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黨的自我革命的理論思考及其當代價值

鄧 倩 王 成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黨總結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時，就把“堅持自我革命”作為“十個堅持”之一，其中指出：“自我革命精神是黨永葆青春活力的強大支撐。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斷自我革命中淬煉而成的。黨歷經百年滄桑更加充滿活力，其奧秘就在于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黨的偉大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從不諱疾忌醫，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敢于直面問題，勇于自我革命?！?2)《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7日。當前，黨的自我革命已經成為黨的建設和國家治理研究的一個重要論域。自我革命本質上是一個創造性傳承的實踐過程，而關于自我革命的理論也是處于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當中。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盡管毛澤東沒有直接提出“自我革命”這一概念，但其思想體系中卻蘊藏著豐富的自我革命因子和理論資源。關于黨的自我革命方面的論述散見于他關于黨的建設、認識論及加強執政黨文化建設等諸多文獻中。毛澤東對黨的自我革命的理論思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新時代黨推進自我革命具有重要指導作用和借鑒意義。

一、毛澤東對黨的自我革命的理論思考的生成邏輯

理論的萌蘗、發展和成熟不能只是純粹主觀世界的“靈光乍現”，而是必然有著錯綜復雜的社會性因素。毛澤東對黨的自我革命的理論思考，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中國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基本軌跡。概言之，毛澤東關于黨的自我革命的思考是中國共產黨改造近代中國的理論必然。

(一)理論之源：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的繼承發展

經典作家關于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建設的論述為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提供了理論指南。馬克思和恩格斯鮮明地指出，無產階級政黨要把黨內思想凈化當成一項重要任務，就應該同私有制下的各種非無產階級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頁。。1879年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談到黨內斗爭時指出：“當各種腐朽分子和好虛榮的分子可以毫無阻礙地大出風頭的時候，就該拋棄掩飾和調和的政策，只要有必要，即使發生爭論和吵鬧也不怕。一個政黨寧愿容忍任何一個蠢貨在黨內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開拒絕承認他，這樣的黨是沒有前途的?！?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0頁。列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和黨建理論的發揚者和實踐者，他在1921年《真理報》上發表的《關于清黨》一文中，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先進性和純潔性當作生命，主張“必須把欺騙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誠分子和不堅定的共產黨員以及雖然‘改頭換面’但內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維克從黨內清除出去”(5)《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2頁。。

毛澤東對黨的自我革命的理論思考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共產黨人科學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回答在革命時期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這些根本問題的思想結晶。隨著黨的事業不斷發展和黨的隊伍不斷壯大，鑒于黨員隊伍和黨組織迅速發展而帶來的新問題，黨的領導人發表了一系列理論著作。除了毛澤東本人關于政黨和黨建的著作，中共中央和黨的其他一些重要領導人也曾頒布和撰寫了大量的黨建文件、文章，比如中共中央頒布了《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1922年)、《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決議案》(1924年)、《關于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26年)、《古田會議決議》(1929年)；劉少奇撰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斗爭》《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以及《論黨》；陳云撰寫了《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等等。毛澤東的相關論著和這些文件、文章，從不同角度論述了繼承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和黨建思想科學精髓的必要性，對于黨推進自我革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毛澤東思考黨的自我革命的哲學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勝任重建社會的工作?！?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頁。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認識到，無產階級只有建立真正能反映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意識形態理論，明確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和性質，才能真正從“自發”走向“自覺”，實現自己的革命目標即共產主義。因此，無產階級不能從過去舊社會制度中吸收這些剝削觀念，而是必須“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頁。。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理論上徹底的辯證否定和革命批判態度決定了以其為指導的無產階級政黨需要持續不斷地進行自我革命。列寧繼承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指出：“真正偉大的革命是從舊事物同改造舊事物的意向和追求新事物的抽象愿望這種矛盾中產生的?！?8)《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3—794頁。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踐行者，傳承了共產黨人思想革命的“哲學基因”。毛澤東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基礎上，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完成了《實踐論》和《矛盾論》。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9)《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頁。也就是說，奪取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走向共產主義，必須要進行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改造活動。這些論述為毛澤東思考黨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哲學依據。

(二)文化之蘊：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賡續傳承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豐富的“民本”思想，重視民心之向背對于執政者開展自我反省具有重要影響。先秦時期，執政者對于民眾的力量和作用就已經有所體認，周公等人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認為“民”是反映天命的“鏡子”?！豆茏印つ撩瘛穭t將政權的興替更迭直接與民心相關涉，認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荀子則明確地將民與君的關系比作水與舟的關系，提出了“民水君舟”說。在唐代，《貞觀政要》記載了唐太宗轉引荀子的觀點，將“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奉為治國安邦的至理名言。明末清初三大啟蒙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抨擊君主專制制度為“天下之大害”。在《明夷待訪錄·原君》一文中，黃宗羲指出，萬民是主人，要“以天下為主，君為客”。維新思想家譚嗣同高度認可民本思想，極力主張“民本君末”，提出把民眾視為國家和民族發展的生命線。由此觀之，從“敬天保民”經“仁者愛人”，再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直至三大思想家樸素的民主思想，中國古代哲人和傳統文化認定“天心”與“民心”相通。雖然社會形態不同，但民本思想作為傳統社會的基本價值理念之一，對于中國共產黨進行自我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探索依然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價值?；诖?，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對共產黨人的是非觀作了很好的闡釋，他指出：“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10)《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頁。

與此同時，中國傳統哲學特別注重人的內在心性修煉與反省調節。古代先賢一向提倡“以克己為本”的修身文化，其本質上就是要求“內省”“慎獨”，通過自我心性的凈化和內在欲望的修煉對主體形成內在的反思，以達到一種自我與“天道”相互契合的理想境界。周公提出“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思想，以此來表明革新的勇氣和決心?！抖Y記·大學》則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來比喻要及時反省和不斷革新，認為求新是一個動態的、持續的過程?！渡袝た嫡a》的“作新民”，則是要造就一代“自新的人”?？鬃釉凇墩撜Z》中提出“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就是說“正身”“安人”要靠“修己”，做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曾子則提出“吾日三省吾身”，就是把追求自我修養作為完善自我道德的要求?！睹献印返摹靶杏胁坏谜?，皆反求諸己”，意指要時常自我反省、多從自己身上找問題。王陽明提出要通過“知行合一”來達到“致良知”的目的，主張“內圣外王”。毛澤東繼承古代先賢注重“自省”“慎獨”的傳統，號召全黨同志在實踐中去主動發現并改正缺點和完善自我，認為“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一切政黨的重要特征之一。他曾以“灰塵”來比喻先進性的喪失和純潔性的弱化，又把祛除灰塵比作“打掃”和“洗滌”，指出“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11)《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頁。。

(三)實踐之舉：對中國革命建設問題的現實回應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誕生于20世紀的東方中國，首先源于中國社會歷史內在需要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理性耦合。中國共產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分析、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問題。具體來看，五四運動催生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知識分子與當時中國思想界存在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和社會主義思想流派展開了激烈的博弈和較量。大革命時期，面對反革命勢力對中國革命的指責特別是農民問題應該何去何從等重大問題，毛澤東在其早期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并沒有從本本主義或者主觀主義的視角出發回答“好得很”抑或“糟得很”，而是通過社會調查研究來獲得符合現實的結論。大革命失敗以后，黨中央逐漸意識到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從此便注重調整方向和目標。在此期間，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思想，對長期以來只注重工農運動而輕視武裝斗爭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嚴肅的批評。八七會議以后，毛澤東率領工農紅軍發動了秋收起義，之后又把革命的“星星之火”引向中國農村，成功開辟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與此同時，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等系列著作中對黨的自我革命在理論與實踐上進行了一些探索，以中國實踐中形成“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來打破將蘇聯經驗神圣化的“城市中心論”，強調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而非個別的語句去分析中國實際和解決中國問題。

土地革命戰爭開始以后，針對黨內出現的一些革命理想信念動搖的情況，毛澤東在1929年的古田會議決議案中要求黨內生活和思想政治化、科學化，以防止黨內批評主觀武斷和庸俗化。在1930年撰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又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必須洗刷唯心精神”以及“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12)《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115頁。等著名觀點。遵義會議后，中國共產黨再次拿起自我革命的武器，同“左”傾冒險主義和教條主義進行了徹底的斗爭，對黨內出現的那些只知宣揚馬克思主義只言片語的“理論家”和教條主義者進行了批判。

延安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了徹底肅清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以及經驗主義而開展了著名的整風運動。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一次至關重要的自我革命。在此之前，《實踐論》和《矛盾論》等理論著作的撰寫與發表為黨持之以恒開展自我革命提供了哲學依據。經由1939年的《〈共產黨人〉發刊詞》《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紀念白求恩》及至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再到1941年的《改造我們的學習》以及1942年的《整頓黨的作風》，直至1948年的《關于健全黨委制》等，毛澤東的黨建思想日臻成熟。中國共產黨從思想和實踐雙重視角卓有成效地開展了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斗爭，大力糾正了黨內那些把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個別語句教條化，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和決議、蘇聯黨和國家革命建設經驗神圣化等錯誤傾向。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清除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等思想遺留問題的同時，高度重視黨的自身建設。為了深刻總結農民起義的歷史教訓，毛澤東和黨中央于1944年在全黨印發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要求對黨內可能存在的宗派斗爭和生活腐化問題進行反思，提出要以明末農民起義為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13)《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8頁。。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時候，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對革命勝利以后黨內可能會滋生的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官僚主義、居功自傲、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等進行了詳細分析，告誡全黨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工作作風和艱苦奮斗的生活作風。

二、毛澤東對黨的自我革命的理論思考的科學內涵

毛澤東對黨的自我革命的理論思考生動體現了黨的思想路線、認識路線和群眾路線，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動力，有著豐富的科學內涵。

(一)從加強學習教育的自我提高中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重視學習、善于學習是中國共產黨不斷進取的原生動力之一。在建黨初始，黨面臨內外重重壓力和挑戰，黨員的理論水平整體不高。一方面，大部分黨員還未真正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育；另一方面，黨內仍存在封建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的“余溫”。為進一步肅清黨內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意識，黨的理論期刊和出版機構如《新青年》、人民出版社等，刊登、譯介和發行了一大批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作家的作品、傳記和經典著作，給全體黨員帶來了豐富的精神滋養，從而為糾正黨內錯誤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

全黨在提高理論學習的同時還開展了實地調查，其實質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從而更好地運用科學理論來指導現實運動。這不僅增強了黨聯系群眾、依靠群眾的工作本領，更是為奪取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如毛澤東1927年在湖南做了長達32天的農村實地調查，撰寫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份報告通過考察不同地方的農民運動實例，為后面的革命運動中如何組織群眾、發動群眾和依靠群眾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素材。延安整風運動時期，毛澤東特別強調要樹立和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1940年3月，黨為加強干部教育，專門發出了《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并將每年5月5日(即馬克思生日)定為干部學習節。毛澤東在1941年5月的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要求針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等現象進行集中整風，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學風。通過深入學習，黨員領導干部的理論水平普遍得到提高，黨員自覺辨別和抵制錯誤思想的本領不斷增強。正如毛澤東所說：“學習是我們注重的工作，特別是干部同志，學習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學習，就不能領導工作，不能改善工作與建設大黨?！?14)《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頁。這就進一步要求全黨尤其是黨員干部，不管遭遇何種困難曲折，也不論遭遇何種重大歷史轉折，都應該保持謙虛好學的態度，把加強學習作為一項關系黨的生死存亡和國家事業興衰成敗的任務來對待。

(二)在解決黨自身突出問題的自我凈化中鍛造黨的優良作風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于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著力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1929年的古田會議，對黨內和軍隊中出現的非組織化和極端民主化的錯誤思想進行了糾正，同時還解決了正處特殊國情之中的建黨、建軍等歷史性難題，從而把黨員的思想以及黨內的生活進行政治化和科學化。1935年的遵義會議，不僅有效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同時還使黨的思想路線走到實事求是的正確軌道上來。西柏坡時期，毛澤東提出了“兩個務必”，要求全黨繼續保持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1957年整風運動起初是為了整頓黨內出現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毛澤東后來指出，希望通過整風，“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15)《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頁。。在毛澤東看來，“好的領導者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認真地對待錯誤。完全不犯錯誤的人在世界上是從來沒有的”(16)《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頁。。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又辯證地指出：“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17)《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頁。

毛澤東是忠誠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他用辯證和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從哲學的理論視域出發，發展是在事物內部矛盾運動過程中的自我批判與否定，既是對舊事物合乎規律性、時代性因素的發揚和繼承，也是對舊事物中與規律性、時代性背離因素的拋棄和克服，也即所謂“揚棄”。正是基于此，劉少奇也曾精辟地指出：“我們在反對黨內黨外各種黑暗東西的斗爭中來改造世界和人類，同時也改造我們的黨和我們自己?！?18)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4頁。

(三)從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自我完善中加強黨的戰斗力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繼承優良傳統和推進自我革命的銳利武器，也是中國共產黨經受百年歲月洗禮依然保持青春活力的成功密碼。毛澤東指出：“自我批評是馬列主義政黨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馬列主義方法論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氣的組成部分?！?19)《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33頁。對于無產階級政黨而言，開展有效的自我批評是其解決黨內矛盾最為有效的途徑。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于那時正處于幼年時期的黨缺乏領導革命的成熟理論和實踐經驗，加之共產國際的錯誤判斷和黨內右傾錯誤，最終導致革命遭到嚴重挫折，黨組織遭受極大損害。為徹底糾正偏差和錯誤，迅速恢復黨組織，1927年召開了八七會議，黨中央要求每個黨員吸取過往教訓，糾正并公開批評自己的錯誤，為確保革命事業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奠定了基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針對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等錯誤思想，黨要求各支部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整頓，明確宣布：“支部生活最低限度要辦到經常自動的開會繳費……發展黨的組織，發展自我批評?！?20)《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12頁?？箲饡r期，黨為進一步加強團結統一，一方面推動深入學習理論，另一方面積極開展整風運動。1940年，黨中央陸續頒布了《關于干部學習的指示》《關于辦理黨校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號召全黨要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積極主動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在全黨集中開展整風運動，樹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文風、學風和作風，增強了黨的戰斗力?？梢?，黨在長期的革命戰斗過程中，始終堅持以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不斷進行自我完善。

(四)從反對腐敗與防范風險的自我革新中塑造黨的崇高形象

堅決反對腐敗、倡導清正廉潔是黨有效防范風險、不斷自我革新的有力舉措。在井岡山時期，黨制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和《井岡山反腐敗訓令》，以嚴格的紀律和法規制約共產黨員的言行舉止，確保黨能沿著正確的革命道路前進。全面抗戰時期，黨還設立了法令起草委員會，頒布了《陜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淮北蘇皖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等一系列法規條例，明確公務人員如有貪污、盜竊、勒索、強占等假公濟私行為，“犯法者從重治罪”(21)《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頁。。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為預防黨內坐享其成、貪圖享樂、驕傲自滿等不良情緒，毛澤東告誡全黨要堅決抵制“糖衣炮彈”的誘惑與侵襲，始終保持“兩個務必”的優良作風。

新中國成立以后，一些干部黨員因取得一些成績就開始萌生了脫離群眾、貪污腐敗、拉幫結派等不良作風，這無形中給黨增大了執政的風險考驗。針對這些現象，毛澤東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要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必須盡快恢復經濟建設，干部必須提高素質能力和業務能力，否則“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22)《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頁。。1950年開展的整風運動，針對黨內驕傲自滿、貪腐松散等不良作風進行了有效的整治；1951—1952年開展的“三反”運動，對貪污浪費、以權謀私、官僚主義等腐敗風氣進行了嚴厲的懲治；1951—1954年開展的整黨運動，將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教育作為全體黨員的必修學習內容，進一步對黨員思想和黨組織進行了凈化和提升。這些舉措有利于夯實黨的執政基礎，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向前發展。

三、毛澤東對黨的自我革命的理論思考的當代價值

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歷史成就，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把握住了“打鐵必須自身硬”的樸實真理，不斷進行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毛澤東關于黨的自我革命的思考對于新時代黨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啟示價值。

(一)必須既重視學習又善于學習，涵養自我革命的政治鑒別力

中國共產黨從最初照搬照抄“城市中心論”到提出“工農武裝割據”，再到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命題，相繼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等成就，靠的就是不斷學習再學習，堅持在學習中抵御錯誤思想，不斷增強政治素養。

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領域發展，社會轉型的負面影響給黨的建設特別是黨員思想帶來嚴峻考驗，廣大黨員干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總會遭遇一些新事物、新情況。同時，以資本主義為代表的西方思潮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腐朽思想對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構成了一定威脅和沖擊，黨員干部容易在潛移默化中遭受不良思潮的侵蝕。在這種情境下，一旦脫離學習就很有可能導致一部分黨員領導干部思想消沉，甚至走向墮落和犯罪的深淵。

從近年來落馬的貪腐分子的懺悔中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共同點，就是“放棄政治學習”“放松世界觀改造”“脫離組織生活”。一些曾經的“領頭雁”“排頭兵”在身居高位以后放棄了理論學習，從而也放松了對自身的要求，有的甚至把“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當作人生信條和口頭禪，最終成為黨紀國法懲治的對象。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對抗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對黨組織的侵蝕和腐化，防止黨員干部變質墮落，依然是新時代黨的建設需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為此，新時代要持續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全黨上下不斷強化四史學習，對標對表認真進行自我剖析，并深入查找差距，定期清洗思想和行為上的灰塵，管好“枕邊人”，管住“身邊人”，教好“膝下人”。同時，把提高自身的政治素養擺放在突出位置，著力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和戰斗性，以總結經驗強化自身的黨性修養；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以問題為導向，把政治學習和業務學習相結合，既解決思想動態問題，又解決業務提升問題，不做有政治無能力的“庸官”，也不做有能力無政治的“糊涂官”，警惕“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推諉卸責心態和“逆淘汰”基層政治生態的形成。

(二)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增進自我革命的政治判斷力

理論研究不應脫離社會現實，而應注重實地調查。正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的那樣，對于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我們應采取“批判地兼收并蓄”方式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23)《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頁。，而這一過程的前提就是共產黨人堅持“實事求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在全面從嚴治黨過程中得到了磨礪和鍛煉，廣大黨員干部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都有了整體的顯著提升。然而，當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四風”問題已成為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羈絆，是當前全黨上下必須集中精力加以解決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的生成原因復雜，就其實踐層面來看，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部分黨員干部想問題、辦事情不是從實際出發，沒有做到實事求是，而是從自我利益著想，只講一般的和空洞的原則要求，談優點和貢獻頭頭是道，談缺點和問題輕描淡寫，在面對困難和問題時往往拿不出具體方案，缺乏解放思想的勇氣和擔當；有的黨員干部把利己主義奉為圭臬，表面上講究黨性，私下里卻把共產主義看作是虛無縹緲、無法實現的空想，甚至結黨營私，買官賣官，甘于被圍獵；有些領導干部把相互批評和自我批評變成了相互吹捧和自我表揚，把不得罪人當作黨內政治生活的第一要務，使得“好人主義”和形式主義大行其道，嚴重背離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黨的形象嚴重受損，黨的戰斗力、凝聚力和社會公信力遭到嚴重削弱。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黨百年發展史，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也是不斷自我革命的歷史。這就要求我們，在新時代要把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放在首位，真正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把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落到實處，建立尚實干、崇實效的工作考評機制；必須勇于剖析自我，善于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不搞趨炎附勢、阿諛奉承，要堅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當“老好人”，不搞無原則和派系之爭；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搞無限上綱、脫離實際，不主觀武斷，不發泄私憤；堅決反對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的庸俗哲學；對錯誤的價值理念敢于“亮劍”“過招”，不搞文過飾非，不搞明哲保身，做到知錯認錯、知錯能改、知錯就改。

(三)必須堅持以深化黨的自身建設為引領，強化自我革命的政治免疫力

1945年7月，黃炎培到延安考察，期間曾與毛澤東討論了一個關于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治亂興衰的周期性現象。黃炎培提出，歷朝歷代都沒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怪圈，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真正找到一條跳出這一周期率的新道路?；仡櫸覈鴼v史上的歷代王朝，之所以擺脫不了歷史周期率的宿命，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各朝各代沒有勇氣和能力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黨的性質宗旨同封建王朝、農民起義軍有著根本不同，不可簡單類比，但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24)劉建武：《新時代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偉大探索與成功道路》，《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5期。。要跳出歷史周期率，最關鍵的一條就是要增強黨的自身建設。在革命年代，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提出，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需要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25)《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頁。。關于怎樣建設這樣的黨，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經驗和當前的新鮮經驗傳達到全黨，使黨鐵一樣地鞏固起來，而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這就是我們的任務?！?26)《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4頁。也是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首次將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稱為“偉大的工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和深化黨的自身建設，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不斷創新監督方式、完善黨內監督制度，實現對全體黨員監督的全覆蓋，在自我革命中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新時代，全面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進一步要求全面從嚴治黨。對此，習近平明確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是一場自我革命”，要求“把嚴的主基調長期堅持下去……不斷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27)《充分發揮全面從嚴治黨引領保障作用 確?！笆奈濉睍r期目標任務落到實處》，《人民日報》2021年1月23日。。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指明了黨在深入推進偉大社會革命征程中，關鍵是要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這場自我革命，尤其要堅持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相結合。面對黨內“四大危險”“四種考驗”等嚴峻形勢，習近平創造性地提出：“要使加強制度治黨的過程成為加強思想建黨的過程，也要使加強思想建黨的過程成為加強制度治黨的過程?！?28)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頁。實踐證明，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不僅有力提升了黨的執政能力水平，更是促進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四)必須堅持一以貫之嚴懲腐敗，激發自我革命的政治活力

嚴懲貪腐是黨不斷進行自我革命的戰略抓手?！案瘮‖F象是侵入黨的健康肌體的毒瘤，堅持不懈反對腐敗，堅定不移割除這種毒瘤，是堅持的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必然要求”(29)《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文章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頁。。毛澤東一生勤政為民、克己奉公，對腐敗現象絕不容忍。早在中央蘇區時期，為鞏固蘇維埃政權，毛澤東就鄭重強調：“腐敗不清除……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30)王春雷：《毛澤東一生不容腐敗》，《學習時報》2016年9月5日。只有清正廉潔，黨員隊伍才能穩固和靠譜。要抓主要矛盾的關鍵，就是管好“關鍵少數”的黨員領導干部。只有管住“關鍵少數”，才能鑄就一支想干事能干事敢干事的骨干隊伍，只有管住“絕大多數”，才能使全黨成為肩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使命和責任的時代先鋒。

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以強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全面推進反腐敗斗爭，并贏得了人民的一致好評。一是推進反腐斗爭和執紀問責，樹立反腐決心。堅持反腐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決“打虎”“獵狐”“拍蠅”，編織“天羅地網”不放過任何違法違紀人員。二是聚焦制度建設，提高反腐意識。著力破解對黨政領導干部“一把手”的監督難題，制定“八項規定”“六項禁令”等多項法規制度，切實做到責權統一，失職問責，違法必究，有效防止了“破窗效應”。三是嚴明黨的紀律規矩，恪守廉政底線。充分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以“三種意識”營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好氛圍，讓黨員干部習慣在監督和約束的環境中工作和生活，從而最大限度地激發干部敢做事、能做事和想做事的良好氛圍。

回溯百年奮斗歷程，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黨不斷修正錯誤以堅持真理的奮斗史。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一項偉大的工程，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毛澤東對黨的自我革命的理論思考凝聚了黨的領導集體的智慧，體現了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推進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內在邏輯，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具體實際交融互動的必然，對新時代我們黨加強自身建設、繼續推進自我革命具有借鑒價值和意義。當前，自我革命仍是黨推進自身建設、克服腐敗墮落危險、凝聚共識、開創未來的有力武器，是我們黨踐行初心使命、跳出歷史周期率以及走好新時代趕考路的動力之源。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中，我們黨唯有始終保持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的政治自覺，方能與時俱進地應對黨在前進過程中的各種新情況和新問題，在長期執政中不斷凈化自己、提升自己，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中賡續前行，鑄就不負時代的新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