責甚嚴，往往直陳其過，行峻言厲，讓他在夢中亦心懷忐忑。正是這樣嚴厲的家風，養成了他直爽銳利的個性特征。

甲申之變，國家的滅亡徹底改變了魏禧的命運。他早年學習制舉業，十分刻苦，一心希望報效國家。國變后，他隱居山中，盼望國家恢復。深切的家國之恨激發了魏禧強烈的責任感及批判意識，他雖不能親自上陣殺敵，但在思想層面上，他確實是一個斗士。他在給李元仲的手簡中說：“往潮州總兵劉月亭嘗切齒言曰：‘明末人最是皮厚，掐之無一點血出，故于君親，一毫無情?！車@服斯言，謂百千士大夫卻被武人一語罵殺。此病至今，且成痿痺?！保?］（卷七《與李元仲》，P524）文中借潮州總兵這一武將之口，痛斥明末士子們面對國家滅亡卻無動于衷，毫無血性。與被虛偽道德所束縛的士大夫們相比，反倒是直來直去的武將，彰顯了真性情，顯得更有擔當。

魏禧反對空疏的士風，推崇實學，是為了救亡圖存。他精研兵法謀略，關注政治斗爭，撰有《左傳經世鈔》《兵法》《兵謀》等政治軍事著作，并表現出了“強烈的向慕豪杰的心理”［8］。他中晚年曾多次出山，前往江浙一帶，結交當世青年豪杰，這些行為都暗藏著“反清復明”的目的。他認為在復雜的政治環境里，不可一味恪守所謂的禮義，要審時度勢，運用權謀之術，合理斗爭，才能達到拯救國家的最終目的。謝文洊曾寫信給魏禧，指出：“君子自有君子之才智，不必借用小人之術?！保?］（卷五《復謝約齋書》，P456）魏禧認為友人的說法過于迂腐，不切實用。他指出，只要結果是理想的，手段不必過多計較：“但思如溫太真批錢世儀，涕泣王敦，此全是小人詐術，求之古君子中，未嘗有此。然太真不如此則賊不可平，國不可保?！保?］（卷五《再答謝約齋書》，P474）溫嶠在出任王敦的左司馬時，洞悉其有謀反之心。在借機回京之前，溫嶠有意在宴席上輕賤王敦的寵臣錢鳳，之后又在王敦面前哭泣，表明自己的忠心。之后錢鳳果然向王敦進言，認為溫嶠不值得信任。王敦則認為錢鳳是為了報復溫嶠酒席上的失禮，并未聽從他的勸告。溫嶠回京之后就向晉明帝稟明了王敦的叛亂野心，朝廷于是加以防范，最終平定了王敦之亂。魏禧認為溫嶠虛情假意，離間錢、王二人，雖是“小人之術”，但最終護衛了國家，是真君子。魏禧認為君子可以使用“小人之術”，這種見解可謂挑戰常識俗見。而君子之虛名與家國之成敗，孰輕孰重，有識之士自可衡量。魏禧之論，雖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能使人信服。

魏禧的個性也受到易堂學風的影響。易堂九子以文章節義相高，論學時往往各抒己見，坦蕩直言，相互指摘，“縱或征色發聲，頃復其故?！保?］（卷五《與李咸齋書》，P472）九子之間疾言厲色的辯駁，乃至不留情面地指出對方的過錯，并不影響他們彼此之間的友誼。對于此，魏禧稱：“吾輩德業相勖，無兒女態。然氣誼所結，自有一段貫金石、射日月、齊生死、誠一專精、不可磨滅之處?！保?］（卷五《復六松書》，P473）就道出了九子精誠為學、砥礪共進的治學品格。在魏禧看來，九子是性氣相投、共患難生死的大丈夫，無矯揉造作、孱弱扭捏之態?；诖?，魏禧的論學之作大多直陳其事，言辭懇切，給人以痛快淋漓之感。他還指出，人的個性氣質會受到自然環境和風土的影響，從而左右文學作品的風格。他說：“十五國莫強于秦，而詩亦秦為矯悍……故言詩者必本其土風?！保?］（卷九《容軒詩序》，P619）秦地尚武，秦人養成了剛強不馴，勇猛勁健的性格特征，故而秦國的文學作品矯悍有力。他還說：“司馬遷，龍門人，縱游江南沅湘彭蠡之匯，故其文奇姿蕩軼，得南戒江海煙云草木之氣為多也?！保?］（卷八《曾庭聞文集序》，P563）魏禧指出，司馬遷雖生于北方，但他暢游江南山川湖泊，生活閱歷豐富。其文學創作也沾染上了江南草木煙云之氣，雄奇健雅，變化多端。

魏禧個性氣質的形成，亦有江山之助。他所隱居的金精翠微峰地勢非常險要，“石根拔起，墻立八百尺”［6］（卷十《陳文長畫竹冊敘》，P637）。翠微峰雄偉峻拔，山石奇險，有利于他直爽銳利、豪邁不羈性情的形成。魏禧常年隱居山中，“以養谷氣，遂得優游放論，快生平之所欲言?！保?］（卷八《內篇二集自敘》，P546）他在山中不受拘束，從容自在，得以暢所欲言。自然環境促成了他能言善辯的個性。他描繪自己的所居之地：“壑風千尺，倒上吹墻屋，洶洶有聲，雨雪雜下?！保?］（卷八《曾庭聞文集序》，P563）文中用一“倒”字刻畫出了山谷之風的洶涌肆虐，體現出了山勢的奇險壯觀。正如馬克思所言：“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保?］魏禧所描繪的險峰奇石與他本人勁健銳利的個性交相輝映，充滿張力。魏禧認為文章的寫作一定要以豐厚的學養和生活閱歷為基礎。由此，他提出了“積理”“練識”的主張。他說：“為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積理而練識?！保?］（卷六《答施愚山侍讀書》，P494）他認為，文章的寫作需要不斷積累素材和道理，并從中辨別真偽，提煉出獨特的見識和觀點。他認為“理”存在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創作者要善于觀察外物，充分領悟世態人情，如此，一遇有事，則“大小淺深，各以類觸，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御?！保?］（卷八《宗子發文集序》，P570）在說理的過程中，若能充分調動自身的積淀和素材，觸類旁通，那么行文自然氣勢悍然，不可抵擋。因此，魏禧主張治學者應博覽群書，游歷天下，以增長見聞，積累社會經驗，培養雄辯之才。

魏禧很重視論辯的客觀性和邏輯性。他認為，即便是博覽群書、見識廣大的博學者，也未必能做到以理服人。這是因為博學者往往過分看重自己的學識，為了維護自身觀點，他們便旁征博引，乃至穿鑿附會，“故其文愈根據而愈畔于道”［6］（卷八《朱錫鬯文集序》，P553）。魏禧對這種“立論不實”的現象進行了批評，指出在論述時要注意“折中圣賢之理”［6］（卷八《朱錫鬯文集序》，P553），不能偏離客觀正大的道理。在闡述前人未曾言明的道理時，要“引申觸類，互推而得其說”［6］（卷八《朱錫鬯文集序》，P553），注意行文的邏輯性，有理有據，層層推演，如此方能得出別人無法駁倒的結論。

二、古文中的獨斷殺伐之氣及“以兵喻文”

身處亂世之中，魏禧有尚武的傾向，其古文創作多談及政治斗爭和軍國大事，關乎生死存亡。他推崇“秦氣”，而秦國之所以能一統天下，正是倚仗著它凌厲天下的武力。魏禧古文的“好斗”“善辯”尤其體現在對殺伐之事的論述中?！拔闹袣⒙暋笔瞧涔盼牡孽r明特點。他在《宋論上下》中評論北宋新舊黨爭一事。元祐初年，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被重新起用，新黨紛紛被罷免。魏禧認為這時候正是舊黨鏟除新黨的絕佳時機：“使此時能取小人之桀雄者斬殺之，其次者竄逐之，則太后雖崩，無足慮?！保?］（卷一《宋論上》，P346）他認為王安石變法是小人亂政，舊黨在得勢之后就應該當機立斷，誅殺新黨骨干，使新黨再無翻身之日。他還說：“呂惠卿首附安石以害天下，自當誅不逾時”［6］（卷一《宋論下》，P347）魏禧對宋朝不殺文士的政策頗為不滿，主張立刻殺掉新黨魁首呂惠卿，讓王安石失去左膀右臂。他以孔子誅殺少正卯為例，指出圣人雖然推崇仁德愛人，但誅殺亂臣賊子亦毫不手軟。如，他評價岳飛班師回朝之事：“然檜以一人主和其內，諸道之師悉罷，甚至矯制殺飛，而天下事遂不可為?！保?］（卷一《宋論上》，P346）魏禧對岳飛被殺之事深感痛心，認為岳飛忠心報國，聽從君命，卻死于“莫須有”之罪，可謂死不得其所。他指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岳飛應抗命不遵，像楚國臣子鬻拳一般，發動兵諫，“嗚呼！鬻拳兵諫，君子猶以愛君誦之?！保?］（卷一《宋論上》，P346）收復國土之后再自請罪，這才是真正的忠君報國。魏禧認為宋失敗的關鍵不在于小人，而在于君子的不作為。他甚至將宋的衰亡歸咎于其“立國在忠厚”“斤斤然規矩準繩之中”。［6］（卷一《宋論上》，P346）魏禧認為正是因為宋之賢人一再優柔寡斷，循規蹈矩，不敢違背禮法，不敢以死抗命，才最終導致國家的衰敗。魏禧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宋的賢臣君子，可謂一反常論，令人耳目一新。

在宋朝臣子之中，魏禧唯獨欣賞寇準：“排眾論，冒不韙，危天子以成大功者，終宋之世，吾以為寇萊公一人而已矣?！保?］（卷一《宋論上》，P346）稱贊寇準力排眾議的獨斷力。在澶淵之戰中，面對遼軍的大舉進攻，寇準主張迎戰，并且力主宋真宗御駕親征，鼓舞士氣。在寇準的敦促下，真宗北上，宋軍頑強作戰，阻擊了敵人?？軠什幌⑻熳又蒙碛谖ｋU之地，也要抵御強敵，守護國土，體現出了他非凡的政治遠見和過人的膽魄。魏禧對這種“獨斷力”格外欣賞：“嗚呼！天下事壞于因循而成于斷，自國達家，無不皆然?！保?］（卷八《顧氏崇祀錄序》，P548）指出只有堅決果斷的行動力，才可能在生死存亡之際排除萬難，穩住陣腳，成就大事?！懊魍鲋H的說‘宋’，有時直是說明”［10］?？梢?，魏禧對宋亡之事耿耿于懷，實是源自于他對國家的深切之愛。他對于忠臣良將的迫切呼喚，對奸佞小人的痛恨，都是對當時朝廷衰弱的無奈和憤慨。魏禧之論，如今看來不免偏頗，但其獨斷殺伐之果敢，違背君命之膽魄，在時人看來確實是驚世駭俗。魏石床評價《宋論上下》道：“兩論皆踔厲風發，悍不可當?！保?］（卷一《宋論下》，P348）

魏禧的一些史論，雖未直接言“殺”，但識深慮遠，能于平常史實中洞察真相，行文銳利，讓人感覺到殺機暗伏。如《太平興國論》一文就探討了宋太宗頻歲改元一事。魏禧從宋太宗頻改歲元一事，洞察到了北宋尖銳的政治斗爭。宋太宗將年號改為“太平興國元年”，用“元年”來昭示自己將要開創新的豐功偉績。魏禧認為，宋太宗輔助其兄太祖皇帝建立宋朝，功勛卓著，卻以兄長讓位之名登上皇位，太宗“無所以自異，則其心有所不甘?！保?］（卷一《太平興國論》，P349）一針見血指出宋太宗是為了不活在兄長的陰影下，才頻頻改換年號的，其目的就是為了標舉自己為興國第一人。文中又以秦王、建成之事為例，指出太宗與太祖之間的關系與前者類似，都是弟弟功高勞苦，最終取代其兄。陸冰修評價此文：“從興國窺見太宗心事，殺弟殺侄之根便伏于此?！保?］（卷一《太平興國論》，P349）文章隱晦地暗示了為了避免兄弟威脅自己的地位，宋太宗極有可能就是殺弟殺侄的幕后黑手，可謂殺機暗藏，使人讀之不免心驚膽寒。再如，魏禧評價蘇云卿拒絕出仕一事。當時有人認為蘇云卿和嚴子陵一樣，是一位高風亮節的隱士。魏禧卻對此不以為然。他指出，東漢時期，國家政權穩定，朝廷人才濟濟，因此嚴子陵不出仕亦無可厚非，而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張浚為相，小人狐媚于內，金虎視于外?！保?］（卷一《蘇云卿論》，P351）張浚身為宰相，卻沒有容人之雅量，不能聯合趙鼎、李綱等人拯救國家。朝中有秦檜等主和派小人迷惑君王，對外則面臨著金兵的侵擾，可謂是內憂外患。當此之時，國家正是用人之際，然而蘇云卿身為宋民，卻對此視而不見，決計歸隱，不肯為國君分憂。魏禧不但不贊同蘇云卿歸隱的行為，還嚴厲指責他的歸隱是不忠不義的。在明末危難之際，魏禧這一番言論，對那些標榜為隱士，不盡力匡救國家的人，無疑有“敲山震虎”之效。因此，友侄王源評價道：“文字直下刺入處，有寸鐵殺人之能?！保?］（卷一《蘇云卿論》，P352）

魏禧在古文中屢屢言殺，表現出了剛決勇猛之氣，他還常?！耙员魑摹?。如“文章如用兵，貴精而不貴多”［6］（卷七《復羅珂雪》，P528），以精兵簡政來比喻文章用詞不能繁復累贅，應簡約精準；又如“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其弊為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6］（卷八《宗子發文集序》，P570），指出天資聰穎的人，在創作時往往遵從自己的想法，忽視文章的法度，就如不受紀律規范的軍隊，容易失敗。再如“嘗以謂如云氣之變，形態百出，不離其質，如岳家軍，紀律甚嚴而運用無方”［6］（卷十一《湖南道王公六十壽敘》，P691），指出文章的形態和風格雖然千變萬化，但都受到立意的規范，就如紀律嚴明的岳家軍一般，無往而不聽從軍令。這些比喻都非常貼切，且構思奇特。軍隊，兵士，本就帶有銳利殺伐之意，以兵喻文，則行文之中自然流露出嚴整強悍之氣。

三、“文以載道，氣以載文”的文論思想

唐代韓愈、柳宗元發起的“古文運動”，是自覺歸復“文以載道”的文學傳統。宋代之后，受到理學思潮的影響，推崇溫柔敦厚的文風。曾鞏古文因傳承了醇厚而正統的儒家思想而受到理學家的青睞，被推舉為后世學習的楷模。魏禧古文殺伐凌厲之“悍”，似乎不符合傳統儒家的審美旨趣。但從根本上來說，魏禧亦是儒家傳統學術的繼承者，他通過對“文以載道”的創新闡釋，擴大了“道”的內涵，并突出了“氣”對文章的主宰作用。如此，他不僅構建了自己的文論體系，還將自身的古文創作統一到了儒家的規范之中。

作為一名儒家學者，魏禧有意識地將理學“道”論和“氣”論納入到自己的古文理論中。他說：“萬物畢載……所以舉之者，氣也。人之能載萬物者莫如文章。天之文，地之理，圣人之道，非文章不傳，然而無以舉之，則文之散滅也已久?！保?］（卷八《論世堂文集敘》，P559）魏禧的“道”論和“氣”論秉承了前人“文以載道”的文學傳統，但在表述上卻有些許不同。魏禧所言的“道”，不僅包含了傳統的儒家之道，還涵蓋了“天之文，地之理”的自然之道。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魏禧）最大限度擴大了其（道）涵容的范圍，也給了古文以更加多元的發展空間?！保?1］與前人關注“道”的形而上層面不同，魏禧更多關注的是“道”的形而下層面。他重視“道”的現實踐履，即經世致用。這必然導致他更為看重從個體角度、現實層面去考量文章的價值。

魏禧認為“道”得以傳承的關鍵不在于圣人，也不在于經典文本，而在于具有延續性的生命個體。單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正所謂“氣聚則生，氣散而死”，但天地自然之氣，卻是生生不息的。他認為，“圣人之氣”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浩然之氣，與天地自然之氣一樣生生不息。他說：“圣人之氣如天之四時……則莫不可以生物。六經以下，為周諸子，為秦漢，為唐宋大家之文?！保?］（卷八《論世堂文集敘》，P560）自然之氣衍生出了天地萬物，而圣人之氣衍生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學作品。無論朝代更迭，時空變幻，氣都能在天地之間流轉，生生不息?；诖?，魏禧指出：“故圣人不作，六經之文絕，然其氣未嘗絕也?！保?］（卷八《論世堂文集敘》，P559）只要氣未嘗絕，便能將“道”傳承下去。通過這樣的論述，魏禧把理論的焦點從“文”轉移到了具有生命力的“氣”上來。

在魏禧看來，圣人之氣與自然之氣具有同質性，它們的產生都源于“道”。人本是秉持自然之氣而生的，也具備了積養圣人之氣的稟賦。在魏禧的理論框架里，“文”不是第一義的，“氣”才是。魏禧的文論，可以延展為“文以載道，氣以載文”。他之所以將“氣”提到了首要位置，是為了突出文章的力量屬性以及個性特征。魏禧從兩個方面闡述了“氣”對文章的主導作用。第一，氣蘊含“舉物”的力量。氣關乎生命本質，是動態而充滿力度的。正如他所言：“夫得其氣，則泯小大，易強弱，禽獸木石可以相為制，而況載道之文乎?！保?］（卷八《論世堂文集敘》，P560）氣賦予生命以勃勃生機，它擁有承載并制衡天地萬物的強勁力量，亦能支撐“載道之文”。第二，氣具有主體性的特征。個體秉氣而生，其自然稟賦是參差不齊的，后天對道的感知和領悟更是千差萬別，對“圣人之氣”的積養也不盡相同，這也是造成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重要原因。

魏禧強調具有個性特征的“氣”會直接影響到文章的風格。他稱自己“氣質偏駁，終多過舉”［6］（卷七《與先輩》，P523）。魏禧早年個性直率凌厲，文章呈現出激烈急迫的風格。晚年閱歷漸多，他有意識地磨去性格中的棱角，稍稍緩和性氣，其文風也隨之一變：“多和平嗚咽，往復而不盡，又幾于歐陽文忠所為。然其精悍之氣逼出眉宇，不可得而馴伏也?！保?］(曾燦《魏冰叔集序》，P314）魏禧晚年文風頗近于歐陽修，一嘆三詠，曲折幽深。其文風雖有和緩之態，但字里行間透露著自信慷慨，敘事說理準確有力，依然能彰顯出他桀驁不羈的性情?！皻狻弊鳛槿说闹黧w特征，在文章中是一以貫之的。正是因為“氣”對文章有著主導的作用，故而魏禧論文強調氣，他說：“天下文章最苦無真氣?！保?］（卷七《復沈甸華》，P528）他把“氣”看作是文章最難得、最寶貴的特質。其所言“真氣”，是體現真性情之氣，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無論是所積之‘理’，還是所煉之‘識’，難以稱為‘性情’，唯有充溢著強烈個性色彩的‘真氣’才庶幾接近于此處所言的‘性情’?！保?2］

力度與性情是魏禧“氣”論中相統一的兩個維度。其所論之“氣”，分為先天和后天兩個層面。先天的個性為后天之氣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而后天的學習對于氣的養成也十分重要。前文已述，魏禧認為個人的性格氣質會受到環境和風土的影響。他還指出，要使文章具備氣勢，創作者要有意識地培養自己的陽剛之氣。他說：“吾則以為養氣之功在于集義，文章之能事在于積理?！保?］（卷八《宗子發文集序》，P570）又說，在日常生活中哪怕是靜默獨處，也“必剛氣以為之本”［6］（卷十《俞右吉文集敘》，P663）。他認為，道德的積累，生活的積淀是陽剛之氣產生的原因，亦是文章得以自托的根本。他一方面繼承了儒家的“養氣說”，強調個人對“圣人之氣”的繼承和培植；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個體要善于在生活中積累事理，方能培育出蓬勃的陽剛之氣，將“積理”“練識”的主張納入到了氣論中。

總之，具有力度屬性與個性特征的“氣”，是魏禧文論思想的核心。魏禧認為文章的創作要充分展現作家獨特的個性氣質，那么，他在古文創作中將自己直爽銳利的真性情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就變得順理成章了。他所標舉的陽剛之氣與儒家的浩然之氣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文章重視實用，斗爭性強，常談殺伐之事，但其根本出發點是為國為君，最終還是為了維護封建倫理道德，并沒有背離儒家的基本精神，而是進一步發揚了儒家的“良知”思想。因為“中華傳統文化孕育的儒家良知思想真正偉大之處和時代神韻在于能喚醒世人”［13］。魏禧古文之所以呈現出“悍”的觀感，與他本人直爽銳利的個性是分不開的。這種個性的養成，受到家庭、學風及自然環境等多方面的影響。他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際，國家的滅亡激發了他的斗爭精神和批判意識。他鉆研兵法謀略，崇尚權謀之術，都暗含著“反清復明”的目的。他認為創作來源于生活，要在生活中積累事理，方能辯才無礙。同時，他也很講究文章的客觀性和邏輯性。這些一起造就了他古文的斗爭性、批判性。他古文的“好斗”“善辯”尤其體現在對于政治斗爭、殺伐之事的論述中。他還常?！耙员魑摹?，使文章呈現出精悍嚴整之氣?；谶@些特點，他的古文突破了傳統儒家的審美旨趣。但作為一個儒家學者，他通過對“道”論、“氣”論的創新闡釋，突出了的“氣”對文風的主導作用，強調了文章的力度屬性和個性特征，從而將自己獨特的創作風格納入到了儒家的體系之中。

注釋：

①關于魏禧古文風格的研究，可參見：戴存仁《清初易堂九子的文論及其散文》（《江西教育學院學報》1990年第2期)、馬將偉《易堂九子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張云龍《清初散文三家研究》（齊魯書社2007年版）、朱澤寶《魏禧散文研究》（2013年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②“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柳泉歐瀾”“蘇潮韓?！保禾K軾在《祭柳子玉文》中說：“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狈謩e用輕、俗、寒、瘦概括了元稹、白居易、孟郊、賈島的詩歌風格。李涂在《文章精義》中說：“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狈謩e用海、泉、瀾、潮概括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的總體文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