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工作研究述評：知識框架及研究展望

潘煜

【摘 ?要】制度工作是組織制度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論文從制度工作的理論基礎、主體及形式3個方面對其研究現狀進行了系統的回顧。通過文獻回顧，論文認為制度工作研究的理論基礎包括嵌入能動性和實踐，其主體包括個人、團體、組織等，其基于不同的標準可劃分為不同的形式。隨后論文對制度工作的知識基礎進行梳理、整合，構建了制度工作知識框架，最后開展研究述評并提出未來研究展望。

【Abstract】Institutional work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cepts in the research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institutional work from three aspects： theoretical basis， subject and form.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work includes embedded agency， its subjects include individuals，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forms based on different standards. Then， the paper combs and integrates the knowledge base of institutional work， constructs the knowledge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work， finally carries out research review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future research.

【關鍵詞】制度工作;制度創業;知識框架

【Keywords】institutional work;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knowledge framework

【中圖分類號】G353.1;F091.349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志碼】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章編號】1673-1069（2021）12-0167-03

1 引言

制度工作（Institutional Work）被定義為“個人和組織旨在創建、維持和破壞制度有目的的行動”[1]。自其概念2006年被提出就受到很多學者的關注，涉及研究領域廣泛，經過近15年的醞釀發展，相關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同時，制度工作也在發展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和完善，為組織制度研究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制度工作作為新制度組織理論最新研究分支之一，一方面，圍繞其理論知識建構。Lawrence和Suddaby（2006）注意到，行動者在現有制度變革中的作用已日益突出，因此，他們將制度研究注意力轉向行動者的能動性，提出了制度工作概念。Lawrence等（2009）的論文集的引言介紹了制度工作[2]，且有文章開始應用制度工作概念進行案例研究，推動其研究的發展。在此基礎上，Lawrence等（2011）提出重新聚焦組織的研究，呼吁制度工作的應用[3]。隨后制度工作的研究在理論建構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2013年《Organization Studies》就制度工作推出特刊，Lawrence等（2013）總結了特刊的文章并提出了忽視的問題和未來的研究方向[4]，逐步深化完善了制度工作內涵。Lawrence和Phillips（2019）在最新著作《Constructing Organizational Life： How Social-Symbolic Work Shapes Selves，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中把制度工作重新概念化為社會符號工作[5]，制度工作研究的發展逐漸趨于成熟化。另一方面，制度工作的應用也相當廣泛，例如，Hamann和Bertels（2018）從制度工作視角出發，分析了南非礦業雇主如何在大屠殺期間的勞動力市場中保持和創造他們的競爭優勢[6]。Gibassier等（2020）基于制度工作視角，探究了創造和破壞制度工作在新職業誕生中的作用[7]。綜上來看，制度工作的建構離不開其應用，在應用中不斷地進行修正、發展，同時，不斷更新修正的制度工作內涵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本文從制度工作的理論基礎、主體以及形式這3個方面對現有研究進行系統的回顧和梳理，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制度工作研究分析的知識框架。文章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制度工作的知識基礎及整合框架，第三部分為研究述評及未來展望。

2 制度工作的知識基礎

2.1 制度工作的理論基礎

制度工作為組織制度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視角，它的成立主要建立在2個理論基礎之上：第一個是嵌入能動性[8]。關于組織制度理論研究中行動者的能動性，就不得不提到嵌入能動性悖論（Paradox of Embedded Agency）[9]。Battilana和D'Aunno（2009）指出要使制度工作概念成立，就必須解決嵌入能動性悖論，即行動者的能動性與制度決定論之間的矛盾。但在制度工作的視角中，我們可以將這一悖論簡單地理解為人們是如何面對既有制度的[10]。制度塑造了人們在日常工作實踐中遵守的規則機制，為人們的行動提供了規范和意義，但同時，制度的形成也是人們不斷努力的結果，反映著人們的制度意識和思想[11]。因此，嵌入能動性構成了制度工作實踐形式的前提。

制度工作的第二個理論基礎是實踐。Lawrence和Suddaby（2006）認為實踐的視角將制度研究指向個人和集體行動者實踐的工作，目的是創建、維護和改造制度。制度工作的概念強調了實踐的作用，無論是創建制度、維護制度還是破壞制度，都是建立在行動者的實踐基礎之上的過程。正如Hampel等（2017）表明“制度工作的具體實例是圍繞制度和人們塑造這些制度的意圖而同時組織起來的實踐活動”。因此，制度工作概念是建立在嵌入能動性和實踐2個理論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

2.2 制度工作的主體

關于制度工作這一部分的研究將重點放在了行動者身上，包括制度工作參與的個人、團體、組織等。制度工作與制度創業關于主體的研究不同之處在于前者不僅僅局限于“英雄制度企業家”（Heroic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或者說它擺脫了英雄主義的烙印，聚焦于日常工作實踐中具有能動性的廣泛個人或群體。制度工作主體研究的重要之處在于不同行動者面臨的制度環境、組織文化以及行動者的情緒都不同，產生的效果也是不同的。關于主體早期的研究是從專業人員開始的，Suddaby和Viale（2011）已經從二者之間的關系如何與社會更廣泛的制度變革的角度進行了探討[12]。而且Lawrence等（2013）也認為制度工作的主體是專業人士和其他與專業相關的行動者。

除了從專業的角度劃分之外，Hampel等（2017）根據行動者活動領域的異同將制度工作主體分為同質性群體和異質性群體，同質性群體又可分為特定組織中的群體和特定場域中高度組織化的群體。還有研究將制度變遷中的個人和集體行動者分為制度企業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制度守護者（Institutional Caretakers）和制度攪局者（Institutional Troublemakers），這些角色并不是為了對行動主體簡單地分類，而是促進其與制度之間關系的理解，且每個角色都會參與創建、維護和破壞制度的工作。因此，不同的行動者針對具體問題會采取不同的制度工作，扮演不同的角色，但都是發揮行動主體的能動性推動制度的變遷，包括新制度的創建、維護，原有制度的改變或者維護等，從而實現了微觀層面和宏觀層面的對話。

2.3 制度工作的形式

制度工作學者以不同的分類標準劃分了制度工作的形式。Lawrence和Suddaby（2006）根據制度變遷的結果將制度工作分為創建、維護和破壞制度的3種形式。通常3種形式不獨立出現在制度變遷過程中，行動者采取的制度工作通常會涉及幾種不同的形式相互伴隨出現，互相促進或阻礙制度的變遷。Hampel等（2017）根據實現特定制度目標的手段將制度工分為符號工作、物質工作和關系工作。與之相似的是Lawrence和Phillips（2019）把制度工作概念化為社會-符號工作之一，將其劃分為話語、物質和關系工作。二者的劃分具有異曲同工之妙。話語可視為社會符號之一，它在制度工作研究中的應用相當廣泛，包括敘事、修辭以及文本等。

關于物質在制度工作研究中較少。早期關于意大利一家商業報紙的研究中，展示了技術在制度工作中的作用[13]，開啟了制度工作中物質的研究。Lawrence等（2013）也認為物質在制度工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隨后Lawrence和Dover（2015）以溫哥華住房困難地區的案例研究，探討了組織生存的地方這一因素對制度工作的影響[14]，豐富了物質在制度工作中的研究。物質既可視為制度工作的產物，又可看作行動者進行制度工作使用的工具。

關系工作相對前兩者來說是一種微妙的形式，目前研究中缺乏對它的關注，但其在制度變遷過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視。Lawrence和Phillips（2019）更是將其視為社會-符號工作概念的核心。Lieftink等（2019）在荷蘭建筑業的案例研究中，識別出創建意識、選擇性網絡和建立聯盟3種關系制度工作來推動新項目交付方法的制度化進程[15]。綜上可以發現，制度工作研究可根據不同的標準界定其形式，不同發生形式的劃分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其開展過程，促進該領域的研究向成熟化邁進。

2.4 知識整合框架

本文在總結了制度工作的理論基礎、主體和發生形式的知識基礎之上，通過借鑒Lawrence和Phillips（2019）提出的制度工作模型構建了一個知識整合框架，如圖1所示。整合框架由2部分組成，由下至上分別是制度工作研究的理論基礎和研究內容。研究內容包括制度工作的動因、過程以及結果。動因可分為個體、組織、場域及社會4個層面。制度工作的主體由不同層面的動因驅動采取恰當的制度工作形式推動制度的變遷。制度工作過程也會受到主體所處的情境和掌握資源的影響，從而影響制度變遷的結果。

3 研究述評及未來展望

通過上文的梳理和回顧可以發現，制度工作的概念、理論基礎研究以及主體、維度、形式等問題已經相對清晰，但大部分研究主要是從制度工作視角出發，更多關注制度變遷的過程和結果，很少探索其前因問題。制度工作研究更多強調的是實踐行動和過程。為了使制度研究更加地貼合組織行動者的日常實踐，對于制度工作的前因問題是必須解決的，因為這涉及“行動者試圖觸動制度的動機、意義和關系”[16]。前因研究的缺乏會導致對其片面的認知和理解，而無法從根本上解釋行動者為什么以及如何采取某種類型的制度工作。因此，未來可以更多地探索前因問題，以便于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制度變遷過程中制度工作的推動作用。

從研究方法來看，為進一步推動制度工作的研究進展，需要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從現有文獻看，制度工作研究主要是以案例分析為主，缺乏定量研究和其他研究方法的探索。定量研究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相關指標的測量以及樣本的選擇、數據收集等方面存在瓶頸。例如，制度工作的過程會受到行動者主體、制度環境的差異影響，因此，識別出具體的制度工作形式本身就具有挑戰性。因此，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制度工作的研究進程和人們對這一新視角的理解。未來的研究可以嘗試采用定量研究、定性和定量混合的研究方法進行探索，以期在技術層面上促進制度工作研究的發展。

從研究情境來看，制度工作的研究中有待加強中國情境下的研究。通過回顧現有研究發現，目前制度工作研究主要聚焦于歐美地區，對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工作研究關注較少。中國情境的獨特優勢對制度工作研究的發展可謂大有用武之地。目前，僅有極少量的研究關注了中國情境，例如，黃純和龍海波（2016）基于余姚和安吉兩地案例研究，探索了政府輔助性制度工作的作用[17]。杜晶晶等（2020）則以電動車產業為案例，識別出組織場域變化過程中的4種制度工作[18]。因此，中國情境下的制度工作研究缺乏國內本土學者的探索，相對國外學者來說，國內學者更有地域優勢。未來中國學者應該利用自身的獨特優勢，積極地投身我國制度工作的研究，推動中國情境下制度工作的研究進程，這也是為制度工作發展能夠作出重要貢獻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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