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清淀粉樣蛋白A 與淀粉酶及脂肪酶對急性胰腺炎的診斷和預后價值

朱成斌，蔡春蓮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是指由于多種病因引起胰酶激活，以胰腺局部炎性反應為主要特征，伴或不伴其他器官功能改變的疾?。?］。AP患者血淀粉酶（AMY）、脂肪酶（LPS）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是診斷AP 重要生化指標，研究兩者對AP診斷價值的報道較多［2］。Sebastian M Staubli 等［3］研究證實炎性因子在機體中的過量產生與急性胰腺炎的病理演變過程密切相關，是急性胰腺炎的重要發病原因。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疾病程度AP患者炎癥因子水平差異［4］，該研究分析了血清淀粉樣蛋白A（SAA）、AMY、LPS 對AP 診斷和預后的預測價值，研究結果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2016 年10 月—2020 年8 月來筆者醫院就診的AP 患者64 例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38 例，女26 例；年齡（36.75±6.27）歲；BMI 19.34±1.12。64 例AP 患者中MAP 23 例，SAP 41例。AP 診斷標準：根據中華醫學會消化病學分會胰腺疾病學組頒布的 《中國急性胰腺炎診治指南》（2019 年，沈陽）［5］須符合下列3 項指標中的2 項：（1）上腹部持續疼痛（疼痛發病急、較重，并常常向后背部放射）；（2）血清淀粉酶或脂肪酶至少高于3倍正常值上限；（3）CT 顯示有特征性急性胰腺炎表現?；颊咴谌朐汉筮M行APACHEⅡ評分，APACHEⅡ評分＜8 分為輕癥急性胰腺炎（MAP），≥8 分為重癥急性胰腺炎（SAP）。排除標準：臨床資料不全，生化指標檢測前經過相關治療的患者，診斷為慢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急性發作、胰腺腫瘤患者。伴其他感染性、免疫系統疾病、惡性腫瘤和慢性器官功能不全者。另選取在該院治療的非AP 急腹癥患者25例作為非AP 組，健康體檢人群37 例作為對照組，各組間年齡、性別、BMI 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1.2 儀器與試劑儀器：SAA、AMY、LPS 的檢測由貝克曼AU5800 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完成。試劑：SAA的檢測由浙江夸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試劑盒完成檢測，AMY、LPS 的檢測由中山標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試劑完成。

1.3 方法AP、非AP 患者入院后24 h 內抽取血液3～5 ml，3000 r/min 離心5 min，檢測SAA、AMY、LPS。SAA 的檢測采用膠乳增強免疫比濁法，AMY、LPS 的檢測采用速率，比較不同組別間SAA、AMY、LPS 差異，根據患者臨床資料將所有AP 分為MAP、SAP，比較2 組間檢測指標差異，分析SAA、AMY、LPS 與APACHE Ⅱ評分相關性，并判斷AMY、LPS對AP 的診斷價值，根據AP 患者預后情況分為預后良好組和預后不良組，分析SAA、AMY、LPS 對AP 預后的預測價值。

1.4 統計學分析采用SPSS 20.0 軟件建立數據庫進行統計分析，正態分布計數資料用（）表示，多組樣本間的比較采用方差分析，率的比較采用四格表卡方檢驗，相關性分析采用Pearson 相關性分析，通過受試者工作曲線（ROC）評價檢測指標對AP 的診斷價值和預后價值，根據約登指數（約登指數=敏感度+特異性-1）最大時各檢測指標數值作為最佳截斷值，P＜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不同組別臨床資料比較AP 組、健康對照組、非AP 組之間性別構成、年齡、BMI 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F=0.223～1.365，均P＞0.05），MAP 組、SAP 組、健康對照組、非AP 組之間性別構成、年齡、BMI 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F=0.482～2.351，均P＞0.05），說明各組間基線齊，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不同組別間臨床資料比較（）

表1 不同組別間臨床資料比較（）

2.2 不同組別檢測指標差異比較其中MAP 組、SAP 組間AMY、LPS 差異均無統計 學意義，AP 組AMY、LPS 均高于健康對照組和非AP 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健康對照組、非AP 組間AMY、LPS 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AP 組、非AP 組SAA 均高于健康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但AP 組和非AP組間SAA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2。

表2 不同組別檢測指標差異比較（）

表2 不同組別檢測指標差異比較（）

2.3 不同檢測指標與APACHEⅡ評分相關性分析SAA 與APACHE Ⅱ評分呈正相關（r=0.411，P=0.000），隨著SAA 濃度的升高，AP 患者為SAP 的概率增大，AMY、LPS 與APACHEⅡ評分無明顯相關性（r=0.101～0.115，均P＞0.05）。見表3。

表3 不同檢測指標與APACHEⅡ評分相關性分析

2.4 不同檢測指標對AP 診斷ROC 曲線分析因SAA 特異性差，對AP 的診斷評估無臨床意義，故未納入ROC 曲線分析中。AMY 預測AP 的AUC 為0.838（0.765～0.910），最佳臨界值為479.00（U/L），敏感度為71.88%，特異性為88.71%；LPS 預測AP 的AUC 為0.836（0.767～0.904），最佳臨界值為627.00（U/L），敏感度為71.88%，特異性為83.87%。見圖1、表4。

表4 不同檢測指標對AP 預測的價值

圖1 見封三。

2.5 不同檢測指標對AP 預后ROC 曲線分析AMY預測AP 預后不良的AUC 為0.624（0.494～0.792），最佳臨界值為821.00（U/L），敏感度為72.72%，特異性為59.52%；SAA 預測AP 預后不良的AUC 為0.739（0.588～0.891），最佳臨界值為492.00（mg/L），敏感度為72.72%，特異性為85.71%；LPS 預測AP預后不良的AUC 為0.672（0.526～0.818），最佳臨界值為1698.00（U/L），敏感度為81.80%，特異性為61.91%，AUCSAA＞AUCAMY、AUCLPS，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圖2、表5。

表5 不同檢測指標對AP 預后的預測價值

圖2 見封三。

3 討論

AP 具有起病急、進展快等臨床特點，是一種典型的以急性腹痛和胰腺酶學紊亂為主要特征的炎癥性疾病，該病發病機制尚未明確，主要包含胰酶自身消化學說、炎癥因子學說、鈣超載、細胞凋亡學說和腸道細菌易位學說［6］。AP 臨床癥狀及并發癥較重，可出現全身炎癥反應和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臨床治療效果較差。Dambrauskas 等［7］研究報道，AP 病死率為10%～15%，SAP 中病死率高達30%～40%，因此研究AP 診斷和預后結局預測敏感指標對降低病死率有重要臨床意義。

該研究表明，AP 組AMY、LPS 均高于健康對照組和非AP 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健康對照組、非AP 組間AMY、LPS 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與以往研究相符［8］，說明AMY、LPS 均為AP 患者特異性指標。SAA 主要是由肝細胞合成后分泌到血液中的一種急性時相反應蛋白，當遇感染、創傷、腫瘤浸潤等因素時可明顯增高，并隨著炎癥的控制而持續下降，慢性炎癥時，這些指標可持續升高［9］。AP 組、非AP 組SAA 均高于健康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但AP 組和非AP 組間SAA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目前臨床上對AP 嚴重程度的早期評估方法主要有評分系統、血清標志物和臨床表現等，血清標志物包括C 反應蛋白（CRP）、降鈣素原（PCT）、血鈣、血肌酐、尿素氮、白蛋白等［10］。葉林等［11］研究表明，中性粒-淋巴細胞比率（NLR）、PCT、SAA 均與APACHEⅡ評分呈正相關。該研究表明SAA 與APACHEⅡ評分r 值為0.411，感染指標越高，為SAP 可能性越大。AMY、LPS 與APACHEⅡ評分無明顯相關，說明其不能反映AP 嚴重程度。AMY、LPS 均由胰腺分泌，AMY 異常增高發生于AP 后6～12 h，3 d 后濃度迅速降低，因此適合于AP 早期診斷。正常情況下LPS 進入腸道分解甘油三酯，因而在血液中含量很低，AP 時由于胰腺細胞壞死，通透性增高，AP 發生后1～3 d LPS 濃度增高，增高持續時間較長［12］。如何實現AP 患者預后不良事件早期預警，有效提高AP 患者整體生存率，一直受到高度關注。SAA 預測AP 預后不良的AUC 為0.739（0.588～0.891），AMY預測AP 預后不良的AUC 為0.624（0.494～0.792），LPS 預測AP 預后不良的AUC 為0.672（0.526～0.818），AUCSAA＞AUCAMY、AUCLPS，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說明SAA 預測AP 預后不良優于AMY、LPS，與王珍珍等［13］研究結果有部分相符。該研究因納入的AP 患者例數較少，可能影響統計結果，且未討論其他炎癥指標對AP 疾病嚴重程度的預測價值，以上不足之處有待后續擴大研究對象后予以分析。

綜上所述，AMY、LPS 對AP 的診斷有較高預測價值，AMY 與APACHE Ⅱ評分呈明顯正相關，AMY、LPS 與APACHEⅡ評分無明顯相關，SAA 對AP 預后預測價值優于AMY、LPS，對于AP 確診患者，檢測SAA 可以預測疾病嚴重程度和不良預后，對SAA＞492.00 mg/L 的AP 患者，可提示臨床及時采取對癥措施，降低不良預后發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