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適應中民間藥師的調治作用
——《保佑我，烏蒂瑪》中的民間治療書寫

劉洋 戴桂玉

引 言

疾病與治療在人類發展的進程中總是相互聯結、相互制約，體現出一種融合、滲透的雜糅理念。文學作品中的疾病通常表現出社會文化的隱喻性特征。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2003)認為，疾病是生命雙重身份的重要體現，疾病的出現反映出正常狀態下難以察覺的思想以及文化隱喻，后者通常帶有特異性偏見。病態社會文化因素往往成為導致文學疾病的主要原因，而從社會文化角度分析文學中的疾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驅使人們以病態扭曲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動機(Kravitz, 2010:1)。最了解疾病的人莫過于疾病的治療者。文學中的治療與生理醫學范疇下的治療概念相比，前者范圍更廣，不僅包含苦難生命體驗的治愈，而且囊括對社會、文化非正義的批判。肩負治療使命的人更能體現文化與醫學的交融性特色。綜上可見，文學作品中的文化、疾病、治療者三者之間形成緊密關聯，疾病意象成為社會文化失衡的符碼，治療者通過解讀疾病意象，找出產生疾病的文化性癥結，從而對癥下藥，達到化解矛盾、治愈疾病的功效。

美國墨西哥族裔群體在文化、經濟等方面長期受到主流白人社會的排擠，生活在物質環境、安全保障相對落后的邊界地區，各種心理和生理疾病問題頻發。因為經濟狀況的限制以及對本土文化的尊崇，墨西哥族裔針對疾病治療通常會優先向民間藥師(curandera/os)尋求幫助。民間藥師在美國墨西哥裔文學中不僅是生理疾患的治療者，而且也是文化疾病的調治者。例如，安娜·卡斯蒂洛(Ana Castillo)的小說《遠離上蒼》(SoFarfromGod)講述民間女藥師費莉西亞(Doa Felicia)通過民間醫術治療卡麗達(Caridad)在父權社會中產生的心理創傷，記錄其人生態度的轉變；路易斯·阿爾伯托·烏瑞爾(Luis Alberto Urrea)的歷史文學著作《蜂鳥的女兒》(TheHummingbird’sDaughter)描寫土著部落醫者烏伊拉(Huila)和她的學徒特蕾莎(Teresita)在美國和墨西哥邊界治療當地人民疾病以及部分白人的“偏見癥”，同時幫助邊緣群體爭取自身權利的歷程；艾利克斯·埃斯皮諾薩(Alex Espinoza)的小說《靜水圣徒》(StillWaterSaints)敘述民間藥師佩拉(Perla)運用民間醫術的調和思想為族裔社區人們解決各種社會矛盾，為受到社會傷害的人們提供心理及物質幫助，等等。上述民間治療不僅能夠撫慰本土居民的生理傷痛，也能起到緩和文化對立沖突的作用。因此，民間藥師的治療書寫是記錄墨西哥族裔爭取文化獨立和強調文化差異的重要史料，再現墨西哥族裔在文化沖突、社會不公的環境下的病態表征，同時揭示了墨西哥族裔的隱性文化抗爭和對霸權文化的反抗模式。

民間藥師對身體病痛的調治

墨西哥裔美國作家魯道夫·阿納亞(Rudolfo Anaya)的小說《保佑我，烏蒂瑪》(BlessMe，Ultima)①中的藥師形象被認為是拉美裔文學經典小說中刻畫最好的一個民間藥師，該小說對美國墨西哥裔族群的文化適應、中美洲土著的文化傳播產生重要作用。小說通過刻畫烏蒂瑪這樣一位受人尊敬的民間藥師形象來凸顯文化適應中族裔群體必須面對各種生理和心理疾病。烏蒂瑪作為民間治療者，首要任務是治療族裔群體的身體疾病。身體疾病的產生反映出人與自然或人與人的平衡被打破(Trotter & Chavira，1997:29)，其成因主要包括文化因素與非文化因素，其對應的民間治療主要從緩解矛盾沖突、恢復物質平衡角度出發。烏蒂瑪對身體病痛采取的民間療法正是調和身體疾病與文化因素的平衡。

具體而言，《保佑我，烏蒂瑪》所涉及的身體病痛體現在兩個人物身上，一個是主人公安東尼奧(Antonio)，另一個是安東尼奧的舅舅路卡斯(Lucas)。安東尼奧偷聽到父親提及路比托(Lupito)殺人事件：路比托是一位族裔二戰退伍老兵，回到故鄉后患上創傷后壓力綜合征(PTSD)，因不堪忍受心理痛苦，他將當地警長誤認為戰時的敵人，并開槍將其殺死。同村的人聽聞后組織集結抓捕小隊，持槍與路比托在小河旁對峙。安東尼奧想了解事件進展的情況，他從家里偷偷跑出來，躲藏在小河旁的蘆葦叢中，目睹了路比托失智被亂槍打死。安東尼奧受到驚嚇，在飛奔回家的路途中產生了心理創傷并出現暈厥癥狀。

路卡斯則是因為發現女巫做的黑彌撒而突生怪病，臥床不起。路卡斯在小說中是一位勤勞善良、樂于助人、充滿正義感的男士，他某一天過河去尋找迷路走失的牛，發現在火球光芒閃爍的林地上有3個女巫在進行黑彌撒，向魔鬼獻祭，利用巫術迫害他人。路卡斯利用一條鞋帶綁成一個簡單的十字架，并舉起十字架對著女巫，叫喊耶穌、瑪利亞與約瑟的名字，審判那些女巫(87)，女巫們痛苦不堪地逃竄，發誓要報復路卡斯。隨后，她們在理發店收集路卡斯理發時落下的頭發，并用來施展邪惡的魔法報復路卡斯(93)。路卡斯因詛咒而生病，身體逐漸萎縮，醫師和牧師均表示沒有辦法治愈這種“無名怪病”。

路卡斯身體病痛表面上是人與人之間直接矛盾斗爭的結果，但從文化隱喻的角度看，卻是殖民文化與土著文化碰撞沖突造成的文化適應現象，阿納亞用“路卡斯的患病”來隱喻本土居民在文化融合的過程中需要經歷的痛苦。路卡斯作為當地居民受到天主教思想的教化，成為虔誠的信徒，而女巫們保留部分土著文化，其巫術雖然邪惡，但在烏蒂瑪看來也是本土文化的一種體現。民間醫術和巫術同源，均可展現治療功效(Toohey & Dezelsky, 1980)，民間醫術和巫術之間可以相互轉換，烏蒂瑪施展民間醫術救人的同時也運用巫術懲治女巫(100)。路卡斯代表的天主教文化與女巫所代表的中美洲土著文化雖受到美洲文化融合的影響，仍然保持著相互對抗的二元對立關系，宗教、文化的融合并未改變占據統治地位的天主教思想對本土宗教的壓迫。

安東尼奧的病癥與路卡斯略有不同。文化沖突對他的影響是間接的，造成文化沖突的雙方不僅限于天主教文化與土著文化，而是擴展到范圍更廣的白人文化與非白人文化。白人文化依靠其統治地位，肆無忌憚地歪曲非白人文化的思想和價值觀，強迫其他文化接受其價值體系。白人主導的戰爭徹底顛覆了路比托和諧友善的文化價值觀，這是路比托精神疾病產生的原因。安東尼奧因路比托的死亡而產生的身體創傷和暈厥癥狀正是文化沖突的間接體現。

身體病痛凸顯文化矛盾，民間治療則為消解矛盾提供了重要的契機。阿納亞治療書寫中的烏蒂瑪充滿魔幻色彩，書中的民間治療對化解主流/本土文化沖突，反抗白人文化霸權，重構文化平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烏蒂瑪利用草藥、儀式等民間醫術手段幫助路卡斯恢復生機，再通過土著巫術反制女巫的詛咒，最后輔以天主教信仰的正義力量，讓一切回歸和諧。烏蒂瑪在安東尼奧昏厥的同時，支撐住他的身體，用草藥給他擦洗，治療傷口，用天主教禱告的神秘力量安撫他受傷的心靈。治療書寫中的民間藥師展現出一種融合、雜糅的隱性文化抗爭策略。土著文化和天主教文化在民間藥師看來并非處于絕對對立面，而是可以通過特定的調解而達到平衡。同樣，文化中的“邊緣”與“主流”都是相對的概念, 而且它們的含義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李保杰，2007)。民間治療通過整合天主教信仰和本土宗教文化思想，化解二者極端對立的局面，二者的和平共存是對族裔文化主體性的肯定和對文化霸權和白人中心的反駁，這與莫拉萊斯(Morales，1998)提出的民間醫術/藥師展現主體性的觀點吻合。身體病痛有時是文化受害的間接表現，莫拉萊斯(Morales，1998:4)認為民間藥師必須找到人性的共性，并以此來破除消極受害的文化壓迫觀念，才能實現真正的康復。民間醫術對身體病痛的治愈，使人們重新考量傳統文化的重要性。本土文化獲得更廣泛的群眾支持，長期受到壓抑的墨西哥族裔話語權在治療書寫過程中逐漸得到恢復。治療書寫體現的雜糅性重構策略也與墨西哥族裔宣揚的雜糅文化身份(梅斯蒂索/扎身份)相呼應。治療書寫在消解文化矛盾的同時，為多元文化融合/共存提供了可行的解決種族爭端的方案。

民間藥師對文化沖突的調和

文化沖突是《保佑我，烏蒂瑪》中的重要主題，在民間治療書寫中表現為多種心理疾病。如果說身體病痛是文化沖突的間接結果，心理疾病則是文化沖突的直接寫照。阿納亞小說中的心理問題是墨西哥族裔自身命運和民族精神狀態的直接體現，折射出多種社會痼疾?！侗Ｓ游?，烏蒂瑪》著重描寫了安東尼奧在接受本土傳說和天主教信仰的引導后產生的選擇障礙，具體表現為對多元文化既肯定又疑惑的紊亂心理。安東尼奧在天主教思想影響下長大，認為天主教能夠救贖萬物。到入學年齡時卻目睹了天主教無法阻止路比托之死、無法治療路卡斯舅舅的病痛，無法防范善良友好的納西索被謀殺，無法寬恕擁有其他信仰的佛洛倫斯，無法解釋黑水農場(Agua Negra Ranch)邪惡異象等等一系列事件。安東尼奧的心理波動較大，在長期精神壓力之下經常出現幻想，形成自身難以克服的沉重心理負擔。這種狀態與大部分墨西哥族裔的心理處境類似，雖不構成典型的心理疾病癥狀，但處于心理疾病的邊緣。

此類心理問題的出現與白人文化主導下的教育體制密不可分。安東尼奧所在的墨西哥裔社區，僅有一所小學，學校采用的官方語言為英語，學生必須學習英語，不然會被其他同學嘲笑(57)。占主導地位的語言迫使族裔群體接受主流白人文化的思想模式，為種族歧視觀念的產生埋下種子。除了學校教育外，宗教思想教育與學校教育在維護主流文化統治方面的目的一致，它們的聯合不可避免地帶有目的性和誤導性。天主教教義問答課程針對適齡學生進行洗腦，完全否定一切不同思想，本土文化因此被消音。宗教極端思想導致學生的理性和人性喪失，以至于信奉天主教的小學生們用毆打、威脅等暴力手段對待持不同思想意見的同伴。被打壓的學生可能出現心理陰影，而其他具有同情心的同學(如安東尼奧)則可能出現心理選擇障礙。

心理疾病的成因相對復雜，通常是更深層原因所導致，民間藥師所采取的治療也更加傾向于精神方面的調和(Maduro，1983：873)。民間醫術在心理上對墨西哥族裔的神奇治愈功效體現出民間治療的整合化解矛盾的功能(付明端，2018:159-160)。在《保佑我，烏蒂瑪》中，民間藥師烏蒂瑪對安東尼奧的治療主要集中于精神、思想方面，采用抽象的思想教導，而非具體的藥物治療。烏蒂瑪在實施民間醫術的場合中，總帶上安東尼奧，用具體的實例拆穿白人主流文化編造的謊言。民間治療一方面遏制了安東尼奧心理異常的發展勢頭，另一方面對安東尼奧尚未成型的思想進行正確引導，避免白人社會教育體制下的片面觀點的教化。烏蒂瑪讓安東尼奧明白天主教思想并不是完全正確，其他本土思想也并非完全錯誤，一個人需要自己不斷探尋才有可能了解事物的真相，而非通過不假思索地接受其他人的觀點。作為少數族裔的一員，烏蒂瑪同樣了解族裔文化遭受排擠、不受重視的情況，但她卻能通過民間治療幫助少數族裔緩和文化沖突，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的價值。阿納亞賦予治療書寫一種跨界的力量以對抗主流社會的價值規約，因此，民間治療打破原本已經被定義的正確范疇，重構認識的界限，促使族裔群體建立廣泛的抵抗聯盟。

從疾病醫學的角度看，心理疾病指“超出一定社會準則的人所呈現的行為特點”，而社會準則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外在顯現?？梢?，心理疾病的病因在于政治意識形態的外在社會準則對患者內質精神的壓迫(江瀾, 2020: 55)。阿納亞在小說中還呈現由文化歧視所導致的另外一類心理問題。安東尼奧在學校午餐時，其他同學看到他的午餐盒里裝滿了族裔特色的食物，大笑起來并且對他指指點點(57)，同時向他展示她們的三明治面包——白人日常的食物。其他族裔孩子也接受不了格格不入的白人文化，都和安東尼奧一樣，躲在校舍后面拒絕和其他同學們一同用餐。不僅孩子們無法接受種族主義者異樣的眼光，成年人同樣也不能在白人世界里找到歸屬感。安東尼奧的父親葛柏瑞(Gabriel)在白人的城市里從事鋪設公路的工作，可能是由于觀念信仰的差異，或者是由于種族歧視的原因，他從不曾與城里的人親近過，僅僅在周六去酒吧喝酒，他經常抱怨白人城市榨干了他的自由，毀壞了他的夢想(14)。族裔文化身份成為融入白人社會的重大阻礙，葛柏瑞只能和自己的老朋友喝酒、敘舊，隨著老朋友的離開，他只能無所事事，獨自默默度過漫漫長夜，時不時還被迫參加天主教的彌撒，讓他變得有點狂躁抑郁癥的傾向。

在這種情況下，烏蒂瑪的民間醫術通過轉化思想來緩和種族歧視對族裔群體造成的心理異常。盡管種族偏見和文化沖突問題在墨西哥裔社區十分明顯，但人與人之間的本質情感聯系和社會紐帶在被邊緣化的族裔群體中依然存在。對葛柏瑞來說，代表著和諧平衡的烏蒂瑪的到來就是一種心靈療愈。雖然烏蒂瑪未對他和他的家人使用民間醫術，但民間醫術的核心理念隨著烏蒂瑪治愈其他族裔同伴而滲透到他們內心。烏蒂瑪治愈了葛柏瑞的心理不適應，并成為能夠傾聽他夢想的同伴(14)，葛柏瑞接受夢想破滅的事實，改正了以前的頹廢，以新的面貌迎接文化融合的未來。安東尼奧在與烏蒂瑪相處的過程中了解到她的醫術治療包含不同文化，能調和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在耳濡目染烏蒂瑪的民間醫術之后，他也嘗試接受其他同學的取笑，找到與自己處境類似的同伴，共同克服疏離和孤獨感，直到和同學們融洽相處。阿納亞的治療書寫傳達出和諧共生的整體生態思想，以取代盎格魯/奇卡諾之間的對抗斗爭，幫助化解族裔群體在主流社會中遇到的矛盾和沖突，實現不同種族間的和諧共存。

民間藥師對身份焦慮的修正

身份認同作為文化適應的重要階段，成為少數族裔在多元文化碰撞中必須面對的問題。貝利(Berry,1992)根據移民對文化保持情況以及與主流文化參與交流程度，總結出4種文化適應態度：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離(separation)、邊緣化(marginalization)。4種情況導致的文化身份變化各不相同，隨即也會產生情感上的波動。當文化身份出現連續一致性(確認成功)時，會產生高興、歡喜等積極的情緒。反之，文化身份不一致(確認失敗)時，不能通過自我調節系統處理應對，會產生焦慮、悲傷等負面情緒(Stets, 2005: 39)②。族裔文化與主流文化差距懸殊，族裔群體和其生活的本土世界的聯系被外來意識切斷、阻隔，隨即產生觀念和心理上的危機感，其直接表現就是身份焦慮。錢超英(2000：5)認為，身份焦慮就是指身份的不確定性，即人和其生活的世界聯系的被意識到的障礙和有關生活意義解釋的困難與危機，以及隨之產生的觀念、行為和心理的沖突體驗。這種身份焦慮反應在民間治療書寫下的族裔文學作品中，即成為一種社會性疾病。

墨西哥族裔在文化適應中產生身份焦慮在《保佑我·烏蒂瑪》中得到體現。烏蒂瑪見證了墨西哥裔小男孩安東尼奧的身份困惑。安東尼奧從小就受到兩種文化的影響，爸爸馬雷茲(Marez)家族是生活在馬背上的游民，喜歡無拘無束的生活，保留著土著游牧文化；媽媽魯納(Luna)家族在河谷下游土壤肥沃的平原繁衍生息，家族世代以種地為生，受天主教文化影響強烈。安東尼奧的父親希望兒子像他一樣志在四方，成為像祖先一樣偉大的開拓者；母親則希望兒子能好好讀書，長大成為一名神父，傳播福音，受人敬仰。家庭的多元文化背景迫使奧東尼奧同時接納兩種文化，而占據統治地位的天主教思想卻要求他在兩種文化中做出選擇，使他深陷矛盾之中。這種身份選擇焦慮隨著安東尼奧的認知增長日漸加深。他順應了母親的意志，加入天主教，但他發現世界上的文化并非像天主教教義問答上面說的那樣，而是有其他本土宗教文化與之共存。奧東尼奧的好友福勞倫斯(Florence)和納西索(Narciso)的死亡都加深了他對以金鯉魚為代表的土著文化的認識和對天主教思想的疑慮。主流文化下的思維偏見導致族裔群體產生認知偏差，形成一種普遍的社會疾病，身份作為確定一個人或事物存在的基本特征都無法確認，心理焦慮便難以避免。

對于奧東尼奧的身份困惑這類社會性疾病，烏蒂瑪采用意識形態微觀層面的教育功能來實現身份焦慮的修正。烏蒂瑪力圖改變主流文化形成的思維定式對安東尼奧的影響，引導安東尼奧在文化適應中做出正確判斷，重構族裔文化身份。具體而言，烏蒂瑪從萬物有靈、民間治療、思想融合3個方面啟發安東尼奧尋求身份困境的解決之道。自烏蒂瑪發現安東尼奧的身份困擾開始，她就主動為安東尼奧講解土著文化看待事物的方式，打破主流文化的謊言。族裔傳統文化視自然為萬物之母，人在自然的滋養下成長，與自然形成緊密的聯系。安東尼奧從烏蒂瑪的教導中認識到山丘的野性美、河流的魔力、植物的能動性，萬物有靈的思想讓他感受到自己和自然仿佛融合成一個奇特的、完整的存在(11)。傳統文化思想的傳授成為一把鑰匙，打開安東尼奧對傳統文化的探索之門，而民間醫術的治療能力徹底改變奧東尼奧的認知誤差。醫生的能力和教會的力量均未能治愈路卡斯叔叔的疾病，烏蒂瑪卻依靠經驗準確判斷出病癥的起因，運用草藥與儀式治療結合的民間治療方式讓路卡斯起死回生(98-102)。奧東尼奧全程參與其中，不僅了解了善與惡，而且明白天主教的能力并非像其宣揚的那樣無所不能，族裔傳統文化的確有它獨特的價值和意義。最后，烏蒂瑪以自身為例，為奧東尼奧指出身份焦慮的出路。烏蒂瑪和安東尼奧一樣同為族裔身份，同樣面臨主流文化和族裔文化的選擇。烏蒂瑪選擇維持傳統文化，保留族裔民間醫術，尊重本土宗教信仰的同時，又尋求同主流天主教文化的互動，倡議本土宗教思想與天主教思想融合，避免極端文化沖突，以整合(integration)的文化適應策略構建多元文化主義世界觀。通過烏蒂瑪的教導，安東尼奧最終意識到，身份焦慮來源于文化分歧，他可以選擇將多元文化整合，建立全新的族裔身份，即可打破二元對立，實現文化和解。

結 語

阿納亞的《保佑我，烏蒂瑪》作為奇卡諾文學經典之一，反映出奇卡諾作家對傳統文化繼承與發展以及少數族裔文化抵抗的多維再現。通過民間治療書寫，阿納亞將文化沖突、民間藥師和疾病緊密聯系在一起，疾病的隱喻性特征反映出墨西哥裔文化邊緣化的狀態，民間藥師對多種疾病的治療超越傳統醫學治病救人思維定式，體現不同疾病與文化、社會矛盾的有機關聯，凸顯文化抵抗進程中的政治隱喻性，同時展示墨西哥裔美國人在主流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的求同存異的文化身份建構。民間治療書寫作為一種獨特的隱形文化抗爭策略，將傳統醫學的治療理念拓展到文化政治的層面，繼承本土文化的同時激發少數族裔的獨立認知，賦予邊緣群體與社會非正義抗爭的民間智慧，傳達出文化平等、反對壓迫的政治理想。美國墨西哥裔文學作品中的民間治療書寫是疾病敘事/書寫的進一步發展，不僅涵蓋傳統疾病書寫的內容，更為解決文化適應所產生的矛盾提供可行方案，其傳達出的多元文化主張、自然和諧的生態平衡觀、主流/族裔(中心/邊緣)二元對立轉化的辯證精髓，在白人至上的極端種族主義死灰復燃的當今美國社會，更加凸顯其價值。

注釋：

①本文所有關于小說《保佑我，烏蒂瑪》皆引自阿納亞·魯道夫. 2015. 祝福我，烏蒂瑪 [M]. 李淑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此后皆只簡注頁碼。

②文中句子為筆者的翻譯，原文為：Continuous congruence (identity verification) registers positive emotion； incongruence, or a lack of identity verification (in either a positive or a negative direction) that cannot be handled automatically within the self-regulatory system, registers negative emo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