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政治建軍的核心經驗與成功密碼

楊英 高民政

摘要：在中國共產黨百年來取得的諸多成功經驗中，政治建軍是最值得總結的成功經驗之一。中國共產黨政治建軍的核心經驗與成功密碼，就在于建構了軍隊與黨之間的從屬結構體系，強化了黨的政治領導，發展了與政治需要相適應的軍隊能力，從制度、工作、原則等多個方面強化了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體系。堅持黨的政治建軍原則，是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實現黨在新時代強軍目標的根本保障。

關鍵詞：政治建軍;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軍隊

中圖分類號：E201?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1502（2021）03-0016-07

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來，始終堅持政治建軍方略，積累了政治建軍的豐富經驗，成功探索出一條政治建軍之路，成為政治建軍理論創新發展的集大成者。中國共產黨政治建軍的核心經驗與成功密碼，就在于打造并堅持了牢固的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體系，保證了軍隊從屬于黨的屬性，從屬于黨的領導和掌控。軍隊從屬于黨，二者得以同向合成，保持一致，成就了人民軍隊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威武之師、勝利之師、文明之師形象。

一、探索確立軍隊與政黨之間的從屬結構體系

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周恩來就提出了“軍隊是一種工具”的觀點[1]， 把軍隊理解為處于被支配地位的、具有從屬意義的武裝力量。南昌起義是黨對軍隊領導的開始，黨開始探索通過提高黨的地位形成對武裝力量領導的方法和途徑。當時中國共產黨雖然強調黨的作用高于一切，并用前敵委員會作為黨的高級領導機關，但從結果上看，由于沒有形成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實際上軍隊還沒有真正從屬于黨的領導，政治建軍效果并不理想。由于中國共產黨建設軍隊是由上至下部署的，邏輯上，政治建軍、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應該首先發生在軍隊高層。但實際上，參加起義的主力部隊在起義后遭受嚴重損失，僅剩小股部隊，政治建軍反而是由小股部隊進行探索并加以實踐的。隨著黨和軍隊的發展壯大，直到軍隊高層對黨的從屬結構穩固下來，才最終全面實現了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關系。

政治建軍真正的開始，是以基層連隊為起點的。1927年的三灣改編是在組織層面，把當時葉挺部隊和個別其他國民革命軍中流行的在師、團級設立黨支部的做法作了創造性的發揮，將黨支部下沉，延伸到連一級，黨小組延伸到班，形成了“支部建在連上”的方案。這樣，連隊也變成了政治性和軍事性兼具的合成型組織。合成的方式則是軍隊從屬于黨的領導，黨主軍從，黨是支配者，軍隊是被支配者，黨始終是軍隊的領導者、組織者和鼓舞者，因此，三灣改編實際上是我軍的新生[2]。黨支部是基層領導決策的核心，連隊則從屬于黨支部的領導。支部建在連上以架設嶄新組織的方式，使軍隊從屬于黨的領導，基層層級有了清晰的從屬結構。同時，三灣改編整編部隊，成立各級士兵委員會，在政治上官兵平等，為實現黨對軍隊的領導奠定了基礎。

三灣改編兩年以后，黨主軍從，軍隊從屬于黨的結構開始在軍、師層級確定下來。武裝力量規模在不斷擴大，但走在探索政治建軍最前列的紅四軍內部卻發生了爭論，爭論的實質就是建軍原則問題，黨與軍隊誰做從屬者、誰被支配的問題。1929年12月，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召開，會議解決了這個爭論，從實質上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原則，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軍事從屬于政治，軍權從屬于黨權，軍隊是被支配者而不是支配者，軍隊受黨的領導和掌握。黨與軍隊之間通過從屬結構，同向合成到一起，此結構體系，使軍隊與黨保持了高度一致。相對于當時革命軍隊從屬于政府、軍隊受地方政府指揮的結構，古田會議安排的軍黨直接從屬結構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古田會議規定：有黨才有軍[3] ，黨對軍隊享有超越性地位，“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后，再經過群眾去執行”[4]， “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4]86-87。 軍隊必須聽從黨的命令，“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4]87。絕不能顛倒從屬結構的順序，反過來搞軍事領導政治。古田會議明確指出，“以軍隊控制政權”“軍事領導政治”是錯誤行為，把結構搞成黨從屬于軍的結構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在以后的發展中，尤其是黨委制度確立和恢復之后，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在主體上就更加明確了，“軍隊必須放在黨委的領導和監督之下”[5]。

黨的武裝力量發展到方面軍層級時，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又通過確認性原則和禁止性原則，從正反兩個方面徹底確立下來。紅軍長征途中，作為方面軍領導人的張國燾，倚仗槍桿子力量，公然挑戰黨中央的領導權威、另立“中央”;抗戰初期，王明在黨內拉幫結派，不聽黨的指揮，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損失，影響惡劣。為了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在1938年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時提出確認性原則和禁止性原則。確認性原則是“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禁止性原則是“決不容許槍指揮黨”[6] 。確認性原則為政治建軍提供了正向引導，禁止性原則從反向打擊違背從屬關系的行為。正反兩方面的原則確立后，軍隊從屬于黨的結構也就真正確立起來了。禁止性原則把軍隊定位在從屬地位上，軍隊與黨之間只能是軍隊從屬于黨的結構。軍隊必須從屬于黨，受黨的領導和掌握，絕對不能有任何僭越行為，軍隊如果追求與黨的平行地位，甚至試圖以槍的力量指揮黨，都是絕不容許的。如果槍指揮黨，就是軍建政治，而不是政治建軍。當然，隨著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越來越穩定，禁止性原則在以后就主要通過對行為的禁止來落實，比如不允許任何軍隊領導干部有團團伙伙行為、持續整治山頭宗派活動等。

軍隊基層連級及軍、師級在探索和架構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時，軍隊的高層與黨還沒有建立從屬結構。早期受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影響，以及基于內部強化政權作用的認識，在高層架構中，軍隊從屬于政府，黨不能直接指揮軍隊。1928年7月，黨的六大上周恩來所作的軍事報告明確強調，紅軍一定要在蘇維埃政府指揮下，絕不能單獨受黨直接指揮[7]。黨對軍隊的直接、絕對領導是在軍、師級部隊的重要會議，也就是前述古田會議上首先確立的，古田會議是“建設什么樣的軍隊”定型的會議?！岸ㄐ汀币环矫媸呛笕说目偨Y;另一方面，只是找到了正確的起點，并不是終結和完成，這也決定了此后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如何讓這種結構軍隊最高層確立下來，黨和軍隊都經歷了較長的、艱辛的探索。古田會議時期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在相對容易建立，那時尚未有成型的政府，共產國際也不會直接施加影響，關系只發生在黨和軍隊之間，從屬結構的建立相對單純和干脆。而在軍隊高層，尤其是建立了地方政權乃至全國政權，有了國家以后，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的形成還受“國”的影響。在后面的實踐中，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黨將中共中央軍委與國家中央軍委合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鄧小平提出軍隊是“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8]以后，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負載了國家和人民的性質，復合化地處理了如何在復雜背景下架構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的問題，成功保持了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不會斷裂、不受影響。

二、不斷強化黨的領導并確保軍隊能力與政治需求相適應

在確立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以后，中國共產黨一直都在探索如何持續保持軍隊對該結構在能力上的適應性。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部隊時強調：“政治建軍是我軍的立軍之本，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松懈?！盵9] 因此，要做到不松懈，就必須要始終超前一步。不斷保持從屬結構的動態適應力，一方面要不斷加強政治領導，另一方面也要不斷確保軍隊適合政治需要。為了做到不松懈，黨在軍隊能力建設上采取了一系列舉措。

黨的重要任務就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這種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在不斷推進政治建軍的過程中，黨對軍隊的領導也主要從這三重維度強化，形成了穩固的三維體系，而強化的目的就是要使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更加牢固，確保軍隊從屬于黨的絕對領導，聽黨指揮。因此，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確保我軍始終成為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軍隊[10]。 上述三維體系中，最為核心的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是政治領導的保障。陳毅曾指出，我們的建軍任務是加強對本軍的政治領導[11]。在實踐中，黨也正是以政治領導為核心去部署工作，發展完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體系的。黨強化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始終注意盯住政治領導這個核心，堅持在軍隊中的政治建設，確保人民軍隊絕對忠誠于黨。黨自身也不斷純潔黨員的黨性，強化領導權威，提升領導能力。黨始終把強化政治領導的偉力扎根于人民，因為人民是黨執政的最大底氣，是黨執政最深厚的根基，黨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保證了黨具有贏得軍心民心的能力。

黨還始終注意提升政治建軍所需的能力。軍隊從屬于黨，根本上就是要使能力水平適應黨的政治需要。軍隊在能力上不適應政治任務需要，就不是執行黨的任務的可靠工具。對于軍隊能力的提升，黨始終進行著積極而清晰的規劃。這種規劃一方面把軍隊放在國內政治大局下，規定軍隊能力的發展目標。比如，鄧小平曾根據國內政治大局需要，提出“部隊要忍耐”，要求軍隊的發展必須服從國家建設大局。另一方面，黨也把軍隊放在國際政治、外部軍事環境下考量，始終關注世界軍事發展方向，先后對軍隊提出機械化、打贏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信息化、智能化等發展目標，為軍隊的軍事發展預留通暢的渠道和足夠的空間，讓軍隊能夠放手提升作戰能力。

黨的政治建軍不僅體現在軍隊各方面能力的建設上，還體現在十分注意不斷拓寬軍隊的能力范圍上。在古田會議上，黨要求軍隊具備各領域的能力。軍隊不能堅持“純軍事”的觀點，不能是純軍事主義的軍隊。軍隊除執行軍事任務外，還必須做好黨的宣傳、組織、群眾等工作，完成建立政權以及建立黨的組織等任務。也就是說，除有能打仗，打勝仗的能力之外，還要有從事組織、宣傳、建立政權等方面的能力。此后，從能力性質維度上，黨在很長一段時間把軍隊能力維持在宣傳隊、工作隊、生產隊、戰斗隊等幾個維度上，因為軍隊的能力范圍越寬，軍隊完成任務的能力就越全面。

按照軍隊能力與政治需求適配的要求，軍隊自身也在不斷提升能力水平，始終緊跟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斷發展自己。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建軍90周年大會上指出：“人民軍隊一路走來，緊跟黨和人民事業發展步伐，在戰斗中成長，在繼承中創新，在建設中發展，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水平不斷提高，威懾和實戰能力不斷增強。人民軍隊已經由過去單一軍種的軍隊發展成為諸軍兵種聯合的強大軍隊，由過去‘小米加步槍武裝起來的軍隊發展成為基本實現機械化、加快邁向信息化的強大軍隊?！盵12]人民軍隊“跟黨走”，也含有能力建設上的要求。雖然能夠“跟黨走”，但跟得遠或過遠都是不行的，必須做到“緊跟”?！熬o跟”既是政治的要求，也是能力的要求，能力上不能緊跟，或者跟不上，都不能說是做到了“緊跟”?！熬o跟”被軍隊自覺地鍛造成能力與政治合一的思想意識：能力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要求，能力不合格，跟不上步伐，不能捍衛黨和國家的利益，政治上也就無法說是合格的。

三、從制度、工作、原則多方面強化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體系

政治建軍方略只有落在實處才能見效，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注意從制度、工作、原則等多個方面強化軍隊與黨之間的從屬結構體系。

首先，黨的政治建軍方略，以從制度上強化黨對軍隊領導的方式來實現軍隊對黨的從屬。起初主要是黨代表制度、政治機關制度、政治委員制度，之后黨制定了一系列制度。這些制度，都堅持并貫穿了黨主軍從、軍隊從屬于黨的原則。一方面，這些制度強化了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另一方面，起到強化從屬結構的作用也是這些制度能夠存在的根本原因。這些制度主要包括：支部建在連上制度、黨委制度、政治委員制度、政治機關制度、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民主集中制、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于中央和中央軍委制度、軍委主席負責制等。這些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歷史背景，各有各的針對性。在早期尤其是初創時期，“支部建在連上”是被強調的重點;而在最新一輪的軍事改革中，重點強調的則是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于中央和中央軍委制度、軍委主席負責制。

其次，黨通過政治工作強化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起初并不是我軍的發明，但后來卻成為我軍突出的特色。周恩來在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時期，就開創了政治工作的各種形式，建立了全新的工作制度。我軍后來發展出的各種政治工作方式，實際上都是在此基礎上的創新與發展。我軍的政治工作通過對黨主軍從結構的強化，形成了一種推進帶動機制。各種帶有政治含義的要素、事物，黨均能通過政治工作，深入發揮其政治效能。政治工作已經成為黨對軍隊領導最有特色和最核心的內容。政治工作把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體現到方方面面的具體工作中。做政治工作，就是在強化軍隊對黨的從屬，就是在強化黨對軍隊的領導和掌握。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政治工作實質上是黨領導和掌握軍隊的工作[13]。 政治工作就是為持續鞏固軍隊對黨的從屬、黨領導和掌握軍隊而服務的工作。政治工作也就是把軍與黨以從屬結構合成到一起，使軍隊始終與黨保持一致。1932年的《中央給中區中央局及蘇區閩贛兩省委信》正式提出了將政治工作視為生命線的重大論斷。1944年譚政《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1954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2014年新古田會議，都明確強調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政治工作也是從屬結構的判斷標準，政治工作做得如何，可以很清楚地反映出從屬結構保持得怎么樣。

最后，黨以根本原則的形式確立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黨的政治建軍經驗，說到底就是使軍隊在思想上、行動上、組織上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在處理軍隊事務方面，黨形成了諸多原則，但唯獨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作為根本原則，因為這個原則確立的就是軍隊從屬于黨、黨主軍從的結構。而從軍隊這一方面來看，這個根本原則尤其是加了“絕對”之后，更實質的內容則是軍隊對黨的從屬，軍隊必須處于被支配地位，“絕對領導”對軍隊而言，就是軍隊絕對從屬于黨，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和掌握，不講自身地位，真正以從屬者的身份忠誠于黨，對黨的忠誠是一種徹底的忠誠。將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確立為根本原則，也就在根本上堅持了軍隊從屬于黨的從屬結構。

四、把軍隊對黨的從屬關系作為軍隊的堅定信念和精神支柱

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做到了把軍隊對黨的從屬關系作為軍隊的堅定信念和精神支柱。軍隊在精神上把從屬于黨的領導和掌握自覺地形成“服從黨”[14] 的自我認同：“人民解放軍是我黨領導的武裝，要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和命令”[14]271。

在周恩來創立的革命軍隊政治工作的傳統中，黨將政治工作作為革命的靈魂，“部隊政工是革命的靈魂”，為軍隊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毛澤東確立“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4]421， 實際也是把軍隊與黨的從屬結構作為軍隊的堅定信念和精神支柱，軍隊對黨的從屬以形象的“黨指揮槍”口號，正式成為全黨的精神原則。

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進一步成為軍隊的堅定信念和精神支柱的標志就是“軍魂”理念的提出。軍隊對黨的從屬結構，以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為根本原則，成為軍隊的“軍魂”。不從屬于黨的領導，軍隊就處于“無魂”狀態，就沒有信念。黨領導軍隊的過程就是對軍隊賦“魂”的過程。對軍隊而言，對黨的從屬和服從本身就是一種信仰。信仰缺失，精神就會迷茫，政治建軍就會失靈。把軍隊對黨的從屬關系作為軍隊的堅定信念和精神支柱以后，就能始終保持領導權的排他性和純潔性。黨是唯一可信仰的主體，從屬于黨是軍隊在精神上的唯一選擇，而其他任何主體在軍隊中都沒有這種精神地位。除了代表人民的中國共產黨之外，軍隊沒有其他的可信主體和心理依靠。組織上，也不容許其他組織進入軍隊與黨競爭，“只容許共產黨來領導軍隊，別的黨派是不可能來參加領導的”[15]。即使軍隊內部出現錯誤，也只能由黨自身來糾正，不容許其他組織插手。

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的建軍之本，建軍之本、強軍之魂給軍隊更強、更深、更高效的支撐，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從2012年至2017年，僅用了5年，人民軍隊就實現了全面重塑。2017年在慶祝建軍9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宣布：“經過5年努力，人民軍隊實現了政治生態重塑、組織形態重塑、力量體系重塑、作風形象重塑”[12]。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不但強調和重申“強軍之魂”，而且還進一步把“確保人民軍隊絕對忠誠于黨和人民”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之一，并將之作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據”[16]。2021年4月7日印發的《關于構建新時代人民軍隊思想政治教育體系的意見》， 本意就在于更加“著眼加強黨對軍隊的思想政治領導”[17]，全面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黨的政治建軍原則，是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實現黨在新時代強軍目標的根本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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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軍隊政治工作歷史資料·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二）（第十一冊）[M].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編.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2.

[15]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0.

[16]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9-11-06.

[17]經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批準 中央軍委印發《關于構建新時代人民軍隊思想政治教育體系的意見》[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21-04/07/c_1127303724. htm，2021-04-07.

責任編輯：鄧?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