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機關如何準確把握非法捕撈水產品罪入罪標準？

檢察機關如何準確把握非法捕撈水產品罪的入罪標準？如何準確把握非法捕撈水產品罪與其他關聯犯罪的界限？辦理長江流域非法捕撈案件，如何落實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在辦案中監督、在監督中辦案”的檢察理念？這些問題在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的《檢察機關辦理長江流域非法捕撈案件有關法律政策問題的解答》（下稱《解答》）中均能找到“標準答案”。

針對執法司法實踐中遇到的法律適用、證據收集、認定鑒定等重點難點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農業農村部于2020年12月17日聯合印發《依法懲治長江流域非法捕撈等違法犯罪的意見》（下稱《意見》）。2021年3月1日，《長江保護法》作為長江流域開展生態環境保護的基本法正式施行。為確保檢察機關正確理解和準確適用刑法、長江保護法以及《意見》等規定，最高檢專門研究制定了《解答》。

《解答》明確指出，根據《意見》，“長江流域重點水域”禁捕范圍包括五類區域：長江流域水生生物保護區、長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長江口禁捕管理區、大型通江湖泊、其他重點水域，同時“對于涉案的禁捕區域，檢察機關可以根據《意見》規定，結合案件具體情況，商請農業農村（漁政）部門出具認定意見”。

《意見》明確了辦理長江流域非法捕撈案件，如何準確把握非法捕撈水產品罪入罪標準的問題。對此，《解答》強調，檢察機關要依照刑法和《意見》相關規定，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從行為人犯罪動機、主觀故意、所使用的方法、工具、涉案水生生物的珍貴、瀕危程度、案發后修復生態環境情況等方面，綜合判斷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既要用足用好法律規定，總體體現依法從嚴懲治的政策導向，又要準確把握司法辦案尺度，切實避免“一刀切”簡單司法、機械辦案。

《解答》要求，檢察機關辦理非法捕撈水產品案件，應當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準確判斷行為人的責任輕重和刑事追究的必要性，綜合運用刑事、行政、經濟手段懲治違法犯罪，做到懲處少數、教育挽救大多數，實現罪責刑相適應。對于不同性質案件的處理，要體現區別對待的原則：一方面，要從嚴懲處有組織的、經常性的或者形成產業鏈的危害水生生物資源犯罪；另一方面，對個人偶爾實施的不具有生產性、經營性的非法捕撈行為要慎用刑罰，危害嚴重構成犯罪的，在處罰時應與前一類犯罪案件有所區別。

為了更好地落實“在辦案中監督、在監督中辦案”的檢察理念，《解答》特別強調，各級檢察機關要深刻認識到法律監督與訴訟辦案職能一體兩面的特性，重點做好五項工作：一是加強“行刑銜接”。健全與行政執法機關、公安機關執法司法信息共享、案情通報、案件移送制度，推動實現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無縫對接、雙向銜接。二是加強立案監督。注重監督實效，切實防止和糾正有案不立和違法立案的情況。三是加強引導取證和偵查監督。在“捕、運、銷”形成鏈條的共同犯罪案件中，注意引導偵查機關全面收集各環節實施犯罪的證據，查明犯罪團伙各成員的地位、作用，準確判斷共同犯罪故意。四是加強審判監督。進一步明確認罪認罰從寬的具體標準，統一司法尺度，減少量刑分歧。重點加強對涉長江流域重點水域非法捕撈案件訴判不一、量刑畸輕畸重、判處緩免刑不當的監督。對符合法定抗訴情形的，要依法進行抗訴。五是加強執行監督。完善執行監督機制，確保刑罰（包括財產刑）以及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裁判執行到位。

《解答》進一步指出，檢察機關要順應公共利益代表的時代需求，不斷增強系統思維，在辦案中貫徹恢復性司法理念。堅持“專業化法律監督＋恢復性司法實踐＋社會化綜合治理”的生態檢察模式，實現懲治犯罪和修復生態相統一。充分發揮“河（湖）長＋檢察長”制度作用，建立健全涉漁案件、事件應急處置快速反應體系，提高協同協作質量效率。通過發布聲明、公開道歉、現身說法、公益廣告等方式，積極消除違法信息帶來的負面影響。

《解答》指出，對于實施危害水生生物資源的行為，致使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檢察機關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實踐中，優先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必要時單獨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加強民事公益訴訟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的銜接。與此同時，《解答》強調，要發揮檢察建議在服務保障長江流域禁捕工作，推動長江流域生態保護方面的積極作用。

《解答》還針對準確認定“電魚、毒魚、炸魚等嚴重破壞漁業資源的禁用方法”和“農業農村部規定的禁用工具”以及準確認定行為人的主觀故意等問題作出明確規定。

（信息來源：最高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