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中華文明、大文化觀與公民道德
———基于當代“中華文明”研究成果的闡發

陳澤環

近年來，在我國的倫理學研究中，許多學者日益基于“文明”即“大文化”的視角探討道德建設和倫理學的基礎理論問題。例如，李建華等認為，由于在“整體文化”（大文化）的物態、制度、行為、心態四個文化層中，心態文化層（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態）是其核心部分，因此“就道德文化理念在文化結構中的地位而言，如果從人類文化的宏觀角度看，道德文化理念在各民族文化中都居于綱常性地位，它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要素，是國民的精神支柱，也是社會共同理想信念的核心要素”；王澤應等的《中華民族道德生活簡史》更是自覺地以“再造中華倫理文明”為抱負。但是，對于人們從“文明”即“大文化”視角面對現實道德生活和從事倫理學研究來說，振聾發聵的啟示則來自《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的第一句話:“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孕育了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國人民的崇高價值追求?！蹦敲?，為什么道德建設和倫理學研究的“文明”即“大文化”視角現在變得如此重要呢？為澄清這一問題，顯然有必要分析“文明”即“大文化”的定義，并探討這一視角的社會背景、思想意義和落實措施。有鑒于此，本文擬基于當代中國學術界關于“中華文明”的研究成果，從三個方面對道德建設和倫理學研究的“文明”即“大文化”視角問題，作一初步探討。

一、文明指特定文化精神傳統的大社會共同體

范正宇認為，文明與廣義文化同義，廣義文化即“大文化”，包括物質文化、精神文化、行為文化或物態文化、制度文化、心態文化，而區別于主要指“精神文化”的狹義文化或小文化。對于這一定義，當然有不同意見，但可以作為本文考察的起點。袁行霈等主編的《中華文明史》指出，人類的出現，特別是人類文明的出現，是宇宙間的一大奇跡。文明可以分解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個方面，這三方面對應著人類和自然的關系、人類的社會組織方式以及人類的心靈世界（思想的、道德的、美感的）。前兩個方面是具體可感的人類生存方式，是文明的外部現實。第三個方面是文明的另一種現實，即無涯無涘的思維的想象的空間。當然，精神文明也常常外化為物質的或政治的現實。作為一部主要以“史學”為專業的著作，《中華文明史》對“文明”給出了一個形態和構成明確，基礎性、內涵豐富的定義:文明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個方面；同時，相對于經濟、政治與文化的通常區分，作者突出了“文明”的總體性。在歷史學的一般敘述中，通史的常規寫法往往偏重于政治史，特別是社會形態發展史，但文明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文明史的寫法應當有別于社會形態史，必須總體考察文明各個方面的狀況。正是基于對“文明”的這種理解，《中華文明史》啟示我們合理地理解和把握“文明”特別是“中華文明”中那些能夠反映其總體面貌的標志性成果，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進程中的地位，中華文明的思想內涵、演進和分期以及未來。

方漢文在探討了“文明是精神與物質創造的總和”、線性進化的“文明啟蒙觀念”和“文明作為民族的獨特創造”等流行觀點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定義:“文明是一種人類與自然和社會關系的作用模式，是這種關系的形態化。不同民族與社會團體有不同的自然環境、有不同的人類社會特性，這就規定了它會形成不同的作用模式體系，這就是文明體系?！本推浣Y構而言，他認為文明基本上可以區分為或者說包含著三個大的層次和五個主要項目，即各國與各民族人民的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條件及其風俗習慣，社會生產類型，國家和法律制度及機構，語言文字、科學技術，文明的精神取向:宗教信仰、思想觀念、文明邏輯與民族精神等。與袁行霈相比，方漢文的文明定義在“比較文明學”的意義上是明顯深化了。除了在一般理解以及結構規定上的“所見略同”之外，他不僅堅持了“文明體系”的民族特性，而且強調了文明與自然之間的辯證關系，人為自然立法與自然已經為人類立了法的相輔相成。在國內學術界，這種具有“生態性”理念的文明觀還是少見的。這樣，方漢文就可以基于更寬廣的視野從整體上把握人類文明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人類文明的歷史周期不是由人類單方面決定的，文明的總體發展趨勢取決于這種文明類型與地球環境之間的和諧程度……未來文明的模式……應當是一種以人文精神為指導的，以科學技術為社會動力的文明，可以稱之為人文科學文明……中國的儒學人文對于未來文明的精神支持會高于西方一神教或是其他一神教……而從社會生產與科學技術來看，西方科學將會是社會動力的主要來源”。

從筆者探討道德建設和倫理學研究的“文明”即“大文化”視角問題的要求來看，如果說以上袁行霈、方漢文的文明觀還只是理論基礎的話，那么趙軼峰的相關探討則進了一步。不同于其他一般性的闡述，他明確地從區分“單數”或“復數”的文明概念展開其論證:在18世紀中后期的西方語言中，“文明”作為一種價值尺度是單數的，但是從20世紀20年代前后開始，復數的文明觀被逐漸得到承認?！?0世紀中葉以來，人們普遍使用文明這個概念的時候，實際上有18世紀以來逐漸形成的雙重含義，一重是表示與野蠻相對的進步、發達、開化的屬性，另一重是指在歷史上曾經有持續性表現并實現了自具特色的物質和精神創造同時構成大范圍群體認同的人類社會共同體。后者就是將文明看作具有較大規模、復雜分工和管理體系并展現出復雜精神生活的具有持續性的人類社會共同體及其傳統?！蔽拿髦妇哂歇毜骄裉刭|或特定文化精神傳統的大社會共同體，并強調“只有在這種意義上，才可能討論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互動、沖突、融合之類的問題”。顯而易見，這一文明觀具有兩種基本含義。第一，同“文化”有“一元與多元”之爭一樣，“文明”也有“單數與復數”即“共同性與多樣性”之辨。作為對人類思想史歷史性成就的繼承與發展，當今時代在處理文明之“共同性與多樣性”的辯證關系時，應該把重點放在多樣性上。只有這樣，人們才可能合理地理解和妥善地處理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互動、沖突、融合。第二，作為把握文明多樣性的基準，雖然要總體性地考慮人類各大社會共同體之自具特色的物質和精神創造，但主要應基于其獨到的精神特質或特定的文化精神傳統，特別是在當代“經濟全球化”（各文明的經濟生產方式和物質生活方式的技術條件等日益一體化）的世界中。

綜上所述，文明和文化是個極為復雜的大概念，每一學科均有不同的定義，各學科中各學派的定義也不相同，人們按照實踐需要對其重點的強調則更有差別。如果說，在18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期單數的文明觀占據主導地位，那么，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復數文明觀的影響越來越大。例如，斯賓格勒之比較文化形態學的文明觀；湯因比論文明作為歷史研究的基本單位；特別是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個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包括哲學假定、基本價值、社會結構以及習俗、祖先、宗教、語言、歷史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教，作為最廣泛的文化實體，文明是對人最高的文化歸類，是人們文化認同的最廣范圍；還有許倬云關于文明是人類史上重要的文化系統，包括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經濟發展、國家形態等要素的文明論；同樣也包括上述趙軼峰論文明是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化、社會、制度類型，是人類總的生存和發展中一種值得專門了解的大共同體存續傳統，其基本特征體現在這種文明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信仰和價值取向、制度設置中獨有的文化精神、語言藝術的特征等方面。這一切，都為我們把文明理解為“具有特定文化精神傳統的大社會共同體”和處理包括倫理道德在內的文明多樣性提供了思想資源。當然，對于具有共同性與多樣性兩種特性的文明來說，正如龐樸所指出的那樣:“文化階段說與文化模式說，文化一元論與文化多元論，是關于文化的兩類最基本的理論，它們分別強調了作為社會現象的文化的兩大不同基本屬性——時代性與民族性，因而各自具有一定的真理性”，我們在堅持“復數”的文明觀、強調其多樣性的同時，也要避免把它絕對化，忽略其共同性的另一方面。

二、中華文明根柢與經脈論的背景與方法

在以上概括分析的基礎上，筆者認為，鑒于“經濟全球化”等現實，當前我們在理解和處理文明的一元與多元、單數與復數、共同性與多樣性的辯證關系時，應該把重點放在多樣性上。至于作為把握文明多樣性的基準，主要應考慮其包括倫理道德在內的獨到精神特質或特定文化精神傳統。這些論述已經基本從學理上回答了本文開頭提出的“為什么道德建設和倫理學研究的‘文明’即‘大文化’視角現在變得如此重要”的問題: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同于其他著重文明或文化之共同性（時代性）的理論框架，例如相對于經濟、政治領域的小文化領域范式，突出文明或文化之多樣性（民族性）的理論框架，把握人類創造成果之總體性的文明或大文化范式，對于當代中國的公民道德建設和倫理學研究來說，在國內更有利于通過提高最廣大公民包括倫理道德在內的文明或文化認同以增強其國家和民族等政治認同，更有利于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倫理學的話語體系，在國際上則更有利于我國通過文明交流互鑒，避免各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對抗和文明沖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同樣，有了上述學理基礎，再來看這些重要的思想和命題，如中華文明孕育了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國人民的崇高價值追求；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文明歷來把人的精神生活納入人生和社會理想之中；對綿延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我們應該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就覺得好理解多了。

對于上述問題的回答與對這些重要思想和命題的理解，人們還可以從姜義華關于“中華文明的三大根柢與五個經脈”的研究中獲得理論與現實的啟示。在《中華文明的根柢——民族復興的核心價值》一書中，姜義華指出，由于不僅能夠自覺地立足自己文明的根柢，而且能夠對這一文明根柢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華民族正在實現偉大復興:“中國由大亂重新走向大治，是依靠了傳統的政治大一統國家在新形勢下的變革和重建?！袊鴤鹘y的家國共同體有其黑暗與殘酷的一面，但更有其有效化解社會沖突、凝聚全體社會成員為一體的積極功能?！蕴煜聡覟榧喝?、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華文明幾千年一直生生不息的強大精神支柱?！贝送?，他還提煉了“中華文明的經脈”概念，認為中華文明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包括知識體系、價值體系、政治經濟和社會實踐體系、話語體系等，即以人為中心重歷史聯系、重社會實踐的知識譜系，以責任倫理為核心的價值譜系，大一統國家選賢任能的國家治理，互助互惠型社會自組織的自我管理等，構成這個整體的主要經脈。這里，姜義華基于文明包括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包含人們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一般理念，把扎實的學理基礎與強烈的現實關懷有機結合起來，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道德和學術）方面，對中華文明的基本特征、歷史命運、當下發展、未來前景等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看法，不僅有助于人們深入地理解中華文明作為一個具有特定文化精神傳統的大社會共同體的特殊結構與核心價值，而且有助于倫理學界從“文明”即“大文化”的視角面對現實道德生活和從事倫理學研究。

在后“冷戰”時代的世界中，西方現代性往往用經濟發展程度與“競爭性民主”與否來解釋全球范圍內東西方或南北兩半球的矛盾。但是由于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有不同的文明基礎，導致其現代性的人文內涵差異極大，在實現現代化時必須選擇真正符合自己實際的道路；因此，與這種單一的現代性范式相比，堅持“復數”的、多樣性的文明范式顯然有利于尊重和保護各國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情感、信仰、價值追求以及選擇自身發展道路的權利。由此，鑒于湯因比對必須研究世界多元文明之構成的闡發，亨廷頓關于后“冷戰”時代多元文明在國際關系中重要地位的強調，姜義華指出，文明問題之所以在當今時代凸顯，原因在于“知識、文化、科技、信息的霸權及鴻溝正深刻改變著全球競爭、全球控制、全球治理的態勢與方式。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如果缺乏足夠的自省、自覺和自信，勢必難以避免成為某些西方文化霸權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的精神俘虜或屈從者?！@反過來告訴我們，文明的自省、自覺和自信，絕非是可有可無、可以掉以輕心的事情?！睉撜f，這就是他高度重視當今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對中華文明的根柢和經脈作出特殊解釋的社會背景即實踐要求，包括對強化國內公民的文明與文化認同重要性的強調，以及對在國際上各國在文明問題上交流互鑒必要性的闡發，特別是對一些人對中國發展成就視而不見、對中國道路不屑一顧之錯誤的揭示，在國內思想界、理論界、學術界的相關研究中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關于其“中華文明的根柢和經脈論”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基于中華文明幾千年來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姜義華也有這樣的提示:“回顧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我們會發現史學界曾經激烈爭論的一些重大問題最終幾乎都以無解而擱置。原因何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百年來我們對中國歷史做出的解釋，一些基本根據、基本前提、基本框架起初大多是從西方來的，是經過日本闡發轉輸而來的；后來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好多也是經蘇聯詮釋轉輸而來的?！彪m然這些新的觀念和分析框架推動了中國新史學的形成和發展，推動了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發展，但同時也妨礙了人們對中國歷史的全面認識，當然也使我們在中華民族的復興進程中付出了代價。為此就有必要認真審視我國史學理論框架與話語體系的不足，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超越歐洲中心主義的線性和平面歷史觀，在深化研究中推進史學理論框架與話語體系的創新，建立一種合乎中國歷史實際的歷史觀和文明觀。至于其“中華文明的根柢和經脈論”之目的就是要尋找一種能夠比較客觀地說明中國歷史、中華文明的新框架，還中國歷史以本來面目，還中華文明以本來面目。這可以說是姜義華“中華文明”觀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實質所在，它強調要有一種新的“大歷史觀”即一個宏大的文明觀:立足現實，從扎實了解中國的基層開始，努力達到對中國自身歷史和現實的深刻、全面、系統了解，認真研究世界和其他不同的文明和國家，并在對中國和世界的過去深刻了解之基礎上，進行再創造，以實現歷史學的思想、理念、表達形式、傳播路徑等的創新?？傊?，這是一種整體化的歷史意識，它把回顧往昔、立足現在與開創未來作為一個整體，把立足中國、環顧世界與縱觀古今有機結合起來。

三、傳承作為中華文明精髓的傳統美德

姜義華關于“中華文明的根柢和經脈論”的基本規定、社會背景和學術思想的闡發，顯然也十分適合當前倫理學界面對現實道德生活或從事倫理學研究的挑戰與要求。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在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進程中展開的，由于現代化首先在西方出現，作為后發的中國現代化一開始需要更重視文明和文化的共同性（時代性），但在現代化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則必然要更強調文明和文化的多樣性（民族性）。按照文揚的觀點，對于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來說，現在“西方化所能提供的現代化動力即將枯竭，必須越來越多地轉向本土化的現代化”。因此，從社會背景即實踐要求的角度來看，當前倫理學界確實應該主要從“文明”即“大文化”視角關注公民道德建設和從事倫理學研究。我們有必要在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之重點上實現相應的轉變:從社會形態觀轉向文明觀，從小文化觀轉向大文化觀，從小倫理觀轉向大倫理觀。一般來說，我國的倫理學研究原先主要是依據社會形態理論（五種經濟社會形態；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等）進行的，它把包括倫理道德在內的文化作為外在于經濟與政治的一個社會子系統，受經濟與政治制約又反作用于經濟與政治，因此是一種小文化和小倫理觀。這種小文化和小倫理觀重點強調文化和倫理的共同性（時代性），主要適用于后發現代化國家的“起步”階段引進先行現代化國家積極成果的要求；而在后發現代化國家的“完成”階段則要求更多地立足自身文明、文化和倫理道德的根基，因此它更需要突出具有特定文化精神傳統的大社會共同體的文明觀，即強調文明、文化和倫理之多樣性（民族性）的大文化觀和大倫理觀。

在論證了道德建設和倫理學研究的“文明”即“大文化”視角的實踐必要與學理基礎之后，人們就更容易理解《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對“傳承中華傳統美德”的要求；或者反過來說，意識到了“傳承中華傳統美德”的重要性，人們就會更自覺地基于大文化觀和大倫理觀去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和倫理學研究。如果放眼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發展史，那么就可以說21世紀上半葉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時代，中華民族將最終告別近代以來在現代化上的落后狀態，實現偉大復興。自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發《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到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國的公民道德建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深入人心，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覺性不斷提升，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廣為弘揚，崇尚英雄、尊重模范、學習先進成為風尚，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大大增強，人民思想覺悟、道德水準、文明素養不斷提高，道德領域呈現積極健康向上的良好態勢?！碑斎?，當前中國社會的道德領域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特別是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表明我們在生命理念、社會公德和治理倫理等方面還需不斷努力進步。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新世紀的道德進步畢竟為把全民道德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推進到一個新高度創造了必要的前提。對于這一點，我們應該有全面的認識并保持充分的信心。

基于文明和文化問題在當今世界的重要性，鑒于文明和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筆者認為特別有必要通過對兩個“綱要”文本的簡略比較，進一步認識“自覺傳承中華傳統美德”的重要性。在此應該承認，2001年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已經倡導要繼承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反映在其文本中主要有三處:“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與體現時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觀念相融合”；“要繼承中華民族幾千年形成的傳統美德”；“要積極開發優秀民族道德教育資源”?？傊?，《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的直接相關文字雖然不到一百，但其“繼承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思想理念和行動要求已經是十分明確的。而不同于《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直接涉及基于“中華文明”倡導“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華傳統美德”的論述共計約540字。也許有人覺得，這樣統計和比較兩個“綱要”的相關字數太機械外在了，并沒有什么思想、理論和學術意義。但筆者認為，人們不應該這么簡單地否定它，其實字數的增加變動正是現實道德生活變化發展的反映。這就是說，《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關于“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文本變化不僅展示了時代道德的進步，而且也體現著倫理思想的深化，其蘊含的學理基礎反映了“文明”即“大文化”視角或范式在當前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和深化倫理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大為提高，一種相關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的轉變也正在實現:以文明觀為重點，把文明觀與社會形態觀、大文化觀與小文化觀、大倫理觀與小倫理觀結合起來。

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就能夠充分理解中華文明始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源頭活水的“根柢與經脈”地位。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在實現民族復興進程中所不斷取得的輝煌成就，不僅凝結著當代中國人民的辛勤汗水，而且也凝結著中華文明的智慧精華。至于就基本理念與核心價值的傳承發展而言，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根基就在于中華文明的“小康”“大同”“天下為公”等社會觀念和理想；“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為中心”傳承發揚了中華文明“重民”“安民”的民本傳統；家國情懷、責任擔當、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中華文明以天下為己任的民族精神和“仁義禮智信”德性的現代升級版；交流互鑒、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則體現了中華文明推崇的“和而不同”“天下太平”思想的升華光大?；谶@樣的認識，為提升公民道德素質，在堅持馬克思主義道德觀、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的同時，我們要特別重視“引導人們了解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從歷史中汲取營養和智慧，自覺延續文化基因，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把善于從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中汲取道德滋養作為加強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重點任務之一。應該深入理解“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文化精髓，是道德建設的不竭源泉。要以禮敬自豪的態度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要求，繼承發揚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和自強不息、敬業樂群、扶正揚善、扶危濟困、見義勇為、孝老愛親等思想理念和傳統美德；弘揚中華民族傳統家庭美德，自覺傳承中華孝道；研究制定繼承中華優秀傳統、適應現代文明要求的社會禮儀、服裝服飾、文明用語規范，引導人們重禮節、講禮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