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生期抑郁癥篩查與管理研究進展

扈添翼，馮耀清*，趙慧敏

1.內蒙古醫科大學護理學院，內蒙古 010059；2.內蒙古自治區婦幼保健院

抑郁癥是以心境低落為核心的情緒障礙，主要表現為悲傷、空虛或易激惹，同時伴有嚴重影響病人正常功能的多種認知和軀體癥狀[1]。全球有近3.5 億人患有抑郁癥，由抑郁癥導致的死亡占12.7%[2]。研究表明，全球女性每年抑郁癥發病率為5.8%、男性為3.5%[3]。隨著我國“全面二孩”政策的開放，圍生期抑郁癥成為我國孕產婦預防保健的重點之一。目前，我國關于圍生期抑郁癥的篩查和管理處于起步階段。隨著科技的進步，學者們嘗試將基于“互聯網+”的篩查和管理方法應用到圍生期抑郁癥研究中?，F就圍生期抑郁癥篩查和管理現狀、測評工具、影響因素及“互聯網+”篩查和管理前景進行綜述，旨在為改善我國孕產婦心理狀態及分娩結局、提高臨床護理人員工作效率等提供借鑒。

1 圍生期抑郁癥概念及篩查、管理現狀

1.1 圍生期抑郁癥概述 圍生期抑郁癥的臨床表現與一般抑郁癥相似，發生在生育前后的特殊時期，即孕期和產后[4]，是孕期和產后最常見的并發癥之一，影響婦女的心理健康[5]。據報道，我國產前抑郁癥的發病率為6%～28%，產后第1 年抑郁癥的發病率為10%～28%[6‐8]。未經治療的抑郁癥與分娩并發癥、早產和胎兒/嬰兒發育障礙的發生率增加有關[9‐10]。由此可見，圍生期抑郁癥的篩查和管理是我國現階段圍生期預防保健的重點之一。

1.2 圍生期抑郁癥現狀 在國外，僅有1/5 的醫院及社區定期篩查圍生期婦女的心理健康問題[11]。僅有1/7的圍生期婦女會得到她們所需要的心理健康干預[11‐12]。此外，婦女在獲得治療方面面臨缺乏時間、費用、交通以及照顧兒童等方面的實際困難[13‐16]。我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2020 年在關于《探索抑郁癥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明確要求，將圍生期抑郁癥篩查納入常規孕檢和產后訪視流程中，并進行孕期和產后抑郁癥的篩查追蹤[17]。針對該計劃展開的一項研究顯示：應用愛丁堡產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對1 126 名湖南婦女進行測評，并給248 名圍生期抑郁癥高危者發送短信，表示可以為其提供免費的精神病學醫生/心理學家咨詢，但僅有3 人表示有興趣，1 人提出咨詢要求[18]。目前，我國圍生期抑郁癥篩查和管理工作尚處于起步階段，需要進行不斷的研究和實踐。

2 圍生期抑郁癥的測評工具

圍生期抑郁癥的自評量表和他評量表較多，包括EPDS[19]、流行病學研究抑郁量表（Central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20]和貝克抑郁量表（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21]等。其中應用較廣泛的是EPDS。EPDS 由Cox等[19]于1978年編制，1987 年進行修訂，用于評估產后抑郁。2007 年郭秀靜[22]根據我國的語言習慣再次對該量表進行漢化和修訂，修訂后的EPDS 量表包括情感缺失、焦慮、抑郁3 個維度，共10 個條目，每個條目采用4 級評分制，評分范圍為0～3 分，0 分表示“從不”，1 分表示“偶爾”，2 分 表 示“經 ?！?，3 分 表 示“總 是”，總 分 范 圍 為0～30 分。篩查產后抑郁的標準：≤5 分為無抑郁或極輕微產后抑郁；6～9 分為輕度產后抑郁；≥10 分為中重度產后抑郁。郭秀靜將EPDS 應用到28～42 周的產前抑郁的篩查中，推薦適宜的臨界值為9.5 分。EPDS 優點：該量表已被多個國家學者翻譯并本土化，具有良好的靈敏度和特異度。該量表條目少、操作簡單、耗時短，易被研究對象和研究者接受，可以有效提高臨床護理工作效率。

3 圍生期抑郁癥的影響因素

3.1 人口學因素 ①年齡。不同研究關于年齡與圍生期抑郁癥的關系不盡相同。我國學者研究結果表明，與＜25 歲的孕婦比較，＞25 歲的孕婦抑郁檢出率較低[23]。加納農村的一項研究表明，孕產婦圍生期抑郁癥發生率與年齡呈正相關[24]。②獨生子女。研究表明，獨生子女是孕產婦抑郁情緒的保護性因素[25]。原因可能與獨生女獲得的家庭支持多，可幫助其獲得相關知識和技能，盡快適應母親角色，更易應對壓力和抑郁情緒。③經濟狀況。家庭經濟狀況與圍生期抑郁癥發生率呈負相關。研究表明，孕婦家庭年收入越低，患圍生期抑郁癥的可能性越高[26‐28]?？赡茉蚴羌彝ソ洕鷹l件優越可以讓孕產婦獲得更好的醫療條件，從而緩解心理壓力。④學歷。研究表明，低學歷是圍生期抑郁癥的獨立危險因素[29]?？赡芘c文化程度較低的孕產婦沒有建立起防御孕期身心壓力的體系有關。

3.2 行為生活方式和社會心理 ①睡眠。一項包括1 338 名孕婦的研究顯示，睡眠質量與圍生期抑郁癥有關[30]。孕期睡眠與圍生期抑郁癥發生率呈正相關，即睡眠質量越差，越有可能發生圍生期抑郁癥[31]。但睡眠與圍生期抑郁癥之間的機制尚不明確。②飲食。研究表明，蔬菜水果類、動物性食物類、奶及奶制品達標的孕婦抑郁癥檢出率較低，食用不健康食品、飲用碳酸飲料或含糖飲料的孕婦抑郁檢出率較高[23]。③社會支持。社會支持包括來自家庭、朋友及其他（同事和領導等）的支持。研究顯示，社會支持程度低是妊娠晚期發生抑郁癥的危險因素[32]。社會支持程度低，孕產婦抵御外界壓力的能力就會降低，圍生期抑郁癥的發生風險就會增加[33]。

3.3 產科和生物學因素 ①終止妊娠及意外懷孕。德國研究表明，人工流產和自然流產均與圍生期抑郁癥發生情況呈正相關[34]。我國的研究表明，有2 次及以上流產史的孕婦更易出現抑郁情緒[35]?？赡芘c終止妊娠引起的悲傷情緒蓄積有關。意外懷孕也是圍生期抑郁癥的危險因素[36]，這可能與孕婦未做好心理調適有關。②產科并發癥。產科并發癥包括妊娠期高血壓、妊娠期糖尿病、早產、胎膜早破及胎盤早剝等，是圍生期抑郁癥的危險因素[37]。孕產婦擔心自身與子代的安全，可能會加重其心理負擔。③生物學因素。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生殖激素（雌二醇、黃體酮等）水平與圍生期抑郁癥的發生具有關聯性。研究表明，高皮質醇血癥與暫時性抑郁癥有關，而低皮質醇血癥與慢性產后抑郁癥有關[38]。此外，部分產后抑郁癥由雌二醇和黃體酮在分娩前后的迅速變化造成[39]。

4 “互聯網+”在圍生期抑郁癥篩查、管理中的應用前景

圍生期抑郁癥是圍生期預防保健的重點內容，有效篩查和管理圍生期抑郁癥是臨床面臨的一大問題。1990 年，因特網的出現使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40]。當今世界，手機已經基本普及，超過91%的人擁有智能手機[41]。移動健康管理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得到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嘗試基于“互聯網+”進行圍生期抑郁癥的篩查和管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盎ヂ摼W+”篩查圍生期抑郁癥的優點：①電子篩查可以提高圍生期抑郁癥篩查效率，將有限的醫療資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區。②通過互聯網進行產前/產后家庭暴力等敏感性問題的評估易被孕產婦接受和可行[42]。③基于“互聯網+”的圍生期抑郁癥篩查可以為臨床護理人員提供實時數據供其評估，從而得出較為準確的診斷，并給予孕產婦恰當的心理護理[43]。在圍生期抑郁癥管理方面，一項系統回顧表明，認知行為療法、人際心理療法及正念療法等都是控制圍生期抑郁癥的有效方法[44]。在安徽省馬鞍山市進行的試點研究中，Premji 等[45]建立了基于互聯網的認知行為療法管理圍生期抑郁癥,結果顯示，認知行為療法易被人們接受，并成功治療輕中度抑郁癥。在對不同職業、學歷患有抑郁癥的孕婦/產后婦女及其家庭人員進行的半結構化、深入訪談結果顯示：孕產婦均能熟練使用互聯網，特別是微信平臺很受歡迎；孕產婦表示基于互聯網的認知行為療法管理模式可以隨時隨地完成。同時，該模式的普及也面臨較大的挑戰，如缺乏面對面的互動交流；不同省市的規范、習俗及價值觀各不相同，如何根據孕產婦需要制定等都是切實需要解決的問題。Bright 等[46]建立了在線人際心理療法管理圍生期抑郁癥研究方案，為后續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Goetz 等[47]進行了基于正念的互聯網圍生期抑郁癥管理研究，結果表明，短期的網絡管理可以降低孕產婦的焦慮及抑郁水平，且成本更低。謝金炫等[48]基于Neuman 理論對圍生期抑郁病人進行壓力管理，結果顯示，病人自我感受負擔減輕、抑郁、焦慮情緒改善。劉寧等[49]基于“互聯網+”模式，借助相關技術，對孕產婦保健管理流程進行了優化，提升了孕產婦的就診體驗和滿意度。

5 小結

圍生期抑郁癥患病率高，尚未見系統篩查和管理平臺，建立完善的篩查和管理平臺是孕產婦心理保健的重點。建議我國研究者根據地區特點建立本土化的“互聯網+”篩查和管理圍生期抑郁癥平臺作為后續研究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