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視域下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軟治理研究

周耀杭

(湘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5)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站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交匯期的歷史高度上，總結性的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13個顯著優勢，進一步闡釋了在國家治理和制度頂層設計層面要堅持和鞏固以及完善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融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逐漸凝聚而成的以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為核心的精神資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探索中積累的寶貴政治資源和治國經驗。

一、國家治理與文化的交互關系

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作為一切事物發展的本源，也是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而國家治理更離不開物質的本源，否則治理只能是空中樓閣。文化作為上層建筑的產物，也是物質在現實層面的精神反映。黑格爾認為，國家就是集倫理精神和倫理秩序的產物，它不僅是公權力的載體，而且是倫理的實體。國家治理體系就是基于文化維度的有效運轉模式，且離不開文化的教化和引導。因此，把握國家治理和文化之間的理論關系是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

(一)物質性文化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力量

物質性文化區別于物質文化，它所論述的是人類創造的物質商品及其所表現的文化產品，強調的是文化創造之時所蘊含的物質屬性，具體表現在生產關系的演進上并具有一定階級的意志。物質性文化雖表現在外在實用性上但卻需要內在精神把握和調整。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最本質要求，把握國家發展過程中的紐帶，明確國家治理的基礎在于生產關系的調整，樞紐在于符合人民的立場。

把握國家治理的歷史脈絡就能發掘國家治理體系不斷演進的基因密碼。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經濟模式高度集中的體制下，國內生產關系趨于模式化，生產關系高度集中且依靠社會供需要求來進行物質生產。受傳統政治文化和蘇聯模式的影響，此時與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國家治理模式為高度集權的政黨國家體制，具體表現在政府擁有極大的權力，對市場和社會有絕對的干預和控制權。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面對百廢待興的局面，這種國家體制利用國家意志和政黨組織使社會整體性高度整合，使社會資源統一集中利用，促進工業化發展，滿足了當時對落后生產力發展的迫切要求。但是，隨著社會工業化的發展，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和監督機制，致使公權力濫用、腐敗、專斷問題頻發。經濟方面，由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再加上對蘇聯發展模式的套用，對面對復雜形勢的處理能力、人民勞動的積極性和生產效率方面產生了消極影響。要改變此等狀況以及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就要對經濟模式和生產關系進行改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和商品貨幣關系的引入，生產關系發生了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是治理模式的推進，更加注重維護全新的市場經濟模式和生產關系的運行穩定。進入新時代，生產矛盾的轉化促使經濟發展重心傾斜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不斷加速，國家治理體系要與社會全方位發展相適應才能使國家機器穩健運轉，需要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物質文化相匹配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升華。

(二)文治是國家“軟治理”的精神內核

文治是指在國家治理和建設中重視和發揮文化的作用和功能，即核心價值體系作為精神文化的靈魂與國家治理體系相統一，是物質實踐活動的方向旨歸。毛澤東同志強調：“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1]明確了精神作為人的主觀意識對社會實踐活動的指導性功能，核心價值觀則是公民精神面貌的具體表現形式。國家是人之國家，社會是人之社會，而人是價值訴求的表達體，日常生活和行為方式無不體現著價值的引領、凝聚和鼓舞。文化治理，也被稱之為“軟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徑?！败浿卫怼辈⒉皇莾r值觀念的直接灌輸或者意識形態的教化，而是基于人民精神文化的優良傳統所形成的無形力量，更是社會主義文化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高度統一。

沒有價值體系支撐的國家治理模式是沒有靈魂的。價值體系決定著國家治理的方向和路徑，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升級的重要力量。新時代中國治理背景下，核心價值體系是國家意識形態建設和國民精神共識建構的雙重要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加快構建充分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征的價值體系，堅守我們的價值體系，堅守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必須發揮文化的作用?！盵2]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體現著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本質，引導和支配著其他社會價值訴求，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文化治理手段通過對人心靈或精神的影響充分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通過調節人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形成一種自發性的信念和規則約束人們的行為，最終達到社會的自治效能。

(三)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與文化發展相輔相成

國家治理是建立在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價值觀念和體系之上的。一個有效國家治理理念的形成要遵循先進文化作為價值導向，需要鑄造文化的根。在先進文化倫理之根上生長出來的國家治理理念又對文化倫理有一定的制約作用。[3]國家治理在現實的實踐過程中不斷修正自身治理體系，在與社會相適應的同時使文化價值取向朝著國家治理的方向不斷融合。兩者是辯證統一、相互修正和發展的結果。

恩格斯在《致約·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歷史的發展是一個復雜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種因素不是孤立的發生作用，而是在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中進行的。因此，國家治理與文化價值取向也是相互融合發展、相互促進的。國家治理理念與文化價值取向隨著社會實踐發展的成果而不斷變化，有時國家治理體系升級促使價值觀念產生變化，有時是價值觀念的變化帶動了落后治理手段的變化發展。

首先，體現在國家治理理念與精神文化發展的時代性上。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歷解放戰爭洗禮的新中國主要的治理理念，即營造穩定的發展環境，大力發展生產力和促進各行業生產。改革開放之后，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對生產力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時國家治理理念是為促進發展和大力解放生產力服務的。步入新世紀，過度追求GDP的發展模式導致國家發展多方面失衡，造成生態環境逐漸惡化。面對新的嚴峻形勢，我國及時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治理理念作為國家發展方向的價值引領，使國家治理體系開啟新的篇章。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五大發展理念”“四個自信”“五位一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一系列治國理政理念，這不僅是對發展規律的全方位把握，也是對國家治理體系的全新認識和現代化升級。在實踐中拓展認知，在認知中創造價值，在價值中塑造治理理念。國家治理理念的時代變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發展的歷史邏輯軌跡相吻合，這充分體現了國家治理與文化價值觀不可分割的共生關系。

其次，國家治理理念與文化價值觀互相制約體現出國家治理的科學性。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盵4]一方面，國家治理理念和文化價值取向都要受到物質基礎的制約。從我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來看，國家治理理念和文化的進步都取決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是一定社會經濟基礎的直觀反映。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也在不斷變化，這就對國家治理體系和價值觀塑造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文化價值觀在表達實踐過程中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具體表現，也是對國家治理理念科學性、公正性、適應性的檢驗手段之一。同時，國家治理理念也是文化價值取向的燈塔，無論是在國家層面或個人層面價值觀念總是要與國家治理理念相適應。在新時代背景下要凸顯“四個意識”，為文化價值取向匡正道路，把握好國家治理的大局。所以，全面地看待兩者相互辯證統一的關系才能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斷修正和完善，體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和制度優勢。

二、以文化自信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論淵源

黨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概念，并對其進行了全面的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堅持文化自信的根基和底氣。古往今來，國家的運轉與文化發展不可分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包含多層次維度，汲取各方所長，形成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基礎、理論和方式。

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繼承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鑄魂精華。文化作為國家綜合實力中的中流砥柱，是社會發展的內在引擎和方向引領。中華文明作為唯一不曾斷代的古四大文明之一，在經歷滄桑的歷史演進和殘酷的革命戰爭后仍能興盛于世界東方，歸因于中華文化的韌性與活力。隨著時代的變遷，中華文化也在與時俱進，與國家和民族的精神相融相生，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v觀古代中國歷史朝代更迭，國家治理方針的變革必定凸顯思想文化所凝練的印記，從而帶來社會治理模式的變化。例如，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思想縱橫交錯，法家作為研究國家治理思想的學派之一提出，“富國強兵，遵法治國”的思想，弱秦變法歷時二十余載終成氣候，終使秦國一統天下?！叭收彼枷胱鳛閷鬃尤寮宜枷氲难由?，體現出儒家思想秉承“以人為本”的治國施政理念。西漢初年，當政者常以亡秦未戒，主張黃老道家的“無為而治”思想?！盁o為而治”思想作為道家治國理念，倡導一切發展都要遵循客觀規律，強調合理干預、和諧共存的施政方略，這樣就能無所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取得一系列偉大成就的背后，是我們黨對中華傳統文化中治國理政智慧的提煉，是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以及中國共產黨高超治國智慧的雙重體現。

其次，科學性引領了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主義文化的前進方向。馬克思主義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實踐提供了科學指引和理論依據，把文化發展與社會發展進行有機結合，形成雙向互動的機理模式。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刻分析了社會發展運行模式，通過剖析由經濟建構、制度模式和社會價值觀構建等組成的國家運轉機理，闡釋了經濟結構與上層文化構建的雙向辯證關系，使我們明確文化的發展不能與現實社會經濟狀況完全割裂，必須要有符合社會經濟發展方向的文化價值取向。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強調：“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上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5]周恩來同志在1952年10月的一次講話中指出：“我國經濟建設的高潮就要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因此 ，我們不應該把文化建設看作是將來的事，不能等待，現在就應著手。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好像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相輔而行?！盵6]文化要實現繁榮發展就要有相適應的經濟結構作為支撐，這樣才能形成雙向互補，使社會主義文化與社會發展相得益彰，為堅持文化自信提供物質力量。

最后，人民性闡釋了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價值旨歸。馬克思主義人民性體現在群眾史觀這一唯物史觀之中。群眾史觀是唯物史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蘊含著豐富的思想和價值。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通過對費爾巴哈的全面批判，系統地闡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對人的全面發展進行了闡述。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并賦予它中國智慧，形成了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和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群眾路線，使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賦予了中國特色。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是文化進步的源泉，人民群眾是保存國家和民族意志的社會基礎。所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一直秉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斷開闊新視野、新境界，以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世界的需要。

三、國家治理體系構建中的文化挑戰

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過程是一個龐大復雜的復合型架構提升，它伴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領域的全方位發展。在治理體系的構建中，文化是引導完善治理體系不斷升級改進的燈塔。中國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隨著物質空間、生產方式、社會結構以及生產關系等向現代化方向的不斷演進，再加上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成為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因，人民受到各種思潮、學說對價值觀念的沖擊。對此，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要時刻警惕和防范，以文化自信打破文化壁壘，戰勝中國全面深化改革轉型下的文化挑戰。

(一)中華傳統文化的承載和再造之困

中國古代的治理秩序是建立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邏輯上，其治理邏輯是由內而外生發出來的。[7]古代中國治理的中堅力量是傳統文化下道德價值觀念所構成的無形約束，并形成社會共同評判標準。以儒家傳統為核心的中華傳統文化注重以德服人，講究仁義禮智信，追求慎獨之道，對個人提出較高的道德要求。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價值觀念從單一向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這種轉變不僅僅會使民眾對事物或形勢的認識和分析上出現較為明顯的差異，還會促使人們擺脫特定的價值生活準則，轉而去追求個性化的體驗和享受。一個民族的自我認同深深根植在這個民族的傳統文化之中，具體表現在行為規范、道德觀念等方面。 但是隨著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人更加強調自身的主體性價值，社會更加鼓勵不同階層的流動互動，這些因素都與傳統文化中強調的各安其位、長幼有序的思想產生了沖突。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社會的個體化越發突出，它不僅僅打破了原有社會高度集體化的運行模式，而且對社會運行的邏輯加以適應并進行調整。社會結構和人民權利發生了重大變化，舊時代的宗族家庭式的社會約束模式逐漸瓦解。與此同時，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實踐也出現割裂。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民眾身處“快時代”的漩渦之中，傳統文化商業化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在信息流量飛速更迭的時代里，傳統文化的推廣不可避免的需要商業資本和市場化的運作，這就使得傳統文化的商業化傳播過程中產生工具與價值之間的矛盾。

(二)多元價值理念對形成價值共識的阻礙

“共識”在政治學中是指：“在一定的時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環境中的人所共享的一系列信念、價值觀念和規范?！盵8]在現實生活中主要是指多個主體對同一事物達成一致認識的概念。國家治理理念與文化價值觀念在國家治理實踐中是通過交互作用來實現的，國家治理理念與文化價值取向在治理實踐中相互促進，價值理念也隨著治理效能取得的階段性成果而不斷變化。二者在相適應的狀態下，相互補充促進，為國家治理提供精神動力。但是價值多元也使得國家治理的實踐方式出現多元化，也可能使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出現退化。

價值多元化一方面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反映出社會各個層面多樣化的趨勢，是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經之路。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價值多元化使得人們各求所需，之前曾因某種因素而達成的思想共識會被逐漸消散，這也將在一定程度上使人與人之間產生更多分歧和隔閡，也會降低社會共同的凝聚力。中國共產黨面對重大公共事件時，多元價值觀帶來的思維差異往往會引起激烈的爭辯，使民眾在問題解決不能達成共識，導致事件惡化或造成更加嚴重的群體性事件。多元文化在全球多極化浪潮的背景下，就需要處理好價值觀中“多”與“一”之間的關系。進入新時代，一方面人們對精神層面需求大大增加，這就意味著現有價值觀的相互碰撞和融合需要對價值多元化的狀態進行保持，而且還要給予一定價值空間以適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把握好主流核心價值觀這個“一”，使各種價值觀念能夠在保持自身特點的同時又能夠與核心價值體系相融并和諧共存，避免各種價值觀朝極端方向發展，從而維持國家治理體系的整體穩定性。

(三)文明沖突融合下傳統文化主體性的動搖

傳統文化塑造了一個民族的靈魂，形成了民族性的自我認同，它常以禮儀規范、道德常識、生活方式等為外在表現形式。亨廷頓在其著作《文明的沖突》中強調，二戰后各國之間的博弈不再是意識形態之間的較量，而是各民族文明之間的認同和觀念的矛盾。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加深以及更加密切地與世界相融合，人民在精神生活領域也有了越來越多的選擇空間，這就使得以傳統文化為基礎的核心價值觀有所松動，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導權難以鞏固。

從歷史層面來看，現代西方所倡導的價值觀念誕生于西方商業文明發展浪潮之中。資本主義追求利益至上的極端功利主義和征服性統治與中華傳統文化中強調的和諧共生理念以及道德準則是相互抵觸的。從現實層面來看，現代生活中充斥著大量西方現代的大眾文化，極大地影響著傳統文化的主體地位和生存空間。在現代生活中，中華民族傳統節日逐漸被西方文化節日所沖擊，美國好萊塢電影中的美式英雄主義、西方的民主價值理念等都對現代青年人的價值觀念進行無形地干預，影響著他們的價值選擇和行為方式。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隨之帶來自由、民族、人權等價值理念不單單存在于國家政治、體制和律法等宏觀層面，也通過影視傳播、潮流文化、宗教信仰等“軟方式”進行微觀影響。長此以往西方價值觀就營造了一種“普適”的假象，形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例如，中國古代儒家文化強調家族團體以及長幼有序的理念，這與西方所倡導的個人主義、精神獨立、思想解放等相互交鋒。在現代生活中，尤其是青年一代對西方生活方式狂熱追捧，使得傳統文化僅僅成為一種宣傳性的象征，與民眾普通生活相脫節，失去了精神和行為指導作用。中華傳統文化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主體性地位受到挑戰，指導作用在被無形削弱。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社會治理功能

文化是國家治理思維的內核，也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可靠的思想認同基礎。雖然國家治理體系主要體現在政治制度、司法體系和經濟運行模式的宏觀層面，但是以文化為依托的精神世界是治理體系的靈魂，也是優化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第一步。這些方面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領域,其相互影響、相互支撐、相互印證的整體性,只有憑借文化的貫通整合機制才能達到。[9]

(一)傳播正能量，引領社會意識形態導向

國家治理理想模式不單單是完備的制度設計和法治體系，更重要的是激發公民“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文化自覺與行為自覺。意識形態作為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反映的是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體現的是國家統治階級的意識。文化以優秀的文學、影視、藝術等形式教育和引導民眾，充分發揮其凝聚特性，將公民價值觀念和共識匯聚形成強大的凝聚力，提升民眾對國家政治認同和思想認同，使其更加自覺地融入國家治理的體系之中。國家治理中政治認同的核心即是通過意識形態建設來凝聚各個社會階層的共識，以此來打造符合時代潮流的政治文化。政治認同作為國家善治的要素之一，需要以民族精神和文化構建的主流意識形態作為中樞和基礎進行政治整合、規范政治行為、穩定政治制度的作用，為國家綜合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內在動力。文化作為引領意識形態發展方向的根源，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出發點和立足點。文化決定著意識形態的塑造和前進方向，而打造強有力的意識形態領導權關鍵就是建立穩定、先進的文化話語權。只有不斷強化對文化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才能提升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才能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認同。文化自信作為四個自信中的價值引領和目標歸旨，同樣也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根本體現。如今處在新時代的歷史發展潮流之中，面臨各種錯誤思潮和意識形態的交鋒，只有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才能引領我們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指引社會主義發展的前進方向；也只有堅持文化自信才能使國家治理模式合民心、順民意，符合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前景，從根源上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從而抵御各種模糊認識和錯誤思潮的侵襲。

(二)凝聚精神力量，實現社會治理的價值認同

馬克思主義認為，“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10]價值反映著主客體之間的關系，是客體能夠滿足主體生存和發展需要的一種本能。這種本能是潛在的，只有在與主體的關系當中才能顯現出來。一種對象、客體能滿足主體的需要和利益對主體就是有用的、有價值的，所以可以把價值理解為客體對滿足主體需要的積極意義。價值目標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成員個體對生活狀況的評價，成為行為模式的內在動力。價值體系根植于文化之中，是凝聚人民共識的支撐點和立足點。用價值觀作為文化渲染的主體，把個人價值提升到與社會價值相融合的位置達到個人與社會一體化的運行模式，使社會治理具備堅實的意識形態基礎。

實現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不僅是社會制度和行政體制上的改革，更要建立在民眾高度的政治認同之上。而政治認同作為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人們在社會中受政治文化影響，把自己當作某一政治團體或階級的成員或者某一政治理念的追求者，從而自發地影響和約束自身政治行為的價值觀念。法國思想家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說:“政治社會的建立并非基于法律，而是基于情感、信念、思想以及組成社會的那些人的心靈和思想的習性?！盵11]文化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公民和社會的價值觀念及公共秩序的塑造和培育來約束公民行為，實施社會治理。依靠文化對民眾內心強大的塑造力，打造符合時代潮流和社會主義前進方向的價值理念，使公民具有成熟的主體意識和公共精神并積極推動公民參與社會治理，從而使得國家治理模式得到民眾的擁護，使國家治理體系體現人民性。

(三)培育核心價值體系，推動社會走向善治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是與這個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相互融入、交織的，而且需要同時代潮流和社會前進方向相契合。意識形態是一定階級、政黨、國家對自身根本利益和要求的自我認識和集中表達，決定著國家的發展走向。而核心價值觀作為意識形態的當代反映和本質體現，起著統一民眾思想和行為的功能。如今，人民思想認識、道德選擇、價值取向的獨立性、多樣性日益明顯，發展的失衡、財富收入的差距、外來文化的沖擊都使得凝聚社會共識、塑造價值觀念變得尤為迫切。要消除社會分歧、彌補發展裂痕必須依靠核心價值理念的強大凝聚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賦予每個公民基本權利，通過弘揚正能量來引導人民的理想信念、塑造人民的價值觀念、規范人民日常行為。

善治作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強調社會治理的多元化，并倡導政府與公民合作治理且突出還政于民的治理模式。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在國家治理的過程中不斷突出和提升公民的地位和作用，而價值觀的塑造就是要抓住人這個決定性因素，對人進行思想建設，打造靈魂工程，推動社會從善治走向善政，使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不斷前進的步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精準導航，確立國家的價值目標，勾勒出社會的共同理想，符合全體公民的精神追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的強大驅動內核與智力支持是實現善治推動治理現代化發展的基礎。

(四)加強文化育人，以“德治”促進“法治”治理效能

任何國家不可能采取純粹的法治，也不可能采用純粹的人治，還應借助德治等輔助手段使得國家治理模式高效多元化。道德和法律所代表的自律和他律是社會持續繁榮穩定的雙駕馬車，兩者只有緊密結合并相互促進才能發揮治理效能的最大化。法治作為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社會治理的最基本方式，發揮著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和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效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法安天下，德潤民心。道德治理和法律治理作為實現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且德治和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組合拳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的。道德是法治的原則和底線，法治是道德的屏障和體現。法律治理具有的歷史繼承性是一個民族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智慧結晶。無論在哪種社會歷史境況下，完全割裂文化和道德的法律治理體系都是難以實現且不得人心的。德治所提倡的是以文化自覺建立符合時代發展的核心價值體系，使民眾自覺地把核心價值觀融入日常行為規范之中。德治不僅為法治提供了最基本的倫理價值底線，也提供了良好的運行環境和精神動力。道德治理通過制度文化將道德的力量源源不斷地注入社會，使現實中道德的力量得到強化并形成一定的社會規則，再運用法治手段對行為準則進行規范和底線限定，用法律武器對其進行無形威懾以達到社會治理的目的。在法治制度建設中融入道德要求道德關懷，這樣才能使得法治更加深入人心，使法律不再是冷冰冰的條文，從而成為內容有深度、覆蓋有廣度、實施有溫度的現代化國家治理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