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代諧謔類小說的生成語境

谷文彬， 彭佳玲

(湘潭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中國的諧謔文學最早可上溯至先秦俳優諷諫，是優孟衣冠的余續?！耙晕幕眲t始于漢代，如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逐貧賦》等，而以小說為諧謔濫觴于魏晉，如邯鄲淳《笑林》、劉義慶《世說新語·排調》等。隋唐是諧謔類小說發展階段，其中最具影響的莫過于侯白的《啟顏錄》。宋代是諧謔文學的鼎盛時期，以此著名的有蘇軾、劉攽、黃庭堅、楊萬里等人。以文為戲、“游戲于斯文”成為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遍及詩、文、小說等各個領域。目前學界對宋代諧謔詩、諧謔詞研究得比較多，但對于諧謔類小說則關注得比較少。事實上，宋代諧謔類小說在中國古代諧謔類小說史上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是古代諧謔類小說的重要一環。鑒于此，筆者將對宋代諧謔類小說的生成語境進行深入分析，以期深化對這類小說的認識。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正之。

一、雅俗共賞：宋代諧謔類小說興起的外部環境

宋代諧謔類小說的興起首先得益于寬松優厚的政治環境。宋朝統治者一方面一直實行廣開言路的政策，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宋太祖關于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另一方面優待官員，士大夫階層不僅物質待遇優渥，而且閑暇時間比較寬裕。而對平民而言，“唐代以前的土地國有制理想破滅了，此后私有權制度確立了，奴隸地位上升為佃戶，廢除征兵制改為募兵制，同時，廢止徭役制度，而改為以雇募為主了”[1]127。這種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也促使他們有較多的閑暇時間。宋代如此寬松優厚的政治環境，客觀上保障了不同階層人們心態的放松，促使諧謔之風盛行，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全民好謔，上至九五之尊，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愛談笑戲謔；二是文體的全面覆蓋，出現了不少諧謔詩、諧謔詞、諧謔文。這種社會氛圍是宋代諧謔類小說生成的重要環境之一，促進了諧謔類小說的創作與流播。

宋代有不少典籍記載了皇帝喜愛詼諧談笑、與朝臣相戲弄的軼事。如《宋史》卷一四二載：“真宗不喜鄭聲，而或為雜詞，未嘗宣布于外?！盵2]3356又《鐵圍山叢談》卷三載：“仁宗一日屬清閑之燕，偶顧問曰：‘卿髯甚美，長夜覆之于衾下乎？將置之于外乎？’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圣語，以髯置之內外悉不安，遂一夕不能寢?！盵3]55-56日理萬機的九五之尊竟然紆尊降貴調侃臣子的胡子，詢問其晚上睡覺之時將胡子置于何處，足見諧謔之世風甚盛。這些都為諧謔類小說創作提供了條件。

除了皇帝外，宋代文人之間的諧謔言語更是數不勝數，如《澠池燕談錄》載劉攽與于伋二人以姓名之同音字為戲，既顯示了宋代文人的聰穎與幽默，也表現了他們的生活情趣。這種諧謔之風在平民百姓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如洪邁《夷堅志》卷六《合生詩詞》記載：“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題詠應命輒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諷者，謂之喬合生。蓋京都遺風也?！盵4]841說的是“喬合生”這類社會底層女性對宋代諧謔話語的傳播。其中“蓋京都遺風也”也是對宋代，尤其是北宋后期諧謔之風盛行的佐證。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市民階層的壯大，大眾喜聞樂見的雜劇已經成為市民們娛樂的新形式，而雜劇這種“大抵全以故事，務在滑稽唱念，應對通遍”[5]190的藝術樣式的流行也足見諧謔之風的盛行。

宋代寬松的政治環境，造就了文人休閑娛樂的心態，使其在諧謔文學的創造方面獲得了空前的自由。因此，出現了大量的諧謔詩、諧謔詞、諧謔文和諧謔類小說。王灼《碧雞漫志》載：“長短句中,作滑稽無賴語，起于至和。嘉祐之前，猶未盛也。熙(寧)、元(豐)、元祐間，兗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時出一兩解。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元祐間王齊叟(彥齡)，政和間曹組(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彥齡以滑稽語噪河朔。(曹)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迥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盵6]10-11可見，諧謔詞在北宋已經開始出現甚至流行起來。宋代的諧謔詩更是遍及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個方面。文人們甚至共同唱和并創作諧謔詩。歐陽修《歸田錄》記載了這一盛況：“余六人者，歡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眾制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史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于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盵7]626現存的宋代諧謔文約一百六十篇，且創作群體廣泛，在南宋還出現了俳諧文的唱和與結集[8]。宋代諧謔類小說的創作也迎來了一個高峰，不僅在數量上超過了宋代以前諧謔類小說數量的總和，還拓展了諧謔類小說的題材?？偠灾?，在宋代這種全民好謔之風的影響下，宋代諧謔類小說蓬勃發展。

二、 商業繁榮，勾欄興起：宋代諧謔類小說形成的物質基礎

宋代諧謔類小說的興起還離不開宋代商業經濟的高度繁榮。商業都市文化的高度繁榮和說唱藝術的蓬勃發展使得小說的消費主體不再局限于貴族階層和文人墨客，開始轉向市井百姓。市民文學的興起和“以俗為美”的文化觀，促使文人開始有意創作和編纂通俗易懂且更具娛樂性的小說。諧謔類小說在這樣的經濟文化背景下得到了迅速發展。

宋代商業都市文化是宋代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產物。它是以某一個城市(如北宋都城東京和南宋都城臨安)的歷史文化積淀與傳承為基礎，密切聯系市民生存方式而衍生、發展出來的新興文化。宋代城市商業的迅速發展使得 “行”大量增加，從隋唐時期的112行發展到南宋的414行。這些行業具體可分成各種手工作坊、各類商業行鋪和服務性的行業這三類。 “這類(服務性的)行業在我國古代城市經濟生活中一直占有獨特的重要的地位。其中飲食業所占比重甚大”[9]950。服務性行業對工作人員的要求較前兩類更低，能夠容納更多貧苦的坊郭戶，使其能在都市求得一線生機。因此，越來越多的人口從農村進入都市，尋求新的出路。

隨著商業的發展，市民階層在社會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在自身物質需求得到滿足之后，他們開始追尋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由于市民階層的文化程度不及士大夫階層，因此其審美需求更偏向“俗”。他們不喜歡士大夫階層沉悶肅穆的靜態閱讀方式，更偏向于視覺聽覺刺激的動態休閑文化。因此，一系列迎合市民階級消費需求的說唱藝術逐漸興起，這些通常都是在勾欄瓦舍里進行的。

據《東京夢華錄》記載：“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盵10]132往往有數千人聚集在勾欄觀看雜劇及各種伎藝表演。這些伎藝表演又多以滑稽詼諧取悅觀眾。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三“打字”條有言：“街市戲謔有打砌、打調之類?！盵11]24所謂“打砌”是宋元說話、做院本時的習慣用語, 指的是插科打諢的滑稽語?！按蛘{”即戲謔調笑,指的是民間表演的詼諧風格。市民們的娛樂需求由此得到了極大滿足。

勾欄作為宋代城市娛樂生活的重要所在，成為士庶階層經常出入的場所，不同的審美需求在這里碰撞、調和。演出者不斷調整自己的表演以適應觀眾的要求，觀眾也在觀看過程中改變著自己的知識結構、審美趣味。這些無疑也為宋代諧謔類小說提供了不少鮮活生動的素材。小說家對這種民間說唱藝術的最高認可莫過于將雜劇的科諢技巧引入諧謔類小說創作, 搭建說唱藝術與諧謔類小說在審美風格上的聯系。比如，諧謔類小說借鑒了說唱藝術詼諧的生成方式：自我矮化或降格，消解了莊嚴的氛圍，形成一種強烈的反差，引發滑稽之感，譬如宋邢居實《拊掌錄》載：

石曼卿隱于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游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著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12]118

著名文人石曼卿出行，不慎從馬上摔下來。對于一位官員而言，這是一件令人無比尷尬的事情。而石曼卿卻甘于自我貶損“賴我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破”。將貌似莊嚴的氛圍巧妙地置換成了滑稽的環境, 由此取得了和說唱藝術一樣的滑稽效果。

三、“資談笑，助諧謔”：宋代諧謔類小說產生的直接誘因

除了上述寬松優厚的政治環境和高度繁榮的商業經濟外，宋代娛情小說觀念的發達也是諧謔類小說產生的誘因?！八卧≌f是中國小說近代化的開端，宋人也是有意治小說學。宋人對小說審美本體的發掘突破了宋前專注于小說定位和小說功能探討的外部研究界域，轉向小說的內部本質研究”[13]92。從《太平廣記》這部小說總集的編纂與整理，可以看出宋代官方開始承認小說的文化地位。這一舉措促進了宋代私家小說選本的編選，《類說》《麗情集》《紺珠集》等都是該時期影響較大的小說選本。此外，歐陽修在《新唐書·藝文志》中，將大量本在史部雜史雜傳下的小說移至子部“小說家”，如《列異志》《述異記》《搜神記》《齊諧記》《因果記》等，這也體現了宋人先進的小說觀念。他們在保留小說“敘事為宗”的本性之外，也張揚其“虛構”的特征，將小說的“虛構”與史傳的“征實”進一步區分開來。

宋代的大多數士人已經認可小說的文化地位。他們不僅意識到小說的社會功用，認為小說可以“啟迪聰明，鑒照古今”；還注意到小說的娛樂性，認為小說可以“供談笑，廣見聞”[14]29。這種娛情小說觀念的發達既表現在創作的自覺上，也表現在接受的自覺上。

就宋人諧謔類小說創作的自覺而言，一方面從宋代諧謔類小說的自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撰者對編纂意圖和風格的自我體認。如歐陽修在《歸田錄》中寫道：“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士大夫笑談之余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盵7]602王辟之在《澠水燕談錄·序》中自申其志：“閑接賢士大夫談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編之為十卷，蓄之中橐，以為南畝北窗、倚杖鼓腹之資，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盵15]1226葉夢得亦在《避暑錄話·序》中自陳：“泛語古今雜事，耳目所接，論說平生出處，及道老交親戚之言，以為歡笑?！盵16]33這些文人在寫作之初便已將自己的寫作目的昭然告知：這些談笑趣事的記錄是在閑暇之余用來消遣娛樂的。這也體現了宋人已經意識到小說的娛樂功用，開始有意記錄和創作諧謔風格的小說。宋人的部分小說中專設諧謔章節，如《夢溪筆談》有“譏謔”類，《澠水燕談錄》有“談謔”類，《南北史績世說》有“游戲”門，王得臣《麈史》有“諧謔”類，《遁齋閑覽》有“諧噱”門，《醉翁談錄》丁集卷二有“嘲戲綺語”類，《能改齋漫錄》有“詼諧戲謔”類，《事實類苑》有“談諧戲謔”門。 此外，還有一些小說集，其書名和內容便已經直觀反映了自身的娛樂性，譬如《群居解頤》《善謔集》《開顏錄》《漫笑錄》《談謔》等。

另一方面還表現在這類小說中塑造了不少詼諧可笑的人物形象。如《艾子雜說》中與他人比年齡的婦人：兩個在路上相遇的婦人比誰的年齡大，其中一個70歲，一個69歲。69歲的婦人對70歲的婦人說道：等到了明年我就與你同歲了。她只知道自己過一年就會長一歲，卻忽視了他人的年齡也會變化，何其愚蠢！如《拊掌錄》中記載的安鴻漸：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于路，其孺人性素嚴，呼入穗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干?！逼迖澜湓?“來日早臨棺，須見淚?！睗u曰:“唯?！庇嫾染?，來日以寬巾納濕紙置于額，大叩其顙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于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12]117。

這樣的諧謔人物形象在宋人的小說中數不勝數。他們或是癡愚可笑，或是聰明機智，無不為宋代小說增添趣味。由此可見，宋人已有自主創作娛情小說的意識。

就宋人諧謔類小說的接受方面，無疑它已得到了時人的肯定和認同。宋初錢惟演“平生唯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7]620。張邦基在《墨莊漫錄》卷二中寫道:“予閑居揚州里廬，因閱《太平廣記》，每遇予兄子章家夜集，談記中異事，以供笑語?！盵17]864冊11這表明宋代文人已經開始主動閱讀《太平廣記》中的小說作品，經常同他人一同討論其中有趣的故事來達到解頤娛樂的目的。此外，陸游在《劍南詩稿》卷二十《致齋監中夜與同官縱談鬼神效宛陵先生體》中云：“五客圍一爐，夜語窮幻怪?；蚩淅卓身?，或笑鬼可賣，或陳混沌初，或及世界壞，或言修羅戰，百萬起睚眥?！盵18]1568這也是縱談小說以“供談笑”的典型例子。

由此可見，這些文人都是主動閱讀諧謔類小說以獲得精神愉悅的。這種精神愉悅又會反作用于讀者，促使其加入創作的隊伍。這是一個雙向作用的過程。無論是文人的主動創作還是主動接受，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諧謔類小說的發展。這也說明宋代文人對小說的娛樂功用已經給予充分肯定，無論是創作還是接受，都是自發的過程；也足以看出宋代娛情小說觀念的發達，正如曾慥《類說·序》所言：“供談笑，廣見聞，如嗜常珍，不廢異饌。下箸之處,水陸俱陳矣?！盵14]29

四、“游戲于斯文”：宋代諧謔類小說的歷史傳統

宋代諧謔類小說的蓬勃發展還源于深厚的“諧謔”傳統。以文為戲，自古有之?！对娊洝ばl風·淇奧》曰：“善戲謔兮, 不為虐兮?！盵19]35《鄭風》中《將仲子》《山有扶蘇》篇皆為滑稽幽默之作?！蹲髠鳌ば辍份d有筑城者嘲謔敗將華元事，戲謔滑稽之感明顯。司馬遷在《史記》中專為滑稽娛樂的俳優寫了傳記，做《滑稽列傳》來頌揚淳于髡、優孟、孫叔敖這類滑稽人物“不流世俗，不爭勢利”的高貴品質和“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20]7384的諷諫才能。被揚雄稱為“滑稽之雄”的東方朔的《答客難》，通過滑稽奇巧的語言和表達方式，利用主客答難的結構，“托古慰志，疏而有辨”[21]74，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曹魏時期，邯鄲淳的《笑林》問世，這是我國已知第一本笑話集?！缎α帧匪涊d的故事大多篇幅短小，通過三言兩語，將故事講得生動形象，令人捧腹大笑，從中也可看出邯鄲淳自身的文字功底?！缎α帧穼髞淼闹C謔類小說影響深遠，不僅書名被后人沿用，其中的笑話在后世也被人多次改編改寫，形成了新的笑話。魏晉南北朝時期士人天性解放，極盡風流?！妒勒f新語·排調》中記載了魏晉名士的趣味軼事，《百喻經》中嘲笑愚癡，堪稱“釋家笑林”。

隋朝時期，諧謔文學漸趨成熟。侯白的《啟顏錄》是第一本對笑話進行分類的笑話集，共4類40則。到了唐代，在詩歌方面，《全唐詩》中有“諧謔”四卷(869—872卷)，其中以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賀知章、羅隱等最為有名。散文方面，韓愈、柳宗元和羅隱等大家都有諧謔幽默的文章流傳于世。韓愈的《毛穎傳》是“以文為戲”的典型代表。在小說方面，無論是“有意為小說”的唐傳奇，還是博聞強識、內容廣泛駁雜的筆記小說，都呈現出詼諧幽默的特征?！队蜗煽摺分凶髡吲c五嫂、十娘相互交談時的語言生動有趣，運用了不少幽默風趣的妙語，極具情趣。張鷟《朝野僉載》通過夸張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荒誕的人物形象來達到強烈的喜劇效果。不少筆記還專設章節來記載諧謔故事，如《大唐新語》有“諧謔”門，《因話錄》有“諧戲”。唐代也有專門的笑話集如《笑林》《諧噱錄》等。誠如陸希聲所言，“近日著小說者多矣, 大率皆鬼神變怪、荒唐誕委之事, 不然, 則滑稽詼諧, 以為笑樂之資”[22]1。

由上觀之，諧謔傳統自古有之。創作者們“游戲于斯文”，從而達到諷諫、解頤和自嘲的目的。宋代的文人們也繼承了這一傳統，將幽默與詼諧在文學作品中運用得爐火純青，呈現出獨特的藝術風格，映射出宋代文化的新面貌、新格局。

綰結而論，寬松優厚的政治環境、高度繁榮的都市文化，使宋朝士人和市民普遍具有娛樂休閑的意識，講究生活情趣。與此同時，“助談笑”小說娛情觀念的發達及源遠流長的諧謔文化傳統也為這類小說提供了文化沃壤。宋代諧謔類小說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興盛起來。它負載了文人對生活及其諧趣的追求，體現了宋代士大夫雅好諧謔的幽默性格，折射出宋代文化在雅正嚴肅之余生趣活潑的另一面。諧謔類小說順應時代，為民眾與雅士接受并傳播，亦是一個時代小說呈現生活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