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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巳復辟因素再析*

2021-12-06 07:06
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21年6期
關鍵詞:共和

張 波

(鄭州大學 歷史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一、妥協革命貽害無窮

對1911年發生的反清革命,決不能否定其無可替代的歷史意義,但亦不能不承認這場革命最終是以各方的妥協畫上了句號的。這種來自于革命派、北洋集團、清王朝、地方督撫等勢力的妥協,最終為民國初期的亂局埋下了巨大的隱患,民國六年的復辟事件與其關系甚大。

(一)辛亥革命留下歷史隱患

相對于西方來說,中國革命派的力量只能用孱弱一詞來形容了,沒有強大的經濟根基,也沒有廣泛的群眾支持,就連實行民主的先例都是沒有的,這也就使得資產階級革命在中國步履維艱。雖然最終顛覆滿清,創立共和,但幾十年的奮斗成果更是一場妥協。彼時的孫文先生就曾講到:“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讓,然弟不退讓,則求今日假共和,猶未可得也,蓋當時黨人已大有爭權奪利之思想,其勢將不可壓,弟恐生出自相殘殺之戰爭,是以退讓,以期風化當時,而聽國民之自然進化也?!盵1]126其中的無奈盡顯于字里行間,孫文先生直截了當地講明了“妥協”是假共和,不退讓,連“假共和”也不可得,此言論直接顯示了這場革命的妥協性。畢竟當時的革命黨人無法與北洋集團抗衡,無法與地方督撫抗衡,甚至無法與黨內的分歧勢力抗衡。

這種妥協也最終出現了共和的政體贍養君主殘余的怪現象?!昂稳桃蛞恍罩饦s,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圣天下為公之義?!盵2]72清帝用簡單的官方文書為清廷換來了“優待條例”。專制余孽的殘存使得清朝的遺老遺少們一直心存復辟的希望,皇帝的保存,使得力求復辟的宗社黨之流們有了極為明晰的復辟目標,有了符合中國傳統宗法制下、儒家“三綱五?!眱r值體系的復辟主體。這種妥協更體現為對革命黨內部和地方實力派的妥協,以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中央集權被嚴重削弱?!皬奈洳鹆x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各地先后稱都督的有一百幾十個。有的一省有好幾個?!倍杰妭兯⒌摹蔼毩⑼鯂睒嫵闪斯埠腕w制實行的極大障礙,沒有地方財力、政治支持的中央政府如何帶領國家走向真正的民主、強大?;实鄣睦^續存在、地方勢力的林立使得清朝的遺老遺少們有了復辟投機的可能。[3]15-16自辛亥革命告成時起,他們便似跳梁小丑一般,一有風吹草動便上躥下跳。袁世凱死后,中央權力的真空、地方權力的勢盛、遺老遺少們一直以來的鼓吹,為張勛復辟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

(二)遺老遺少殘余復辟之心

1911年至1912年地方的滿族統治者有相當一部分“被革命”,但是由于都城滿族的群體較多,極易形成集團,加之《清室優待條例》的影響,也就使得這部分人逐漸地形成了時刻準備著的復辟力量。就像當時的人所講的那樣:“然則于復辟之亂,獨不惜精血,秉毛椎、鉆故紙,恒至丙夜,矻矻不休,搜索枯腸,忘食廢寢,幾如光武之讀書,樂此不疲?!盵4]583“宗社黨”也于此情狀下應運而生?!爸彪`、東三省、湖北三地最為頻繁”,“其他從沿海到內地,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河南、山西、陜西、甘肅等省,皆有黨人的活動痕跡”[5]4。清朝的遺老遺少們竭盡全力地去謀求清廷的再生,先后策動了諸多復辟的事變,均未成功。

及至袁世凱稱帝之時,這幫人乘機而動,始終為專制余孽的爪牙。這股勢力的存在必然會影響某些當權者的判斷,尤其是忠于清王朝的當權者。張勛顯然就是這類的人物,其雖大致歸屬北洋一系,但是其歷任清廷官僚,乃至于巡撫、總督等要職,其對封建君王的知遇之恩,對君主體制的認同是極重的?!皻q時朝謁,貢奉惟謹”,不時向內宮上個奏折,“愿上忍須臾。時有變,臣必起而報清?!盵6]49有這樣的忠心,張勛進行復辟活動也就不足為異了。加之,彼時的中國進入民國之后出現了比晚清更加混亂的局面,部分人,諸如康有為這類?;逝伤M行的亂局預測的真實顯現,加之袁項城所進行的另一種自為君主復辟嘗試的失敗,更加堅定了以張紹軒為首的保守勢力擁護清帝復位的決心。

二、民主政治操之過急

近代中國飽受欺凌的狀況,使得近代的各個階層都急于謀求救國之路,但是共和政體是不是真的適合于彼時的中國呢?歷史的事實表明:共和體制的建立有些操之過急了。舊的權威被打倒了,但是新的權威始終沒有建立起來,君主專制的陰魂沒有散去,時時刻刻準備回魂,這不得不引起反思:近代的先驅是不是操之過急了?

(一)專制土壤仍舊實際存在

清朝的統治雖然瓦解,但是幾千年專制的傳統如何能夠輕易地被蕩滌殆盡?滋生專制主義的土壤仍舊存在。馬勇先生在他的《丁巳復辟再檢討》一文中說道:“君主政體之所以得以長期存在,決非任何人為力量所能左右,而是因為君主政體在本質上合乎中國社會存在的需要,與中國傳統社會血緣政治、宗法政治及小農經濟相吻合?!盵7]40我們回歸到當時的歷史可以極容易地看到:君主政體所需要的社會根基仍舊沒有被打破,小農經濟仍舊占著主體地位,不但如此,彼時的大部分中國人仍舊堅信著封建的倫理道德?!疤鞜o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8]1619的思想仍舊影響著社會的方方面面,拋卻幾千年皇族思想控制的底層民眾不提,即使在知識階層皇權思想者仍舊不在少數。在這樣的情勢之下,當新的政體無法滿足時局的需要時,君主專制的回魂便開始了。

但是這種回魂并非是簡單的重生,而是對先前所提倡的君主立憲政體的再度嘗試。宣統復辟諭九大原則中,第一個便做了如下要求:“一、欽遵德宗景皇帝諭旨,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定為大清帝國,善法列國君主立憲政體?!盵9]217這也從另一個方面體現了張勛在復辟的過程中對政權合理性的辯護。畢竟張紹軒并非愚蠢之徒,在他看來,這樣的做法是為了拯救中國的另一種嘗試,既然共和政體不能夠適應中國的現實,那就把前朝請回來繼續沒有完成的君主立憲的建設。從這個角度想,張紹軒的做法仿佛有點道理,但道理終歸是他自己的道理,縱使共和政體不適合彼時的中國,但是也不意味著歷史的潮流就可以違逆,將皇帝再請到中國的舞臺上來,這樣的做法既沒有直視中華民國真正孱弱的原因,也不能夠揭示共和政體不適合彼時中國的本質。

(二)共和政體不適彼時中國

近代的中國確實需要國體、政體的變革,建立一個能夠調動最廣大中國人生產積極性的國家,建設一個能夠對內促進社會良性運轉、對外維護民族尊嚴的政府是極為必要的。倘有此,中國的社會才能發生最根本的變革,才能實現真正的民族與國家的強大。但是很顯然,辛亥革命后所施行的責任內閣制、總統制并行的制度并沒有適合中國的需要,中國彼時展現出了令人失望的亂局:“革命以來新政府所實行的新政新法,不僅不能取悅于人心,混亂的社會秩序依然不能恢復。新的設施尚未見眉目,舊的惡弊仍在困擾著人們。興一利而百害生,內外施政經營尚不及前清時代。內地各省常常陷入混亂,生靈涂炭?!盵9]190這樣的局面之下,似乎直接表明了共和政體不適合中國。使得張勛更加堅信集權體制是適合中國的,袁世凱的失敗是其自身招致的,而恢復清帝的權威是勢在必行的。但是,張勛并未有看到共和政體在中國難以實行,不是共和政體的問題,而是中國此時的共和政體非真正的共和政體,雖行共和而總統無權,處處掣肘,如何建設強有力的中央政權,統帥中央,集合地方?彼時的中國需要的是共和政體自身的改革,而非徹底地顛覆。

另外一方面,諸如勞乃宣分析的那樣,彼時的中國并不具備行共和體制的條件:“抑民主之制何自始乎歐美?以工商立國,希臘、羅馬早有市府之政,其人民即具有法律之知識,漸摩服習垂數千年,幾于人人有自治之能力,民政久有基址?!盵10]142反觀中國,作為一個君主專制的農耕文明,幾千年來之愚民政策使得廣大的群眾處于麻木不仁乃至愚昧的境地,何談有自治的能力,何談有參加共和政治的素養。對于民主之類的新名詞恐怕問得最多的一句話是“這是啥?”這樣的群眾根基又如何在當時的中國實行共和制度?加上帝國主義的長期覬覦,一個真正強大的中國又怎會被其所應允,民國的亂局,張勛的復辟又怎會看不到帝國主義干涉的影子?

三、外國干涉以求漁利

自從1840年以來,帝國主義始終對東方的中國垂涎三尺,資源、土地等是其“孜孜不倦”的追求。為了更好地奴役中國,在他們的操控下,一個強大的中國是不可能誕生的。無論是袁項城的復辟還是丁巳復辟都可以看到帝國主義攪亂中國的影子。對府院之爭的理解,不應當忽視美日在華殖民霸權的爭奪,而這在很大程度上給了張勛復辟的契機。這也警示我們,沒有國家的獨立,邪異分子更容易進行政治投機,操縱時局。

(一)府院之爭隱藏殖民斗爭

俄德法干涉還遼的事件發生之后,帝國主義殖民者掀起了圈分中國的狂潮,他們之間的矛盾逐漸尖銳。為了更好地達成自己的殖民利益,殖民者們在中國各自扶持能夠實現自己目的、具有影響力的代理人。清亡之前,他們的對象是清廷中央重臣或是地方督撫。清亡之后,代理人的扶持雖然換了人物,但是實質是沒有改變的。府院之爭的背后也隱藏著殖民者的身影。

雙方爭斗的核心問題在于是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此剖侵袊陨碇鳈嗟倪x擇,但實質上一方面是規避殖民侵略危害之舉。段祺瑞的言辭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德國雖強,寡不敵眾,料其必敗;且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參加,日本對于青島勢必染指掠奪”[11]264。很顯然,參戰與否的一大因素還是在于殖民者的威脅。另一方面,這種爭論也直接反映了黎、段二人背后的帝國勢力。美國和日本都希望在華扶植一個與自己能夠共進退的代理人為自己攫取利益。美日支持中國參戰或不參戰的態度也隨著各自利益的變化而變化。所以,作為親日派的段祺瑞,親美派的黎元洪,當美日的態度發生變化時,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獲得更多的支援,其對時局的判斷必然會受到極大的影響,進行錯誤的行動。張勛之類的復辟分子自然而然乘虛而入,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

另外,不容忽視的是,張勛在展開復辟行動之前作為日本參謀次長的田中義一“過徐州晤張勛,談次對于復辟問題,語多游移。張遂以為日本亦贊復辟?!盵12]44這里不難看出日本殖民者的態度對張勛的行為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雖然日本為了自身的利益改變了對張勛復辟的態度,但是復辟事發之前的影響已經無可收回。彼時的軍閥們,已經把外國勢力對某一事件的準許與否作為了行事必須進行參考的一種準則。這一切的根源還是應當追溯到國家沒有獲得根本的獨立。

(二)國不獨立難現真正共和

無論是府院之爭還是丁巳復辟,乃至追溯到1840年之后的諸多事情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沒有國家與民族的獨立,任何民主的嘗試都是徒勞的,國家主權都不在自己的手中,何談民主的權力,何談自我治理,共和體制如何實行?正如毛澤東主席所論斷的那樣:“在精神上,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在太陽旗下,每個中國人只能做順民,做牛馬,不許有一絲一毫的中國氣”[13]455。這樣的奴役是不可能培養出國家真正的主人的,反而使得殖民者支持的代言人有了政治投機,進行黑金政治的可能,最終走向民主的對立上去。只有國家獨立才能夠實現民族自決,掃除外國勢力的干涉,建立一個維護最大多數人民利益的國體,能夠與內與外促進社會良性發展的政府。

共和國的建立與富強再度證明:國家的獨立是任何民主實行的前提?!爸袊仨毆毩?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13]1465,國家獨立才能有國家富強,國家富強才能有民族素養提升。民族有了自己的話語權,有了參與共和的意愿和能力,才能夠推動著國家朝著真正的民主制度發展,專制主義這種違背歷史潮流的政治體制才能真正地被拋棄在歷史的長河當中,滋生專制主義的封建土壤才能夠被去除掉。但是,很遺憾,在現在看來,在那個時期,能夠帶領華民族走向復興的階級還沒有出現。特殊的時代是丁巳復辟發生不可回避的因素,但是個人的因素同樣不能忽略。

四、張勛的軍政影響力

顛覆一個政權、重建一個政權,對任何一個人、一個勢力都不是唾手可得的事情。在革命者、宗社派、各系軍閥力量的盤根錯節中進行如此之大的一場政治行動,沒有強大的軍事保障、個人政治的影響力,很顯然是難以實行的。在諸多的軍閥中為什么張勛得以是丁巳復辟的主導者,其自身的軍政影響力是我們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丁巳年張勛的軍事力量

張紹軒入京的任務是“帶兵調?!?,既然如此,沒有一定數量的軍事力量作為保障,這一目的是很難達到的。想達到這一目的,即使不能夠在軍事上壓過各方勢力,達到對各派的軍事制約也是必要的。根據來新夏教授的研究,丁巳復辟前夕,張勛“以徐、兗為巢穴,用最快的速度把僅有一千余人的辮子軍擴編成六十營,計二萬多人的武裝力量?!盵14]457兩萬之眾對于當時的各派力量來說均是一種舉足輕重的震懾。況且這支部隊堪稱清末民初的精銳部隊。

這樣的一股軍事力量是舉足輕重的,而就作戰能力來說,這支軍隊也絕不是一支雜牌武裝力量,它的成分以清朝的武衛前軍為班底,經過清末民初的屢次戰爭歷練。其軍隊素質、軍事裝備、作戰經驗在民國初年的各派軍隊中都是首屈一指的。無論是在辛亥革命中鎮壓革命軍,帶領七千余眾,以少戰多,血戰七日之事跡,還是贛寧戰役中攻打南京都展現出不凡的戰力。這樣的一支軍事武裝力量為張勛把溥儀再度送上皇位提供了武力上的可能性。

(二)“辮帥”張勛的政治影響力

僅僅只有軍事力量的震懾是顯然不夠的,軍事上的震懾只能夠提供表面上的權威,是難以讓將領林立的北洋時期的其他軍閥力量完全信服的。沒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無論是段祺瑞還是黎元洪都不會向張紹軒發出調停邀請的。在一定的軍事力量的基礎上,張勛恰恰又具備了所需的政治影響力。就北洋中的資歷來講,張勛也是屈指可數的。拋卻其晚清擔任其他地方要職,如參軍之職務不論,單單在袁世凱下屬任職期間,其便為袁世凱委任為“行營中軍”[14]111這一要職,負責督練處,武昌起義后亦擔任巡撫、總督等職,雖清廷大廈將傾,但是這絲毫不影響其個人政治地位的提升。

辛亥革命后,張勛的政治地位也未曾降低,是袁世凱鎮壓革命力量極力爭取的對象,譬如,在袁項城致其的一封書信中,有這樣的言語:“環顧諸將帥,兄所最推為有血性有肝膽者莫吾弟?!盵15]427-428這樣的溢美之詞,雖然是袁項城對張的拉攏之詞,但是足可以看出袁世凱對張勛的器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張勛所具有的政治影響力和軍事實力值得袁世凱拉攏。另,袁歿之后,其在徐州能夠召集各派軍閥進行四次會議且被選舉為各軍閥盟主之舉,也說明了其在民初政局的政治地位。

有軍政力量作為根基,加之徐世昌、王士珍等北洋元老對“府院之爭”的規避。張勛展開復辟活動的阻礙少之又少,從這一層面上講,看似偶然的人物選擇的背后也蘊含著事件的必然。偶然的是其他北洋元老的退讓,必然的是辛亥不徹底的革命、民國政體的瑕疵、外國勢力的干涉、張勛個人的忠君迷夢和軍政影響力。

五、小結

張勛復辟看似是歷史的鬧劇,但是實際上是清末民初的中國多重因素造成的結果。我們不能夠把該事件作為小丑表演來看待。畢竟,像張勛這樣的當權者不可能單純地為了單一的目的而開歷史的倒車,淪為古今的笑柄。對彼時內外因素的分析才能夠在該事件當中看到該事件是革命派不徹底的革命、清朝遺老遺少推動、專制皇權思想余孽、帝國勢力干涉、張勛個人忠君思想及其一定的軍政影響力共同作用的結果。但,無論出于何種目的,張勛變革民初共和政體,將皇帝重新搬回歷史舞臺中央的做法,終將為歷史所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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