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對“三大規律”認識的新境界

王榮德

發現規律、認識規律、按規律辦事，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要求。馬克思正是通過對人類社會演變的研究，尤其是對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入剖析，首次發現人類社會發展的五形態規律，即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終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并對未來社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進行了積極的探究。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馬克思主義正是通過“發現規律，認識規律，按規律辦事”實現與時俱進，引領發展。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于中國大地，對“三大規律”進行了艱苦而卓有成效的探索。黨的第十九屆四中全會站在新時代的高度，全面總結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提出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開創了“中國之治”的新篇章，拓展了對“三大規律”認識的新境界。

一、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

共產黨執政規律，是共產黨憑借什么執政、如何才能長期執政的基本規律。也就是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科學性和持續性問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此進行了長期的探索。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政府執政時，創造性地提出了抗日聯合政府“三三制”的執政模式和領導架構，其間毛澤東與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關于周期率的談話，第一次對共產黨執政規律進行了闡述。黃炎培問毛澤東：“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諸君如何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黃炎培這一席耿耿諍言，擲地有聲。毛澤東高興地答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黃炎培：《延安歸來》，出自《八十年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頁。毛澤東的這番話，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1949年革命勝利進入北京時，毛澤東比喻為“進京趕考”，以“決不當李自成”告誡全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始終以“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來詮釋共產黨執政理念，毛澤東嚴肅處理劉青山、張子善貪腐案，告誡全黨永葆共產黨人本色。對共產黨執政規律進行了全面的探索，堅持密切聯系群眾，不斷鞏固黨的執政基礎，雖然也出現“階級斗爭為綱”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錯誤，但探索永不停止，認識不斷深化。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審時度勢，果斷地停止使用“階級斗爭為綱”，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中國共產黨也開始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全面轉型。提出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發展是硬道理，實行改革開放，豐富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

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先后喪失政權，給中國共產黨執政帶來了嚴峻的考驗。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面對復雜的國內外環境，加深了“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積累了治黨治國新的寶貴經驗，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根據新的發展要求，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形成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十分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勇于擔當，從嚴治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進一步深化了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必須堅持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2)《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9年11月6日。進一步細化了共產黨執政規律。

二、深化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

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是指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和諧、人民幸福的規律。(3)杜飛進：《論“四個全面”與“三大規律”》，《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列寧最早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進行了探索。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對俄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艱苦的探索，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發現和思想。如“爭得了獨立生存的權利”(4)《列寧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頁。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前提和機會，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和精簡國家機關，國家資本主義是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橋梁，戰時共產主義是捍衛社會主義政權的特殊政策，新經濟政策是社會主義的一種“暫時退卻”，在一個文盲的國家是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大力提倡“星期六義務勞動”，等等，對后來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產生了較大影響。

“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國共產黨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探索。限于當時的環境和條件，“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導致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建設社會主義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在實踐中，照搬蘇聯體制弊端嚴重暴露。毛澤東果斷提出“走自己的路”，強調獨立自主地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毛澤東在調查研究中國的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分別于1956年4月和1957年2月發表了《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開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先聲。1956年9月，黨的八大做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的重大判斷，明確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但不久，在整風“反右”的斗爭中，發生了擴大化的問題，從1958年開始，隨著“大躍進”的發動，“左”的錯誤開始嚴重泛濫，十年“文化大革命”更使國民經濟受到嚴重影響。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為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苦而有益的探索，不管是成功的還是遭受挫折的，都為后來者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經驗教訓。正如毛澤東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強調的那樣：社會主義建設對于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后的一段時間里，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逐步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5)《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頁。這期間，我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過程中，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比如，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實現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走一條有別于蘇聯模式的中國工業化道路；社會主義社會還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要發展商品生產、遵循價值規律；發揮社會主義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初步建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實現了“兩彈一星”，等等。這些探索成果，為我們黨認識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奠定了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實現了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進行了新的探索。鄧小平講：“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頁?！鞍l展太慢不是社會主義”，“沒有民主法制不是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完全弄清楚這個問題，把社會主義等同于“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搞封閉僵化的計劃經濟，結果嚴重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改革開放后，我們黨逐步認識到，社會主義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并不是越純越好，計劃和市場都只是經濟手段，從而鮮明地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論斷，即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一科學概括，闡明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目標以及實現這一目標必須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基礎，指出了社會主義“全體人民共享”與資本主義“少數人享有”的根本區別。

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世界級難題。我國也曾有過急于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思想，結果摔了跟頭，吃了大虧。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不斷深化對基本國情的認識，提出了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這一重要思想，既強調我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又闡明了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程度，使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思想準備，并以此為依據制定了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比如，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的基本路線，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等。這些重大制度設計，既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從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

社會主義要加快發展。從“發展才是硬道理”，到“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到“第一要義是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再到“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推動高質量發展”，可以說，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鮮明主題。正因為緊緊抓住了這個主題，我國才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歷程，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的發展奇跡，實現了從貧窮到富裕、從羸弱到強大的歷史性跨越。(7)鐘軒理：《此卷長留天地間——新中國70年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艱辛探索》，《求是》2019年第20期。

建設社會主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我們經過幾十年艱辛探索和努力，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康莊大道之后，前景就光明起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戰略構想和“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強調不能犯顛覆性錯誤，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把握時代特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把握達到了空前的廣度和深度。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著眼于堅持和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確保黨長期執政和國家長治久安，著眼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著眼于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總結黨領導人民在我國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積累的經驗、形成的原則，重點闡述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部署需要深化的重大體制機制改革，需要推進的重點工作任務。(8)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9年11月6日。

三、深化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

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是指人類社會從低級階段到高級階段更迭的規律。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所謂合規律性，就是社會發展有自身的客觀規律，總是遵循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人類社會盡管在發展過程中有曲折，要付出代價，但總是由低級向高級不斷進步的；所謂合目的性，就是指人類的根本發展目的是讓自己從人的依賴關系、物的依賴關系中解放出來，從必然走向自由，從依賴走向解放，從單向度的發展走向全面的發展。從根本上講，目的性本身也是規律性，也有客觀性。

人類社會發展是否有規律可循一直是困擾歷史哲學家們的斯芬克斯之謎。長期以來，中西方學界對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和深入的研究。馬克思在吸納、批判和揚棄維科、盧梭、傅立葉、圣西門、黑格爾等人的歷史哲學的基礎上，科學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馬克思認為，揭示人類社會的歷史規律，最重要的是要尋找出社會生產的不同歷史類型，尋找出在不同經濟結構中表現得完全不同的那種處于支配地位的生產形式和生產關系。只有借助這種處于支配地位的經濟關系，才能把不同類型的經濟形式或同一類型經濟形式的不同特點區分開來。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指出：“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薄安粌H如此。馬克思還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于剩余價值的發現，這里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頁。

剩余價值的發現，正像恩格斯所說的“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在那個機器大生產使生產力飛速發展，資本主義處于上升階段的年代，馬克思竟然透過一切迷霧揭示了剩余價值的存在。其對資本主義剝削本性，對資本家赤裸裸地榨取工人剩余價值的揭露，可謂給資本主義社會所謂的上層資本家致命的批判，也給予了無產階級所有斗爭最強有力的理由和武器。正如列寧指出的：“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就要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的即將到來的崩潰和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的發展?！?10)《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頁。

當今世界各國的社會形態具有多樣性，除了中國等少數幾個國家處于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時期外，其他國家基本上屬于資本主義社會體系，一些國家帶有混合社會特征，有的以資本主義特征為主兼具某些封建社會特征，有的以封建社會特征為主兼具某些資本主義特征。西方工業國家還占據著全球生產力的制高點，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吧缛踬Y強”短期內不可能有根本改變。

全球化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始于近代，自20世紀中后期以來呈現多維擴展和全面增強態勢，尤以兩個方向最為突出：一是經濟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引領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國際分工空前深化和寬化，全球生產網絡形成，生產要素和產品跨國流動日益頻繁，各國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二是環保全球化，氣候變異、臭氧層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等環境問題不同程度地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保護環境的呼聲日益高漲，追求可持續發展成為世界潮流。(12)鄭志國：《全球化視域中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嶺南學刊》2016年第6期。在“地球村”，多元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正在展開。

面對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同世界、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關系均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人類面臨著許多共同機遇和共同挑戰。全球化的歷史趨勢不可逆轉，國與國之間相互聯系和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這次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再一次提醒各國要共同應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13)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頁。世界的發展需要進入更加平等、包容、可持續的軌道。習近平總書記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深邃的歷史眼光和科學的辯證思維，用全新的視野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這一理念的提出，迅速得到世界上許多有識之士的認同，并被寫入多項聯合國決議，就是因為它不僅是對人類社會現實及未來命運的關懷，更是符合全人類發展根本目標的深刻論斷。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以經濟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高度依存的客觀事實，以世界范圍內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為依據，以資本邏輯的強勢運行下人類社會內部的對抗為根本出發點，著眼于人類社會的存續，呼喚人的“類思維”的覺醒，推動人與人之間、共同體與共同體之間自覺的“類主體”的生成，(14)賀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類”概念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哲學研究》2016年第8期。在國際安全、經濟發展、人類文明、生態建設等方面，旨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15)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2年11月18日。，提倡一種合作共贏的精神內核，推動人類自我解放、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為世界貢獻中國力量。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了不同制度的分歧和對立，反映了中華民族天下為公、協和萬邦的寬廣胸襟和精神境界，成為中國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文明進步方向的鮮明旗幟。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堅持和完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四、結 語

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肮伯a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高度概括了時代課題。江澤民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只要我們站在時代前列，立足于新的實踐，把握住時代特點，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研究現實中的重大問題，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的規律、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的認識，不斷吸取一切科學的新經驗、新思想、新成果，我們就能夠對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作出新的貢獻?！?16)《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頁。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無疑以豐碩的理論成果和深厚的實踐滋養深化了對“三大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開創了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