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詩現代性的內生性與移植性

劉毅青 張欣

摘?要：奚密將文學史看作一個文化歸化與適應、周期性陌生化與常態化的過程。她從詩的內指性和內部闡發性出發，將現代漢詩百年的發展歷程納入“陌生自然化”、“異常正?；钡难h當中，指出其現代性的獲得實為不斷以實驗之召建構“新傳統”的“自我更新”過程，闡明漢詩現代性的內生性。同時，她關注語言介質的傳播和影響作用，將翻譯視為一種遮蔽意義獲得的可能性渠道，在“保留”與“失去”、“理解”和“誤解”的重構之間揭橥漢詩在橫的“移植”后進一步溝通與交流的新路徑，此為漢詩現代性的移植性。漢詩現代性的二重性構成了奚密圓形詩學批評的縱橫坐標，她縱向打破時空壁壘、橫向溝通多元文化，建構起破除古今中西二元對立視野的詩學框架。

關鍵詞：奚密;現代漢詩;現代性;內生性;移植性

中圖分類號：I207.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21）5-0105-13

現代漢詩自其誕生之時就帶有“漂泊”的基因并處于“兩個世界”的反叛之中，“一是迅速轉化中的傳統社會，一是日趨以大眾傳播和消費主義為主導的現代社會……現代漢詩一方面喪失了傳統的崇高地位和多元功用，另一方面它又無法和大眾傳媒競爭，吸引現代消費群眾?！雹僭陔p重邊緣的語境中，現代漢詩常常面臨著兩難的困境，其一是面對古典漢詩傳統的規范要求。古典詩歌在長期經典化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強大的詩體范式與現代詩形的差異，使得現代漢詩的合法性頻頻受到質疑;二則面臨著西方現代詩學的批評指摘。如江弱水批評穆旦的詩是偽奧登風，他認為，穆旦對奧登的過度倚重導致其詩歌原創性的嚴重不足，其詩歌的成就被高估。②現代漢詩從古典與西方汲取了養料，但這二者似乎常常使現代漢詩在古今中西間錯失無矩，問題在于，現代漢詩并非是對傳統或現代的機械摹仿，雙重的邊緣處境帶來雙重新變的契機，亦為其現代詩形的建構帶來新的方法和路徑。因而，現代漢詩的現代性生成具有雙重性特點，其一面面向傳統詩歌范式，欲于其中求新變并形成其內生性;另一面面向異質文化的沖擊，欲從其中汲取新元素以完成詩歌的現代化轉型，由此形成其現代性的移植性。這種二重性使得現代漢詩不僅屬于現在，也屬于過去，并且觀照未來;它不僅指涉本身，而且也與其它多種文化因素有著盤根錯節的關系。因此，只有從歷史的縱向發展和文化的橫向對比中，才能確定現代漢詩的相對位置，體認其本體意義和審美價值。在時間意義上，現代漢詩處于新舊交替之時的邊界，意味著這個動態過程的轉型時期，是兩種歷史形態交互接替的狀態;在空間意義上，現代漢詩發生在多個區域、民族、社會體系、知識體系和文化體系之間，經歷從差異到融合之間的精神裂變和文化轉型階段。這種特殊的時間和空間存在方式帶來雙重指向，它既面向復雜與困惑，也帶來異質文化互通的可能性與前瞻性。正如奚密所說的那樣，詩歌正處于“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雹圻@意味著現代漢詩在多維精神空間和存在視野的互動混融中，催生了新的價值認同和文化認同，激活了新的美學思考和經驗建構;也意味著漢詩在現代轉型過程中既與傳統對話接續，又是異質文化共同參與詩體構建的過程，二者非孤立運行而是在交錯中互相制約及影響，故而，漢詩現代性的二重屬性處于互動交流的狀態中。一方面，漢詩傳統在移植文化的刺激下完成其由“傳統”向“新傳統”的轉化，傳統與現代并非決然不同;另一方面，移植是建立在自身民族文化的選擇視野中，是基于傳統文化影響下的行為，漢詩仍根植于漢語自身的美學特質之中。這使得漢詩現代性的內生性和移植性并非單向性存在，而呈現出互為因果的總體關系。

如何將現代漢詩文本置于多元文化的寬廣語境中考察，建構起匹配漢詩現代性自身特性的詩學批評方法，以突破其所面臨的雙重困境，是現代漢詩批評建構伊始就面臨的難題?；跐h詩現代性的二重性，其必須打破單一的古/今維度和中/西范疇的詩學批評，任何單一維度的批評都無法給予現代漢詩以合適的位置。處于古今中西之間的現代漢詩，構成的是一個圓形的批評場域，奚密的現代漢詩批評對此做出了有益的嘗試。近年來學界開始重視對奚密的現代詩學的研究，對其觀點進行了梳理與評述，④但目前的研究主要羅列其具體觀點并進行散發式論述，未能注意到其觀點生成的學理據點，即奚密對漢詩現代性的二重性的獨特體察和深刻認知。本文以此為視角，重審奚密在跨越“文化模子”⑤的沖突后，深入詩歌現場自橫縱雙重向度中所建構的圓形詩學及其內在理路。

一、內生性演進：“傳統”與“新傳統”的縱向繼承與裂變

現代漢詩自誕生之時便立足于“新”的追求，其“新”的生成是在繼承和借鑒的過程中完成的。我們常將歷史喻為長河，是基于水之綿延不息、運動不止的特性之上，因此，所謂“新”與“舊”并不是固定不變的概念，而是隨時間和藝術的沖刷不斷更替的過程。在歷史的脈絡中，沒有從天而降的“新”，無根的存在只能呈現為轉瞬存在并陷入沉寂消亡。所以，當現代漢詩的生成被歸于“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⑥時，就喪失了探尋其生成發展路徑的可能性。奚密從縱向的歷史梳理入手，將現代漢詩放置在新與舊的動態更替中，在一輪輪新舊循環中體認其“尋根”之道，并在其不斷生發新根的同時厘清現代漢詩縱向繼承與裂變的軌跡，以闡明其現代性的內生性特質。

“文學史是一個‘自然化和‘正?；╪ormalization）的過程。通常，一種新銳藝術在剛出現的時候，總是被視為陌生或異常。在經過了一段或長或短的‘協商——包括出版、閱讀、闡釋、研究、爭議、辯論等之后，它或被接受肯定，或被摒棄遺忘。當此新銳藝術經典化之時，下一波的新銳藝術將會出現，下一輪的‘協商過程將會啟動?！雹咴诖朔N視角之下，即可發現現代漢詩在古典詩傳統及重構后“新傳統”之間的雙重體認和循環推進。面對現代漢詩“不像詩”的指摘和當下所謂“讀不懂”詩的困惑，在本文看來這其實是現代漢詩自誕生之初便塑造的“叛逆形象”及其實驗特性與讀者的期待視野相違背的結果，與此話題一脈相承的就是學界中有關“中國新詩有無傳統”之爭。奚密從現代漢詩尋求現代性的路徑中，重新體認“現代”和“傳統”的確認關系，發現二者實為順承一脈而非完全割裂、截然不同，從而發掘其現代性中的內生性屬性，讓現代漢詩自漂泊中找到了其與歷史的血緣關聯，使其具備新的形式力量，從歷史和藝術的雙重角度，既肯定現代漢詩與古典詩的內部關聯，也確定其在實驗之召下建構的“新傳統”，建立現代漢詩與“傳統”和“新傳統”的雙重聯系，完成歷史縱向的回歸與續接。

回到詩歌生發的歷史縱向原點，中國的“古典詩”處于長期的優越地位，在藝術的選擇和歷史的洗禮下，無論是語言規律還是美學形式都已建構起穩定的“經典化”詩歌美學權威。故而，當新詩接受者們鑒賞新詩時，其詩歌的藝術建造觀念和審美經驗都是建立在“古典詩”的美學原則之上，現實的“詩”和腦海中固有的“詩”的觀念產生沖撞，進而產生質疑，就有了奚密所說的“隔”的閱讀效應。在面對這類矛盾引發的困惑之時，奚密認為，“古典詩是作為文化認同的象征、民族自豪的載體，而被狂熱地崇拜?！睂Υ?，她認為與其追問現代漢詩與古典詩的相似，不如去理清現代漢詩現代性獲得的過程。她給出了解決問題的方向：“現代漢詩之現代性的兩個重要層面：第一，它的世界性和糅合性;第二，它的反傳統和實驗精神?！雹嗲罢呤敲嫦蛟姼栊履Ｊ降慕?，從新詩誕生的合理性及自身特點出發，對其內部詩學機制的闡發;后者則是針對新詩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在語言和形式、內容和題材等外部表現的探索性給予合理的描述。據此，追問“現代漢詩的現代性”，可以看作是解決現代漢詩評價問題的一個可靠途徑，理解其現代性生成的路徑即可洞察其與傳統的關聯性存在。美國學者卡爾認為“現代性是把現代看成是與過去相對照的東西，而且視之為一種自身成立的性質?！雹釗Q句話說，從價值評判的角度看，現代性及其所衍生的審美歷史是“無與類比的”，涉及到現代漢詩所面臨的價值問題及現代性建構時，其評判標準及內在尺度是由其自身提供的。故而，評判具有內指性和內部闡發的系統性，外部無法提供合理的對應標準，現代漢詩對現代性的追求應從其形成的歷史內生脈絡中來挖掘探尋，這既是其出發點，也是其內在理據。

基于現代漢詩在縱向演變過程中原點的追述，加之其在時間軸上向現代靠近的方式，關于現代漢詩與傳統完全割裂的言論顯然無法成立。對于傳統，現代漢詩的使用策略是借用，而不是沿襲，這二者之間存在質的差別，涉及到多文化因素的交織和共建。傳統對現代漢詩的影響，以及現代漢詩借鑒于傳統其間所體現出的文學關聯不是一種承繼關系，而是一種重新闡發的關系。奚密曾討論過關于建構現代漢詩現代性的路徑問題，“構建現代漢詩的現代性的一個重要方向，不是無視和忽視中國傳統，而是嚴肅的直面和批判性的重新評價傳統。歷史不是簡單的作為當代語境的比喻，而是通過戲劇性的面具來表達現代的情緒和主題?！雹庖虼?，現代和傳統是不可能絕對的割裂和完全差異的，奚密將現代漢詩的這種特殊的現代化過程稱之為“自我更新（self-renewal）”，它所追求并呈現的“新”，是在本土因素能動地驅使下，融合外來的各種文化異質性因素而實現的跨文化交流，是“對特定的時空現實做出藝術的個人的回應”11?，F代漢詩經歷百年的發展之后，其最初的“陌生”與“異?！币阎饾u自然化、正?；?，而新的新奇因素又在悄然滋長，“新”永遠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而“傳統”也在動態中演變。在體認現代漢詩與古典“傳統”的血緣之后，其新的“傳統”正以實驗的方式在歷史的縱向發展軸上不斷續寫并推動新標記的萌發，漢詩現代性的生成路徑便是在“新傳統”對“傳統”的續接過程中不斷完成的，由此，現代性對于漢詩而言并非一個斷裂性的異質因素，而是內生于漢詩自身的生成過程之中，現代性在傳統的延長線上，漢詩的現代性具有內生性。

這種內生性以詩歌“實驗”為連接節點，不斷將異質性因素納入前一個“傳統”，這并非單向性的時序更替，而是在融合交流中推動現代詩體的連續性生成?，F代漢詩在誕生之初以破舊立新的姿態進行“自由”的實驗，不僅從語言層面和詩體方面建構新的美學標準，也從認識和思維層面提出“何以為詩”的詩本質的思考。一方面，詩歌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實驗空間，詩人可以以最多樣化和最具創造性的方式試驗語言和形式，從各自的期待視角出發建構嶄新的詩學體系和美學范式;另一方面，固定參照系的打破也帶來“無根”的困惑，奚密稱之為“自由的枷鎖”12。這把“枷鎖”的鑰匙顯然無法從過去中找尋，它的答案指向未來。因此，詩人們以不斷的寫作實驗來打破這“自由的枷鎖”，以期推動現代漢詩“新傳統”的構建和縱向延伸。

回溯現代漢詩的發展歷史，其具有標志性的第一個節點應該出現在白話詩產生之時，自此便在實驗探索中塑造雛形并不斷在歷史縱向的發展中積點成線，而后，意識形態和文化語境等多重因素的約束使其實驗探索的腳步逐漸滯緩，直至20世紀70年代，才迎來了其實驗特性的再次飛躍，可作為其縱向發展軸上另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坐標點。奚密將此次實驗詩的興起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初，一批青年詩人們以詩歌的自由來反叛壓抑的社會政治環境帶來的麻木與沉悶。他們消解外在因素的影響，將實驗焦點放置在詩歌本身，完成語言建構的同時對詩進行全方位的探索，向官方意識形態話語所推崇的詩歌范式提出挑戰。詩人在“我”的書寫中建立自我的詩性空間，比如北島的從自我探尋出發所建立的正義而人道的世界，顧城建構的詩的超客觀現實的審美領地，楊煉塑造的自給自足的知性詩學空間。他們對既有文學范式的反叛和詩歌實驗帶有明顯的先鋒性和實驗性，也由此招引來帶有價值評判色彩的“朦朧”的評價。奚密將其受到指摘的原因總結為“本土與外來、國民性與國際精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文學標準的兩極分化?！?3從現代漢詩的縱向承續來看，這些詩人將“自我”和“詩意”重新引入詩歌的創作體系和評價體系中，在與傳統詩意隔時空對話的基礎上融入現代經驗和表達方式，對現代漢詩意象與修辭進行開拓性想象，為語言和結構的微妙融合樹立新的美學立場，以推動“傳統”的“自我更新”進程。

此后，續寫“傳統”的接力棒交接在新生代詩人的手中，其主體主要包括“生活之流（stream of life）”、“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和“尋根學派（roots-searching school）”?！耙庾R流”詩人將人性的陰暗面用超現實主義手法加以暴露，呈現出自我與世界的對峙性交流，使得個人的心理與情感世界的分崩離析在壓抑性話語中得以表述?！皩じ鶎W派”則重新闡釋中國的傳統文化精神，將其放置在現代世界的視野中重新定位并融入詩性表達。而“生活之流”的詩人則將人的日常生活納入詩的書寫視野，將個人的、平常的、甚至是瑣碎的個人經驗用平淡敘述的方式加以呈現，以反英雄的話語姿態解構朦朧詩時期的英雄主義并突出詩的非功利性。然而，他們的實驗精神與既有的文學體式和官方意識形態相背離，以致其在身份和文化上具有了雙重邊緣身份，奚密如此評價道：“他們所開辟的這扇門也許只是半掩著，而且只要機構不變，可能永遠也不會被允許大開，但這扇門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一種維護藝術的獨立性和完整性的巨大勇氣和決心?！?4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續寫并非建立在完全疏離或反叛的基礎之上，他們與早期詩歌實驗存在共通性，正如奚密所說，“它們在本質上具有相同的審美意識，表現在對詩歌獨立價值和自主性的信仰、對語言中心的強調、對創作自由的追求等方面……強調詩歌的重要性和詩人的孤獨，強調藝術的中心地位和詩人在當代社會的邊緣化?！?5他們對詩學理念的實驗與重構，也意味著對人的普遍價值、生活意義和多元文化的探索。此外，關注神話的改編和現代史詩的創作以及對正統之外文化根源的探索也是其存在延續性的例證，亦是漢詩現代性之具有內生性的事實依據。

除了各時代詩人的實驗性探索對“新傳統”的階段性推進，也有跨時代的詩人對現代詩形新傳統的建構所做的共同努力，即“環形”詩體的使用?，F代漢詩在雛形建構時期便在尋找具有本體特性的表達形式，奚密從詩歌歷史和審美表達的雙重角度出發觀察現代詩形的特點，在詩人的個性表達中發現其共性。比如她在劉大白的《整片的寂寥》、何其芳的《生活是多么廣闊》和康白情《江南》等詩作中發現詩作的開頭和結尾重復出現同一意象結構，形成環形的框架結構以突出詩的內在空間特質。戴望舒的《雨巷》也以“雨巷”這一意象構建詩中夢幻而非現實的想象空間，以重復來暗示自我賡續和循環，詩人在由“重復”建構的閉合空間內完成喃喃自語的憂郁表達。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則以首尾呼應的環形詩體凸顯其與古典別詩的差異性，理想與現實的隔閡造成的悵惘與幻滅也在這一隱喻性的結構中得到釋放。而早期詩人的這種表達方式在商禽、張錯、楊牧等人的詩作中被繼續使用并將其意義和功能進一步復雜化。奚密認為，“它在讀者的意外（詩返回其自身）和熟悉（由于重復）兩種感覺之間盤旋、玩味。由于這種獨特的品質，其美學意義要超出一般直線性的結尾?！?6由此可見，詩歌首尾環復消解了時間的絕對意義，開始與結束在時間層面的邏輯性不復存在，讀者在理解詩歌這一具有時間性的藝術樣式時，其普遍的線性思維慣性被打破從而形成新的審美感受。這些不同時期的詩人開創的詩體實驗一直在延續，正如奚密所說，“使用環形結構相當高的頻率，反映了它的普遍吸引力，說明這種形式能表達廣泛的心理經驗和情感內涵，包括寂寞、徒然、絕望、新生、無常中的永恒等等?！?7實驗詩人們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運用環形結構，并在此過程中賦予其新的表達空間和言說意蘊，讓其成為富有意味的形式得以延續，給予“新詩沒有形式”這一論斷以否定性的辯駁可能，同時，這也是書寫漢詩詩形“新傳統”的有效路徑之一，以完成現代漢詩美學意義上跨時空的縱向性演變和內生性延伸。

上述這些詩人以其詩歌“實驗”不斷續寫現代漢詩“新”的歷史，與此同時，在現代漢詩的縱向發展系中，箭頭指向無限，因此，當下的詩人們也以豐富的藝術實踐不斷探尋詩歌新的藝術生命力。雖然現代新興媒體及技術的興起和傳統紙媒的衰落正在加劇詩歌的邊緣化趨勢，但是，詩人們以各自的詩歌實驗試圖打破這種邊緣態勢，實現詩的“突圍”。比如夏宇在其名為《粉紅色噪音》的詩集中將漢英直譯的語言放置在閱讀回環中以凸顯其張力，并以透明頁碼等視覺設計來彰顯其“噪音詩學”18的實驗，打破語言范式的囹圄。還有一些年輕詩人利用諸如手工木塊印刷、手繪封面等形式來推動“手工”詩歌的發展，奚密認為這些詩歌具有高度的實驗性：“首先，它與我們所處的高科技文化是完全相反的，這種文化是由追求不斷增長的速度和效率所驅動的。手工書所需要的大量時間引起了人們對緩慢而費力的過程的注意。第二，手工制作的詩集，就像上面提到的精品書店一樣，是對大規模商業生產的一種抵抗，拒絕成為其中的一部分。第三，它強調了這本書的重要性，因為它是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在呈現各種手工形式的詩歌時，有一種表演的元素。它提出了如何構建詩歌的問題?！?9

這種意圖打破詩歌與日常生活界限的表演因素也以多種形式得以展現，詩人調動多種文化和社會資源與詩歌進行多層級對話。例如詩人木炎將長詩剪成小紙片并分發，在讀者的重新拼接中完成意義重組;鴻鴻的詩集《自制炸彈》宣布版權免費，成為臺灣第一本明確免費贈送版權的書籍;還有年輕詩人走上街頭扮成街頭小販售賣包裝成紙巾的詩歌。奚密說道：“越是邊緣化的文學作品，就越需要獨自去嘗試，以獨特的個人方式去表達?！?0這些詩人們正是從自己的實驗出發去反駁“詩歌已死”的論斷，探尋突破所謂“終結”的存在并嘗試新型表達方式，點點突破匯聚成線延續現代漢詩縱向的突圍裂變。

與此同時，詩歌跨界的實驗也在探索之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走進公共空間的“第一朗讀者”，使公眾參與到詩歌的朗讀、演繹和評論中，從而對詩文本進行新的解釋和闡發;“我聽見深圳在歌唱”、“穿越百年”和“在共和國的窗口”則將詩歌與戲劇、詩歌與舞臺相結合以拓寬詩歌的表現場域。正如詩歌跨界實驗的參與者從容所說，這些實驗“拓展了當代詩歌的先鋒化、開放型的立體呈現方式，強化了詩歌視聽的藝術性、實驗性，以詩現場的行為藝術等跨界的方式延伸了當代詩歌的傳播空間，讓公眾在場體驗、在場感受、在場參與，全方位領略當代詩歌的審美妙義……把詩歌還原到戲劇中，把戲劇還原到身體的活動中，把身體還原到生命的場域中?！?1奚密也曾分析過這種詩歌跨界的影響，她在將于堅《0檔案》的詩文本與舞臺版本進行藝術比照之后，發現了文類打通的意義所在。她認為詩文本通過語言的建構，即用開頭和結尾回環一致制造出一個與實體“檔案室”特征相吻合的密閉空間，直接襲用檔案的實體特征并強化，以諷喻中國當下的特殊生存情境。而這種潛藏在“語法摹擬（sytncaitcimmseis）”22背后的內在洶涌在舞臺劇中則以“直接、具象的暴力”加以沖突性地表達，舞臺的多元媒介因素介入和多重線索推進模式使詩文本得以進一步深化闡述。這種文類硬邊界的消融使詩歌獲得新的自由表達空間——“在不自由里商榷自由，以個人的存在來超越個體的局限，這或正是藝術的本質?！?3這些詩歌實驗無不賦予現代漢詩以新的話語方式和表達空間，從而帶來傳統新變的內部生命力。

肇始于1917年的現代漢詩在誕生之初就打上了“叛逆”的標簽，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喧囂聲中歷經辯論與爭議、疏離與回歸、異化與歸化，在一個個“Game-Changer”的反叛中實現“Change”由量變到質變的可能。正如同“文學史是一個歸化和文化適應的過程;是一個周期性的陌生化和常態化過程?！?4現代漢詩在與民族傳統文化血緣體認后，在其百年的發展歷程中，不斷在“陌生自然化”、“異常正?；钡难h之中，以“實驗”的方式追尋歷史縱向的箭頭，在異質文化的刺激作用下，用“傳統”自身裂變更新的方式構建其現代詩形，這種“傳統”與“新傳統”的更替演進使得漢詩現代性具有內生性特質。

二、移植性交流：漢英回環的橫向張力共建

任何一種文本或文化的橫向交流均需要一定的介質，這一介質需將不同文明背景下創造的成果由異質存在轉換成為可理解成分。奚密關注這種介質的傳播和影響作用，肯定詩之本體建構在于語言，將研究重點放置在現代詩語言在英漢世界的融合交流，分析漢語詩歌在英語世界轉換的可能性因素及障礙，重新確立現代漢詩的語言文化經驗，從而揭橥其在橫的“移植”后進一步溝通與交流的新路徑，以闡明漢詩現代性所具備的移植性特征。

這種移植性可追溯至其生成之初，譯詩即為移植產物，其之于現代漢詩，影響呈現出“互動性”關聯趨勢，譯詩既是現代漢詩的影響來源，也作為其實踐成果的主體之一。一方面，譯詩促使白話語言的詩意生成，制造新奇字眼與句法，它打破了舊有的語言形式規范，帶來語言層面的革命。與此同時，語言層面的變革也帶來詩歌認識層面與思維層面的革新?，F代漢詩詩人從各自的審美選擇出發，篩選并翻譯介紹外國詩歌，將異質性元素引入到古典詩歌的封閉循環之中，在吸納新范式的同時激活古典詩歌資源。因現代漢詩的產生往往與其理論探索同步出現，故有大批兼有詩人與理論家身份的學者譯作結合，并在理論層面探討詩的本源，催使現代漢詩的進一步成熟。另一方面，詩人的直接翻譯也可作為其創作的成果。比如現代歷史中第一首現代漢詩《關不住了》，其實是胡適對美國意象派女詩人莎拉·緹絲黛爾（Sara Teasdale）的《Over the Roofs》一詩的翻譯之作，正是這次翻譯讓他從舊有的五七言拘束中解放出來，找到了真正的“自由”。雖以現在的評判標準來看，《關不住了》是典型的翻譯作品，但因其在特殊的新詩生成語境中具備的反叛傳統、樹立新范的意義，使這首翻譯之作超越其翻譯屬性而成為早期白話詩的代表作品，參與現代漢詩的主體構成。由此可見，譯詩作為一種異質性因素參與現代漢詩的生成，并作為其一部分保留下來，促使現代漢詩現代性轉型的同時，也與本土因素融滲形成了新的民族詩歌范式。漢詩現代性的生成因而具備移植性，同時其移植性與內生性一直處于交流互動的情態之中。

正因為漢詩現代性的二重屬性存在互動關聯，基于其內生性的制約和要求，移植影響之于現代漢詩亦在不斷發生改變。相較于初生時期的變革推動作用，當下的譯詩更多被作為一種外來因子刺激漢語言的體式更新。奚密以夏宇2007年出版的詩集《粉紅色噪音》為例來說明這種影響的獨特存在方式。這部詩集是詩人從網上資料和文學經典中挑選出語句并用翻譯軟件直接翻譯而成，原文與譯文分別以黑色和粉紅色分排書頁左右兩邊。直譯而成的語言意義和讀者既往的語言認知產生了對撞效果，“每一句譯文好像是原文的一面哈哈鏡，扭曲了原文，產生出不協調、斷裂、累贅、混淆、以及一些出人意料的原創性、幽默、和新穎的表達文字，造成了一種費解、荒誕、詼諧的效果，或者說超現實主義式的效果?！?5這種語言將現有語言意指的疆界突破，將漢語的表意空間進一步擴大。在原文的指引下，夏宇在英文與中文表述的巨大差異中，放棄細致的統一性探尋，轉向差異中意義生成的可能性，在所謂“歧義”和“誤讀”中尋找漢語意義新的生長點。由此可見，這種“另類”的翻譯實踐已經破除語言中心思維的模式，焦點已不再是源語言和目標語言之間的準確轉換，而是將語言作為一種文化他者，重新激活民族語言和本土文化，將多元因子進行整合并消解其統一性和同一性，促生語言和文化視點中新的張力。由此可見，譯詩已由傳統的異質文化引介逐漸發展至漢英對比的視野中，翻譯使漢語言獲得了新的敏銳性和生命力，進一步開拓了現代漢語的詩性表達空間，它不但參與并構成現代漢詩主體，也在對比語境中促進漢語言的更新和生長，漢語自身的美學范式在外來語言因素的移植影響下進一步變形豐富。

現代漢詩在橫向移植層面的影響從來不是單向發生的，除了前文所探討的關于譯詩在現代漢詩體系的影響作用之外，在當下的文學語境中，現代漢詩的翻譯和海外傳播也伴隨“中國熱”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自1936年哈羅魯德·艾克頓（Harold Acton）與陳世驤合作選編、翻譯的第一本中國新詩英譯本《現代中國詩選》（Modern Chinese Poetry）開始，新詩英譯本在境外時有出版。奚密在梳理了現代漢詩在英語世界的傳播成果之后總結到：“自1982年以來，我們看到的英語譯文比過去50年的總和還要多。中國現代詩歌的翻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廣泛、更多樣化?？梢院敛豢鋸埖卣f，我們正在見證中國詩歌英譯史上的一個新高度?！?6現代漢詩的英譯作品數量的激增及有關譯詩的多元討論之聲同時表明，現代詩歌已不在古典詩歌的蔭蔽之下，而在世界文學中擁有了獨立性地位。

那么，中國詩歌的海外譯介重心由古典詩轉向現代漢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現代漢詩之所以成為“中國熱”視點之下西方興趣所在的契合力又源于何處？帶有價值判斷色彩的可譯性是否合理？這種橫向移植交流的重點轉移摻雜多種因素，針對這些疑問，奚密從語言學和文化暗示的角度來討論詩歌的可譯性，把可譯性作為翻譯的先決條件，把這種并非文本天然固有的可譯性稱之為“選擇性親和（elective affinity）”27，把翻譯視為一種遮蔽意義獲得的可能性渠道?！斑x擇性親和”的原型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臘，后在化學層面開始有了“親和力（affinity）”的表述，特指由于自然界的多種元素和物質相互吸引的聚合力不同，當其共同存在并組合時出現的“選擇”現象。后來，德國文學家歌德的小說《選擇性親和》將這一概念引入文學領域，用其引申義來指征人的生存境遇與共存關系。后發展至哲學層面上，成為一種描述性的概念，說明在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辯證關系，它并非單向的選擇或影響，而是在一定語境下相互選擇和匯通的過程。

奚密在現代漢詩的橫向交流譯介中，使用“選擇性親和”的概念來暗示譯者和文本在智力、美學和個人層面上的共鳴，或思想的相遇?！斑x擇性親和”是中國詩歌得以被翻譯的可能性所在，主要體現在譯者與中國詩歌可譯性的親和選擇上，即“可譯的中國（translatable China）”28。在古典詩中，漢字和詩歌的形象性對龐德（Ezra Pound）的吸引，以及與道家禪宗美學密切相關的中國自然詩歌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英譯熱潮正是譯者與“可譯的中國”發生親和關系的典型例證。如同內生性并非僵化一樣，因“選擇性親和”而產生的移植性也非同化，例如前文提到的中國古典詩歌中的“意象”對美國詩人龐德的影響，他將“意象”概念引入西方詩歌領域，但“意象”內涵已在引入過程中伴隨西方語境發生了改變，他所開創的“意象派”也并非復制中國古典詩歌，可見移植行為是基于內在選擇之上的轉化過程。眼光轉移至現代漢詩，奚密從既往的翻譯實踐及資料梳理中發現，現代漢詩與古典詩相比，“中國現代詩歌是用白話創作，行文口語化，更易理解;詩歌中現代中文句法的西化程度相當高;中國現代詩歌時常引用西方典故（人名、地名、事件）和象征（宗教、文學和其它），這些典故和象征直接翻譯就可以，不會丟失任何意味?！?9以上因素共同構成現代漢詩的“可譯性”要點。除此之外，現代漢詩的“新穎性”也是構成其親和性的主要因素。以翻譯熱點朦朧詩為例，其“新穎性”主要表現在特立獨行且不同于官方認可的“新詩”姿態，以及其對歷史和人性的反思和回歸人文主義的呼喚之聲，再加之詩人學者雙向的交互接觸，就產生了如奚密所說的建立在知性和審美共鳴之上的“選擇性親和”。朦朧詩不僅作為新奇話語的來源，也成為漢語言形式和內容的新式導向，多項親和力因素交錯使得其翻譯熱潮成為必然。正是漢詩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所具備的移植性，使得現代漢詩具備了“選擇性親和”因素和“可譯的中國”形象，而其內生性則構成了現代漢詩獨特的美學形態，二者的結合共同促使現代漢詩成為溝通東西方文化的可能性通道。

除在理論方面的探討，奚密也身體力行地從事編譯工作以推動漢語詩歌的橫向傳播，主要編譯有《中國現代詩選》（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不見園丁的蹤影：楊牧詩集》（No Trace of the Gardener： Poems of Yang Mu）、《邊境臺灣：二十世紀臺灣詩選》（Frontier Taiwa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以及一些詩人的單獨譯作。在將漢詩譯介入英語世界時，語言層面和文化層面的差異性也導致一些阻礙因素顯現出來?，F代漢詩在誕生之時的破舊立新使其與中國傳統詩歌語言傳統產生了既相關又差異的語言特性，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即表現出語言混用的特質，除去徹底的白話和古典詞句的運用，還存在大量文白之間的中間話語。正如奚密所說，“在措辭層面上，文和白之間有很寬廣的中間地帶，因此很難在翻譯中傳達出細微差別?！?0回歸到具體的詩文本，奚密在對楊牧、卞之琳、管管、聞一多等人的詩作進行細讀及觀察其譯介情況時發現，現代漢詩常賦予近義詞甚至是相同詞語不同的文學性，比如“星星”、“星子”和“星”、“眸子”和“眼睛”等雖具體指涉實物相同，但在措辭和語言內蘊方面也有細微差別。另外，漢語的動詞音節也會影響情感表達，比如“聆聽”和“聽”，“思量”和“想”，“尋覓”和“找”，通過比較可以發現，前者比后者文學性更強，而這種文學性在英語動詞中很難找到對應。此外，重復作為現代中國詩歌常用的一種重要手法，在英語世界，也并不被推崇，這就涉及到需在理解詩意的基礎上進行選擇性譯介。并且，在反傳統的語境下，現代詩歌普遍帶有實驗性和特異性，句法在詩人手中也變得復雜多變，容易引發句子的多義甚至歧義解讀。

以上分析表明，現代漢詩橫向移植中介質發揮作用的方式并非簡單的語言層面的轉換，而涉及到漢語思維方式和文化層面的共同解讀。無論中國的古典詩歌還是現代漢詩，在闡釋層面都講究探尋其“言外之意”和“味外之致”，在傳達詩意的同時，還要兼顧詩的韻味傳達?！皻w根結底，詩韻效果是由語言因素和文化因素決定的，當然這兩組條件也是相互關聯，絕非獨立的。判斷措辭的文學性，離不開深入的文化體驗，因為文化實質上是語言運用的歷史?！?1現代漢詩的詩韻傳達需要譯者選擇合適的文化意象，判斷其詩意的存在并選擇性地加以省略或保留、變異或歸化，以達到無限接近的審美境地。

現代漢詩在單向度的橫向移植后進入了雙向度的橫向溝通層面，雖然中國現代詩歌的翻譯還沒有引起英語世界的范式轉變，但奚密等人基于個人審美選擇的翻譯實績也在推動現代漢詩乃至漢語言在英語世界的主體建構和橫向傳播。從可譯性的角度看，翻譯既不是對同一性的肯定，也不是對差異性的追求，它是漢語在他者空間中獲得意義重構和合法地位的有效策略和必然途徑。這種互文性詩歌文本充滿了跨文化意象，除去適應目標語境的話語轉換，富于本民族文化傳統的意象則會在新的語言系統中被賦予新的想象空間，召喚讀者新奇的審美體驗。這種雜糅古今中西特質的詩歌文本，各種因素在沖突中融合并建立起一種既對立又平衡的張力關系?，F代漢詩身處互譯時代中，在不同語言和文化的重構中，由于以上種種差異性的存在而無法達到“一一對應”或“無縫接合”的完美，但在“保留”與“失去”、“準確”與“謬誤”、“理解”和“誤解”之間，是異質文化的交流與碰撞，在這種橫向移植過程中，現代漢詩獲得了常規計劃中無法預計的新啟示和意想不到的新的藝術生命力，也由此見出漢詩現代性的移植性要基于其內生性。

三、縱貫橫通的圓形批評視野：二重性關注和多元視角

漢詩現代性的二重性使得現代詩學批評既不能以傳統的美學典范為尺度，也不能單純以西方現代詩歌的美學標準來要求。奚密關注到現代漢詩現代性生成的雙重屬性，并在此認知基礎上建構起其“圓形”的詩學批評體系。所謂“圓形”的批評觀念，王先霈先生曾這樣表述道：“文學批評主體確認自己在文學批評的縱向的歷史發展之中，在橫向的同時代文學批評的多樣展開之中的位置的學術心態，即追求著主體兩部各要素間的自諧及與其他文學批評學派的互諧的心態?！?2他將現代的圓形批評期望也放置在民族和時代的范圍之內，認為“文學批評也可能是多種文學批評的圓形組合。文學批評不但在史的縱向發展上近似一串圓圈，在橫向上，現代文學批評可以是許多圓環連結而成的圓圈?！?3無獨有偶，奚密也以“圓”來描述自己的文學批評方法，即“四個同心圓”，意指“以文學文本為核心，著眼于語言、結構、意義等美學層面。圍繞此核心的第一圈是作品與作者之間的關系，諸如版本、生平等相關資料，第二圈是文學機制和其它結構性因素，第三是文學史，包括作品作家與前代及同代作品作家之間的或隱或顯的對話，第四是與文化、社會、政治等外延語境的互動?！?4在這里，文學研究被放置在立體視角中進行考察，基于文學自身的豐富言語結構，這種“同心圓”的研究方法將文本的意義加以突出，并將與其有緊密聯結意義的社會因素有機融入?？梢钥闯?，王先霈先生的圓形批評理念偏重于包容的學術心態構建和宏觀的批評視野，奚密則偏重于具體研究的方法論范疇，但兩位學者的“圓形”理念均是基于圓的物理特性衍生出的一種橫縱貫通的批評態度。奚密并重藝術思維與抽象思維的研究方法和開放性的主體視角正是圓形批評的題中之意，從現代漢詩更深一層的理論來看，這種圓形批評也是建立在貫通漢詩現代性的二重性維度之上的詩學批評。漢詩現代性的二重性構成了奚密詩學批評的縱橫坐標，使其實現縱向打破時空壁壘、橫向溝通多元文化的愿景，最終得以跨越文化邊界，破除古今中西的二元對立的詩學框架，建構了一種穿越橫縱的圓形批評范式。

首先，這種圓形批評視野表現為其宏觀、現代性的整體研究視角和對漢詩現代性所具備的內生性和移植性的雙重關注。奚密既注重現代漢詩在縱的傳承新變中推進的內生性演變，也關注其橫的改造和移植，在研究理路上尋找和發掘文學、歷史、政治和文化這幾者之間的張力結構，從歷時和共時的雙重維度出發，將整體觀的批評思維策略運用到具體的現代漢詩批評當中，形成多層次、多角度的透視。在關注文本細讀的基礎之上，將詩歌放置在由“詩文本”、“文類史”、“文學史”和“文化史”構成的開放語境中進行探討。在奚密這里，以文本為中心并不意味著嚴格地膜拜文本，而是通過闡釋詩人對詩歌形式與內容的巧妙建構，去探析一種更深層次的內容并使其可感可知。詩是以自身為目的的一種藝術形態，詩的創造性的語言形式、想象力和不指向意義的非敘事性，就是構建起自身價值的基本要素，因此價值的獲取就需要不斷折返其自身去尋找，在字詞與行句、節奏與韻律、結構與意象、有限與無限中去獲取。所以，關注詩歌最具獨特性又最多義性的特征，在美學層面上探討關乎言語、結構、邏輯及意義的組合策略是其詩學研究的著眼點。

同時，文學的歷史性不只是過往經驗和意識形態的聚積，也是各種場域和時間，建構與消解，官能和知識，權力和言語等種種資源的組合可能?，F代的觀念往往源于與歷史的激烈對話，文學理念是一定的具體歷史文化語境中人們建構的產物。與此同時，要理解文學，還要關注到布迪厄提出的“文學場”35與其它權利領域及世界構成關系的基本法則。因此，在研究現代漢詩之時，也應重新定位詩歌與政治、歷史、現實的架構關系，讓詩歌容納復雜的現代經驗與意識以獲得新的言語空間。如同在社會機制中，政治、經濟、文化和個體心性話語需要統一調動一樣，文學是現代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為表達這種復雜而又獨特的話語，各種機制需密切互動，才能完整表達出新的審美經驗與生命體驗。各種社會、文化因素以及與它們構成競爭的多種話語共同構造跨文化語境，文學則在這樣一個具有歷史向度的公共空間中進行多維對話。奚密將文本外的多元因素與“細讀”融合起來，在文本本體意義解讀的基礎上，將漢詩放置在其現代詩體轉型的社會文化語境中，關注共同參與構建其內生性和移植性的多維因素，將共時與歷時思維整合，附之以文化研究等多重視野，在橫移縱承間使現代漢詩的闡釋具有了多向度和多層次的美學特性。

其次，這種圓形批評視角還表現為奚密打破二元對立的主體開放性批評態度。她意識到在面對多元文化沖擊之時出現的一種“或卑或亢，甚至又卑又亢”36的心態，這種心態會引發關于現代漢詩本體的種種質疑。比如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曾在《環球影響的焦慮：什么是世界詩》一文中寫到：“所謂世界詩歌是任何人都能寫出，都能夠被翻譯，又能被認可的一種詩歌，要構建這種詩歌想必要求對‘區域性的概念重新做出相應的界定。換言之，在‘世界詩歌這一范疇內，詩人仍必須尋求一種可接受的方式來表明詩人自己的民族性?！?7這種對于“民族性”的強調，也表達出對中國詩歌在“世界詩歌”觀照下的憂慮。面對這種“焦慮”的提出，奚密認為其來源則是宇文所安在文章中構建的基于“中國”和“世界”、“民族詩歌”和“世界詩歌”對立的視點。她質疑道：“民族和國際詩歌之間真的存在界限嗎？界限在哪里？存在劃分這種界限的意義嗎？根據詩歌反映或代表其產生文化的程度和功能來認可詩歌的價值呢？還是反過來，透過詩歌來欣賞認識一個文化的輪廓和質地？”38

此類關于現代詩“中國性”的爭論頻頻出現，在日益全球化的開放語境中，“中國性”的指稱本就帶有本質論的嫌疑。從根本上來講，對“中國性”的關注，便是對漢詩現代性的內生性和移植性的錯誤認知導致的，其內生性并不意味著一成不變的本質固化，移植性也不意味著全盤西化而迷失本原。相反，漢詩現代性的內生性是在移植文化的刺激中不斷生成演進的，其移植性更是存在于漢語詩學內在主體的要求之中，二者互為因果而非孤立存在。因此，奚密認為從文字的表面去尋找本土性是不可取的，真正的“中國”是從“中國靈魂”里呈現出來的。再加之現代漢詩誕生之時便帶有“混血兒”的特質，早已將各種外來因素嵌合融匯并在此過程中形成了新的本土性，所謂“純中國”只能是一種理想的絕對化反映，無論“中國”還是“西方”都決非同質化的存在，雙方都具備更復雜多元的組成部分，探尋其真正的存在也需要真正多元包容的認知視角。因此，奚密認為需要建立一種“不卑不亢”的客觀態度來進行深層并有效的溝通，過分強調外來話語的刺激，或一味捍衛本土性的邊界，都會因既有的價值判斷而產生更多的身份焦慮和文化焦慮。只有拋除先驗性思維的慣性，將視線聚焦在語言及文學本體，才能有客觀理性的判斷。她認為“用不卑不亢的態度，才能從事客觀的觀察和研究。不要一開始就說現代漢詩怎么能夠和古典詩比，跟西方詩比。這樣怎么能看到它的原創性呢？現代漢詩當然有高度的原創性，能夠用中文這么寫就是不同于傳統。我們也不必驕傲，老說中國是詩的國度?！?9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中國性”的意義是誕生在多元文化的沖擊當中，顯然，多元文化主義已成為一種全球性的語言，認知其真正內核則顯得十分必要。通常，多元文化視野似乎被拘囿于歐美視線之中，基于此就會推導出前文提到的關于“中國”和“世界”、“民族詩歌”和“世界詩歌”等等諸如此類的二元對立的結論。因此，奚密提出應破除這種單一視角的掣肘，從非西方的視點切入多元文化的多重含義。她關注“當多元文化主義傳播到非西方時會發生什么？它是如何表現出來的？如果西方的制度是沒有帶來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的罪魁禍首，邊緣化的人能通過自己說話來真正解決問題嗎？”40文化的傳播機制和消費機制并不總呈現出統一性。奚密以理論在中國的引進和使用為例，理論之于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的保留和抵制到90年代的趨之若鶩，再到當下的逐漸回歸理性，其在中國的傳播由保守向開放轉變，在各大主流期刊及其它各種渠道的翻譯介紹下，中國理論話語使用的范圍已與其輸入地沒有明顯差異，但二者面對的研究對象依然有著很大不同，這就意味著理論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中以不同的方式介入文學活動。所謂“意義”并不是固化的、絕對性的，它需要在特定的坐標系中獲取價值。當把西方理論放置在中國背景下時，它便作為原理論與本土因素溝通，其意義便不再指向本身，而是指向對象的目的。所以奚密說道：“與其將中國視為西方理論的被動消費者，不如問問西方理論是如何為中國的目的服務的?！?1

顯然，同一化的認知觀念亟待改變，理論并不等同于“西方理論”，非西方理論背景的話語同樣應被納入到研究視角中。奚密認為這種“西方”同一化的謬誤其實隱含著中國與西方相對立的二元模式。將西方視為同質化本體的另一面，則也是對“中國”本質性的構造，這種構造是基于強烈的文化捍衛意識之上形成的一種民族主義，將“中國性”加以嚴格界定并作為評判文本的準則之一，橫亙在海外和本土批評家之間。這種情況在詩歌領域也有所表現，因古典詩往往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相關，中國也被稱為“詩的國度”，所以，在古典詩不斷經典化的同時，也樹立起關于“詩”和“中國”的標桿。那么，當現代漢詩顛覆古典詩的原則時，就會被等同于對“詩”和“中國”的雙重背叛，“這點構成現代漢詩的另一個歷史悖論：它既是‘合法的——因為它是現代中國，詩這個文類的代表——也是‘非法的——因為它是古典詩不稱職的繼承者，或者說得重一點，它是古典詩的‘不孝子”42。這便是對漢詩現代性生成方式的曲解，片面關注其傳統的固態性，而忽略了漢詩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當然，隨著現代漢詩傳統的體認及新傳統的不斷推進，異質因素會逐漸“常態化”，從而進入新一輪的陌生與自然的循環，舊有的“神話”和“崇拜”也會被打破。但是，如果中西二元對立框架依然存在，舊的桎梏破除之時，新的藩籬也在蟄伏之中。只有意識到漢詩現代性所具備的二重性，理解漢詩現代性的“內生性”并非指向因循守舊而代表著裂變更新，并關注其移植與內生之間的影響關系，才能真正破除批評思維的二元對立框架。

因此，奚密基于破除固有對立框架的愿景之上提出了建構“知識分子的跨國身份（The trans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intellectual）”這一觀點，亦作為其圓形批評的研究視點之一。這種視點有助于打破固定思維，解構同質化的中國和西方。她將華裔學者與非華裔學者的批評方法加以比較后發現，一部分學者用高度印象化的語言描述中國，將中國的“不可知性”和“神秘性”人為地放大，他們在將中國轉化成具象經驗的同時強調這種經驗的獨屬性，以強化其“本土”的文化身份?；谧晕液戏ɑ臀幕町愋缘暮葱l，他們建立起了一個神秘的、專屬的、非國人不能理解的中國形象，而西方理論的輸入又在不斷刺激其對“中國性”執拗地捍衛，文化全球化所帶來的身份危機使其更加訴諸于文化身份的認同，以實現文化層面的歸屬感。奚密意識到，中國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中經歷的身份建構過程是艱難的，許多人堅持認為有一個真實而獨特的中國，一個外人無法真正理解的中國，完全忘記了他們自己對中國一直在進行持久地、連續性地假設，比如“中國的整體氛圍”、“文化精神”等等，這其實是在意識層面反映了中國與西方文化之間根深蒂固的不安和不信任。但是，“如果我們遵循同樣的邏輯，即那些不住在中國的人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國，那么我們無意中承認，那些不住在西方的人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的理論?！?3所以，在看似“真實客觀”的研究和不斷確認“中國性”的背后，其實是對漢詩現代性之二重性的忽視，是帶有假設性質的建構行為。

前文所提到的關于“民族詩歌”和“世界詩歌”對立觀點正是基于這種視角構建起來的。如果我們把目光從外部關聯轉向內部結構，依然可以發現內部機制中“中心”與“邊緣”的對立。比如在研究中國現代詩歌時，香港和臺灣的部分總是不在場的，它們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下所進行的藝術創新在歷史的敘述中，或成為陪襯、或被遮蔽。以“大陸”為中心的敘述方式，也是單純地以地緣政治為標準粗暴地進行版圖切割，割裂了兩岸三地的詩歌在發展過程中的交流影響。其實，大陸與其它華語地區內部常是以跨時空的方式進行溝通，往往呈現出隔代互動的景觀，正如奚密所說，“歷史是不斷重復的，但每一次的再現又帶著新的時代意義和文學特色?！?4

誠如王先霈先生所說的那樣，文學批評在史的縱向發展和橫向現代文學批評方面均是許多圓環連結而成的圓圈。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西方霸權逐漸衰落，話語趨向去中心化和去殖民化發展，民族身份界定和文化認同開始進入新一輪的爭論和探索之中。在這樣一種多元語境之下，奚密提出的“知識分子的跨國身份”以多元文化視野建構起真正開放的批評空間。正如她所論述的那樣：“我所提議的知識分子的跨國身份既不是由民族、種族或文化起源所界定，也不是由地緣政治位置所界定。正是跨越這些邊界的比較視角給人以這種身份。因此，它是真正多元文化主義的基礎?！?5這種批評身份的建構正是基于其縱向打破時空壁壘、橫向溝通多元文化的愿景之上，與其并重審美經驗與理論思維的方法相結合，在充分認識到漢詩現代性自身特點的基礎之上所鑄就的獨樹一幟的圓形批評視野。

四、結語

傳統力量和西方話語從來不是以純粹直接的方式對現代漢詩產生影響，其影響作用的實現往往建立在詩歌發展的內在需求之上。換句話說，只有當詩歌內部產生新變的需求，才會或主動或被動地吸取能量以促進其生長發展?，F代漢詩正是基于舊有詩體內部與外部的不和諧狀態而產生，為能契合人們欲表達的思想、情感經驗、時代精神而尋求一種新的現代詩體。故而，現代漢詩現代性的獲得是內因與外因雙重作用的結果，傳統所要求的內部革新為其內因，西方話語的移植和刺激為其外因，內因居主導地位，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現代漢詩的現代性也因其生成方式而具備二重性。關于中國現代性的認知，一如列文森所持有的沖擊-反應說，認為中國被動地接受西方的影響，中國的現代性是一種應激反應;再如柯文所謂“在中國發現歷史”，認為現代性是中國內在生長的。兩種觀點都有一定合理性，但卻忽視了中國現代性的復雜性?，F代性的二重性的提出則扭轉了這種單向度思維，關注現代性生成的多重因素，便可知其二重性也并非如同前文所提兩種認知一般互相排斥，而是相互作用，互為因果的。

奚密基于漢詩現代性的二重性之上所建構的詩學批評，便是站在古今中西之間體察現代漢詩的復雜性，以避免單一的維度，從而使現代漢詩從其所面對的困境中找尋到合理的言語立場和新的生長空間。正因為漢詩現代性具備二重屬性，使得其既從古典詩學話語中繼承詩情詩意，轉化嚴謹格律以實現音樂美的詩體追求，實現其由“新”向“詩”的靠攏;又在移植性因子的影響下，豐富了詩歌的技巧，刺激了漢語言的新生，發現了新鮮的“自我”，使詩在公共空間的言志抒情之外獲得了另一種“我”的意識。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現代漢詩具備了新的語言和形式力量，使現代人的情感經驗和靈魂擁有了詩意的棲居地。此外，關注現代漢詩的現代轉型過程，并非只關注其轉換了什么，而更要關注其為什么轉換和怎樣轉換，這便是要關注漢詩現代性的二重性之間的關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所謂現代漢詩之“現代”，首先是民族文化沉淀之下漢字大寫的“現代”，同時也是“Modern”在漢思維選擇之下的翻譯結果。

① 奚密：《從邊緣出發：現代漢詩的另類傳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

② 江弱水：《偽奧登風與非中國性：重估穆旦》，《外國文學評論》2002年第3期。

③1920 MichelleYeh.Introduction： “The Best of Times， the Worst of Times”， World Literature Today， 2010， 84（1）.

④ 評述奚密詩學觀點的文章主要有：張松建：《邊緣性、本土性與現代性——奚密的現代詩研究》，見《文心的異同：新馬華文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03-304頁;董炎：《從邊緣出發——奚密的現代漢詩研究述評》，《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張森林：《抒情美典的追尋者：奚密現代漢詩研究述評》，《漢語言文學研究》2016年第3期;翟月琴：《奚密現代漢詩研究綜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12期;晉彪：《文學性與文化性的詩意建構——評奚密〈從邊緣出發——現代漢詩另類傳統〉》，《沈陽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彭松：《邊緣的探求者——奚密的詩學研究和詩學建構》，《鹽城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劉奎：《“現代漢詩”的概念及其文化政治——從奚密的詩歌批評實踐出發》，《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9年第2期。

⑤ 葉維廉：《東西比較文學中模子的應用》，《中外文學》1975年第3期。

⑥ 紀弦：《現代派信條釋義》，《現代詩》1956年第13期。

⑦ 奚密：《新詩百年：文化場域與美學典范》，《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8年第1期。

⑧42 奚密、李章斌：《〈可蘭經〉里沒有駱駝》，《揚子江評論》2011年第2期。

⑨ 卡爾：《現代與現代主義：藝術家的主權1885-1925》，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頁。

⑩ 奚密：《現代漢詩——1917年以來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99頁。

11 奚密：《現代漢詩中的自然景觀：書寫模式初探》，《揚子江評論》2016年第3期。

1225 Michelle Yeh. Modern Poetry in Chinese： Challenges and Contingencies， 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2015， p.149-166.

131415 Michelle Yeh. Light a Lamp in a Rock： Experimental Poet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1992， 18（4）.

1617 奚密、宋炳輝：《論現代漢詩的環形結構》，《當代作家評論》2008年第3期。

1824 奚密：《噪音詩學的追求：從胡適到夏宇》，《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

21 從容：《我與詩歌的跨界傳播實驗與探索》，《詩探索》2014年第1期。

2223 奚密：《詩與戲劇的互動：于堅〈0檔案〉的探微》，《詩探索》1998年第3期。

262728 Michelle Yeh. Modern Chinese poet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ability，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2011，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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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 王先霈：《建設“圓形”的文學批評》，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頁，第47頁。

34 奚密：《“理論革命”以來的文學研究》，《書城》2004年第12期。

35 [法]皮埃爾·布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與結構》，劉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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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宇文所安、文楚安：《環球影響的憂慮：什么是世界詩？》，《中外文化與文論》1997年第2期。

40 奚密：《差異的憂慮——對宇文所安的一個回響》，《中外文化與文論》1997年第2期。

40414345 Michelle Yeh.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transnational critic： China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Boundary 2， 1998， 25（3）.

44 翟月琴、奚密：《“現代漢詩”：作為新的美學典范》，《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9年第2期。

（責任編輯：黃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