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對今文經學的批評及其局限性

邊家珍

(山東大學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199)

王充是東漢初年一位頗有代表性的人物。目前，學界關于王充學術思想的研究成果已不算太少，但是圍繞王充今文經學學術價值及其現實意義所作的探討，相對而言還比較缺乏(1)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張造群：《王充經學思想探微》，《中華文化論壇》2010年第3期。。在所著《論衡》中，王充以氣論對今文經學的災異譴告說進行了具體的剖析與批評，然而他的這種剖析與批評之中又存在矛盾與不足。以下詳論之，以就正于方家。

一、王充其人及其學術思想淵源

王充，字仲任，東漢會稽郡上虞(今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人。他出生于光武帝建武三年即公元27年，約卒于漢和帝永元九年即公元97年，歷東漢前期光武、明、章、和帝四朝。王充嘗自述其家世道：“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于人。歲兇，橫道傷殺，怨讎眾多。會世擾亂，恐為怨讎所擒，祖父汎舉家檐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為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2)[漢]王充：《論衡·自紀篇》。就是說，王充先人因數世從軍有功，受封會稽陽亭。他的世祖因勇武任氣而殺死多人，祖父亦任氣，至伯父、父親皆勇勢凌人?？梢?，王充的家族向來有著任氣好勇的傳統。王充本人在個性上亦有任氣自負的特點，自稱“為人清重，游必擇友，不好茍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茍離俗，必與之友。好杰友雅徒，不泛結俗材”，并言自己“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3)[漢]王充：《論衡·自紀篇》。。從年輕時候開始，為人不茍同流俗，喜歡有個性之人，不與俗人交結，因疾惡世俗之情而著書——這些均可視為任氣的表現。王充的任氣，在事業上則表現為不能容忍一切虛偽和矯飾?！逗鬂h書》本傳說他“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4)[南朝宋]范曄：《后漢書》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629頁。，就是說，擔任功曹之時，他數次因提出不同意見且不能達成共識而去職；喜歡發聲議論，乍一聽就像是奇談怪論，但是到最后總能站得住理。此外，他的任氣還表現為一種凌厲直率的學風，表現為“疾虛妄”(5)[漢]王充：《論衡·佚文篇》。的鮮明態度，這一點在其《論衡》一書中表現得相當充分：

《論衡》之造也，起眾書并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屳p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茍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粱蚰厦娣Q師，賦奸偽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于真，實誠亂于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6)[漢]王充：《論衡·對作篇》。

王充說自己之所以作《論衡》，乃是緣于諸書的虛妄和失實失真，而這些冠冕堂皇的書，學生是要捧讀的，因而自己必須要像孟子那樣勇于辯論、善于辯論，否則心不能忍。的確，在治學上，王充自謂是“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居獨處，考論實虛”(7)[漢]王充：《論衡·自紀篇》。，其《論衡》之作，初衷即在“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辯其虛實”(8)[漢]王充：《論衡·對作篇》。。他又說：“《詩》三百，一言一蔽之，曰：‘思無邪?！墩摵狻菲允當?，亦一言也，曰：‘疾虛妄?！?9)[漢]王充：《論衡·佚文篇》。意謂孔子說《詩經》是“思無邪”，是真實，《論衡》之作則是要從另一方面來學習孔子的榜樣，破除各種不真實亦即“虛妄”的一面。

從學術淵源上說，漢武帝以后注重義理而輕視章句的風氣，到東漢時逐漸地成為某種治學特點。今人徐復觀在談到王充的學術特點時說：“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并開設博士弟子員后，……自然形成當時最有勢力的博士學術系統，及以章句為主的學術風氣。但卓犖特出之士，多不以博士系統為然，要求在學術中得到更大的自由天地，……對‘經’的態度，是主張通而不主張專；是主張義理而瞧不起章句；主張理性的判斷，而輕視師法的傳承?！?10)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2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頁。徐氏認識到，由于一些“主張理性的判斷”的“卓犖特出之士”的努力，東漢時已然形成了一種以博通、理性為特色的學風?！逗鬂h書》本傳說王充“師事扶風班彪”(11)[南朝宋]范曄：《后漢書》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629頁。，而班彪就屬于博通之士——《后漢書》本傳說他“性沉重好古”，并許之以“通儒上才”(12)[南朝宋]范曄：《后漢書》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329頁。；班固亦用“學不為人，博而不俗”(13)[漢]班固：《漢書》第12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4213頁。這8個字評價自己的父親。不過，對王充學術思想影響最大的，當屬揚雄與桓譚。

揚雄屬于那種不從流俗之人，《漢書》本傳說他“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為人簡易佚蕩，……清靜亡為，少耆(嗜)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14)[漢]班固：《漢書》第11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514頁。。王充甚是敬服揚雄，嘗謂“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云，河、漢也；其余，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云無世俗之論”(15)[漢]王充：《論衡·案書篇》。?！白釉茻o世俗之論”一語，完全是著眼于揚雄學術思想與今文經學的區別而言的，把握甚為準確。所以王充又贊嘆說：“玩揚子云之篇，樂于居千石之官”(16)[漢]王充：《論衡·佚文篇》。；“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并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揚雄為雙，吾榮之”(17)[漢]王充：《論衡·自紀篇》。。王充極其推重揚雄的《太玄》和《法言》二書，以為“揚子云作《太玄經》，造于助(眇)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18)[漢]王充：《論衡·超奇篇》。；又言：“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瓝P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并肩，故賤其言。使子云在伯松前，伯松以為金匱矣”(19)[漢]王充：《論衡·齊世篇》。。王充不僅對揚雄《太玄》中的天道自然觀作了進一步的發揮，而且以它為理論基礎建構起了自己富有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思想體系。受揚雄重“參驗”的影響，王充提出了“事有證驗，以效實然”(20)[漢]王充：《論衡·知實篇》。的思想方法?！墩摵狻分蟹磸统霈F的一句話就是：“何以驗之？”同揚雄一樣，王充也堅決反對“不覽古今，論事不實”的“守愚不覽之暗”的學風(21)[漢]王充：《論衡·別通篇》。，對章句之徒的脫離實際表示不滿，指斥他們“終不求解扣明”(22)[漢]王充：《論衡·書解篇》。、“不知難問”(23)[漢]王充：《論衡·問孔篇》。，明確主張博覽以成為通人。

揚雄之外，王充最為敬佩的是桓譚?；缸T，字君山，漢成帝時曾仕為郎，王莽稱帝后為掌樂大夫，更始時為太中大夫，光武帝時因不信讖緯而被貶為六安郡郡丞?！逗鬂h書》本傳稱桓譚“能文章，尤好古學”，“喜非毀俗儒”(24)[南朝宋]范曄：《后漢書》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955、961、956、959—960頁。，“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25)[南朝宋]范曄：《后漢書》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955、961、956、959—960頁。。王充認為桓譚的《新論》標志著論說文的寫作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其云：“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云說論之徒，君山為甲?！P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26)[漢]王充：《論衡·超奇篇》。又說：“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于《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跡，存于《新論》者也?！?27)[漢]王充：《論衡·定賢篇》。意思是說，桓譚其人奇偉倜儻，論世間之事都能明辨孰是孰非，其著作《新論》可與孔子的《春秋》相媲美。

從現存桓譚《新論》各篇來看，桓譚受到王充的極力贊賞并非出于偶然?；缸T在學術上一貫反對以陰陽五行附會經學及讖緯迷信?！逗鬂h書》本傳稱：“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竟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28)[南朝宋]范曄：《后漢書》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955、961、956、959—960頁。光武帝劉秀信奉讖緯，竟多以讖緯決疑，桓譚則不止一次上疏言信讖之非，其云：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于見事而貴于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圣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后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只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圣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29)[南朝宋]范曄：《后漢書》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955、961、956、959—960頁。

桓譚指出，為政應合人心而得事理，有所作為的先王都是以仁義正道為本，從不迷信奇怪虛誕之事，并明言讖緯乃是“巧慧小才伎數之人”為了“欺惑貪邪”所為，人主輕信必將被其“詿誤”?；缸T又說：“讖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后人妄復加增依托，稱是孔丘，誤之甚也?！?30)朱謙之：《新輯本桓譚新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8、15—16頁。他規勸光武帝摒棄“群小之曲說”而依循“《五經》之正義”，從而求得天下太平、國家興盛。

桓譚還曾批評王莽迷信天命鬼神的行為，指出：“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篤于事鬼神，多作廟兆，潔齋祀祭，犧牲淆膳之費，吏卒辨治之苦，不可稱道，為政不善，見叛天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告禱，摶心言冤，號興流涕，叩頭請命，幸天哀助之也。當兵入宮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漸臺下，尚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矣?！?31)朱謙之：《新輯本桓譚新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8、15—16頁。王翁即王莽，他如此相信卜筮等法術，到了無可奈何之日，尚于矢射交集之時抱著他的符命書等，甚是可笑可憐。在桓譚看來，王莽失敗的重要原因在于為政不善，與天命鬼神之類毫不相干。

由此可見，王充稱桓譚為“漢之賢人”(32)[漢]王充：《論衡·定賢篇》。，并不為過。錢鐘書也稱贊“桓氏識超行輩者有二：一，不信讖緯，二，不信神仙”，并認為“《新論》茍全，當與《論衡》伯仲”(33)錢鐘書：《管錐編》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976頁。。王充與桓譚在學術思想上顯然是完全相通的。

二、王充對孔子及經學的基本認識

王充尊崇孔子，對孔子正定五經等成就表示肯定與稱贊。他說：“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云多，泰山不崇朝辦(辨)雨天下。然則賢者有云雨之知，故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34)[漢]王充：《論衡·效力篇》。他把孔子這樣的人稱為周代“多力”之人，說孔子作《春秋》，還作了刪改五經等事，賢人都有像泰山云雨般的智慧，所以他們能寫出萬片以上木簡的文章，可以說是能力相當強了。在同一篇中，王充還將顏回之力弱與孔子加以比較分析，指出：“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于涂矣，劣倦罷極，發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35)[漢]王充：《論衡·效力篇》。認為顏回才華尚可，但實力不行，力不任事。王充又把孔子稱為“鴻筆之人”，他寫道：“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艺l也？’‘孔子也?！粍t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36)[漢]王充：《論衡·須頌篇》。王充夸贊孔子揮動大手筆，以正定古代典籍。他還贊揚孔子是“通人”，謂“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為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采，一實也?？鬃拥檬酚浺宰鳌洞呵铩?，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也”(37)[漢]王充：《論衡·超奇篇》。。通人的異于常人之處在于，他能將知識運化成為自己的本領，讓學問為己所用。

對孔子作《春秋》，王充看得很高，他說：“《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于漢?！洞呵铩肺褰?，義相關穿”(38)[漢]王充：《論衡·程材篇》。；“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39)[漢]王充：《論衡·超奇篇》。。王充把孔子所作《春秋》看成是為漢制法，看成是素王之業。對于孔子作《春秋》的現實意義，王充的看法與以董仲舒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家是一致的，認為孔子是在為漢制法，在五經中是具有綱領性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不能就此而斷定王充就是今文經學家，因為王充具有“通人”的特點，對于今文家說和古文家說，他一律以實誠要求之，只講論何種經說近實，而不心存今文經學或古文經學的立場偏向。雖然他往往使用古文本，如《語增篇》所謂“察《武成》之篇”，或以古文說駁今文說，如《明雩篇》申古《論》說而駁魯《論》說，但是他使用的經書及《論語》《孝經》以今文本為主，其所引用在《論衡》當中比比皆是。王充于《書》則取歐陽，于《詩》則取魯，于《禮》則取小戴、大戴，于《論語》則取魯等等，而其所駁雖大抵為今文說，但亦時有古文說。據一種今文說駁另一種今文說，是《論衡》書中特別常見的現象。于《春秋》三傳，王充最尚《左傳》，《論衡》書中使用了大量《左傳》中的史料，這是由于他認為《左傳》最近于實。不過，在《儒增》《說日》諸篇中，他對《左傳》之說也是屢加批駁的。

但是另一方面，王充也明確反對神化孔子。從董仲舒開始，漢儒們費盡心機地把孔子塑造為至尊至上的政治和思想偶像，譽之為“素王”，稱孔子是“獨見前睹”的圣人(40)[漢]班固：《白虎通義·圣人》。。王充通過對孔子一生行跡的客觀陳述和對照，證明他并不是什么“素王”，而是“言無定趨”“行無常務”之人(41)[漢]王充：《論衡·問孔篇》。?？鬃印岸柯勔?，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42)[漢]王充：《論衡·知實篇》。，哪里有什么神奇之處！緣于此，王充鼓勵志在摒除謬誤、探求真知的人大膽向孔子發難——“凡學問之法，不為無才，難于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圣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茍有不曉解之問，迢(追)難孔子，何傷于義？誠有傳圣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于理？”(43)[漢]王充：《論衡·問孔篇》。在王充看來，只有勇敢地說出孔子沒有說過的話，才能核實是否合乎道義，從而證定是非。

對于孔子既是如此，對于其他任何“賢圣”，王充自然更不可能取迷信的態度。在他看來，“賢圣”的耳目聞見與人無別，并不具備特殊的優越性。因此，他反對“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圣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圣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圣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44)[漢]王充：《論衡·問孔篇》。。王充指出，儒者的大毛病在于好信師而是古，“賢圣”倉卒之間發言，難免有誤，世人不知問難，這就使得“賢圣”的發言與其文章不免會多有矛盾。正因如此，王充作《問孔》《刺孟》《非韓》，對當世所崇奉的賢圣之人逐一進行了批判性分析。比如，他在批評孟子的時候，指出后者有時會表現出前后矛盾的地方：“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于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為天吏，乃可以伐之?！蛲饨^，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謫枺骸沃^知言？’曰：‘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雖圣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献?，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害)。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45)[漢]王充：《論衡·刺孟篇》。從孟子說過的話來看，是知言者；而從孟子所答燕可伐之事來看，他又不知言。王充抓住了孟子言行的前后矛盾之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人無法躲閃。

從方法論上講，王充主要運用了“考之以心，效之以事”的方法，這也是王充為學的基本方法。王充有言：“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偽，沒奪正是。心濆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46)[漢]王充：《論衡·對作篇》。儒者嘗言：“廚中自生肉脯，薄如萐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臰?！?47)[漢]王充：《論衡·是應篇》。意即廚房中自己長出萐莆，薄得像扇子，搖動便會生風，讓食物冷卻，使它不腐爛變味。對此種傳說，只要想想其中的道理，就能明白恐怕屬于空言。王充寫道：“夫太平之氣雖和，不能使廚生肉萐，以為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谷自生，不須人為之也。能使廚自生肉萐，何不使飯自蒸于甑，火自燃于灶乎？凡生萐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臰？何必生萐以風之乎？廚中能自生萐，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夏月操萐，須手搖之，然后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萐不鼓動。言萐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足以寒廚中之物，何須萐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象生肉足。論之既虛，則萐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48)[漢]王充：《論衡·是應篇》。只需認真思考一下：太平之氣能夠讓廚房里自己長出萐莆，為何不讓飯自己在甑中蒸熟，火在灶里自己燃燒起來呢？凡是長出萐莆，是想要用它煽風吹冷食物，為何不讓食物自己不腐爛變味呢？何必要長出萐莆來吹冷食物呢？廚房中能自己長出萐莆，那么冰室為什么還要采冰用來冷藏食物呢？《論衡》中這類講析頗為不少，富有思辨性和邏輯的力量。

在對經書的看法上，王充明確反對一味迷信經典，總是以懷疑的精神和求是的態度來看待經文。如《尚書大傳·大誓》記載：“師乃慆，前歌后舞?！蓖醭湔J為：“非實宜也。前歌后舞，未必其實?！?49)[漢]王充：《論衡·感虛篇》。在武王出兵伐紂之時，應當是非常緊張才對，說部隊前面唱歌后面跳舞，這未必是事實。他常常用以經明經、以孔子明孔子的方法來考論經傳。如他引用孔子的話來說明商紂的不善并不如此嚴重，其云：“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鬃釉唬骸q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瘎t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50)[漢]王充：《論衡·齊世篇》。按：引文中的“孔子曰”云云見于《論語·子張》，實乃子貢所言。漢人引《論語》，雖弟子之言亦常歸諸孔子。在善惡方面，世人皆知桀、紂與堯、舜相反，既然知道紂之不善未必如此嚴重，那么可以推知堯、舜的德也未必如此盛大。以經明經的例子，如《尚書》言堯時“協和萬邦”(51)《尚書·堯典》。，舜時“鳳皇來儀”(52)《尚書·皋陶謨》。，然而“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53)[漢]王充：《論衡·恢國篇》。，都不是那么和諧，也并非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又如《周易》所言“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也”，以及《尚書》所謂“毋曠庶官”，王充認為皆夸飾過度，因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搜晕耐醯觅t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闃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眾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54)[漢]王充：《論衡·藝增篇》。。

王充不迷信經書，而且對傳書、子書等也提出質疑，指出：“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為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55)[漢]王充：《論衡·書虛篇》。他列舉了傳書中所載多處荒誕之事并給予駁斥，例如，“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而)葬，泗水為之卻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卻，不湍其墓也”(56)[漢]王充：《論衡·書虛篇》。，王充發問道：“泗水無知，為孔子卻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何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卻流，天欲封孔子之后?？鬃由鷷r，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后乎？”(57)[漢]王充：《論衡·書虛篇》。就是說，泗水本無知，若天使其卻流的話，那么天為何不讓孔子在活著時便受到尊敬，為何不封其身卻要封其后呢？王充進而寫道：“是蓋水偶自卻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卻流無以異，則泗水卻流，不為神怪也?！?58)[漢]王充：《論衡·書虛篇》。就是說，泗水卻流只是自然現象，大概是因為“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等原因造成，與孔子之德沒有關系，因而無需對孔子之德妄加比附。

王充反對那種“守信師法，不頗博覽”(59)[漢]王充：《論衡·謝短篇》。的做法，認為“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60)[漢]王充：《論衡·效力篇》。，對那種以說辭多、記憶多者為博的觀點不予認同。他還以開窗牖為喻，說明通一經亦應博覽的道理，其云：“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窗啟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窗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窗牖之開、日光之照也?！?61)[漢]王充：《論衡·別通篇》。他指出百家之言令人曉明，勝于開窗牖，故而提倡廣泛閱讀。王充強調“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于道術無所不包”(62)[漢]王充：《論衡·正說篇》。，認為只有胸有才氣、包蘊道術，才能學好經典。

王充反對迷信經書，反對只是滿足于對經書的“滑習章句，解剝互錯，分明乖異”(63)[漢]王充：《論衡·謝短篇》。和“說文解語”(64)[漢]王充：《論衡·正說篇》。，而是主張將其思想精華用來經世致用。他指出：“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65)[漢]王充：《論衡·超奇篇》。就是說，閱讀經書的目的是博通其義，是寫出好文章，是能致用，而不是鸚鵡學舌之類。王充還認為，單純的“諷古經、續故文”不如造論著說于功為大。他寫道：“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66)[漢]王充：《論衡·佚文篇》。因為造論著說之人“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來自個人的綜合判斷，并非說經之人所能比?？梢?，他的治學目的是相當明確的。

三、王充基于氣論對今文經學的批評

今文經學的理論基礎是董仲舒的天道觀，而氣論又是董仲舒天道觀中的重要內容。董仲舒主張“天統氣”(67)[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強調“天亦有喜怒之氣”(68)[漢]董仲舒：《春秋繁露·陰陽義》。，將“氣”看作是天的意志、欲望的體現。董仲舒有言：“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69)[漢]董仲舒：《春秋繁露·陽尊陰卑》。；“陰，刑氣也；陽，德氣也”(70)[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梢?，他是以陽氣為暖、為予、為仁、為寬、為愛、為生亦即為德，而以陰氣為寒、為奪、為戾、為急、為惡、為殺亦即為刑的。董仲舒還發揮了戰國時代陰陽五行家“同類相感”的思想，進而指出“同類相感”的媒介是陰陽之氣，并引申說天與社會治亂的感應也是通過氣，其云：“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僻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氣生災害起”(71)[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陰陽》。。就是說，社會安定人的心志就會平和，社會動亂人的心志則會乖戾，心志的好壞會引發萬物的美好或生出災害。由此出發，董仲舒一方面提出君權天授的理論，認為王者承天意而從事，即所謂“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72)[漢]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另一方面又提出意在限制君權的災異譴告說，其云：“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对姟吩疲骸诽熘??！酥^也。凡災異之本，盡生于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73)[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災異的降臨是一步一步的，告知而不知道改變，驚嚇而不懂得敬畏，那就會有大的災禍。不過，王充的氣論與董仲舒有著相當大的不同，具體說來就是：

首先，王充認為氣是“無欲”的。他說：“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74)[漢]王充：《論衡·自然篇》?！疤熳匀粺o為者何？氣也。恬淡無欲，無為無事者也。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75)[漢]王充：《論衡·自然篇》。天地萬物就像夫婦生孩子那樣，自然而然。由于氣的“恬淡無欲，無為無事”，才導致了天的自然無為狀態。

其次，運氣的發展變化是有其規律的，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王充指出：“天道無為，故春不為生，而夏不為長，秋不為成，冬不為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76)[漢]王充：《論衡·自然篇》。這里并不認為自然界有一個最高的主宰，不認為其有什么預定的目的，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是陽氣、陰氣自然變化的結果，也就是說，一切乃是氣的自為自化，而且氣的這種自為自化的運動過程是有規律可循的。他指出：“運氣無妄”(77)[漢]王充：《論衡·順鼓篇》。，“運氣有時”(78)[漢]王充：《論衡·明雩篇》。，“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79)[漢]王充：《論衡·明雩篇》。。就是說，一個人的命運應當順應自然天道，否則，即使整天向上天禱告祈求，也是沒有什么用處的。

再次，天的“施氣”過程也是自然的。王充指出：“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80)[漢]王充：《論衡·說日篇》。就是說，天之所以運動不息，乃是由于經?！笆狻钡木壒?，而“施氣”又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并不是天的有意安排。然而，個人的命運為何又有區別呢？在王充看來，這是因為人所稟受的元氣有著厚薄的不同，他說：“俱稟元氣，……并為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仆。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81)[漢]王充：《論衡·幸偶篇》。就是說，人稟受元氣的厚薄不是事先決定好的，而是隨機造成的。要之，王充從天道無為的認知出發，否定了董仲舒天道觀的神學目的論。

最后，天生萬物也不是為了人。王充指出：“天者，普施氣萬物之中，谷愈饑而絲麻救寒，故人食谷、衣絲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谷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82)[漢]王充：《論衡·自然篇》。，“或說以為天生五谷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為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83)[漢]王充：《論衡·自然篇》。。在他看來，天普遍地在萬物中“施氣”，它不會想到人能食五谷、能衣絲麻，人只是知饑知寒，見五谷可食而食之，見絲麻可衣而衣之，有人不明此理，說是天生五谷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這相當于說天為人作農夫、桑女，這種說法顯然不合乎自然之道。

基于上述對“氣”的較為客觀的認識，王充指出：“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后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茍名一師之學，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并失其實?！舴颉豆颉?，……失(夫)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84)[漢]王充：《論衡·正說篇》。這里所引可以稱得上是王充批評今文經學的綱領性文字，這番論說委實把今文家在理論上的主要弊端——“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和失卻真實、流于怪異，比較全面地揭示了出來。

在《論衡》一書中，王充對今文經學的災異譴告說進行了較為具體的剖析和批評，因為在他的觀念世界里，“譴告于天道尤詭，故重論之”(85)[漢]王充：《論衡·自然篇》。。針對今文經學家“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人主為于下，天氣隨人而至矣”(86)[漢]王充：《論衡·變動篇》。，亦即人事和自然界的現象能夠相感應的說法，王充指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87)[漢]王充：《論衡·明雩篇》。原因有三：其一，“天之去人，高數萬里”，“人不曉天所為，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能聞人言”(88)[漢]王充：《論衡·變虛篇》。。就是說，人離天相距數萬里，假使天有耳亦不聞人聲。其二，相比之下，人體微小而天體巨大，如“一尺冰，置庖廚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89)[漢]王充：《論衡·感虛篇》。。人即便“當風鼓箑，向日燃爐，而天終不為冬夏易氣”(90)[漢]王充：《論衡·變動篇》。，就是說，冬夏這一冷一熱兩個季節并不會因為人的作為而發生改變。其三，天象氣候是有自己的發展變化規律的，即所謂“日月行有常度”(91)[漢]王充：《論衡·感虛篇》。。王充指出：“寒溫之氣，系于天地，而統于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他具體分析道：“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臥，雨猶自止。止久，至于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臥，旱猶自雨。何則？旸(陽)極反陰，陰極反旸(陽)?！?92)[漢]王充：《論衡·順鼓篇》。就是說，寒溫之氣統于陰陽，不會因為人君的所作所為而改變。針對讖緯之書中所謂人君喜怒之氣可引起冷暖變化的說法，王充指出：“當人君喜怒之時，胸中之氣未必更寒溫也。胸中之氣何以異于境內之氣？胸中之氣不為喜怒變，境內寒溫何所生起？”意即胸中之氣與外界之氣并沒有什么兩樣，既然喜怒之氣不能引起其胸中之氣的變化，又何以能引起外界的變化呢？王充列舉了許多例子加以證明，比如“六國之時，秦漢之際，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弦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并由此得出結論：“變非喜怒所生，明矣?！?93)[漢]王充：《論衡·寒溫篇》。

今文經學家視天“雨谷”為嚴重的譴告，王充駁詰道：“‘天雨谷’，論者謂之從天而下，應變而生。如以云雨論之，雨谷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云氣出于丘山，降散則為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之天雨水也?！蚬戎?，猶復云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于天，集于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谷’?！?94)[漢]王充：《論衡·感虛篇》。這里相當科學地解釋了“天雨谷”的現象，說明是大風把地上的谷子刮到天空再落下來，完全是一種自然現象，而并不是什么上天的“譴告”。

今文經學家說世有官吏貪污，天就會降蝗蟲食谷，以示天譴。對此，王充駁斥道：“天將雨，螘出蚋蜚，為與氣相應也?；驎r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于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兇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為致也?！?95)[漢]王充：《論衡·商蟲篇》。王充觀察到，天要下雨的時候(此時氣壓低)，螘蟲(螞蟻)出洞，蚊子低飛，但是這和官吏貪污根本沒有關系。

今文經學家認為，如果受命之君言行不順從天意，那么天就要發威，天上打雷的轟隆隆的聲音就應當是“天怒”之音。對此，王充從幾個方面作了駁斥，其云：“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發須燒燋，中身則皮膚灼焚，臨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為雷燒石，色赤，投于井中，石燋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于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為火有五驗，言雷為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為天怒，虛妄之言?！?96)[漢]王充：《論衡·雷虛篇》?？梢?，所謂“天怒”只不過是雷火而已，與君王是否順從天意無關。

此外，關于星隕，王充認為是“氣為之也”(97)[漢]王充：《論衡·說日篇》。；關于刮風下雨，王充謂之“天之運氣，時當自然”(98)[漢]王充：《論衡·明雩篇》。；關于旱澇，王充給出的說法是“自然之氣也”(99)[漢]王充：《論衡·感類篇》。；至于云雨，王充則以為“雨從地上，不從天下”(100)[漢]王充：《論衡·說日篇》。，是地氣上蒸所造成的。霜露等也是如此：“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101)[漢]王充：《論衡·說日篇》。。既然云雨霜露不來自于天，那么所謂的“天喜”說也就無從談起了。

要之，以自然無為的氣論為理論基礎，王充得出了今文經學家所謂災異譴告說乃虛妄之言的結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擊中了今文經學的致命弱點，而就論證方法而言，王充提出“事有證驗，以效實然”(102)[漢]王充：《論衡·知實篇》。，“案兆察跡，推原事類”(103)[漢]王充：《論衡·實知篇》。，主張一切訴諸客觀事實和驗證，這一觀點頗具理性的力量。

四、王充對今文經學之批評的局限性

王充在批評今文經學時所表現出的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這種局限性影響了其見解的深刻性與內在的一致性。雖然王充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到，今文經學家之所以會有“天”能行喜怒賞罰的認識出現，乃是他們推人及天的結果，如說“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于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104)[漢]王充：《論衡·雷虛篇》。，但是王充沒能認識到今文經學的災異譴告說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所起到的正面積極的作用。在兩漢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災異譴告說為經學家及大臣們參與國家政治事務提供了便利，他們可以借此表達政見，在某些時候也確實能創造出政治上改弦更張的契機。而且每當重大災異發生后，一些君王往往要下“罪己詔”，并采取相應的救災措施(如放賑、減租等)，這都是史有明載的。如本始四年即公元70年，漢宣帝因49個郡國發生地震而下詔，內稱：“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瑯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蓖瑫r“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105)[漢]班固：《漢書》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45頁。。這類“罪己詔”，在宣帝之后，元帝、成帝、哀帝幾代還有不少。古代經生干政，常在“屈君而伸天”(106)[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上做文章，把現實問題轉化為經學問題，促使統治者見天戒而悔過自新，建立良好的政治。皮錫瑞在所著《經學歷史》一書中對此議論道：

漢有一種天人之學，而齊學尤盛?！敃r儒者以為人主至尊，無所畏憚，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猶知恐懼修省。此《春秋》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亦《易》神道設教之旨。漢儒借此以匡正其主。其時人主方崇經術，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詔罪己，或責免三公?！笫啦幻鞔肆x，謂漢儒不應言災異，引讖緯，于是天變不足畏之說出矣?！粍t，孔子《春秋》所書日食、星變，豈無意乎？言非一端，義各有當，不得以今人之所見輕議古人也。(107)[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06頁。

正是因了經生們的傅經義言災異，方才使得宣、元、成、哀諸皇帝的詔書多有懼辭，能夠面對“天”的威力而比較誠懇地作一些檢討，并且采取了一些救災濟民的措施。然而，王充的思想中沒有給人的主觀能動性留下多少地盤，他過于看重天道自然無為的一面，而對人道有為的一面關注不夠，甚至說過于恐懼，而事實上未必如此。王充嘗言：“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圣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征，何為至乎？引過自責，恐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108)[漢]王充：《論衡·感類篇》。顯然，他在否定今文經學災異譴告說的同時，也否定了它所包含的積極內核。

再者，由于王充所運用的“理論武器”還是陰陽五行與氣論，因此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其實并沒有同今文經學家劃清界線。王充有時也將“天”視為有意志的人格神，他說：“神莫過于天地”(109)[漢]王充：《論衡·難歲篇》。，這實際上與董仲舒所講“天者，百神之大君”(110)[漢]董仲舒：《春秋繁露·郊語》。沒有什么兩樣。在王充看來，世界還是一個具有神秘的精神屬性的、富于情感意志的世界。他以為，天作為物質性實體，同時又具有道德仁義之序、畏懼驚怪之心，所謂“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粟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崄隘恣睢，悖天之意”(111)[漢]王充：《論衡·辨祟篇》。。在天人關系問題上，他盡管對天人感應論持反對的態度，如說：“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系于天，天為人物主也?！?112)[漢]王充：《論衡·變動篇》。意即萬物是不能感動天的，但是他并不反對天人之間具有統一性，如說：“天氣變于上，人、物應于下矣”(113)[漢]王充：《論衡·變動篇》。，“天施氣而眾星布精。天所施氣，眾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114)[漢]王充：《論衡·應命篇》。。有時王充是認同物能動天、瑞以應善的，其云：“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115)[漢]王充：《論衡·問孔篇》。，“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應一也?！饝?，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116)[漢]王充：《論衡·講瑞篇》。。這里是說，瑞應同災變一樣，是物動天的必然結果。王充甚至贊同董仲舒的象龍致雨說，謂“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云龍相致?！兑住吩唬骸茝凝?，風從虎?！灶惽笾?，故設土龍，陰陽從類，云雨自至”(117)[漢]王充：《論衡·亂龍篇》。。所有這些，不是等于明確地承認了今文經學家的天人感應、災異譴告說了嗎？由此看來，由于王充還不能從根本上跳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他對今文經學的批評從而也就不可能是徹底的，這也是所處時代的局限性使然。

綜上所述，王充的家族向來有著任氣好勇的傳統，加之時代風尚的影響，使他形成了一種以博通、理性為特色的學風。就對待圣賢而言，他一方面尊崇孔子，另一方面又反對神化孔子。在對經書的看法上，王充反對一味信守經文，而總是以懷疑的態度相對待。王充認為，明經本身不是治學的目的，治學的目的在于致用。王充繼承并發揚了董仲舒的天道觀，但他的“氣論”又與董仲舒有著相當大的不同。以自然無為的氣論為理論基礎，王充得出了今文經學家災異譴告說為虛妄之言的結論，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擊中了今文經學的致命弱點。王充在批評今文經學時所表現出的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他沒能認識到今文經學的災異譴告說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所起到的正面作用，而且由于王充所運用的方法還是陰陽五行與氣論，因此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其實并沒有同今文經學家劃清界線。不過，王充畢竟以其可貴的獨立思考推動了學術的發展，“為后一世紀的道家復興開辟了道路”(118)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