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朱之臣手批《儲王合集》的版本來源及價值考

張 歡，馮小祿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云南師范大學圖書館（原昆明師范學院圖書館）古籍特藏室在1949年前入藏有一套名為《明人手批儲王合集》的楷書精抄線裝本，一匣四冊，不分卷，白口，四周單邊，藍格，八行十九字，明萬歷四十七年抄。前二冊抄錄唐代著名詩人王昌齡詩148題、172首（含失題殘句2首），后二冊抄錄儲光羲詩158題、230首，并有手批者的大量朱墨筆圈點、手書評跋和印章?！坝∽劾?，朱墨燦然”。由于深藏館中，學界罕見紹介和研究。2015年經筆者在之前所指導的碩士研究生專題學位論文的基礎上①李宗峰：《明人手批儲王合集研究》，碩士學位論文，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2012年。，多方查核，考證出此手批者為明末清初的朱之臣，進而指出朱之臣與竟陵派領袖鍾惺、譚元春有密切交往，故其評點具有鮮明的竟陵派特色，是竟陵派詩學在《詩歸》之外的又一重要旗幟②馮小祿、張歡：《明鈔本〈儲王合集〉手批作者考——兼論竟陵派評點特色》，《文獻》2015年第4期。。不過，當時拙文遺漏了一條現代藏書家書目關于該鈔本和手批者的重要信息，今先補充如次，然后討論該鈔本的版本來源和版本價值，以引起相關唐詩學研究的重視。

一

《儲王合集》鈔本計有十一則手書題跋出自同一人之手，其中第一冊卷首的文字最長，兩頁，221字，非常詳細地透露了本書的抄錄時間和手批者的評跋始末、出處仕履、鼎革心態等信息：

大明萬歷四十八年己未，余任楚屯鹽道，命侍書錄王江寧、儲魯國詩二冊。次年庚申，泰昌元年，余鎮井陘，攜此行笥中。天啟元年辛酉，謁告家居。至崇禎三年庚午，小草貴陽貴寧道。五年壬申，量移江右寧州道，未任，調嶺南觀察。七年甲戌，轉該省右轄。八年乙亥，任江右左轄。十二年己卯，在關中鎮莊浪道，遠留此冊金陵書屋。十六年癸未，晉南鴻臚南太常。是年先帝晏駕，次為洪光先帝元年。甲申正月，遷刑部右侍郎；四月，轉兵部左侍郎。此卷適在目前，故前后評點、題跋略有深意。自后滄桑感涕，不復提筆著語云。西州遺民八十五翁書于白下西園隱居。歲己亥，日中元。

“歲己亥，日中元”為雙行小字，鈐“西州/遺民/朱子”白文長方和“青城/山還/陽子”白方印，左鈐“文登于氏小謨觴館藏本”白文長方藏章，引首則鈐有“西州遺民”白文長方印。按：開端的“大明萬歷四十八年己未”，據另兩則題跋“王昌齡詩……己未花朝，繁川居士”和“萬歷己未九月初五日，游西山”，四十八年當為“四十七年”之筆誤。

對此一題跋所涉及的手批者履歷，該鈔本在錄“王昌齡詩”之前另有一則署名“晤莊居士”的兩頁題識文字有所考辨：

此書前后評跋，頗見手意，且印篆累累，朱墨燦然，獨不著姓氏。乃以其首帙履歷考之，并西州遺民之章，其人約略可知矣。第有不可解者。其言十六年癸未晉太常，是年先帝晏駕。而思宗殉國在甲申三月，夫誰不知？此訛為癸未，絕不可解。再次為弘光元年，似直指甲申矣。而福王雖以五月至南京踐位，沿以明年為元年，是弘光改元在乙酉，此又誤為甲申，亦不可解也。書此以俟核云。重九后一日，晤莊居士。

其雖言“乃以其首帙履歷（按：指上錄題跋）考之，并西州遺民之章，其人約略可知矣”，然還是未指出手批者的姓名，其重點放在了崇禎和南明年號的干支考辨上。

現代著名藏書家潘景鄭的《著硯樓讀書記·明人手批儲王合集》亦曾對該鈔本有過甚為詳細的著錄，之前拙文失察，補錄如下：

明藍格鈔本《儲王合集》四冊，寫筆工緻，朱墨爛然，前后評跋甚夥，但不署姓氏，讀其語意，當必明末遺老涉筆，頗極黍離之痛。別有晤莊居士跋，稱“以首帙履歷考之，并西州遺民之章，其人約略可知”云云。跋既知其人，而不為表彰之，豈當時亦惕于禁諱耶？余讀其跋語，考其官階，知萬歷四十八年，任楚屯鹽道；泰昌元年，鎮井陘；崇禎三年，降貴陽貴寧道；五年，量移江右寧州道，未任，調嶺南觀察；七年，轉該省右轄；八年，任江右左轄；十三年，任關中鎮莊浪道；十六年，晉南鴻臚、南太常；洪光元年，遷刑部右侍郎，四月，轉兵部左侍郎；凡此諸階，可據以參稽焉。又有“西州遺民朱子”一印，則其人為朱姓無疑。惜案頭無《明史》，不獲一考之，得暇當可取核其人焉。姑書于此，以為后期。庚辰六月二日。①潘景鄭：《著硯樓讀書記·明人手批儲王合集》，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45頁。

這里的“庚辰”，是1940年，可惜當時潘氏案頭無《明史》，無法核實手批者的具體姓名。按：《著硯樓書跋》1957年編成，收錄所藏及所見善本書題跋403篇，多為1940年之前所作。潘景鄭（1907—2003），原名承弼，字良甫，別署寄漚，江蘇吳縣人。曾受業于章太炎、吳梅等人，其妹夫為顧廷龍。近現代著名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一生著述甚豐。與兄潘博山共建“寶山樓”，藏書達三十萬卷，著名者有“字大如錢”的宋蜀本《后山居士文集》。

2015年，筆者則進一步根據該書十一則評跋和其他各處所署與手批者真實姓名、字號相關的署名、名章、閑章，綜合多種歷史資料，確定該鈔本的手批者為明末清初的朱之臣（1575—1664或之后），成都人，字無易，號菊水。在該鈔本中又有繁川居士、遠庵居士、西州遺民等署名和印章。明萬歷三十二年進士。南明時官至兵部左侍郎，后降清不仕。著有《梅龍集》（現佚）。朱之臣曾與竟陵派領袖鍾惺、譚元春同時評閱《水經注》②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9頁。，朱謀《水經注箋》40卷亦有其與鍾、譚的評語③，可見三人確實交往親密，在晚明出版界具有文學流派的品牌效應。

二

《儲王合集》所抄王昌齡、儲光羲詩各二冊，不分卷，亦不標體（唯第四冊錄儲光羲《新豐主人》詩題之前的首行，空二格標“七言古詩”）。第一、二冊抄王詩，第一冊首行頂格題“王昌齡詩”，次行空二格錄《塞上曲四首》，至《過華陰》止，第二冊接錄《九江口作》，至《闕文·失題》殘句2首止，共148題、170首（不含殘句）。第三、四冊抄儲詩，第三冊首錄《野田黃雀行》，至《劉先生閑居》止，第四冊接錄《京口題崇上人山亭》，至《寄孫山人》止，共158題，230首。遍檢明人留存至今的唐詩刊本，可以肯定朱之臣命“侍書”所抄錄的《儲王合集》的底本，不是影響甚大、并與朱之臣有密切交往的鐘惺、譚元春所編《唐詩歸》本，亦非《全唐詩》所據明末胡震亨《唐音統簽》本（其成書時間在朱之臣命人抄錄后的明天啟至崇禎年間），而是明萬歷十三年吳琯等輯《唐詩紀》（一百七十卷）本。

《唐詩紀》，亦稱《初盛唐詩紀》，九行十九字，單黑魚尾。版心上題“詩紀”，中題“初/盛唐卷之”某，下署頁碼?！冻跆圃娂o》十六卷原為蘇州吳縣黃德水所輯，德水“無何病卒”①李維楨：《唐詩紀序》，黃德水、吳琯輯：《唐詩紀》卷首，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歷十三年序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16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第1頁。，徽州吳琯承之編《全唐詩紀》，“原舉唐詩之全，以成一代之業。緣中晚篇什繁多，一時不能竣事，故先刻初盛，以急海內之望。而中晚方在編摩，續刻有待”。為不沒黃德水“首事”之功，“今特列其名，以示不忘始之者”②吳琯：《刻唐詩紀凡例》第一、四條，《唐詩紀》卷首，第7頁。。今存《唐詩紀》明萬歷十三年序刻本，仍首署黃德水之名，而實則就所錄儲、王詩在《盛唐詩紀》而言，則是吳琯匯編和陸弼、謝陛、俞體初、俞策等人合力校訂的成果。吳琯，自《四庫全書總目》關于《唐詩紀》提要誤將其與“漳浦人，隆慶辛未進士”的吳琯混為一人后，即歧說不斷，今人韓震軍特撰文正之，言編集《唐詩紀》等書的吳琯，“字孟白，徽州歙縣人，寓居白下，曾游學南雍，于金陵輯刻書籍多種”③韓震軍：《〈唐詩紀〉作者吳琯生平三辨》，《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可說都是對的。然亦有“失之眉睫”之嫌，蓋一者按現代慣例，吳琯不能言是《唐詩紀》的作者，只是編者，二是關于其“字”，除所舉李維楨序稱之為“孟白”外，還有《唐詩紀》的編校署名——除《初唐詩紀》第一卷署“吳郡黃德水匯編、鄣郡吳琯校訂”外，從第二卷起至十六卷，吳琯即署作“鄣郡吳中珩校訂”，自卷十七始至整個《盛唐詩紀》，又皆署作“鄣郡吳中珩匯編”——則吳琯字當為“中珩”，“孟白”或為其另字。

《唐詩紀》卷六十五至六十八、《盛唐》第五至第八，共四卷，錄有儲光羲五言古詩93題146首，七言古詩5題5首，五言律詩39題43首，七言律詩《田家即事》1題1首，五言排律8題8首，五言絕句8題16首，七言絕句4題11首?！短圃娂o》卷八十一至八十三、《盛唐》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三，共三卷，錄有王昌齡五言古詩55題60首，七言古詩5題5首，五言律詩13題13首，七言律詩2題2首，五言排律4題4首，五言絕句13題14首，七言絕句56題74首，《闕文·失題》殘句2首。與之相較，《儲王合集》鈔本所錄二人詩的次序、題目和首數均全同，差異僅在鈔本不明標詩體。

不僅如此，《儲王合集》和《唐詩紀》兩書在詩歌題目、正文下的雙行小字注“一作”異文亦幾近全同。統計兩書所錄王昌齡詩的相同“一作”異文，共有70處。如《塞下曲四首》其一首句“蟬鳴空桑林”下兩書均注：“一作桑樹間”，“出塞入塞寒”下均注：“一作出塞復入塞”，《全唐詩》本兩句的正文和“一作”異文與兩書同④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2冊，第1420頁。。對此，今人整理成果中較為晚出的胡問濤、羅琴《王昌齡集編年校注》本（以下簡稱為胡羅本），則根據《國秀集》改下句正文為“出塞復入塞”⑤胡問濤、羅琴：《王昌齡集編年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第39頁。。再統計兩書所錄儲光羲詩的相同“一作”異文，共有36處，加上與“一作”性質相同的2處“《（唐詩）紀事》作某”和1處“見某某集”，則共有39處。如《田家雜興》其六“兒孫每”“每”字下兩書均注：“《紀事》作‘日’”①黃德水、吳琯輯：《唐詩紀》卷六十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17冊，第17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儲光羲詩集》（以下簡稱為四庫本儲集）即徑作“每”；其七“稼穡既自務”“務”字下兩書均注：“《紀事》作‘種’”，四庫本儲集亦徑作“種”②儲光羲：《儲光羲詩集》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第483頁。?！端{上芳茨期王維補闕》題下兩書均注：“見王維集?！彼膸毂緝療o此首。甚至儲光羲詩在《唐詩紀》本已注明有“闕誤”者，鈔本仍原樣照錄，亦注明“闕誤”。如《酬李壺關奉使行縣憶諸公》《貽從軍行》兩詩，鈔本和《唐詩紀》本后均注“闕誤”，四庫本儲集卷四亦收錄二詩，但無“闕誤”注明③儲光羲：《儲光羲詩集》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1冊，第499-450頁，第494頁。。

當然，《儲王合集》鈔本也有偶爾抄漏的，如儲光羲《述華清宮五首》，《唐詩紀》原本題下有雙行小字注：“天寶六年冬十月，皇帝如驪山溫泉宮，名其宮曰華清?！扁n本則無，四庫本儲集亦無④儲光羲：《儲光羲詩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1冊，第474頁。。

三

然則此鈔本的版本價值是否因此就不重要呢？因為人們似乎可以直接去查核《唐詩紀》原本。但問題并不如此簡單。首先，現有關于儲、王二人詩集的整理研究成果，幾乎無人注意到《唐詩紀》本的存在，更別說此鈔本了⑤以王昌齡詩為例，現有的整理本，如黃明校編《王昌齡詩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云逸《王昌齡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胡問濤、羅琴《王昌齡集編年校注》等書，均沒有利用《唐詩紀》本和朱之臣手批鈔本?！，F在由于我們注意到此明鈔本的存在，并追溯到其版本的直接來源《唐詩紀》，則可以引起學界對于《唐詩紀》本的整理和研究。其次，此鈔本由于有朱之臣的全方位研讀和手批，已大大超越了《唐詩紀》原本的?？背晒?，因而具有更為豐富的版本價值。這可以在和《唐詩紀》原本、《唐音統簽》本、《唐詩歸》本、《全唐詩》本、四庫本儲集和王昌齡的多種現代校注本的比較中，得到清晰的印證。我們從以下六個方面來談一下此版本的價值：

（一）《唐詩紀》原本空缺的字，鈔本和朱之臣補足之。如王昌齡《小敷谷龍潭祠作》“雄飛振呂梁”句中“雄”字，《唐詩紀》本⑥吳琯輯：《唐詩紀》卷六十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17冊，第143頁。、《唐音統簽》本皆以墨圍（■）闕之，《全唐詩》本以空缺符號（□）闕之⑦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1435頁，第1400頁。。儲光羲《同房憲部應旋》詩題，鈔本據《唐詩紀》在題下注“闕”字，四庫本儲集同⑧儲光羲：《儲光羲詩集》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1冊，第499-450頁，第494頁。，《全唐詩》本則在題下注：“一下闕，一有游衡山寺四字?！雹崤矶ㄇ蟮染帲骸度圃姟?，第1435頁，第1400頁。朱之臣則是用朱筆圈去“闕”字，用墨筆補書“游衡山寺”四字，與《全唐詩》的“一有游衡山寺四字”同，可見其有據。按：鐘惺、譚元春所選《唐詩歸》本，儲光羲此詩題目作《同房憲部應旋游衡山寺》⑩鐘惺、譚元春：《唐詩歸》卷七《盛唐二·儲光羲》，《續修四庫全書》第158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2頁。，此或即為朱之臣所本。又有鈔本以為有闕文，而朱之臣以為完整者。如儲光羲《獻王威儀》詩末，原注“闕”字，朱之臣則墨筆批云：“六語意已盡，詩原如此，非缺文也?！彼膸毂緝療o此詩。

（二）朱之臣另以他本?？?，且多出校語說明之。如王昌齡《九江口作》末句“何當報君恩，卻系單于頭”本無異文，而朱之臣以墨筆批云：“《品匯》作‘卻系風霜頭’”，以高棅《唐詩品匯》校之。儲光羲《漁父詞》末句“非為狥行役，所樂在行休”，鈔本無異文，而朱之臣在旁墨筆批：“‘行役’，舊本作‘形役’?！疄椤之斊铰曌x。兩句呼應，正用《歸去來詞》語，今作‘行役’，謬矣?！敝赋鲡n本和《唐詩紀》本作“行役”之誤，并引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為證，指出“舊本”所作“形役”為是。四庫本儲集正作“形役”①儲光羲：《儲光羲詩集》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1冊，第473頁，第475頁，第477頁。?！峨s詠五首》其一《石子松》“五臘何人采”的“五臘”，朱之臣墨筆眉批云：“《名山記》：松有兩鬣、三鬣、七鬣者。言如馬鬣形也。臘字誤?！彼膸毂緝鳌镑唷雹趦怍耍骸秲怍嗽娂肪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1冊，第473頁，第475頁，第477頁。?！队蚊┥轿迨住菲湮濉澳蠘O見朝采，西潭聞夜漁”，朱之臣墨筆眉批云：“采一作爽?！彼膸毂緝鳌八雹蹆怍耍骸秲怍嗽娂肪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1冊，第473頁，第475頁，第477頁。。這些是與四庫本儲集相同處，可印證朱之臣手批校語的?？眱r值。另又有超出四庫本成果者，如《酬綦母校書夢耶溪見贈之作》“還車首東道，惠言若黃金?！扁n本和四庫本儲集均無異文，但朱之臣墨筆眉批“東道”云：“一作南舍”，指出其有異文。這些都是殊堪重視的地方。

（三）朱之臣的朱墨筆批語對于鈔本、《唐詩紀》本一些詩句的“一作”異文表明自己的取舍意見，可為今天?？眱?、王詩文本提供更多依據。這在王昌齡詩批語中表現最為突出，統計有3條：1.《變行路難》“前驅引旗節”，《唐詩紀》“旗”下原注“一作旌”，《全唐詩》本同。而朱之臣在旁墨筆批云：“旗節生于旌節?！逼湟馍w謂“旗節”較生硬，當以“旌節”為是。胡羅本據《唐文粹》本，正改作“旌節”④胡問濤、羅琴：《王昌齡集編年校注》，第33頁。，可說與朱之臣的意見不謀而合。2.《東京府縣諸公與綦母潛李頎相送至白馬寺宿》“赤岸落日在”，《唐詩紀》“赤岸”下原注“一作遠峰”，《全唐詩》本同。而朱之臣墨筆眉批云：“桂林空色在，赤岸落日在，二‘在’字俱妙?！毕喈斢诳隙苏摹奥淙铡钡恼_。3.《觀獵》“馬后橫捎意氣歸”，《唐詩紀》“后”下注“一作上”，《全唐詩》本同。朱之臣在詩后墨筆批：“從上字為佳”，以“一作”為是。

（四）儲光羲詩原有許多自注，或置于題下、句下，對閱讀理解詩歌的人事、創作背景頗有幫助。對此，鈔本均照錄《唐詩紀》本自注，并以雙行小字在詩題或正文下注明。但四庫本儲集則缺少了很多這樣的自注，從而大大影響了對于儲詩的閱讀理解。1.題下注?！哆^新豐道中》題下，鈔本和《唐詩紀》本均注“二十八年有詔種果”，《全唐詩》本將此注語移于“詔書植嘉木”句下，而四庫本儲集題下、句下皆無注?！恫粗圪O潘少府》題下，兩書均注“時潘在后浦”，《全唐詩》和四庫本儲集均無?！吨灵e居精舍呈正上人》題下，鈔本注“即天后故宮”，《唐詩紀》作“即天仰故宮”，《全唐詩》本同鈔本，四庫本儲集無?！秳⑾壬e居》題下，兩書均注“先生及第后為道士，又從戎而后歸”，四庫本儲集無注，《全唐詩》本則作“先生及第后，為道士，居太清宮，又從戎而后歸”，多“居太清宮”四字。2.句下注?！短K十三瞻登玉泉寺峰入寺中見贈作》這首長詩，句下原有4處自注：“朝沿灞水窮，暮矚藍田遍。百花照阡陌，萬木森鄉縣”句下注“蘇君世業藍田”；“淹留火禁辰，愉樂弦歌宴”句下注“時藍田令栢命飲”；“是日既低迷，中霄方眄?！本湎伦ⅰ皶r醉霍亂”；“忽與去人遠，俄逢歸者便”句下注“時藍田尉朝行入城，與之俱”?！顿O丁主簿仙芝別》詩句下也有4條自注：“搖曳君初起，聯翩予復來”句下注“予次丁侯舉”；“茲事不得意，相命游靈臺”句下注“同為太學諸生”；“聯行擊水飛，獨影凌虛上”句下注“丁侯先第”；“下愚忝聞見”句下注“予后入第，又應制授官”；對此，《全唐詩》第1句注作“丁侯前舉，予次年舉”，第3句注作“同年舉，而丁侯先第”⑤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1399-1400頁。?！顿O閻處士防卜居終南》“石門動高韻，草堂新著書”句下注“時閻子有《石門草堂詩序》”。但這些句下自注在四庫本儲集中全無。

（五）朱之臣對鈔本中歸屬于王昌齡名下的一些詩作提出了自己的作者歸屬意見，并不盲從鈔本所依據的《唐詩紀》本。此類批注合計有4條：1.《駕出長安》，鈔本和《唐詩紀》本兩書題下皆注：“一作宋之問詩?！睂Υ?，朱之臣墨筆眉批云：“自為宋作無疑”。又對詩中“淑氣來黃道，祥云覆紫薇”句，以墨筆批云：“爛熟不堪”，認為應該是宋之問的作品，并表示了鄙夷之情。后來胡震亨《唐音統簽》本王昌齡詩亦無此首。但《全唐詩》本對此詩歸屬的處理卻是首鼠兩端，用“兩存”的方式來處理：一方面仍錄在王昌齡名下①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1438、646頁，第1426、2194頁，第1441、1292頁，第1432頁。，與《唐詩紀》和鈔本的處理相同，也在題下注“一作宋之問詩”，另一方面又在卷五十二《宋之問集》下收錄此詩，其實質是唐詩版本學上典型的“重出”現象。而胡羅本在校閱了不包括《唐詩紀》和此鈔本的諸本后，仍“今姑作王詩編于此”，列入卷四“未編年詩”中②胡問濤、羅琴：《王昌齡集編年校注》，第225頁，第239-240頁，第192頁。。2.《酬鴻臚裴主簿雨后北樓見贈》一詩，鈔本和《唐詩紀》本無疑問，朱之臣則在題下墨筆批：“高達夫詩”，認為是高適詩?！度圃姟穼Υ说奶幚砼c上首同，仍是“重出”，在卷一四〇王昌齡詩中收錄，而在題下注云：“一作高適詩”，又在卷二一一作高適詩收錄，只題中“北樓”前多“睢陽”二字③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1438、646頁，第1426、2194頁，第1441、1292頁，第1432頁。。孫欽善《高適集校注》則定為高適作④孫欽善：《高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頁。，李云逸《王昌齡詩注》也考定為高適作，放在附錄一中⑤李云逸：《王昌齡詩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83頁。，胡羅本從之⑥胡問濤、羅琴：《王昌齡集編年校注》，第225頁，第239-240頁，第192頁。，可說皆與朱之臣的意見暗合。3.《東溪玩月》，鈔本和《唐詩紀》本兩書題下皆注：“一作王維詩”，朱之臣墨筆眉批云：“王右丞詩?！睌酁橥蹙S作。對此，《全唐詩》還是兩出，在卷一四二作王昌齡詩，注：“一作王右丞詩?！庇衷诰硪欢咦魍蹙S詩，注：“一作王昌齡詩?！雹吲矶ㄇ蟮染帲骸度圃姟?，第1438、646頁，第1426、2194頁，第1441、1292頁，第1432頁?，F在學界都認為此詩是王維作，印證了朱之臣的判斷。4.《觀江淮名勝圖》一詩，《唐詩紀》本無疑問⑧吳琯輯：《唐詩紀》卷六十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17冊，第141頁。，朱之臣在題下朱筆批云：“中多長語，疑非龍標?！庇忠阅P眉批云：“字眼堆疊，句法重熟，少伯那有此手？”“高棅專取此等，何也？”從字眼、句法和語體風格上認為不是王作。對此，《全唐詩》仍作昌齡詩收錄⑨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1438、646頁，第1426、2194頁，第1441、1292頁，第1432頁。。胡羅本則錄《河岳英靈集》本王昌齡同題詩（文字多有不同），而“疑諸本正集所載為定稿，此為初稿”⑩胡問濤、羅琴：《王昌齡集編年校注》，第225頁，第239-240頁，第192頁。，不以王作為疑。據此，則朱之臣是多疑了，以自己主觀持有的詩學意見來無端定奪。不過藉此亦可說明朱之臣批語的獨特價值，可以昭示當時常常流于臆斷的詩學風氣和極端排他的詩派斗爭習氣。以上這些，無疑對于今天的唐詩作者研究有極大參考價值。

（六）鈔本中的儲、王詩往往都不標詩體，對此，朱之臣在儲光羲詩的批語中，往往指出其詩體，而且這個詩體指認帶有其強烈的個人色彩，與《唐詩紀》原本和四庫本儲集均不同。比如對儲光羲《題辨覺精舍》《題崔山人別業》《昭圣觀》《河中望烏灘作貽呂四郎中》《新豐作貽殷四校書》等五詩，《唐詩紀》和四庫本儲集均收錄在“五言古詩”下，朱之臣則對前兩首分別批云：“當作律?！薄白髋怕勺x更佳?！睂Α墩咽ビ^》，則一在題下墨筆批：“排律神境?！庇帜P眉批：“盛唐排律多帶古意，俗人拘定整栗二字，便以此等詩為古詩，良可笑也?！睂Φ谒氖?，則一在題下朱筆批：“作排律讀?！庇帜P眉批：“作排律讀，更有杳窈之音?！睂Φ谖迨滓舱f：“亦宜作排律讀?！敝熘疾粷M世俗對于古詩和律詩的嚴格區分意見，以為“盛唐排律多帶古意”，有些貌似古詩，而實應看作排律，這樣才能得其真精神。這個意見同樣值得重視。按：此意見或許也受到了鐘惺、譚元春《唐詩歸》的啟發，鐘惺在《新豐作貽殷四校書》的尾評說：“儲五言近體，皆為古詩骨脈，深妙在此三作。舊入古詩內，今審定之?！盵11]鐘惺、譚元春：《唐詩歸》卷七《盛唐二·儲光羲》，第615頁所謂“此三作”，即此詩和前面所選的《題崔山人別業》《河中望烏灘作貽呂四郎中》。不過，朱之臣將之擴大到五首詩，并指出是五言排律。

以上六條足可證明此明鈔本，尤其是朱之臣批語的重要版本價值和對唐詩學的重要研究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