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中國的接受

匡存玖，彭 若

(四川農業大學 人文學院，四川 雅安 625014)

作為世界三大符號學宗主國之一，俄羅斯在世界符號學發展史占有重要地位。20世紀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最早在俄羅斯相遇并從對立轉為對話，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早在20世紀20、30年代，列寧、托洛茨基、赫拉普琴科等一批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曾與符號學、形式主義有過激烈的對話和論爭；20世紀40、50年代，以巴赫金為代表的蘇聯學者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的對話中形成了以對話、交往為鮮明特征的巴赫金符號學理論；20世紀60-90年代，蘇聯塔爾圖-莫斯科學派又在致力于結構、文本、文化等符號學研究中，形成了享有世界級聲譽的國際符號學研究中心。20世紀80年代以來，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引發了中國學界的強烈關注，有關巴赫金和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符號學思想陸續引介國內，對中國文論話語的建構產生了深刻影響。本文主要對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本土化進程、核心命題、貢獻與不足等進行梳理，理清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中國的接受脈絡，推進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文論批判反思。

一、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本土化歷程

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在20世紀早期就受到俄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影響，但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未能“深入吸收俄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符號學的激烈交鋒，甚至沒有充分地吸收俄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提出的符號學思想?！盵1]早期俄蘇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之間的關系，傅其林曾形象地將其比喻為一種貓和老鼠的關系，“兩者看似各自獨立，彼此不相往來……，實則生死糾纏，相見恨晚又彼此敵視，彼此糾結在一起”[2]。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列寧對符號學與形式主義的批判態度深刻影響到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展。在20世紀40-60年代，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文論就曾以其強烈的意識形態性、革命性和實踐性而激烈反對過“形式主義”、教條主義、理論主義，但遺憾的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文論在反對的同時并沒有深刻吸取俄蘇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之間的論爭成果，也未對其后在世界范圍興起的結構主義符號學思潮引起足夠重視和進行深入了解，從而喪失了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等進行馬克思主義批判和審思的維度。佛克馬和易布思認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排他性和措辭的不可辯駁性，阻礙了中國作家探索符號與概念或語詞與現實的關系?！盵3]可以發現，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并沒有像俄蘇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有過激烈的論爭和深刻對話反思，也未能充分吸收20世紀30-70年代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理論成果，使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中國的很長一段時期里鮮被提及，影響微乎其微。

這種狀態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后被徹底打破，隨著中國學界思維和眼界的不斷開闊，以及中國當代文論的發展轉型，國外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研究作為一種國際性思潮受到了中國學界的高度關注。同時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研究言必稱巴赫金、洛特曼符號學研究，也促使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加快進入中國學者視野。20世紀60-90年代俄蘇馬克思主義文論不斷切入對形式主義、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維度的研究，在80-90年代進一步達到鼎盛，也進一步引發了中國學者對加強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結合研究的興趣。20世紀80年代凌繼堯等學者都專門到蘇俄本土訪學并積極將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思想引介到國內。喬雨對當時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和中國學界的這種精神給予了高度肯定，他認為“在蘇聯學者開始重視‘文本·結構·符號·功能’這一研究取向的大潮中被重新關注，乃是一種本來就內孕著生命力的學術思想的‘復生’，是一種原本就有價值有前景的理論思想內核的精神能量的再度‘射放’?！盵4]近四十年中國學界對巴赫金、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研究長期保持長盛不衰的態勢，并在本土化進程中屢次形成研究的熱潮。

(一)大力引介，重點研究階段(上世紀80年代)

在總體性引介巴赫金、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符號學思想的基礎上，對巴赫金復調小說理論進行了重點關注。在錢中文、凌繼堯、夏仲翼、張杰等一批國內重要學者的帶領下，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中國的影響持續擴大。

夏仲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和小說復調結構問題》是國內首篇涉及巴赫金符號學思想解讀的論文，其中雖然是附帶提及巴赫金復調小說理論，但卻“透露出這樣一種信息……巴赫金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復調小說理論引起了國內的興趣，巴赫金及其思想的獨特價值開始顯示出來?！盵5]其后不久，錢中文的兩篇文章分別從敘述理論角度討論巴赫金復調小說理論的“多聲部”、“對話”性質，認為其理論方法上具有重要的現實實踐意義。何茂正和干永昌重譯盧那察爾斯基《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聲部性”—從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諸問題>一書說起》，對深入理解巴赫金復調小說理論的對白性、多聲部性和開闊學界視野具有重要作用。錢先生對“作者與主人公”之間的復調歸屬問題還引發了張杰、宋大圖、黃玫等多位學者的積極討論。在錢先生那里，他基本贊同巴赫金的看法，認為作者與主人公之間是平等對話的關系，兩者具有獨立性；而在張杰、宋大圖、黃玫看來，作者與主人公不存在獨立、平等的問題，兩者不能相提并論，它是“設定作者”的一種藝術創造手段，受作者控制。張杰在此基礎上撰寫的《復調小說理論研究》一書，是國內首部系統研究巴赫金及其復調小說的理論專著，深刻揭示了巴赫金復調小說理論本身及其話語分析方式，批判性解讀了巴赫金忽視作者與心理視野等問題，有里程碑式的研究意義。

其他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家也開始受到關注。吳元邁在評介前蘇聯學者文藝學研究方法的同時，重點評述了赫拉普欽科、巴赫金、洛特曼等的文學系統分析、文學類型、文學歷史功能、文學結構符號研究方法。凌繼堯在訪學蘇聯的基礎上專題向國內介紹蘇聯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符號學家洛特曼、烏斯賓斯基、葉果洛夫等學者及其該學派的理論淵源、符號學研究特征、傾向，他認為“要了解國際符號學、包括藝術符號學的發展趨勢，不能不研究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盵6]孫靜云從結構角度對洛特曼的符號藝術模式、符號詩學系統給予了高度肯定，認為開啟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周啟超深入討論了俄國形式主義與巴赫金、洛特曼符號學之間在指導思想、方法論的繼承與區別，認為巴赫金體現了對俄國形式主義的逆向“對接”，而洛特曼則體現了對俄國形式主義的一種順向延續。

(二)整理翻譯，拓展研究階段(上世紀90年代)

在90年代中后期中國當代文論加快轉型發展的宏觀背景下，有關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譯作和論文增加不少，關注的重點也從復調小說理論、結構詩學理論轉移到對話、狂歡化、“超語言性”等研究上，對當代中國文論轉型發展的時代意義、理論價值與貢獻也得到了更多關注。

1993年洛特曼的去世引發了國內外學界對“塔爾圖學派”符號學思想的系統整理與總結，周啟超的《“塔爾圖學派”進入總結時期》一文及時跟進報道了該學派的這一重大轉變，有關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符號學思想源源不斷引入中國。張冰的兩篇論文對洛特曼基于結構主義的符號學理論方法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融入了社會、文化、歷史等研究維度，克服了反人文主義、反歷史主義的結構主義缺陷。黎皓智在比較洛特曼與赫拉普欽科結構符號學思想異同的基礎上，認為蘇聯結構符號學體系建立在形式論、模式論、符號論基礎之上，既重視結構文本分析，也注重語言符號研究。黃玫認為洛特曼的詩篇結構理論繼承和發展了雅可布遜的詩功能原理，但更加關注詩歌語義問題。洛特曼的藝術符號學、電影符號理論也備受關注，翻譯發表了他的《電影語言與電影符號學》、《藝術文本的意義及其產生與確定》等論文，并將其電影符號理論運用于外國作品現象分析。

有關巴赫金研究轉向了他的對話理論與狂歡化理論。姜靖翻譯加拿大學者克里夫·湯姆遜的《巴赫金的對話詩學》一文，開啟了這種研究轉向之先聲。董小英的《再登巴比倫塔—巴赫金與對話理論》試圖在巴赫金對話理論基礎上建構一種普遍適用的文學對話理論，是國內第一部研究巴赫金對話理論的專著。劉康、錢中文等學者把巴赫金對話理論視為一種轉型期的文化理論，充分展示了其在當代文論中“被重新發現”的重要現實意義。夏忠憲深刻解讀了巴赫金的狂歡化詩學、民間笑文化及詼諧文化、《紅樓夢》中的狂歡化等論題，用力頗深。在他看來，狂歡化詩學理論超文學意義巨大，其理論本身有未完成性和多義性，應該從多義角度予以解讀。其《巴赫金狂歡化詩學理論》和《巴赫金狂歡化詩學研究》分別是國內巴赫金狂歡化思想研究的首篇論文和首部專著。巴赫金復調小說理論進一步延伸到其理論局限、現代維度、對人文科學研究的意義價值的評述，以及對國內外作家、作品的分析上，標志著巴赫金“復調小說”理論研究的成熟。

(三)全面關注，多元解讀階段(新世紀以來)

錢中文主編的《巴赫金全集》奠定了國內學界多元化解讀巴赫金符號學思想的基礎。胡壯麟的系列論文把巴赫金符號學理論納入系統功能語言學、社會符號學的理論視野，建立了巴赫金符號學與語言學之間的關聯。張杰、沈華柱、蕭凈宇等考察了巴赫金符號學的超語言性質，認為巴赫金語言思想是其哲學思想的支柱，其超語言性將句子詞匯置于言語主體與受話人、主體與主體間的動態中考察，體現了與語言符號學研究的不同方向。王永祥認為，“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和超語言學思想本身就是在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對話中發展起來的”[7]；“他的語言學理論核心充滿了辯證法的動人智慧，閃爍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明徹欲流的光輝!”[8]趙光慧、張杰把充滿對話性的巴赫金理論應用于伊格爾頓作品解讀，認為其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觀具有強烈的政治與藝術對話性。這個時期有關巴赫金符號學研究的博士論文、專著增加不少。凌建侯基于對話哲學考察巴赫金對話本質，認為其“對話思想不僅涉及整個人文領域，而且實實在在以語言為依托?！盵9]李曙光探討了巴赫金超語言學理論的重新語境化問題，并將其引入書面新聞語篇分析；汪洪章、袁儉偉、孫秀麗、齊曉斌、魏蘭等從接受闡釋、言語體裁、結構主義、意識形態、藝術時空、對話敘事策略等角度進行解讀，呈現出多元解讀傾向。

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符號學思想研究也迎來豐收。周啟超的《“塔爾圖學派”備受青睞》凸顯了中國學界對洛特曼符號學思想的研究興趣。張杰的系列論文對塔爾圖—莫斯科學派藝術符號學、文化符號學進行了大量理論與文本分析，其與康澄合著的《結構文藝符號學》是國內首部研究洛特曼藝術符號學的專著。在對該學派洛特曼和烏斯賓斯基兩位領袖人物比較分析的基礎上，他指出，“洛特曼構建了藝術符號學理論，而烏斯賓斯基則創立了文化符號學體系?！盵10]其后從文本文化角度考察該學派符號學思想的論著大為增加，諸如康澄、張祎對作為其文化符號學核心概念如文本、詩歌文本、符號圈理論等方面的研究。張海燕的《洛特曼的文化符號詩學理論研究》成為了國內首部研究洛特曼文化符號學系統的專著。同時從符號學思維模式體系、生產機制、特色創新、演變發展、接受傳播、電影敘事學等方面進行研究的論文也增加不少，并與神話學、人類學、后結構主義等背景思潮結合解讀，體現新的研究變化。此外，烏斯賓斯基的符號以及列寧、托多洛夫與符號學的批判對話也引發關注，管月娥、蘇暢、顏文潔等學者從其結構類型、意識形態、話語層面、敘事等角度進行分析，視野更加開闊。

總體來看，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中國40的本土化經歷了從無到有，從附帶引入、重點研究，再到全面系統深入研究的過程，參與研究的國內學者眾多，出版的學術論文和專著成果極為豐碩，在現當代形成了全面解讀、多元化解讀巴赫金、洛特曼符號學思想的良好局面，為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提供了理論參照和良好基礎。

二、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本土化核心命題

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代表作家巴赫金的復調、對話、狂歡化以及塔爾圖學派的結構文藝學、文化符號學等理論概念或術語，已成為當代國內學界耳熟能詳的話語，并被靈活運用到中國文學理論話語建構及國內外重要文學文化現象分析解讀中，展示出了強大的理論闡釋力和時代活力。

(一)從“復調”到“對話”、“狂歡化”

這組概念在巴赫金符號學思想接受過程中出現出現頻率極高，迥異于對阿爾都塞式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理論的接受，對中國當代文論的轉型發展也有著極為特殊的意義和價值。

張碧指出，“巴赫金是首位將成熟的符號學思想運用于文化批評實踐的馬克思主義者；巴赫金對整個馬克思主義批評傳統的符號學理論建構及批評實踐，具有非常重要的先導意義?！盵11]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學者，他對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的結合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影響十分深遠。正如周啟超所說，“巴赫金文論的一些關鍵詞，諸如“復調”、“對話”、“狂歡化”，巴赫金文論的一些核心范疇，諸如‘多聲部’、‘參與性’、‘外位性’，已成為當代中國學者文學研究乃至人文研究的基本話語?！盵12]曾軍統計也發現，“中國學者對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話’(含‘對話主義’)、‘狂歡’(含‘狂歡化’‘狂歡化理論’)……以及“語言’(含‘話語’“雜語’‘互文’等)等方面?！盵13]巴赫金符號學對中國學界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在巴赫金那里，“復調”最初作為一種音樂術語使用，又稱為“多聲部”，他主要用這個概念來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眾多獨立而互不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紛呈，由許多各有充分價值的聲音(聲部)組成真正的復調”[14]的重要特征和性質。對話理論是“巴赫金對世界的存在狀態構成方式以及創生過程的總的看法和觀點?！盵15]在巴赫金那里，“對話”是巴赫金復調小說的理論基礎和中心，他者和差異性的存在構成“對話”的根本條件。對話關系無所不在，浸透于整個人類語言、人類生活關系及表現形式等一切有意義的事物當中。而“狂歡化”作為西方節日用語也被巴赫金引入文學理論研究，用來指一些狂歡節式的慶賀、儀式、形式對文學的滲透或轉化。在某種程度上，狂歡也是一種對話，而且在更大意義上體現出對話性。宋春香認為，“從形成過程來看，狂歡是一種文化形式和意義衍生的符號代碼”[16]，彰顯了巴赫金狂歡化理論中重要的符號學意義。

國內學界目前對這組概念的研究事實上已建構了一個較完整的巴赫金符號學理論體系。有從基本內涵、重要特征角度進行考察的，像錢中文、凌建侯、王永祥、潘新寧、張俊蘋、袁建軍、段建軍等學者就對巴赫金“復調”、“對話”、“交流”等的理論內涵、符號學特征等進行了研究，貫穿了巴赫金符號學理論體系研究的始終。也有從其理論淵源、現實意義、影響發展等角度探討的，諸如李衍柱、趙曉彬等學者的解讀，看到了巴赫金符號學思想重要意義和價值。夏忠憲、陸道夫、曾軍、凌建侯等學者將巴赫金狂歡化理論置于大眾文化、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宏觀背景和視野中考察，體現了較為寬廣的理論視域。同時也有大量商榷或討論性論文，涉及對巴赫金狂歡理論局限與缺失等方面的討論，具有較強的現實反思性。更多研究是從應用角度進行分析討論的，諸如盧珊、李志強等學者對作品的解讀，基于巴赫金的復調理論、對話理論、狂歡化理論討論多元文化社會中身份的重建、人性、《紅樓夢》及新時期大眾文化中的狂歡化等問題，有很較的現實針對性。

國內學界對巴赫金“復調”、“對話”、“狂歡化”理論的接受，一定程度上展現了當代中國文論加快轉型的迫切需求。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論發展面臨著“失語癥”、中國文論話語重建等一系列話題，一些有識之士不約而同提出要加快“走向交往對話”的文藝理論建構之路。錢中文先生率先從巴赫金“復調理論、“對話立場”中提出了建立“對話的文學理論”的倡議，正反映了中國當代文論由不自覺向自覺加快轉型發展這一歷史進程。在他看來，“東西文學理論的相互關系不是跟著說，甚至不是接著說，而是對著說，對著說則是真正的對話的理想境界?！盵17]他對建設“對話的文學理論”的思考和倡議，正與巴赫金“復調”、“對話”、“狂歡化”理論的精神實質息息相通。同時期宋大圖、張杰、黃玫、劉康等學者主張突破文本對話的局限，將其納入作者與讀者、與時代的對話框架中來看待，以及把巴赫金理論視為一種文化轉型期的重要理論，也同步體現了巴赫金研究與中國文論轉型的這一重要特征和變化。國內對巴赫金研究形成了多次討論的熱潮，張素玫認為其中原因有二，“一是巴赫金理論體系的核心思想“對話”與中國傳統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有共通性，這使得巴赫金理論和中國問題之間具有了一種解釋上的適洽性；二是巴赫金理論適應了中國文化轉型的當下的需要?！盵18]應該說，對話、復調、狂歡等理論術語已經頻繁用于中國當代文論話語研究，諸如大眾文化、民間文化、文化轉型等，正在潛在影響著中國學者的研究思維與方法，促進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批判反思。

(二)從“結構符號”到“藝術符號”、“文化符號”

這組關鍵詞既反映了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符號學的數度轉向，也間接反映了國內學界對該學派符號學思想的接受進程及其與中國文論轉型發展的關系。

塔爾圖-莫斯科學派在符號學研究過程經歷了數次研究轉向，建構了目前異常豐富復雜的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形態。20世紀60年代，該學派運用結構符號學語言學探究結構文本問題，建構了文本結構的符號學；20世紀70、80年代又將結構主義方法拓展運用到電影、圖像、繪畫等領域，建構了藝術符號學；20世紀70-90年代還將語言學領域進入符號學領域，建構了文化符號學，使“結構”、“文本”的研究進一步上升到“歷史”、“文化”研究的高度。楊明明指出，“終其一生，洛特曼都在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互動與對話中，構建著自身的方法論體系，其從社會歷史批評到結構主義，再到文化符號學的轉型也充分印證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演變軌跡與發展路徑?！盵19]該學派認為，結構符號分析的核心就是對文本進行分析解讀，文本是一種具有意義的互動活動，具有獨特結構的藝術文本所蘊含的信息量遠遠超過任何非藝術的文本形式。孫靜云高度評價了該學派結構符號學所作出的貢獻，在她看來，“洛特曼繼承了蘇聯結構類型學研究的傳統，吸取了西方藝術符號學與結構主義學派的某些方法以及傳統文藝學的成果，利用當代系統科學的理淪，把結構文藝學的探討向前推進了一步”[20]；“洛特曼關于藝術本文與非本文結構的理論更是具有開創性的新命題，堪稱是二十世紀文藝學領域的哥白尼革命?！盵21]塔爾圖-莫斯科學派之所以能從結構文本角度進入到文化歷史領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巴赫金符號學理論的影響。洛特曼把藝術視為與語言類似的交際工具或符號信息系統，建構了一種藝術符號學；而烏斯賓斯基則聲稱其全部研究都以文化符號學為中心進行，建構了一種文化符號學體系。在他們那里，任何人類活動都被視為一種文本，文化成其為文本的擴大模式，而文本的研究也就被拓展到了民族、社會、文化的認知、思維與交流等層面上。

國內學界對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關注也經歷了從文本結構符號學到藝術符號學、文化符號學的接受歷程。凌繼堯較早就指出，塔爾圖-莫斯科學派具有與結構語言學關聯、較多關注文化符號學研究等兩大基本特點。但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國學界更多關注該學派的結構符號學研究而較少關注其文化符號學、藝術符號學等方面研究，究其原因，可能與國內學界興起的一股去意識形態化研究的理論思潮息息相關。國內學界長期習慣于從意識形態角度吸納和接受國外思想，文本結構主義符號學的引介使80、90年代的中國學者如沐清風，吸引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但隨著90年代中后期解構主義、殖民主義、對話詩學、女權主義等現代、后現代思潮的大量涌入，全球化、知識化、信息化時代的來臨，中國學界在面對西學強烈沖擊下進一步全面加強對文學理論的批判、對話與反思，關注跨學科、邊界、差異、個性等分析，關注領域和解讀方向也呈現出多元化特點?？梢园l現，90年代中期以后，國內學界在關注結構符號學的同時也關注藝術符號學、文化符號學研究，并對以洛特曼為代表的塔爾圖學派和以烏斯賓斯基為代表的莫斯科學派的異同進行了區別。新世紀以來，以張杰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又積極從藝術文本、詩歌文本、思維模式、思想淵源、演變發展等角度推進藝術符號學、文化符號學研究，理論視野更宏大，解讀更加具體和多元化。近年研究范圍還在進一步拓展，把伊萬諾夫、托波羅夫的戲劇符號學、電影符號學也納入研究視野。

(三)從“形式主義”、“語言符號學”到“超語言符號學”

這組概念反映了國內學界對塔爾圖-莫斯科符號學派的“重新發現”和對巴赫金符號學思想的總體概括。

以往我們較多關注洛特曼的結構符號學、藝術符號學研究，而對該學派的另一位領袖式人物烏斯賓斯基的符號學思想較少關注。事實上，塔爾圖-莫斯科學派是兩個相對獨立的學派合稱，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符號學研究方向。以洛特曼為代表的塔爾圖學派繼承了俄國形式主義特別是什克洛夫斯基、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學派的研究傳統，從文本結構角度切入對文化的研究，融入了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等科學方法論，建構了一種獨具特色的結構符號學、藝術符號學研究傳統。而以烏斯賓斯基為領袖的莫斯科學派，大量繼承了俄國形式主義尤其是莫斯科語言小組的理論傳統，并基于語言研究推進和建構文化符號體系，把人類創造的各種文化也視為一種語言或者多種語言的融合，其研究的基石、立場和主要方法就是語言學。陳勇對此指出，“塔爾圖符號學派實質上是莫斯科的語言學方向和彼得堡的文學方向這兩個學術方向或稱兩種語文學傳統的合流?！盵22]張杰、陳勇等學者深入考察了塔爾圖-莫斯科學派這一“超語言學”傾向并對此作了較多討論，引發了國內學界的關注。

巴赫金的超語言符號學傾向也引發了國內學界的重要關注。胡壯麟、張杰、沈華柱、蕭凈宇、李曙光等學者就深入討論了巴赫金的超語言符號學特征，充分看到了巴赫金這種基于語言研究而又超越語言研究的發展傾向。王永祥曾指出，“巴赫金的超語言學思想: 他要從旁邊，或者說，要站在語言之上看待語言?！盵23]在潘兆一、王永祥看來，巴赫金的“符號意識形態論”也是對其“超語言學”理論的補充，因為作為一種“符號”的語言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功能性和普泛性。應該說，巴赫金的超語言符號學彌補了索緒爾語言學研究之不足，但又沒有全盤否定索緒爾的語言學研究，他在索緒爾語言學的基礎上進一步把其所忽視的語境、功能分析等納入到符號學研究，建構了多元、動態的超語言符號學研究模式，與強調對語言形式、結構、系統等作靜態分析的索緒爾模式構成了一種互補格局，為世界符號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本土化的貢獻與不足

近40年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本土化成績無疑是巨大而獨特的，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學界明顯感受到巴赫金、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符號學思想中迥異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中對話、交往、互動等理論元素，啟發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如果說中國學界在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諸如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布迪厄的語言交換經濟理論等的接受中多感受到其靜態一面，那么在巴赫金、洛特曼等人的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接受中，則更多感受到動態、對話研究的一面。無論是列寧、托多洛夫與符號學的激烈批判與對話，還是巴赫金的復調理論、對話理論、狂歡化理論，以及洛特曼的結構文化符號學，都能夠感受到這種強烈的對話性、互動性和批判性。巴赫金最擅長與他人“對話”，他的對話理論不僅對法國哲學家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論、雷蒙·威廉斯的意識形態分析、伊格爾頓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產生影響，而且對塔爾圖-莫斯科符號學派產生過重要影響。該學派就是在受巴赫金影響下由科學符號學研究逐漸向文化符號學研究轉變，帶上了巴赫金濃厚的對話色彩。正如張杰所指出的那樣，“洛特曼、烏斯賓斯基等理論家不像皮爾士等大多數西方符號學家那樣把注意力放在單獨的符號上去分析符號對意義對接受者的關系，而是集中探討作為傳達內容的機制的語言以及這種機制所利用的某種基本的符號系統”[24]，體現了鮮明的交流與對話特征。從目前國內接受情況看，“復調”、“對話”、“狂歡”、“文化”符號等具有明顯動態、對話特色的詞語頻頻出現，成為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研究的熱點，已全面融入到中國文論話語的日常建構當中。

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為中國文論的轉型發展，特別是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提供了不少可資借鑒的理論資源。無論是巴赫金帶有強烈對話特色的符號學思想，還是洛特曼帶有強烈科學主義的結構符號學，以及烏斯賓斯基帶有強烈語言學色彩的符號學，都讓我們深刻感受到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當中迥異于世界其他符號學研究的特色創新之處，極大開闊了國內學界的理論眼界。正如周啟超所說，幾十年來，“我們一步一步地引進文學理論家巴赫金的‘復調理論’、哲學家巴赫金的‘對話理論’、文化學家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語言學家巴赫金的‘話語理論’，并加以積極的闡發與運用，運用于外國文學文本的解讀，也運用于中國文學文本的解讀，運用于文學學自身的建設，也運用于美學、哲學等人文學科方法論的反思，已取得十分豐碩的成果?！盵25]近40年國內學界對以巴赫金、洛特曼、烏斯賓斯基為代表的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作出的重要符號學貢獻，以及所展現出來的重要歷史、人文意義和價值等給予了充分肯定，對20世紀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文獻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整理研究，出現了大量論文與專著，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的結合研究提供了良好借鑒。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如何借鑒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研究成果、加快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提升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話語闡釋力等方面的批判反思較少，有待進一步提升。正如傅其林所說，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符號學維度仍然缺失，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闡釋中國當代文學經驗的有效性?！盵26]如何建構充分當代合法性的中國馬克思義符號學，持續提升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話語的闡釋力，是下一步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建設的重要工作。

應該說，中國馬克思主義與蘇俄馬克思主義在理論情感上具有天然的共通性，有利于我們從俄蘇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之間的對話批判中找到兩者結合點，進而深入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文論建設。俄蘇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之間的曲折結合進程，以及俄中兩國之間社會、宗教、民俗的異同，也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之間的結合研究提供了歷史性借鑒和考量。像嚴志軍、張杰就指出，俄蘇宗教的“聚和”思想和中國文化的“聚合”思想，使得中國學界在接受俄蘇符號學思想中更強調各流派的整體性和統一性?！霸谙喈旈L的一段時期里，出于社會背景等原因，中國學者在對巴赫金、洛特曼、烏斯賓斯基等人符號學思想的研究中，很自然地會從意識形態視角去解讀?！盵27]但隨著國內學界對巴赫金、洛特曼符號學研究和理解的深入，以及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視域的不斷擴大，“中國學者在接受蘇俄文藝符號學的過程中，做出了自己的改造，尤其是在方法論上表現出明顯的創新性質?！盵28]在接受過程中近年也進一步加強反思，審視立場和態度更趨客觀與理性。

總之，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中國的接受與傳播，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學界被“重新發現”的重要歷史事件，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之間的結合研究，進而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提供了良好契機。近40年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中國的接受經歷了積極引介、拓展研究、系統研究、多元解讀等接受進程，從當中感受到了打破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馬克思主義和以文本、結構等為主導的符號學、形式主義之間敵對隔膜的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為馬克思主義與符號學之間融合找到了一條哲學與文化的合理路徑。俄蘇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在中國40年的接受建構了“復調”、“對話”、“狂歡化”、“結構符號”、“文化符號”、“藝術符號”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和命題，也感受到了迥異于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動態、對話、交流等特征的一面，為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提供了現實動力與理論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