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主到昏君：明英宗形象嬗變探析
——兼論“清廷詆毀明朝說”

楊德會

（武漢大學 歷史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明朝多位皇帝歷史形象不佳，連帶影響了后人對明朝歷史地位的評價①關于明朝皇帝形象與明朝歷史地位的惡評，參見：謝國楨《對于研究明清史的一點體會》，《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3期；傅衣凌主編，楊國楨、陳支平著《中國通史·明史前言》，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頁；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序》，臺灣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5頁。。然而他們在明清史籍中的形象前后并不相同，而是存在一個演變歷程。最典型的案例非明英宗莫屬。他在明清史籍中由最初近乎盡善盡美的英主，漸變為功過參半的中主，最后定型為始終昏聵、大權旁落的昏君。目前學界諸多先達的研究成果已在相當程度上解構了英宗的昏君形象。趙毅、羅冬陽指出英宗既非“昏君”亦非“英主”，而是一位“功罪相抵的守成帝王”[1]。毛佩琦認為英宗即位后更正了宣德朝以來的諸多弊政，是一位有作為的皇帝[2]110-122。王玉祥認為英宗復辟后寵信曹吉祥、石亨只是其復辟之初立足未穩而表現出來的假象[3]。但迄今為止尚未出現系統研究英宗形象演變歷程及其原因的論著，本文擬對此作初步探討，并結合其他案例探討清廷有無刻意詆毀明朝皇帝的情形。

一、英主：《明英宗實錄》對英宗形象的塑造

明英宗朱祁鎮是明朝第六任皇帝，宣德十年（1435）正月登基。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之變”中被瓦剌軍俘虜，景泰元年（1450）“回鑾”后又被景帝軟禁于南宮近七年。天順元年（1457）通過“奪門之變”復辟。天順八年（1464）正月駕崩。

自清乾隆朝以降，英宗長期被史學界認定為昏君。方志遠《成化皇帝大傳》中有這樣一段有趣的論述，“成化初給了他一個‘英宗’的廟號，既是為了圓他的英主夢，其中也不乏譏諷之意”[4]。這等于替明廷預設了英宗是昏君的思維立場。然而事實上，成化朝始終將英宗塑造為英主。除上述“英宗”廟號外，還主要體現在當時最重要的官修史書《明英宗實錄》中。該書對英宗進行了全方位美化，其卷末《論贊》羅列英宗諸多美德善政，如英明神武、勵精圖治、懲治貪污、保民愛眾、躬行節儉、祭祀虔誠、孝養太后、友愛兄弟、與錢皇后相敬如賓、以禮法繩治宗室外戚、復廢后胡氏位號、釋放建庶人（按：建文帝少子朱文圭）等[5]卷首，7174-7178。正文則重點將英宗塑造成一位乾綱獨斷、英明睿智、英勇衛國的君主。

（一）乾綱獨斷

在明代前期的政治文化中，乾綱獨斷被視為君主一種極高的美德。英宗曾自我標榜：“朝廷一切賞罰予奪，皆朕遵依祖宗成法親自處決，何嘗出于臣下？”[5]卷65，1256《明英宗實錄》正是按照這一原則書寫史事的，且尚有超越之處。英宗即位時不滿八歲，直至正統六年（1441）才開始親政。此前朝政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張氏居中主持，“三楊”等大臣在外輔佐，宦官王振憑借與英宗自幼建立起來的親密關系也在正統朝擁有極大權勢。然而《明英宗實錄》文本給人的感覺卻是英宗即位之初便獨自決斷朝政，“三楊”等文武重臣只是秉命行事，而張太后與王振甚至極少參與政事。該書有關張太后生前的記載只有五十五條，其中絕大多數是與實際政務無關的禮儀活動，僅有的兩條張太后參與朝政的記錄，一是告誡其兄彭城伯張昶、都督張升“凡有政議，悉勿與”[5]卷2，53,一條是拒絕大學士楊士奇關于“（張升）與議軍國重事”的奏請[5]卷2，56。與張太后情況相似，該書在“土木之變”前的敘事中也刻意淡化王振存在的痕跡。例如，明軍征討麓川出自王振倡議，該書不載；翰林院侍講學士劉球因上疏反對王振專權而被殺，該書不提劉球死因[5]卷105，2145；內使張環、顧忠因寫匿名誹謗信被殺[5]卷109，2202，據王世貞考證，張環、顧忠“所誹謗者王振也，磔之者亦王振也”[6]，該書對此只字不提。張太后是備受明人贊譽的“賢后”，王振則是明人極力抨擊的“權奸”，《明英宗實錄》淡化兩人的存在，自然不是有意遮掩前者之賢與后者之奸，而是為塑造英宗乾綱獨斷的形象。

（二）英明睿智

《明英宗實錄》努力刻畫英宗英明睿智的形象，為此采取了兩種書寫策略。其一，英宗對內外事務的了解需要借助于文、武、宦官等臣僚，但《明英宗實錄》經常在敘事中寫成英宗個人圣明燭照、洞悉奸弊。這既包括內廷，如英宗譴責宦官“不遵法度”的種種行為，“或因公務營干己私”“或徇親情請求，囑托公事”“或借撥軍夫役使”，導致“所司挪移選法，出入刑名，重勞軍民，妨廢公道”，他要求宦官們從此洗心革面，否則“必罪不宥”[5]卷109，2199-2200；也包括外朝，如鎮守宣府中官韓政、阮鸞等人誣告大將楊洪，英宗不待奏報便斥責二人“交接群小，陷害忠良”，命他們將“平日與爾造謀生事之人械送京師”[5]卷22，448-449。其二，以臣下的愚昧迷信反襯英宗的聰慧明智。正統六年爆發旱災、蝗災，四朝老臣、禮部尚書胡濙請令大臣祈禱弭災，英宗卻指出：“應天以實，不以文。今上天降災，在修德以弭之，豈區區禱祠所免也？不必行?！盵5]卷80，1588云南布政司晉寧州學正楊茂上奏本州“有大樹頗神異，居人因之祈禱輒應，因號為‘塔墩圣母’，目其樹為神樹”，更神奇的是這株大樹“內有神像戴冠執簡，容貌如畫人”，請求朝廷為大樹“加封號”。對這種怪力亂神之舉，英宗的回復是“淫祀邀福非禮也，其止勿聽”[5]卷31，619。

（三）英勇衛國

“土木之變”是明朝開國以來對外征戰中最大的軍事災難?！睹饔⒆趯嶄洝分M過揚功，虛構英宗英勇衛國的光輝形象，將喪師辱國的責任全部推給王振。該書卷首載：“及（英宗）能言時，宣宗皇帝抱置膝上……問：‘有干國之紀者，敢親總六師往正其罪乎？’曰：‘敢?！饝H，音響洪亮，神采英毅，無所疑慮?！盵5]卷首，2試問一個幼兒豈能有此心智？這顯然是在預先將英宗親征瓦剌之舉定性為保家衛國。英宗被俘后，也先企圖利用他叫開宣府、大同城門，不果，后來又欲“復立爺爺做皇帝”[7]。不管英宗是出于自愿還是被迫，這終究對其形象不利?！睹饔⒆趯嶄洝酚谑菍ι鲜鍪妨弦桓呸饤壊惠d，反而著力虛構英宗舍身為國?！吧匣试谔敔I，令袁彬寫書遣人赍回與皇帝并文武群臣：‘以祖宗社稷為重，用心操練軍馬，謹守城池，不必顧慮，朕身自有歸日也?！盵5]卷186，3765且不論英宗是否有此勇氣，試問他如何能在也先的嚴密監控下投書明廷？關于《明英宗實錄》如何諉過王振，羅冬陽已詳論之[8]，茲不贅述。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該書在王振的書寫上采取了雙重標準：當需要彰顯英宗乾綱獨斷時，該書幾乎難尋王振蹤跡；而當需要推卸英宗喪師辱國的責任時，王振卻忽然以一副驕橫跋扈、權傾人主的形象頻繁出場[5]卷181，3495-3499。

《明英宗實錄》是明憲宗為其父所修，兼具“家史”與“國史”的雙重特征。作為“家史”，它需要照顧憲宗“顯親盡孝”的私人感情[9]；作為“國史”，它更有維護、鞏固明朝統治的政治使命?！睹饔⒆趯嶄洝穼⒂⒆谒茉鞛榻醣M善盡美的英主，可以說是題中應有之義。于此可見，前揭方志遠所說明廷暗指英宗并非英主的觀點有失偏頗。

二、中主：明中后期至清初史書對英宗形象的重塑

除官修史書《明英宗實錄》外，明代前期私修史書也對英宗極盡贊美之能事，其用詞甚至較官修史書有過之而無不及①參見陸容《菽園雜記》卷10，中華書局，1985年，第120頁；祝允明《前聞記》，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點?！秶涔省肪?2，第1399頁。。然而與此同時某些間接批評英宗的言論亦在其中悄然出現。從正德朝開始，私修史書對英宗的批評更由間接轉為直接，其結果就是將英宗塑造為功過參半的中主。清初，官方與明遺民等修史主體評價英宗時都沿用了中主說，但英宗形象呈現出惡化趨勢。

明代私修史書對英宗的間接批評源于對宦官王振的抨擊。這最早出現在“土木之變”后百官彈劾王振的奏章中。該奏章內有“（王振）逼脅圣駕親征……皇上畏其強愎不臣，不得已而強行”[5]卷181，3521等文字。百官本意是批判王振專權跋扈，但在客觀上將英宗刻畫成受“權閹”擺布的懦弱皇帝，親征瓦剌也被描述成受脅迫的無奈之舉?！睹饔⒆趯嶄洝肥饭賾斒且庾R到了這一點，因此在正文敘事中將“逼脅圣駕親征”改為“王振實勸成于內”[5]卷180，3491。不過“挾帝親征說”卻被后來的史書廣泛征引，英宗懦弱無能的形象由此深入人心。又，《天順日錄》載：

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且政在臺閣，委任三楊……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正統六、七年以后，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于中官王振，邪正倒置矣。[10]

李賢將正統朝一分為二，指出前期“天下休息”的原因在于張太后、“三楊”主持政務；后期“邪正倒置”則是因為張太后、“三楊”相繼亡故，王振乘機專權。正統朝前期英宗尚未親政，李賢對正統朝后期的批判也就暗含了否定英宗整個正統朝施政的意味。這成為后世重塑英宗形象的重要參考。此后，私修史書對王振的丑化愈演愈烈②參見吳智和《〈明史紀事本末·王振用事〉校讀》，《華岡文科學報》1999年第23期；李佳《明朝宦官干政形象的一種政治文化解讀——以王振為中心》，《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英宗形象也隨之一損俱損。在這些“層累造成”的王振專權故事中，影響最大、損害英宗形象最嚴重的是所謂“王振預宴”故事：

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寵，不預外廷之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人復命，上為戚然。乃命東華開中門由以出入……百官皆候拜，振始悅。[11]

《明史紀事本末》對此評價道：“此何異哀寵董賢，愿讓天下；僖呼阿父，遂作門生者與？”[12]

隨著量變積累成為質變，從正德朝開始，明人的批判矛頭逐漸指向英宗本人，后者被塑造為功過參半的中主。此種中主敘事最早出現于祝允明所撰《前聞記》中：

抑伏觀英廟，以一人之身，而天順中行事與正統中大徑庭，何也？蓋英廟初以幼沖嗣位，生長深宮，未諳世故，以故王振得以擅權誤國，天下幾危。及北狩逾年而歸，于是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人之情偽悉知之矣。暨復登大寶，遂躬親政務，屏遠權奸，精明之治，光于祖考。[13]

祝允明一方面否定英宗正統朝的施政，批評他寵信“奸佞”王振，終至釀成“土木之變”幾乎亡國的慘禍，絕口不提該時期內英宗的諸多善政①關于英宗在正統朝的善政，參見孟森《明清史講義（上冊）》第3章《奪門》，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58頁；趙毅、羅冬陽《正統皇帝大傳》第3章《危機四伏的時代》，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71～72頁。；另一方面則肯定英宗天順朝的施政，歌頌他在國政上勵精圖治，對該時期英宗殺害于謙、縱容錦衣衛官校亂政擾民等惡行諱莫如深。這樣，祝允明就將英宗重塑為功過參半的中主。陳建將祝允明上述評論一字不動地搬入其所撰《皇明通紀》一書中[14]?！痘拭魍o》在明代流傳甚廣、影響極大，英宗的中主形象因之得到明代史家的廣泛認可與引述。

清初近百年間（1645—1739）是明史著作修纂的高峰期。其中官方修史成果有萬斯同《明史稿》、王鴻緒《明史稿》、武英殿本《明史》等；明遺民修史成果有談遷《國榷》、査繼佐《罪惟錄》、張岱《石匱書》等；入仕清朝的漢族官僚修史成果有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傅維鱗《明書》等。這些史書對英宗的評價沿用中主說，但大都提高了批判語調，惟在表現形式上有明顯與隱晦之別。其明顯者如《國榷》：

英廟狃治平之后，海內富庶，文恬武嬉，首事麓川，繼以北伐……豈知魚潰獸駭，為晉宋蹈亡哉？……（復辟之后）權不自制，驕及勛閹，石亨幾驂乘之誅，吉祥同甘露之逆，始躬決庶政，旁求耆宿，夙興夕惕，蓋無日忘穹廬南城時也。[15]

談遷除指責英宗在正統朝寵信王振外，又進而批評其在天順朝寵信曹吉祥、石亨，終至釀成“曹石之變”。但仍然肯定英宗平定“曹石之變”后勵精求治。其隱晦者如武英殿本《明史》：

英宗承仁、宣之業，海內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楊、胡濙、張輔，皆累朝勛舊，受遺輔政，綱紀未弛。獨以王振擅權開釁，遂至乘輿播遷。乃復辟而后，猶追念不已，抑何惑溺之深也？前后在位二十四年，無甚稗政。至于上恭讓后謚、釋建庶人之系、罷宮妃殉葬，則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16]卷12，160

從表面上看，該書對英宗的評價似與明中后期私修史書并無不同。細繹之則不然。這段贊語先是批判英宗在正統朝寵信王振，以致后者“擅權開釁……乘輿播遷”，而后又批評英宗復辟后執迷不悟“追念”王振，最后在并未提供任何實證的情況下僵硬給出“前后在位二十四年，無甚稗政”的斷語，字里行間透露出勉強之意。其所褒揚的英宗“盛德”只有“上恭讓后謚、釋建庶人之系、罷宮妃殉葬”等三件與國政無關的家事。

明代宦官集團與文官集團是并立的兩大政治集團，其參與朝政范圍之深之廣為歷代所不及，這必然引起明代士大夫的強烈不滿。在這種背景下，被視為宦官專權始作俑者的王振持續受到明人的猛烈抨擊。與王振關系緊密的英宗隨之受到牽連，《明英宗實錄》所塑造的英宗的英主形象逐漸瓦解。然而明代士大夫對英宗的批評僅限于其寵信王振，對于英宗在天順朝殺害于謙等惡行則視而不見，反而稱贊他在該時期信任文官、勵精圖治。由此可見，明代士大夫重塑英宗形象的主要原因是打擊宦官、標榜自我。明遺民將宦官專權視為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對英宗抱有一種半是追思、半是責備的復雜情感。因此，他們雖延續了對英宗的中主定性，但加重了批判語調。清初統治尚未鞏固，出于籠絡漢人臣民的考量，清廷在編撰明史與自身關聯不大的內容時會盡量吸納遺民的史學觀點[17]，其批評英宗的口吻甚至比明遺民更加委婉。

三、昏君：清乾隆朝官修史書中英宗形象的定型

到乾隆朝，清廷統治達到鼎盛，其評價明朝皇帝已不再有何顧忌。同時在“文字獄”的高壓下，“私家明史學……降至極點”[17]，官修明史獲得了壟斷地位。以“歷史判官”[18]自居的乾隆皇帝接連下詔編纂、重修了多部通史或明史著作，主要作品包括《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御定通鑒綱目三編》及四庫全書本《明史》等。這些史書秉承乾隆皇帝意旨，對多位明朝皇帝進行了重新評價，其中就包括英宗，他被定性為始終昏聵、大權旁落的昏君。

乾隆皇帝除批判英宗寵信王振外，還抨擊其在天順朝放縱曹吉祥、石亨專擅權柄：

曹、石皆以倖功于寵，漸至威福自專。英宗雖厭其驕橫，而不能制，已為優柔寡斷。且令亨叔侄表里握兵柄，吉祥屢出監軍，遂使將半私門、家多藏甲，幾于教猱升木，釀禍尤深矣。[19]卷105，359-360

最后甚至認為英宗釋放建庶人、罷宮妃殉葬等善舉也不值一提：

英宗失德處不可枚舉，史臣乃稱其釋建庶人、罷宮妃殉葬為可法后世。夫釋建庶人何關政教？而宮人殉葬，自是亂政，罷之宜耳。然豈足為盛德哉？[19]卷105，364

可見乾隆皇帝批判英宗，從時間上已然擴展到其整個統治時期，從內容上則不但否定其“公德”，對其“私德”亦不屑一顧。有趣的是，盡管乾隆皇帝否定英宗如此徹底，當英宗與其兄弟、臣僚發生沖突時，乾隆皇帝卻總是站在英宗一邊。景帝、于謙等人被士大夫視為戡難保邦的英主、功臣。然而在乾隆皇帝眼中，“景泰得位，跡同竊取”[19]卷104，336；于謙“社稷為重”之言大逆不道，“意欲之獄亦有由來”[19]卷104，327；大同守將郭登拒絕開城門迎納英宗，“拒君實無可逃罪”[19]卷104，326。

乾隆皇帝塑造出來的英宗昏君形象得到了后世學者的廣泛認可。清朝史家自不必說，近現代孟森、呂思勉、王桐齡、范文瀾等史學大家也對此表示贊同①參見孟森《明清史講義（上）》第三章《奪門》，第170頁；呂思勉《白話本國史》第四篇第二章《明朝的內治》，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9年，第439頁；王桐齡《中國史》第三編第四章《宦官之亂政》，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38頁；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第七章，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624頁。。當代朱紹侯將英宗打入《昏君傳》中[20]，吳琦、趙秀麗則將英宗列為“問題皇帝”[21]。

在乾隆皇帝看來，縱容臣下“作威作?！薄皟炄峁褦唷钡挠⒆跓o疑是徹頭徹尾的昏君。表面上，乾隆皇帝否定英宗與明代士大夫一脈相承，然而兩者的內在學術理路卻并不相同。對于英宗寵信宦官，明代士大夫是出于維護文官集團權威的目的加以批判，而乾隆皇帝在意的則是皇帝“威福下移”、大權旁落的潛在危險。至于英宗在天順朝信任李賢等文官，明代士大夫極力贊美，乾隆皇帝卻并不在意。明乎此，也就不難理解何以在涉及到君臣沖突時，乾隆皇帝會毫不猶豫地站在他眼中的昏君一邊，責難“戡難救邦”之主景帝與“救時良相”于謙了。其中緣由不難想見：盡管乾隆皇帝與英宗朝代不同，但兩人同屬最高統治者，前者對后者的維護本質上是服務于皇權統治的需要。

四、“清廷詆毀明朝說”考辨

當代有多位明史專家提出了清廷為抬高自身而刻意貶低明朝的觀點②參見謝國楨《對于研究明清史的一點體會》，《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3期；徐泓《明代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收入陳支平、晚明主編《明朝在中國史上的地位》，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頁；潘星輝《被扭曲與被辱沒的歷史》，收入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6輯，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192～209頁；陳梧桐、彭勇《明史十講》第一講《緒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頁。。從明朝皇帝形象變遷這一案例出發，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基于維護皇權的立場，清廷對某些明朝皇帝給予熱烈贊美，甚至出現了清廷出面反對明遺民批判明朝皇帝的現象。明朝遺民“著眼于明亡的教訓”，對多數皇帝都提出嚴厲批評[22]。黃宗羲尤其不滿明太祖“廢相”，認為“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23]。這種風氣也蔓延進入清廷開設的明史館中，清圣祖對此不以為然：“（館臣）于洪武、宣德本紀，訾議甚多，朕思洪武系開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賢辟……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盵24]卷154，700其后成書的武英殿本《明史》果然遵照旨意，極力“掩飾明朝統治者的陰暗面”[25]。明太祖更是備受清朝皇帝的推崇，如清世祖認為“歷代賢君，莫若洪武”[26]，清圣祖為明孝陵題寫匾額“治隆唐宋”[24]卷193，1043，武英殿本《明史》歌頌明太祖“以聰明神武之姿，抱濟世安民之志……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實身兼之”[16]卷3，56。此后清代歷代皇帝對明太祖的推崇也是一以貫之。

第二，不可否認，從清初到乾隆朝，明代多位皇帝形象呈惡化趨勢。除英宗外，對比殿本《明史》與四庫本《明史》的本紀論贊，成祖、憲宗、武宗、穆宗等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貶抑[27]。但正如英宗一樣，這是明清兩朝史籍長期演化的結果，并非乾隆皇帝一時心血來潮。此外，如前所述，殿本《明史》對某些明朝皇帝的評價明顯偏高，四庫本《明史》的修改某種程度上是回歸史實[27]。

第三，乾隆皇帝批評明朝皇帝的主要目的是維護皇權統治而非詆毀其本人。他評價憲宗道：“不鑒土木之失柄，用汪直，威福下移?！盵28]卷14，163-164評價武宗道：“萬幾坐曠，大柄潛移……紀綱廢墜，中外寒心?！盵28]卷16，180評價穆宗道：“柄臣相軋……而帝未能振肅乾綱?！盵28]卷19，202結合此前英宗的案例，不難發現，乾隆皇帝對明代列帝的所有批評都是說他們大權旁落、威福下移。但也正如乾隆皇帝此前為袒護英宗而批判景帝、于謙一樣，當明代列帝與其臣僚發生沖突時，乾隆皇帝每每旗幟鮮明地站在皇權立場上維護列帝。

綜上所述，明清史籍中的英宗形象由英主變為中主、再變為昏君，呈現出不斷惡化之勢。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推動力是不同修史主體的政治需要。明代士大夫基于打擊宦官專權、擴張自身權力的愿望而將英宗重塑為功過參半的中主；明朝遺民及清朝前期出于不同考量維持了英宗的中主評價，但英宗形象有所惡化；乾隆皇帝出于維護絕對皇權統治的目的而將英宗形象定型為徹頭徹尾的昏君。同樣基于維護皇權的需要，清廷對其他明朝皇帝既有贊美也有批評，所謂“清廷詆毀明朝說”在這一點上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