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根元先生的語言規劃觀

李宇明,王 璐2,

(1.北京語言大學 中國語言文字規范標準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2.新鄉醫學院 外語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3)

于根元先生生于上海,1963年畢業于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從事《中國語文》期刊編輯及研究工作21年,在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14年,同時擔任副所長和《語言文字應用》的期刊主編。1998年移師中國傳媒大學,從事教學研究工作,曾任播音主持藝術學院語言傳播研究所所長、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于先生出版《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應用研究》《語言哲學對話》《應用語言學教程》等四十余部著作,完成《關于推廣普通話工作的再認識》《世紀之交中國社會語言熱點問題大討論》《關于語言生活的雜記》等四百余篇學術論文,在應用語言學、語言規劃學、現代漢語語法、新詞新語、文學語言等研究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

施春宏用“探礦”來描述于先生的學術研究歷程,于先生的確是一位“探礦者”,為語言學發現了多個新礦床[1]。崔應賢高度評價了于先生的學術研究,認為其涉足領域廣博深厚,眼界觀念開闊活躍,研究緊貼語言生活[2]。的確,于先生有深厚的語言研究功底,又身居國家語委科研部門的領導崗位,創辦《語言文字應用》,在應用語言學研究領域表現出常人難以企及的優勢,能夠察人所不察,見人所未見,得人所難得。

一、語言規范觀

語言規范觀是關于語言規范及如何制定語言規范、如何推行語言規范的理論觀念,其認知基礎是語言發展規律以及如何利用這一規律來科學地指導語言生活。于根元先生指出,“現代漢語規范化是指進一步確定普通話的規范,推廣普通話是推廣這些規范”[3]165。2001年,國家語委主任王湛指出,“語言文字工作的具體任務歸結起來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就是制定規范標準和推行規范標準”[4]。李宇明認為,“語言規范”有屬于事物范疇的,即具有規范性的語言標準,有屬于行為范疇的,即為使語言文字、語言文字運用合乎規范而采取的各種舉措[5]。制定和推行語言規范標準,是現代漢語規范化工作的內容,也是語言文字工作的主要內容,最能體現語言規范觀。

(一)語言規范制定要有新觀念

語言系統是動態的,時時刻刻都發生著變化,這就要求我們將語言規范問題由靜態認識變為動態認識。于先生說:“引起我們語言規范觀更新,很重要的一點,是認為及時發現和推薦新的好的語言現象……比較新的好的語言事實里,比較多地蘊含著關于語言的新的道理。語言是發展的,不發展是最大的不規范?！盵6]111于先生強調語言規范的動態特征,由“規定”引導到語言生活,引導到具體的語言交際活動,這是一大貢獻。

于先生不贊成語言規范問題中的“追認觀”,并結合具體生動的例子加以否定?！坝腥酥鲝堈Z言規范的追認觀,也就是主張一個語言現象等用的時間長了、用的人多了我們來追認它是規范的。這就是我們的規范工作。我和我的不少同行不同意這個認識,我說問問龍井的茶農同意不同意這個說法,喔,一兩根嫩葉子的茶葉是不規范的。要等到葉子多了變黃變老了要你來追認它才是規范的?”[7]1追認觀認為,判斷語言現象規范與否的兩個條件是顯現時長與使用廣度,顯然這是不全面的。于先生表示,如果僅以此兩個條件進行判斷的話,“既不能及時滿足社會的多方面的需要,理論上的毛病也實在太多”[8]。同時切中其弊,“追認說最大的問題是不鼓勵語言創新,事實上不鼓勵語言發展”[9]80。

于先生主張以理性原則為基礎的“預測觀”,“要做好規劃工作,就要對語言現象、語言工作進行預測……語言的可預測性是指人們根據自己對語言規律的認識,根據語言系統內部各個組成部分的運動規律與慣性,對語言中尚未出現的現象可以預先說明它有可能出現……語言的動態性、開放性和自我調節功能,決定了語言具有一定的可預測性”[10]。任何新語言現象的出現,不可能是群體約定同時共用,總是有人先用起來。對于新的語言現象要進行科學預測,根據預測結果采取不同的態度,這樣才有利于語言生活的豐富發展。

語言規范的“雅正”觀和“匡謬正俗”功能是較為傳統的語言規范觀,這一規范觀有其合理性,但有時會過于保守。于先生批評道,“事實上,我們的許多語言規范工作長期以來是匡謬正俗,找毛病、改毛病,幾乎沒有鼓勵發展和創新的措施。語言創新擔著挨批判的風險”[9]80。于先生認為“及時發現和推薦新的好的語言現象比匡謬正俗更重要”[6]109。

語言規范是規范語言現象的。開展語言規范工作時,首先是要區分“能夠不能夠”和“應該不應該”問題,即有些語言現象能夠規范,有些不能夠規范;有些應該規范,有些不應該規范。于先生說:“規范的對象是可能給交際帶來某些情況或者問題的語言現象,而且是規范能夠起到一些作用的語言現象……不是所有的語言現象都要去規范一下,要管應該和能夠管的,不要管不該和不能管的?！盵11]這一見解顯然是明智而又實用的,是從語言規范對象上所作的規范分類論述。

對于那些能夠且應該規范的語言現象,在評判其規范與否時,不能先入為主,否則就會“誤診”。于先生說:“不要事先就設立若干語言隔離墻,事先就認為某某語言現象和某某語言現象不可能搭配的,我們可以多想一想:如果搭配了又怎么樣呢?”[7]1因為“語言的許多規律,包括不是新的語言現象顯示的規律,我們是逐漸認識到的”[12]。在判斷語言現象規范與否時,應當留有余地,不宜過早斷定。同時,在語言規范化后,還應結合歷史、當下和未來發展趨勢進行觀察,對不適宜的語言規范作出及時調整和完善。

在語言規范評判問題上,于先生提出了交際值理論?！八^規范,指的是交際到位的程度,交際到位的程度是衡量語言是否規范的唯一標準?！盵13]李宇明和王敏認為“語言的本質功能決定語言規范化的必要性”[14]2。語言的交際功能是語言最基本的功能,失去交際功能的語言就會變成“標本語言”“遺產語言”。語言在交際運用中不斷發展前進,這一過程中,新舊語言成分的產生與衰亡會造成語言分歧現象,新的語言分歧現象中有些是好的語言現象,其交際到位的程度高,是可以視為規范語言的。于先生提出判斷語言規范與否,不是書本上規定的教條,而是“交際值”,這是頗有道理的。

對語言生活的影響是評價語言規范成效的最終依據。于先生就語言規范的目的和成績問題指出,“語言規范的目的是便于人們使用語言來交際、思維、認知,是使語言更健康地發展”[15]?！耙幏兜某煽兊母镜臋z驗是社會語言生活是不是更豐富、更活躍、更健康了?！盵3]130只有把握語言結構和發展規律,全面了解當前語言生活狀況,樹立正確的科學語言規范觀,才能開展正確有效的語言規范,才有利于實現語言的良性發展與交際順暢,才有利于推進語言生活豐富多彩與和諧發展。

(二)推行語言規范要多策并舉,因人制宜

語言規范不是口號,需在語言生活中切實推行。推行語言規范需要行政命令,更要善于利用各種途徑。于先生早就指出:“正確的行政措施是很重要的……對現代漢語的詞匯、語法有系統的研究,在最短的期間完成漢語基本詞匯的整理工作……規范工作并不是要把語言法則拿來解釋一下,拿來印刷一下,而是要通過教育的方法,通過一些必須的行政的、法令的方法,使人們的應用達到最有效、最合乎法則的地步?！盵3]133-137

在普通話推廣工作方面,于先生表示,“推廣普通話取得了成績,跟領導比以前重視這項工作有關。全國領導干部知識化程度提高了,他們對推廣普通話的認識也提高了……我們推廣普通話應該盡可能多地團結一些同志來做。例如多團結科技界、文藝界的同志來做,還要充分發揮高等院校和語言學會的作用……我們的宣傳工作應該提高質量,方式要多種多樣……應該承認差別:城市和農村不同,開放城市和邊遠的小城市不同,各類學校不同,中等師范學校剛進校的和將要畢業的學生不同,年紀大的和年紀輕的不同,還有種種不同”[16]。

中國語言規范工作具有“政府主導、學界引領、群眾參與”[17]的主要特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我國語言工作經歷了1949年至1966年的第一個黃金期,1985年至1999年的第二個黃金期,2000年至今的第三個黃金期。21世紀頒布了第一部關于語言文字的法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立了普通話和規范字的法定語言地位,我國逐步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語言文字法律體系[18]23,這些是語言規范工作中正確的行政措施?！冬F代漢語常用詞表(草案)》(2008)、《通用規范漢字表》(2013)、《義務教育常用詞表(草案)》(2019)等語言規范,通過行政、教育等系列手段予以有效地貫徹實施。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核心是推廣普通話[18]23。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布《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全國范圍內開始推廣普通話。經國務院批準,從1998年起,每年9月第3周為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周,通過宣傳提高普通話的語言聲望。至2020年,全國普通話普及率達80.72%,實現了普通話在全國范圍內基本普及、語言交際障礙基本消除的“兩個基本”目標,這是一張自1956年起歷經65年中國共產黨與全國各族群眾共同努力完成的優秀答卷。

同時,我們依據動態的語言規范觀,適時調整語言規范工作,制定“聚焦重點、全面普及、鞏固提高”的新時代推廣普通話工作方針,因地制宜、分類指導,于先生關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開展普通話差別式推廣的論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社會的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其語言生活存在差異,對于語言生活的影響也各不相同,因此,對不同的階層、不同的群體要有不同的語言規范要求。這就是于先生主張的“語言規范層次性”,于先生指出,“語言規范的層次性,包括語言使用者規范的情況和要求等的層次性。對語言規范意識比較強的、在語言規范方面起示范作用的,要求要高”[3]218?！皩ζ鹫Z言示范作用和進行語言教學的人,要求要高、要嚴,對其他人就可以寬一些,對有些人,能張口說普通話就應該鼓勵。普通話的標準只有一個,但是對不同地區、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不搞一刀切,可以有不同的要求?！盵19]

播音員、演員、教師群體等是語言規范最直接最有力的推行者,編輯、作者群體能夠對更多的人產生文化影響,應對他們提出較高的語言規范要求;干部群體需要起到語言示范作用,青少年學生群體接受教育效果明顯、對社會和未來的語言生活影響較大,也應對其提出相應的語言規范要求,因此,語言規范不能一刀切。

二、語言主體多樣觀

中國是個語言資源豐富、語言生活多彩的國家,經過百余年語言統一工作,已經形成了“主體多樣”的語言生活。所謂“主體”,就是以普通話作為全國主要的交際用語;所謂“多樣”,就是各民族語言、各方言在不同領域、不同場合發揮作用。普通話與各民族語言、各方言各安其位,和諧共處。

(一)語言主體多樣,和諧發展

普通話和民族語言、方言各自擁有不同的語言價值,在社會生活中都發揮著重要的語言功能。于先生指出,“普通話是歷史上逐步形成的,這個詞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現的?！胀ā谶@里不是平常,普普通通的意思,而是‘普遍流行’的意思,是漢民族共同語,是說漢語的人交際時共同使用的語言,現在也是我國各族人民交際時共同使用的語言”[20]。

于先生認為“漢語是統一的語言,有分歧的是它下位的方言。推行標準語,并不謀求方言的統一”[3]64-65?！爸黧w化區別于混亂,多樣化區別于單調、單一。推廣普通話……消除的是方言在交際中造成的隔閡,而不是消滅方言本身。方言還是普通話的重要營養。這個觀點是語言文字工作和語言研究的帶有根本性的觀點?！盵21]這個觀點也是當前我國語言文字工作與語言研究的基本出發點。

于先生不贊成“用普通話統一全省語言”的說法,不贊成“用強制力量去干涉別人說話或寫話的空想”,不認為“方言是可以用人工的方法迅速消滅”。于先生充分認識到普通話與方言不是二元對立的,而應為和諧共生的。

推廣普通話是為了避免漢語方言分歧引起的交際障礙,普及普通話并非是以消滅方言為代價。于先生說:“推廣普通話,在該說普通話的場合說普通話?！盵3]134“普通話是通用語言,但是還有非通用場合和非通用語言,非通用語言在非通用的場合卻是不能沒有的。非通用語言在非通用場合不等于不規范語言……漢語方言是我們漢語的一個部分,我們沒有必要在公共場合一概禁止……不要把示范功能、教育功能、一般交際功能不怎么區分地不合適地要求所有說普通話的人來承擔?！盵22]51普通話和方言有各自適用的場合,不應將兩者置于對立面,應使其各展所長。

主體多樣的語言生活呈動態發展。于先生認為“主體化跟多樣化不是必然地相對,它們應該是相輔相成的動態和諧的關系……主體化不夠的時候,要適當注重主體化,在主體化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更要適當注重多樣化。這就是動態和諧”[22]50-51。中國大城市的普通話普及率超過90%,但在很多農村地區只有40%左右,有些民族地區則更低,普通話普及率出現了區域間的不平衡。在主體化未達到一定程度的農村或民族地區,應依舊堅定普通話推廣的語言政策,在主體化達到一定程度的大城市,適當注重多樣化。

(二)普通話向外吸收營養

中國是個多語言、多方言的國家,這些語言、方言都是我們重要的語言資源,都可為普通話提供豐富的語言養料。于先生表示:“漢語是一個大概念,后來有學者叫大漢語,其中有民族共同語,它是在一個基礎方言的基礎上吸取別的方言等營養逐漸形成的,別的方言相對于民族共同語來說都是漢語的支流?！盵3]60

于先生有時講得更具體:“建設普通話,要向古漢語學習,要向外語學習,要向民族語言學習,要向方言學習。要積極吸取這些方面的有益的成分?？傮w是向人民群眾學習,向生活學習……還要吸取普通話內部不同語體的有關營養……如果比較情緒化地排斥文言、方言、外語、普通話的某些語體,是自設普通話的隔離墻,是自斷普通話的營養,對普通話的建設和推廣沒有好處,而且有壞處。幾個營養來源還是有關聯的,缺了一個方面可能別的方面也不通暢了?！盵23]

確實如此,來自民族語言的“琵琶”“胡同”,來自外語的“和尚”“卡拉OK” ,來自方言的“牛仔褲”“尷尬”,這些外部成分使普通話得到了豐富和發展。于先生提出的古漢語、外語、民族語言、方言對普通話的貢獻問題,其實也是提出了處理好古今漢語、普通話與外語、普通話與民族語言、普通話與方言關系的基礎性問題,提出了普通話怎樣自覺地向這些語言或方言學習的問題。

三、語言服務觀

語言規劃是重要的國家和社會治理活動,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不久,便開始了語言規劃。不同時期,不同階段,語言規劃的服務對象不同。當前中國語言規劃的服務對象包括: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一帶一路”高質量共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數字經濟普惠共享、鄉村振興等。語言規范工作需要認清四個歷史方位,即網絡語言生活、海外華人語言生活、國際語言生活、語言智能領域發展[14]2-3。

(一)語言規劃為國家、社會和人民服務

語言規劃要為國家建設服務。正如于先生所言:“我們今天的語言工作、語言研究仍然要同國家的建設聯系起來,特別要同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聯系起來,要同國家、民族的自尊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設或者說文化建設聯系起來。這是客觀關系決定的語言的功能。我們要這樣認識,要這樣做?！盵24]9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社會語文水平較低,語言使用的混亂現象較為嚴重。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指出,“這種語言混亂現象的繼續存在,在政治上是對于人民利益的損害,對于祖國的語言也是一種不可容忍的破壞”[25]。1986年,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召開,制定了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方針和當前主要任務,其精神之一就是使語言文字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于先生指出語言文字工作需要服務社會,“語文工作本來就不是單打一的,它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又推動社會的發展……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更好地服務,為所有的建設者更好地服務,這是我們語文工作的方向”[3]45-164。于先生強調社會需求是語言規劃的根本動力,“社會需要是語言工作、語言研究發展的外部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動力。語言工作、語言研究要及時滿足社會目前和將來的而且是多層次的需要”[24]93。此外,于先生認為語言規劃也要為人民大眾服務,“要為不同層次的人們服務,要為人們長期的、短期的、簡單的、復雜的多種需要服務,要盡可能地為最大多數的人服務”[3]213。

于先生提出語言規劃為國家、社會和人民服務的觀點,具有精準性,給我們語言規劃工作提供重要啟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需要語言鋪路。語言服務技術和產品,如社科文獻出版社“一帶一路”數據庫、寧夏大學中阿交流數據庫、中國社科院“一帶一路”研究數據庫等為“一帶一路”研究與語言服務提供了知識支撐?？拼笥嶏w智能語音服務支持27個語種的語音識別與合成,并支持國家通用語到英語、俄語等“一帶一路”語言的語音翻譯。百度機器翻譯目前覆蓋24個外語語種,涵蓋了35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15種官方語言[26]?！吨袊の摹?2008)、《中國手語基本手勢》(2009)等專門性政策文件,保障視聽障人士實現無障礙語文交流?！叮贾腥A人民共和國國歌＞國家通用手語方案》(2020),幫助聽障人士用手語“唱”國歌。

(二)語言規范就是服務

于先生提出了“規范就是服務”的重要命題,“體現在認識上,是認識到為人們的交際、思維、認知服務是規范工作的立足點、目的和目標……體現在人際關系上,是規范者真正深入人民大眾,深入人民大眾的語言生活,先做人民大眾的學生,然后一邊繼續做學生一邊做先生。體現在工作作風上,是虛心、耐心、謹慎”[3]211-212。

于先生進一步闡釋,“‘規范就是服務’,服務要及時,要有效。我們的很多語言觀和規范的見解、措施,都要用‘規范就是服務’來衡量……有沒有使語言更好地為人民大眾的交際、思維、認知服務好,有沒有使人民大眾的語言生活更加健康、豐富、活躍,是檢驗規范工作有沒有做好的最根本的標準”[27]。對于語言生活中好的新的語言現象,于先生認為應當及時發現并向社會推薦,因為“這樣的服務是積極服務,這樣的規范是積極規范”[3]214。

信息社會是繼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后的一種新型社會形態,隨之創造出不同于傳統現實語言生活的虛擬網絡語言生活,規范網絡語言,就是為網絡語言生活提供服務。一代又一代的華人走向海外,也將華人語言帶向海外,“大華語”是以普通話/國語為基礎的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28]。規范大華語,就是為海外華人語言生活提供服務。隨著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以及世界影響力不斷加強,中文的語言價值將繼續加強,中文學習者的數量將持續攀升,中文在國際領域的應用規范化,就是為國際語言生活提供服務。語言數據是信息社會重要的生產要素,是實現語言智能發展的基礎保障,語言數據相關事務的規范化,就是為語言智能領域發展提供服務。

語言服務已經發展為語言規劃的重要理念。國家語委已經把語言服務看作是政府的一項職責,看作是政府工作的一種方式。在這個歷史方位上回顧于先生“規范就是服務”的理念,便會有更多更深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