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部苗文文獻綜述*

⊙ 楊鳳華 熊玉有

(云南民族出版社，云南 昆明 650032；云南省少數民族語文指導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云南 昆明 650031)

文獻是有文字之后的事。有了文字，用文字編寫各種書籍出版，才產生了文獻。歷史上苗族沒有形成統一的文字，過去在個別地方出現過方塊苗文，但并不通行。真正的苗文，出現于20世紀初西部苗族地區，即1905年前后由英國人柏格理及苗漢知識分子共同創制的滇東北老苗文。20世紀50年代，國家派出語言調查工作隊，在調查苗語的基礎上，分別為苗語湘西方言(東部)、黔東方言(中部)和川黔滇方言(西部)中的川黔滇次方言創制了苗文，同時改革了川黔滇方言中滇東北次方言的苗文，從而形成了4種苗文，并用于出版相關書籍。這樣，苗文文獻才應運而生。本文對西部苗文文獻進行綜述，供相關使用參考。

一、新中國成立之前的西部苗文文獻

西部苗文文獻，首先出現在苗語川黔滇方言的滇東北次方言區。柏格理等創制出滇東北老苗文后，便著手編譯和編寫相關書籍。1906年2月到1914年11月，柏格理和楊雅各等用所創制的苗文翻譯了《新約全書》。1916年12月，在教會安排下，由王樹德和楊雅各經越南、香港、上海到日本橫濱印刷《新約全書》。到1917年6月，英國海外圣書公會正式出版本書，共發行10000冊。1936年2月，楊榮新對《新約全書》進行修訂，并送上海交由圣書公會出版，發行7000冊。1938年，內地會楊志城等用這套文字符號設計了苗語7個音樂簡譜符號，并翻譯出苗文版《贊美詩》，收錄基督教詩歌275首。1940年，韓杰翻譯了《頌贊詩歌》，由基督復臨安息日會云南區會石印，收錄詩歌289首。1949年3月，云南三育研究社再版《頌贊詩歌》，鉛印2000冊。同年，王明志編寫的《舊約摘錄》由昆明內地會印刷廠出版，印數1000冊。除宗教讀物，相關人員還編寫了《苗族原始讀本》《花苗新課本》《花苗壹書》(1921)等教材，收集整理出版了《苗族古歌(28首)》(1932)，創作了《喚醒民族奮進》《到石門坎去讀書》等歌曲。[1]

除滇東北次方言區，滇東北老苗文在川黔滇次方言區也有一定程度的傳播。據說在川黔滇苗區，當時有一些苗族同胞能通讀苗文《平民夜讀本》。目前，我們知道用滇東北老苗文編印并用于川黔滇次方言區的文獻主要有《川苗福音詩》和《馬可福音》?！洞绺Ｒ粼姟酚僧敃r鎮雄發達苗族楊明清翻譯，“石門坎循道會”英籍牧師王惠民主編，1935年鉛印，全書32開共68頁，主要供教學使用。[2]《馬可福音》由圣經公會于1938年在上海印發，全書32開，共59頁。扉頁上端為苗文，中間豎書漢字書名，左標“圣經公會印發”字樣，右標“未經本會認可，不許自行翻印”，下端為“川苗馬可福音”及出版時間地點英文字樣。這是我們見到滇東北老苗文用于編寫出版川黔滇次方言的少數宗教文獻。

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滇東北老苗文文獻，雖然現在能見到的不多，但對人們了解那段遠去的歷史具有重要參考價值。這一時期的西部苗文文獻，以宗教書籍為主，同時也有少量教材。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著民族危亡，有人用苗文編創了一些革命歌曲，對提振民眾革命精神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西部苗文文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為苗族創制了拉丁字母苗文，苗文文獻的形成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一)滇東北次方言

在新苗文創制出來之前，滇東北次方言區仍沿用老苗文編印書稿。如1951年，楊榮新和張有倫受命于西南軍政委員會，用老苗文翻譯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對于天主教基督教問題應有的認識》等。新苗文創制出來后，相關文獻改用新苗文印刷出版。其中，最重要且包含各方言在內的重要文獻當屬《苗族語言文字問題科學討論會集刊》，該書由貴州省民族語文指導委員會編，1957年10月印刷，內容包括會議照片、會議議程、報告、大會發言、決議、名單等，全書共337頁。1959年4月，貴州民族出版社出版《滇東北苗文改革方案草案》，印數1000冊。1965年2月，由貴州省民族語文指導工作委員會研究室編寫的《苗漢簡明詞典(滇東北方言)》(初稿)由貴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印數350冊。由于苗文剛剛創制，加上文化大革命爆發，苗文推廣工作被迫停止。此間的滇東北次方言苗文文獻較少。

(二)川黔滇次方言

《苗族語言文字問題科學討論會集刊》包含了川黔滇苗文方案。1958年10月，貴州省民族語文指導委員會研究室川黔滇方言組、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第二工作隊編寫的《苗漢簡明詞典(HMONGB SHUAD JIANMIN CIDIAN)》(初稿)由貴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發行，印數4000冊，收錄川黔滇苗語詞匯9127條，對苗文教學和規范苗語起到積極作用。1959年4月，貴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川黔滇苗文方案草案》，供苗族群眾學習和使用。1963年12月，貴州省民族語文指導委員會研究室編寫的《苗語語法綱要》由貴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發行，全書32開本，頁碼189頁，內容分上編詞法和下編句法兩大部分，屬川黔滇苗語第一本語法書籍。

新中國成立初期，這些為數不多的苗文文獻，為苗文的推廣使用奠定了重要基礎。因為有了這些教材和工具書，后來才有更多的人學習和使用苗文，并用苗文編寫出版了更多的文獻。這些教材和工具書，至今仍被不少人收藏和使用，其中有的已經成為苗文文獻中的珍本，價值越來越突出。

三、改革開放后的西部苗文文獻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苗文推行工作被迫停止，苗文文獻也一度出現中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苗文推行工作的恢復，苗文文獻才又再現。

(一)滇東北次方言

苗文工作恢復后，在滇東北次方言區，因云南滇中昆明、楚雄一帶的苗族知識分子提出對老苗文進行規范，而貴州和云南昭通一帶使用20世紀50年代創制的拉丁苗文，宗教界則仍沿用老苗文，故出現的文獻有拉丁苗文、規范苗文和老苗文等幾種形式，還有這幾種形式相對照的文獻。

拉丁苗文：本階段滇東北拉丁苗文文獻不多，主要有云南昭通地區民族事務委員會和貴州省威寧自治縣民族事務委員會編，楊忠德、王德光主編，昭通地區印刷廠1983年10月印刷出版的《苗文試用課本》；楊忠德主編，貴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發行的《苗語課本(滇東北方言)》(第二冊)；貴州省民委語文辦編寫，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發行的《AD HMAOB NDEUD(ZIB NANGK)》；云南省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辦公室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發行的《西部苗族古歌》(漢苗文對照)；貴州省民委民族語文辦公室、威寧自治縣民族事務委員會編，貴州民族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發行的《苗族民間文學(AD HMAOB DIB NGAOX BID DAOF SAID GEUS》，收有神話敘事詩、歷史敘事詩、生活生產習俗歌謠、兒童故事、格言諺語等內容；苗青主編，貴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發行的《西部苗族文學作品選(2)》；貴州省民委民族語文辦公室、威寧自治縣民族事務委員會編(楊忠信、楊亞東主編)，貴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發行的《苗族歌曲選編(AD HMAOB SHANGB NGOUX SAID SAOT)》，書中收錄苗語歌曲194首；王維陽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發行的《苗語理論基礎》上、中、下三篇，其中上篇為語音，中篇為詞法，下篇為句法和修辭；貴州省畢節地區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民族事務局編，王維陽主編，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發行的《苗漢詞典》，采用拉丁苗文和老苗文對照排列，共收錄苗語詞匯2322條，全書65萬余字。這時期滇東北拉丁苗文文獻數量不多，且有越來越少的趨勢。但由于拉丁苗文與其他方言次方言苗文都使用拉丁字母，設計文字時也充分考慮了不同方言次方言文字的一致性，因此，這些文獻成了其他方言次方言甚至其他民族了解滇東北次方言苗族語言文化的一個重要窗口。

規范苗文：規范苗文文獻主要集中在滇中。為配合教學，昆明市和楚雄州先編寫印制了一些簡易教材。1988年1月，昆明市民族事務委員會、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事務委員會合編的《苗文語文課本》第一、二冊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發行；同年7月，昆明市民族事務委員會、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事務委員會合編的《苗文數學課本(第一冊)》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發行。后來，隨著教材建設的規范化，云南省教育廳組織翻譯審定、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人教版系列小學教材，包括一年級《數學》上下冊、一至六年級《語文》上下冊、《小學語文教輔》一至四年級上下冊等；同期，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張志宏主編的《苗漢簡明詞典》和龍圣光主編的《苗漢詞典》，王應學編的《苗漢詞語對照總匯》則由科學出版社于2006年12月出版發行；張建忠主編的《小學生苗漢成語詞典》及其翻譯的《小學語文詞語手冊》分別于2012年5月和2015年2月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發行。此外，云南民族出版社還出版了王永華翻譯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簡明讀本·傳統美德》，張學文、潘志福翻譯的《一家人過好日子》，李偉文、王永華翻譯的《云南少數民族對外交際手冊》，潘學德、張學文、龍存先、張建忠翻譯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選編》，張建忠、王福興、王永華翻譯的《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張學文、張建忠、王自祥、王永華、潘志福翻譯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等重要著作。這些文獻以教材為主，同時也有一些政治和思想讀物。教材文獻為地方民族教育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教育教學質量。政治和思想讀物則有效宣傳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對促進地方社會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老苗文：老苗文文獻主要流傳于宗教界，目的是滿足信教群眾所需。文獻主要有畢節地區民族事務委員會、畢節地區民族研究所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發行的《中國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資料集成(上下卷)》；楊世武主編，云南民族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發行的《西部苗族古老歌》；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2009年5月出版發行的《苗文圣經》；云南省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云南省基督教協會編，2010年3月印刷的《苗文頌主圣歌》等。近年，雖也有人使用老苗文編印有關苗族文化的書籍，但數量不多。

(二)川黔滇次方言

這一時期川黔滇次方言的苗文文獻，可分為教材類、工具書類、民間文學類、文藝類、政法類、科普類、思想品德類等幾種類型。

教材類：隨著苗文工作的恢復，苗語文教學在各地蓬勃開展，為滿足教學需要，各地編寫了不少教材。這時期的文獻主要有鮮松奎、王文武、陶發貴編，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1982年9月出版的《HMONGB NDEUD KOF BEND苗文課本(川黔滇)》；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干部學校編，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地區右江日報印刷廠印刷的《HMONGB NDEUD苗文(上下冊)》；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務委員會編，文山報社印刷廠1985年12月印刷的《HMONGB NDEUD苗文》；項保昌編，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的《HMONGB NDEUD KOF BEND》；屏邊縣民委、教育局編，王正元主編，個舊市乍甸文華印刷廠1990年12月印刷的《HMONGB NDEUD苗文試用課本(川黔滇方言)》；張元奇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的《HMONGB NDEUD苗文掃盲課本》；貴州省民委民族文字書籍編譯組編譯，貴州民族出版社分別于1990年11月、1991年2月、1992年3月、1992年10月、1992年12月出版的《語文LOL HMONGB》第一冊、第二冊、第三冊、第四冊、第五冊；云南省教育委員會編，云南省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定，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發行的《XOF GEUF NDEUD HMONGB苗文掃盲課本》；云南民族出版社分別于1999年11月、2000年6月和2001年9月出版發行的人教版九年義務教育六年制小學教科書《語文NDEUD LOL》第一冊、第二冊和第三冊；羅有亮編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發行的《NPOUT KHEB GED GEUF》等。此后，與滇東北次方言一樣，云南翻譯出版了人教版系列小學教材，同樣包括一年級《數學》上下冊、一到六年級《語文》上下冊、一到四年級《小學語文教輔》上下冊、一到三年級《道德與法治》上下冊等。以上教材，一到四年級《語文》又出了彩色修訂版。小學教材改革后，最近幾年又重新翻譯出版人教版一到三年級《語文NDEUD LOL》上下冊教材。同期，云南還出版了學前教材、大學教材《苗語教程》、《少數民族普通話培訓讀本(苗文)》等。貴州省出版了《苗語文(上下冊)》《貴州民族語言學習簡本》(含苗語西部方言)、《貴州干部民族語言學習100句》(含苗語西部方言)、《貴州干部民族語言學習120句》(含苗語西部方言)、《貴州少數民族基礎語音雙語讀本(苗族)》(含苗語西部方言)、《NDEUD HMONGB NDEUD SHUAD苗漢語文(西部方言小學初級本·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石莉蕓、李云兵著《川黔滇苗語366句會話句(少數民族語漢英日俄對照)》等。這些教材，前期主要由民族事務部門或個人編寫，后期主要由教育部門組織編譯、審定和出版。其中鮮松奎、王文武、陶發貴編寫的《HMONGB NDEUD KOF BEND苗文課本(川黔滇)》、文山州民族干部學校編寫的《HMONGB NDEUD苗文(上下冊)》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發行的《XOF GEUF NDEUD HMONGB苗文掃盲課本》不僅有苗文聲、韻、調的學習，還有不少閱讀課文，內容較為豐富，使用較為廣泛，影響也較大。同規范苗文一樣，教材的增加，保障了教育教學的有序開展和教育質量的提高，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學校教材不足的被動局面，促進了民族教育的健康發展。

工具類：教學不僅需要有教材，而且也要有一些工具書作支撐。為此，這一階段，也有單位和個人編寫了一些工具書。這類文獻主要有貴州省民委民族語文辦公室編，楊亞東、阿烺蒙編著，貴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4月出版發行的《苗語常用詞匯手冊》；鮮松奎編著，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發行的《新苗漢詞典(西部方言)》；羅有亮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發行的《苗語語法》；紅河州民族研究所編，個舊市乍甸文華印刷廠1989年10月印刷的《苗語詞匯集》，全書共收錄苗語詞匯7600余條；云南省少數民族語文指導工作委員會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發行的《苗漢新詞術語集》；貴州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民族語文辦公室編，羅興貴、楊亞東編著，貴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發行的《現代苗語概論》；云南省教育廳編，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發行的《小學語文詞語手冊》；熊玉有、戴虹恩(美)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發行的《苗漢英學習實用手冊》；張元奇、裴明明(美)、麥瑞祥(美)編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發行的《苗語四音格手冊》；貴州省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辦公室編，貴州出版集團、貴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發行的《BIB HMONGB HUANB YINGX GAOX苗家歡迎您》等。其中鮮松奎編著的《新苗漢詞典(西部方言)》，系在1958年出版的《苗漢簡明詞典》基礎上編成，共收錄苗語詞匯約9000條，在苗語文學習使用中具有重要價值，是目前廣大苗語文愛好者必備工具書。工具類文獻主要為教學服務，在滿足人們學習使用的同時，對規范語言文字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苗語文規范化水平的提高。

民間文學類：民間文學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內容。苗文的教學使用，擔負著搶救保護苗族文化的重要任務。在苗文教學使用過程中，有關部門和專業人員，積極收集整理苗族民間文學，出版了不少文獻。這一時期民間文學類文獻主要有織金縣民族事務委員會編，貴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發行的《HMONGB SAD GED NZAIL苗族喪祭》；項保昌收集整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發行的《YEUF SHEUD NIT LOL NDRUAL尤首的故事》；大方縣民族事務委員會編，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發行的《祭祀辭》；貴州省民委民族語文辦公室編，阿烺蒙、楊亞東主編，貴州民族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發行的《苗族抒情詩選HMONGB NGOUX DOT SHAB SAID》；李維金、羅有亮、侯興鄒、侯健收集整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發行的《云南苗族民間故事》；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民族古籍辦公室編，楊興齋、楊華獻搜集整理，貴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發行的《LOL DLANGB NGOUX LOUL SAID苗族神話詩選》；王保芬編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發行的《NCAIK HMONGB SHEND NGOUX苗嶺山歌》；熊玉有、威利斯(美)編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發行的《苗族機智故事選》；苗青主編，貴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發行的《西部苗族文學作品選(1)》；項保昌等譯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發行的《苗族指路經(文山卷)》；羅有亮譯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發行的《苗族指路經(紅河卷)》；貴州省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辦公室編，楊亞東主編，貴州民族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發行的《苗族蘆笙辭》；楊榮象主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發行的《黔西苗族古歌》；侯興鄒、陶秀和主編，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發行的《文山苗族經典民歌選》；楊亞東、楊華獻編，貴州民族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發行的《苗族遷徙史歌》；侯興鄒、熊正英編，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發行的《文山苗族民間謎語集》；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編，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發行的《文山苗族遷徙史詩》；張元奇、戴虹恩(美)翻譯整理，云南民族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發行《苗族民間故事選》；云南民族出版社編，云南民族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發行的《苗族古歌·娥并與桑洛》等。其中，苗青主編的《西部苗族文學作品選(1)》，文山、紅河卷《苗族指路經》，楊亞東、楊華獻編譯的《苗族遷徙史歌》和文山州民宗委編譯的《文山苗族遷徙史詩》等最為厚重，深刻反映了苗族的歷史和文化，是人們了解認識苗族歷史文化的重要途徑。

文藝類：文藝是豐富人們精神生活的重要手段。這時期，部分文藝工作者或學者，積極利用苗文進行創作、翻譯或整理，出版了一些文藝作品。其中主要文獻有張元奇、陶永華、梁宇鳴選編，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發行的《中國苗族歌曲選》；陶永華編，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發行的《HMONGB NDRONGS SHEND NGOUX》；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發行的《苗族文學作品選》；陶永華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發行的《陶永華苗族音樂作品選》；侯健編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發行的《花桿王》；熊玉有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發行的《魯迅作品選集》；陶永華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發行的《我們的名字叫苗族》；云南民族大學民族文化學院、云南省民族學會苗學研究委員會、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苗學會編，熊玉有主編，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發行的《苗嶺花開》；鎮雄縣民族宗教事務局編，楊洪清主編，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發行的《鎮雄縣苗族蘆笙集》；熊玉有編，云南民族印刷廠2020年1月內部印刷的《小打拉故事》等。其中，陶永華的作品收錄有多篇他創作的歌曲，這些歌曲富有民族特色，深受群眾喜愛，因而最為有名，最有影響。文藝類苗文文獻，體現著苗族文化的創新發展，增強了苗族文化的發展力和傳播力，活躍了苗族群眾文化生活，使苗族人民共享到了新文化帶來的精神食糧。

政法類：用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宣傳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可以解決少數民族群眾存在的語言障礙問題，有效提高宣傳的效果和質量。為此，有關部門積極組織編譯出版政策法律讀物。這一時期，政法類文獻主要有熊玉有、楊鳳華譯，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發行的《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 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江澤民)》；熊玉有、楊鳳華譯，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發行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選譯》；熊玉有、楊鳳華譯，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發行的《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江澤民)》；熊玉有譯，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發行的《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熊玉有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發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熊玉有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發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選編》；熊玉有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發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19年月2月重譯再版)；熊玉有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發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熊玉有、楊樺等翻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11月至2017年12月出版發行的《農村法律普及讀本》1-10輯；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云南省民族事務委員會、云南省新聞出版局編譯，熊玉有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發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選編》；熊玉有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發行的《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2014年版)；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編，侯健、熊玉有等翻譯，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發行的《農村法律法規150問》《農村經濟工作270問》《農村民主政治200問》《農村社會發展220問》；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翻譯，熊玉有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發行的《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云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翻譯，熊玉有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發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云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翻譯，熊玉有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發行的《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2016年版)。另外，還有《云南省法律援助條例》《云南省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條例》等法律譯本。其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反映了黨領導全國人民全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對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政法類文獻是黨和政府為保障少數民族使用自已語言文字的權利，針對少數民族群眾不完全精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實際組織編譯、出版的，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對少數民族的關心，促進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相關法律法規的貫徹落實，深受少數民族群眾擁護。

科普類：由于各種原因，苗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為加快苗族地區脫貧致富奔小康，有關部門結合農村實際，組織編譯了不少科普常識讀物，并免費向群眾發放，大力普及實用技術。這一時期的科普類文獻主要有云南民族印刷廠1991年9月印刷的《生命知識》；張元奇、陶永華翻譯，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發行的《學知識》；羅有亮譯，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發行的《農村實用技術》；張元奇、楊建文譯，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發行的《云南農村八改養豬法》；羅有亮、楊照飛譯，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發行的《苗家致富指南》；云南省民族事務委員會、云南省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辦公室編，楊照飛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發行的《從這里開始——迎接艾滋病挑戰》；云南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編，熊玉有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發行的《艾滋病防治知識》；云南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編，楊樺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發行的《禁毒知識》；熊玉有等翻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12月—2017年12月出版發行的《農村實用知識讀本》1-10輯。熊玉有、熊朝蘭譯，云南出版集團公司、云南科技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發行的《艾滋病防治科普讀本：你問我答38題圖解》；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編，陶秀和譯，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發行的《農村實用科技110問》；貴州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編，熊玉有、王興發、熊朝蘭、熊文國、楊廷友、馬星座等翻譯，貴州民族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發行的《專家教你栽培食用菌》《專家教你林下養豬》《專家教你林下養禽》《專家教你養蜂》《專家教你種植馬鈴薯和甘薯》等。其中，《云南農村八改養豬法》《苗家致富指南》《艾滋病防治科普讀本：你問我答38題圖解》《專家教你林下養豬》等結合農村實際較為緊密，通俗易懂，指導性和實用性較強?？破疹愇墨I對傳播科學文化知識發揮著重要作用，能有效促進群眾生產生活發展。這類文獻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苗族群眾的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苗族地區經濟和科技的發展。

思想品德類：思想品德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為搞好苗族地區的精神文明建設，有關部門以模范人物和歷史故事等為內容，編譯出版思想品德類讀本。這時期的文獻主要有熊玉有、楊鳳華譯，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發行的《勞動人民的好兒子雷鋒》；熊玉有、楊鳳華譯，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發行的《英雄少年賴寧》；董建忠編著，熊玉有、楊鳳華譯，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發行的《民族知識簡明讀本》；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云南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編，熊玉有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發行的《民族團結一家親——云南省民族團結知識簡明讀本》；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中共云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熊玉有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發行的《黨在我心中：中國共產黨簡明知識云南讀本》；蔣紅等著，熊玉有譯，云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發行的《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讀本》；云南民族出版社編，熊玉有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發行的《紅色足跡——長征精神青少年學習讀本》等。其中，《黨在我心中：中國共產黨簡明知識云南讀本》《紅色足跡——長征精神青少年學習讀本》結合了黨史學習教育的實際需要；《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讀本》詮釋了核心價值觀的深刻含義，有助于開展文明單位創建，受到讀者好評。思想品德類文獻不多，但對群眾開展思想品德教育不可或缺，也有利于開展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和黨史學習教育等。今后應加強思想品德類讀物的編譯和出版。

除以上文獻外，一些地方還創辦了一些苗文刊物，如文山的《新生活》，紅河州的《紅河苗文讀物》，屏邊縣的《幼苗》，金平縣的《苗文報》等。據不完全統計，本階段川黔滇苗文文獻共計有150多冊，其中教材類有55冊，占總冊數的36.7%；工具類有10冊，占總冊數的6.7%；民間文學類有20冊，占總冊數的13.3%；文藝類有8冊，占總冊數的5.3%；政法類有27冊，占總冊數的18%；科普類有24冊，占總冊數的16%；思想品德類有6冊，占總冊數的4%。

從以上情況看，改革開放后出版的西部苗文文獻數量明顯增加，文獻內容涉及了教育、文化、文學、政治、科技等多個領域，在多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反映出教學、編譯、出版和宣傳等工作成績斐然，標志著西部苗文文獻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四、西部苗文文獻的特點

綜合來看，西部苗文文獻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政策關聯密切

西部苗文文獻的產生與增多，與國家政策導向關系密切。新中國成立前，西部苗族地區出現過部分文獻，但正式出版的少。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幫助苗族創制、改進文字，苗文文獻迅速增多。文化大革命時期，許多民族政策被取消，苗文文獻出版中斷。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相關工作得到恢復，苗文文獻才得以逐步豐富起來。由此可以看出，西部苗文文獻，伴隨苗文的產生和推行使用而變化，而這又離不開國家政策的關心和支持。

(二)文字形式多樣

西部苗族操多個次方言，滇東北次方言內存在多種文字形式。這種情況，決定西部苗文文獻有多種文字形式，即滇東北老苗文、滇東北新苗文(拉丁)、滇東北規范苗文和川黔滇苗文。特別是在滇東北次方言內，語言相通，文字形式卻不一樣，導致文獻出現差異，給識讀和使用帶來一些不便。

(三)翻譯文獻較多

從已有的文獻看，除少數為編著外，其他大多數都是翻譯文獻，特別是政法類和科普類，幾乎全部從漢文文獻翻譯而來。這種翻譯，目的是讓不通曉通用語言文字的苗族群眾通過本民族語言文字更好地學習政策法律和科學文化知識。相反，對于民族民間文學，由于考慮到會苗文的人不多，加上為促進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很多也得翻譯成漢文，按民漢對照形式編排和出版。兩種翻譯，方向不一，但目的都是提高文獻的利用效率。

(四)知曉人員偏少

眾所周知，民族文字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經過多年的推廣使用，目前掌握苗文的人仍然不多。這決定了知曉苗文文獻的人數比較有限。掌握苗文的人一部分是從事苗族語言文化研究的專業人員，一部分是開展雙語教學的教師，其他會苗文的人寥寥無幾。因此，苗文文獻的印數，一般是1000冊，低的為500冊，萬冊以上較少，文獻也多為贈閱。

綜上所述，中國西部苗文文獻雖然出現的時間不長，數量也遠不及其他語種文獻，但這些文獻對傳承民族文化，宣傳黨和政府政策法規，普及科學文化知識，豐富群眾文化生活，培養苗族特殊人才，以及豐富和規范苗族的語言等，都發揮著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對搞好苗族地區精神文明、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建設，豐富中華文化，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豐富人類知識等都具有重要價值。我們應當提高思想認識，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利用好這些文獻，為中華文化大繁榮、大發展，推進苗族地區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積極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