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社會治理能力提升路徑
——以云南省A市為例

陳玨竹

（海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海南 ?？?570228）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由此可見鄉村發展備受重視。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要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尤其是基層治理水平［1］。作為基層治理的一部分，鄉村治理能力的提升影響著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從古至今，鄉村的發展都是不可忽視的部分，鄉村治理備受關注?，F如今我國脫貧攻堅戰已取得全面勝利，要想保證脫貧攻堅戰取得的良好成果不流失，就需提升鄉村社會治理能力［2］。筆者選取云南省A市的農村地區作為案例，探究該市鄉村社會治理現狀。A市為云南省地級市，近年來在全國文明城市、衛生城市建設中取得杰出成就，但由于鄉鎮數量居多等原因，在鄉村治理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

1 提升鄉村社會治理能力的必要性

1.1 鄉村社會治理與國家治理接軌

首先，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將制度優勢轉換為治理效能，就要充分發揮基層社會治理的作用。其次，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實施需要提升鄉村社會治理能力，發展農業，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并大力推進鄉村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發展，打造地方特色村落。最后，在鄉村治理過程中逐漸推進國家治理，兩者相互呼應，提供鄉村治理經驗，使社會治理水平達到現代化要求。

1.2 促進A市經濟發展與城鄉融合

根據2021年A市政府工作報告，A市的區域間、城鄉間發展不平衡且差距較大，通過提高基層社會治理水平促進鄉村與城市融合，有利于增加鄉村公共服務供給，激發鄉村活力。城鄉聯合發展后帶動A市經濟發展，保持社會和諧穩定，在此基礎上發揮地方特色與優勢，利用農產品、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發展特色鄉村，建設鄉村良好生態環境。

1.3 保證鄉村振興戰略有效實施

A市農田面積約1.328萬hm2，由于村鎮位置不同，農田的分布以分散式為主，加之工業、建筑用地占用農田，部分農民與村落搬遷，對農田的合理開發難以實現。通過提高鄉村社會治理水平，循序漸進地解決A市“三農”問題，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確保脫貧攻堅成果不反彈。

2 A市鄉村社會治理現狀

A市轄9個街道辦事處，其中6個街道辦事處管轄區內以村鎮為主，村鎮數量較多。雖然城市居民數量多于鄉村居民數量，但A市有63個村民委員會、37個居民委員會，其中村民小組338個、居民小組179個，且鄉鎮街道辦事處分布散、數量多，鄉村治理任務較重。在經濟發展方面，A市由于良好的區位優勢，地方特色凸顯，如玫瑰花節、森林溫泉等特色鄉村活動使該地經濟發展更加迅速。

2.1 基礎設施不完善，城鄉發展不平衡

據調查，目前A市的主要鄉鎮均設有衛生服務站，部分鄉村距離鎮上有一定距離，就醫時仍有不便。同時，鄉鎮衛生服務站規模較小、設施不全，難以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由此可見，A市基礎服務設施不夠完善，公共應急衛生管理體系不夠健全。另外，A市的鄉鎮與市中心的距離均在10 km以上，最遠的達到38 km，部分村落交通依舊不便，從村中前往最近的鄉鎮無直達公交或一日僅有一兩班次公交。城市對鄉村的輻射作用不夠明顯，鄉村與城市間無論是經濟還是基礎設施等都存在較大差距。

2.2 基層組織作用弱化，村民自主性不強

村民之間大多為親戚、熟人，在基層組織發揮作用并對村中事務加以引導時，熟人社會影響巨大［3］。A市鄉村人口7.31萬人，城鎮人口21.05萬人。2020年5月，A市在城市社區中實行網格化管理，各社區與街道分別設置網格員負責對應模塊的工作。但A市的鄉村還未進行網格化管理試點運行，鄉村基層組織數量卻遠超城市基層組織數量。由此可見，鄉村基層組織所發揮的作用還不夠明顯，對鄉村社會治理還不到位。近年來，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鄉村中熟人社會現象有一定好轉，辦事時的人情關系相對弱化，但村民間的信任程度依舊不高。

2.3 鄉村多元主體聯動作用及效果不明顯

學者杜智民與康芳將鄉村多元主體理解為基層政府、村兩委和個體力量［4］。筆者沿用兩位學者對鄉村多元主體的理解，并將個體力量深入理解為村民群體。A市村民文化程度以小學和初中為主，其中仍有個別文盲，村民對國家大政方針的認識和理解還不到位，更關注自身利益與家庭狀況。村民對個人利益訴求表達不全面，缺乏對村中未來發展的思考，在鄉村治理過程中未充分發揮作用。鄉村基層組織為了實現上級所下發的創建文明城市、衛生城市等任務和達到建設美麗鄉鎮等各類目標，往往未能及時關注村民的利益訴求?；鶎诱铝τ诨鶎又卫砗突鶎咏ㄔO，主要與村兩委進行對接，對村民情況的了解基本源于村兩委。由此可見，各主體在發揮作用過程中還不夠全面，對鄉村治理的效果不夠明顯。

2.4 人才流動快，吸引力較弱

在人才流動方面，A市高層次人才缺乏且人口凈流入速度慢。A市總人口約46.4萬人，但農村實用人才為7 074人，社會工作人才為618人。在農村開展專業技能培訓時缺乏高層次人才的指導。從人才引進政策來看，目前A市共有2個人才引進相關辦法，但這2個辦法目前均為暫行辦法。從辦法中的細則來看，A市的人才引進力度不大，人才引進措施吸引力不強，導致人才留不住。此類情況不利于提升A市鄉村治理能力。另外，鄉村中的基層組織成員以熟人和村中經驗豐富的“老人”為主，他們在鄉村治理方面具有實踐經驗，但缺乏理論依據。

2.5 鄉村文化與地方特色融合度較低

A市擁有豐富的農產品，在過去幾年通過借助農產品發展鄉村旅游、特色節日和鄉村文化活動來促進經濟發展。首先，部分村鎮的農產品銷售方式和宣傳方式較為單一，缺乏多元銷售渠道。其次，農產品銷售雖與鄉村特色文化相結合，并逐漸開展獨具特色的葡萄節、玫瑰花節等鄉村文旅活動，但部分村民在節日基礎上抬高價格，銷量反而不及非活動期間。再次，A市雖然村鎮數量較多，但開展各類宣傳鄉村文化活動的鄉村較少。而部分鄉村由于交通不便、位置較偏，村落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最后，A市歷史文化悠久，但鄉村發展并未結合歷史文化，導致鄉村文化發展與地方特色融合度較低。

3 提升鄉村社會治理能力的路徑

3.1 增加鄉村公共服務供給

鄉村與市區間距離較遠是造成A市城鄉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針對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可考慮從以下方面增加鄉村公共服務供給。首先，增加鄉鎮、城鎮之間的公交班次，加強城鄉之間的連接，打通城鄉連接通道。及時對鄉鎮衛生服務站的情況進行調查，定期補給醫療物資并保證鄉村衛生服務站在鄉鎮中達到一定覆蓋率。其次，可實施市鎮對口援助項目，城市社區可對口幫助周邊的鄉村社區，社區間加強經驗交流。最后，鄉村基層組織要與上級部門做好工作對接，及時反饋鄉村的工作情況，多維度提升鄉村治理能力。

3.2 發揮基層協商民主作用

作為中國基層協商民主的開端——浙江溫嶺民主懇談于2000年開始正式施行，至今已累積豐富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經驗［5］。參照浙江溫嶺民主懇談發展模式，可在A市的鄉村地區開展基層協商民主。就地方政府部門而言，應根據上級要求結合地方情況制定符合當地的政策與方針，并通過深入村民中調研來探討其可行性。就鄉村基層組織而言，A市在2019年通過基層黨組織解決120余件群眾難題，可借助鄉村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加強其成員組成、制度建設和任務分工來提升自身領導力、組織力和號召力，發揮密切聯系群眾的作用。通過加強制度建設，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就村民而言，村民應合理合法并理性參與村中的決策與商討，表達自身訴求，并對實際情況加以客觀的描述反饋，避免類似情況發生。

3.3 借助多元主體作用聯動發展

在鄉村治理過程中，多元主體發揮其各自作用并形成聯動效果，當各主體充分發揮作用并相互影響時，才能使鄉村治理獲得最佳效果［6］。第一，就地方政府而言，應為鄉村群眾與鄉村基層組織搭建平臺，基于該平臺加大對當地特色農產品的宣傳力度，提升地方農產品銷售量。加強外界宣傳的同時，地方政府也可借助公眾號、工作群等媒介直接發布一些如反電信詐騙、疫情防控等信息給村民，改變村落消息閉塞的現狀。第二，就鄉村基層組織而言，將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模式引入農村社區進行試點運行并加以評估調整，在村民間舉行座談會，關注村民訴求，并及時與村民對接。第三，就村民而言，應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加深對黨和國家政策的了解與認同，保持鄉土情懷并樹立主體意識，促進所在鄉村發展。各主體間發揮自身作用并積極溝通交流，獲得良好的鄉村治理效果。

3.4 強化人才引進政策與保留措施

近年來，全國各地為了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加大了人才引進力度，調整了人才培養措施。就引進政策而言，A市人才引進力度不大，雖然成功引進了人才，但是對人才的保留及后期潛力挖掘還不夠，不能打造一支全方位覆蓋的人才隊伍。因此，相關部門應調整人才引進政策，成功引進人才后可根據其特點加以培養。目前鄉村地區更需要專業技術人員和農村實用人才來促進農業技術發展和鄉村進步，定位好鄉村地區所需人才類型并有針對性地加以引進，有助于提升鄉村治理能力。

3.5 提升鄉村特色與地方文化融合度

首先，改變傳統農產品直接售賣或粗加工的銷售方式，對農產品進行精加工，如將玫瑰花制作為玫瑰精油、將葡萄加工為葡萄酒，培育地方特色品牌，打造鄉村特色農產品的品牌。在鄉村地區發展“互聯網+”模式，將農產品通過直播帶貨、網上商城等各種形式進行宣傳與銷售。其次，將特色地方文化活動與地方景點和歷史文化相結合，開發一日游、文化長廊等旅游項目。最后，采取“村帶村”的發展模式，根據村中人數和占地面積將鄉村分為大型、中型和小型，借助各村優勢，通過大村來帶動周邊小村，實現共同發展，中型村落發揮銜接作用，各取所長，避免重復發展［7］。

鄉村治理是結合政治學、社會學、公共管理學等多學科交叉的理論，中國由于鄉村人口數量多、農村覆蓋面積較大、農村問題情況復雜，需要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治理理論來推動鄉村振興的發展。就A市而言，目前既要防止創建文明城市成果反彈，又要使A市的鄉村治理問題得以妥善解決。

由于A市地方特點明顯、鄉村數量較多，因此本文選取A市作為鄉村治理的案例。A市的鄉村治理具備自身特色與地方特點，在產業結構方面覆蓋了農業、工業、商業和旅游業多個產業，同時也涉及到各具特色的地方鄉鎮。在理論方面，能夠豐富中國特色鄉村治理理論，也能增加中國鄉村治理的話語權，使中國鄉村治理面向本土化發展。在實踐方面：首先，及時調整并優化產業結構，調整發展理念；其次，縮小城鄉差距，推動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城鄉一體化發展；再次，借此機會做好A市的地方宣傳與鄉村形象打造；最后，健全與完善鄉村治理的體制與機制。

A市的地方特色明顯但部分鄉村治理現狀與全國部分鄉村發展有一定相似之處，如基礎設施不完善、基層組織作用弱化、村民自主性不強、鄉村多元主體聯動作用效果不明顯、人才引進力度不大以及人才培養方式不恰當導致人才流動快且缺乏吸引力等，A市不同片區鄉村具備其獨特文化，但與地方融合度相比仍舊較低。因此，通過思考與分析，針對現有問題提出以下解決方案：增加鄉村公共服務供給、充分發揮基層協商民主作用、借助多元主體作用聯動發展、強化人才引進政策與保留措施以及提升鄉村特色與地方文化融合度。

4 結語

通過分析A市的鄉村治理現狀，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措施，以提升鄉村治理能力。將云南省A市作為個案進行研究，為全國各地的鄉村治理提供經驗與借鑒，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保證鄉村得以發展、鄉村社會治理能力得以提升，以期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美麗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