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者還是創新者：透過鮑爾斯看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方向*

高 嶺，唐昱茵，盧 荻

一、引 言

從1968年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The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URPE)正式成立，《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于1969年刊發論文(Wachtel，2018)(1)H.M.Wachtel，“Th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at Its Half Century: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8, 50(3)： 487-503.算起，激進政治經濟學已經走過了50多年的歷程。在這50余年的發展史中，鮑爾斯(Samuel Bowles)是一位值得特別關注的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一方面，鮑爾斯是為數不多的既能夠在諸如《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wnomics)和《經濟學雜志》(The Economic Journal)等主流經濟學頂級刊物發表論文，又能夠在《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和《劍橋經濟學報》(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等異端經濟學頂級刊物發表論文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鮑爾斯的學術生涯見證了激進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全過程，并且幾乎在每一個階段都作出了獨特的理論貢獻?？v觀鮑爾斯的學術生涯，他從批判教育學切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后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轉向了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s)的跨學科研究。然而，這種轉向并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放棄，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推向了一種特定的、不同于作為行為公共選擇理論衍生物的“行為政治經濟學”。(2)關于行為政治經濟學的評述，參見湯吉軍、戚振宇：《行為政治經濟學研究進展》，《經濟學動態》2017年第2期；高嶺、盧荻：《政治經濟學在思想史中的嬗變——政治、經濟、心理由分化向融合的復歸》，《經濟學家》2018年第10期; J. Schnellenbach and C. Schubert， “Behavioral Political Economy: A Surve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5, 40(B): 395-417.

鮑爾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均有深刻的反思。(3)S. Bowles and W. Carlin， “What Students Learn in Economics 101: Time for A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20, 58(1): 176-214.在這一深刻反思的基礎上，鮑爾斯的學術影響力逐漸超出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領域，甚至其研究在主流經濟學領域也獲得了高度肯定。(4)[美]薩繆·鮑爾斯:《微觀經濟學：行為、制度與演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頁。一個關于其學術影響力的例證是，鮑爾斯在轉向行為科學研究后，其研究在《自然》(Nature)和《理論生物學》(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等頂級自然科學刊物也有發表。鮑爾斯的學術歷程不僅貫穿了激進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議題，還為激進政治經濟學向行為科學的轉型提供了一種可能的研究路徑。特別是，鮑爾斯致力于開拓的“沒有勞動價值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代表了眾多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者的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研究鮑爾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思想歷程不僅能夠明確其對馬克思的經典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立場，還能夠透過其對激進政治經濟學的反思和突破，為創新中國政治經濟學，開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提供思想素材。

回顧現有研究，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理論貢獻和研究成果異常卓著的鮑爾斯都沒有贏得與其學術成就相稱的關注。為紀念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成立50周年，《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于2018年出了一個特刊：“The Special Issue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Radical Economics: URPE at Fifty”。然而，讓人十分意外的是整個?？]有提及薩繆爾·鮑爾斯的名字，其研究也沒有入選論文精選集“The Influence of th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Insights on Selected Key Articles”。(5)Schroeder and K. Susan， “The Influence of th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Insights on Selected Key Articl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8, 50(3): 549-575.事實上，不僅2018年的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的?？瘺]有提及鮑爾斯，韋斯科普夫(Thomas Weisskopf)在2014年《關于激進政治經濟學50年發展進程的思考》一文中，以及在紀念戈登(David Gordon)對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SSA)的貢獻的演講中，也沒有提及作為戈登的合作者的鮑爾斯。(6)④ T. E. Weisskopf， “Reflections on 50 Years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4, 46(4): 437-447.就國內相關研究來看，CNKI的檢索結果顯示，截至目前，關于鮑爾斯著述的中文評論只有12篇，且其中6篇的主題是關于鮑爾斯的批判教育學學術成果(7)杜亮：《鮑爾斯和金蒂斯教育思想探析:“對應原理”及其批判》，《比較教育研究》2009年第8期；漆明春：《論新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公平思想及其當代價值——以鮑爾斯、金蒂斯為例》，《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賀曉星：《論教育社會學中的新馬克思主義——S.鮑爾斯和H.吉丁斯的對應理論及其轉向》，《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章敏：《簡論塞繆爾·鮑爾斯經濟再生產觀對美國資本主義教育系統的影響》，《文教資料》2016年第18期；章敏：《簡論鮑爾斯資本主義經濟生活與教育結構的“符應”觀》，《時代教育》2017年第15期；章敏：《簡論鮑爾斯關于美國學校教育文化研究視角的轉向理論》，《教育現代化》2017年第46期。，僅有5篇是對鮑爾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述的評述和介紹。(8)王晴、孫珍：《美刊載文談鮑爾斯反對總和為零的傳統理論》，《經濟學動態》1984年第5期；楊玉生：《馬克思、瓦爾拉斯和新霍布斯主義生產過程模型比較——薩繆爾·鮑爾斯經濟理論觀點評介》，《當代經濟 研究》2006年第11期；趙峰：《激進學派的勞動力市場理論》，《教學與研究》2007年第3期；任保平：《對真實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經濟學解讀——讀鮑爾斯等人的〈理解資本主義:競爭、統制與變革〉》，《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年第4期；張銜、王洪東：《鮑爾斯對“護衛勞動”的研究及啟示》，《政治經濟學評論》2020年第4期。本文所關注的后一類經濟學文獻無一例外地只是對鮑爾斯某一論文或著作進行的評介，因此，國內基本不存在對鮑爾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文獻的系統梳理，更談不上對鮑爾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創新路徑進行理論審視。

作為激進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中學術特色鮮明、成果豐碩的代表性學者，鮑爾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貢獻在理論界缺少深入的討論和研究，這既不利于國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國內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同仁的交流和互動。事實上，激進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繁榮期不足10年，衰落和收縮才是50年來的主旋律。(9)① T. E. Weisskopf， “Reflections on 50 Years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4, 46(4): 437-447.在高光時刻，激進政治經濟學剛起步就受到了主流經濟學界的關注(10)H. M. Wachtel,“Th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at Its Half Century: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8, 50(3):487-503.，《經濟學文獻》(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早在1970年就發表了一篇激進政治經濟學的綜述文章(11)M. Bronfenbrenner, “Radical Economics in America: A 1970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0, 8(3): 747-766.，但而后作為整體的激進政治經濟學就再也沒有受到《經濟學文獻》的關注，獨有鮑爾斯的研究還能發表在這個重點刊發經濟學前沿的期刊上，這足以說明鮑爾斯在激進政治經濟學中的超凡位置。不論是要為衰落的激進政治經濟學注入強心劑，還是旨在加深國內學者對鮑爾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貢獻的認識，我們認為都需要對鮑爾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學術生涯進行回顧。

本文試圖基于鮑爾斯從1970到2020年間發表的所有馬克思經濟學及相關論文，對鮑爾斯的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發展軌跡進行勾勒，并在此基礎上介紹了鮑爾斯的馬克思經濟學思想并為他的學術轉向提供了一種解釋。具體來說，本文將鮑爾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1)1975至1981年的轉型期；(2)1982至1989年的理論成型期；(3)1990年至今的理論拓展期。

本文的理論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本文首次系統梳理了鮑爾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起源、發展和成熟過程，全面展現了鮑爾斯的理論圖景及其對激進政治經濟學的貢獻；第二，本文對鮑爾斯“放棄”勞動價值論和20世紀90年代的行為科學研究轉向進行了邏輯一致的解釋；第三，本文為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路徑選擇提供了一個“思想風暴”：“沒有勞動價值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否會損害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思想的理論穿透力。

二、經濟學研究轉型期：1975至1981年

即使撇開美國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12)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由戈登(David Gordon)、愛德華茲(Richard Edwards)和賴希(Michael Reich)三位學者于1982年首先正式提出,如今在西方非主流經濟學中越來越成為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學派。的代表人物這個光環，鮑爾斯身上也還有一枚耀眼的“勛章”，即批判教育學的代表人物。在1975年之前，鮑爾斯和他的終生好友兼合作者——金蒂斯(Herbert Gintis)主要活躍在批判教育學領域。批判教育學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視角深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批判教育學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教育學領域最具影響力的理論流派，它站在弱勢群體的立場，用階級分析以及辯證思維的方式把教育問題與政治、經濟、文化和國家意識形態等結合起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13)徐玲：《批判教育學的新主題：世界主義及其理性的研究——以托馬斯·波克維茨為例》，《比較教育研究》2021年第3期。原本，作為教育學的批判教育學和作為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會有交集。正是人力資本理論的提出，使批判教育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了共同的對話(批判)對象。正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通常對由舒爾茨和貝克爾創立的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 Theory)的科學性持一種批判的觀點。(14)李連波、謝富勝：《馬克思有人力資本理論嗎？——與顧婷婷、楊德才商榷》，《當代經濟研究》2015年第2期。而后來自我定位為“后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15)“后馬克思主義”通常是指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莫菲(Chantal Mouffe)開創的，對馬克思的經典理論進行了相當大的延伸和修訂的流派。關于“后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的理論究竟是發展還是背離并無定論。參見R. D. Wolff and S. Cullenberg， “Marxism and Post-Marxism”， Social Text, 1986, (15): 126-135; E. Laclau and C.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New Left Review, 1987, (166): 79-106; J. Robinson， “Post-Marxism with Apologies?”， Theoria: A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1991, (78): 159-171.經濟學者的鮑爾斯，同樣對人力資本理論持否定態度，而體現這種否定態度的代表性研究是其于1975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人力資本理論的問題——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以下簡稱《人力資本理論的問題》)一文。

從理論發展的角度來看，《人力資本理論的問題》一文值得關注的論點有以下兩個：其一，學校教育既可能對經濟增長率產生正面影響，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并且學校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非常復雜，例如它既能通過影響雇傭勞動力體系的擴展與再生產來影響經濟增長，又能通過對階級沖突的緩和從而改變資本積累率來影響增長；其二，收入分配的基本規則很可能與人力資源差異沒有直接關系，而是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性特征直接相關，這一結構性特征受到不同階級、種族、性別和其他群體的相對權力的影響。這些論點并不是鮑爾斯和金蒂斯的主觀臆測，而是基于兩人在批判教育學領域的研究成果所列出的事實。從這兩個論點不難看出，鮑爾斯并不贊同人力資本理論將教育年限和未來收入直接掛鉤的做法，認為人力資本的理論視角只是“通過從社會生產關系和學校教育在資本主義再生產中的作用中抽象出來……分析教育決策提出的一個單維規范性框架”(16)S. Bowles and H. Gintis， “The Problem with Human Capital Theory—A Marxian Critiqu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5, 65(7): 74-82.。除此之外，他還認為學校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再生產的一部分，在學校教育中階級間、種族間、性別間的經濟不平等被合法化或者說被再生產出來，所以，實際上是收入結構決定了人力資源的配置，而不是人力資源的配置決定了收入結構。

在《人力資本理論的問題》一文中，鮑爾斯有意或無意地借鑒了馬克思對勞動與勞動力概念的區分，而對勞動和勞動力認識的系統化梳理和展開則是鮑爾斯在由教育學向經濟學過渡的轉型期中另外兩篇論文所做的主要工作。如果考慮到人力資本理論的影響并不限于教育學，在經濟學領域的影響更為深遠，這篇論文可看作是鮑爾斯第一次正式以馬克思主義立場和經濟學理論進行對話。經濟學的旗艦期刊《美國經濟評論》能刊載此文，也能表明這是一篇經濟學論文。但是，這篇論文并不是鮑爾斯從批判教育學轉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標志。事實上，在1975年這篇論文基礎上，鮑爾斯和金蒂斯對教育問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批判教育學研究，學術成果集中體現在1976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 教育改革與經濟生活的矛盾》一書。這本書把學校教育置于資本主義社會和政治背景之中(17)D. Cohen and B. Rosenberg， “Functions and Fantasies: Understanding Schools in Capitalist America”，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77, 17(2): 113-137.，基于馬克思主義勞動過程和階級理論批判了新古典經濟學和傳統功能主義社會學視角的學校教育分析，駁斥了“民主主義學派”(Democratic School)和“技術功績主義學派”(Technocratic-Meritocratic School)關于教育的統合、平等化和發展等三大職能合一論，認為資本主義教育本身內生于(對應于)資本主義經濟結構，資本主義的學校教育會極大地受到社會階級背景和家庭經濟條件的影響和制約，因而，學校本身成了制造“不平等”的場所。在現存制度下，運用社會主義教育策略有可能實現教育改革和資本主義制度改革的雙重目標。(18)S. Bowles and H.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Basic, 1976.

從鮑爾斯對美國學校教育實質的審視和人力資本理論的反思中，能夠發現鮑爾斯并不認為學校教育是簡單勞動轉換為復雜勞動的培訓過程，或者說他認為這種轉換在工資差異上的體現微乎其微。沿著這一思路出發，鮑爾斯和金蒂斯于1977年在《劍橋經濟學報》發表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與異質勞動：批判與重構》一文，從異質勞動這一角度對勞動價值論進行了深入探討，并進行了“重構”。我們認為，這篇論文可以視為鮑爾斯轉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標志?；蛘哒f，鮑爾斯對批判教育學的理論基礎的探尋促使其回歸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研究。但是，鮑爾斯的回歸并不是直接接受馬克思的經典勞動價值論，相反，鮑爾斯想要在批判馬克思的基礎上實現對“勞動價值論”的重構。

在經典的勞動價值論中，馬克思對不同勞動的抽象處理方式是將其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抽象為同質的勞動，復雜勞動也被還原為數倍的簡單勞動，并且在這一過程中“它們也不再是木匠勞動、瓦匠勞動、紡紗勞動或其他某種一定的生產勞動的產品了。隨著勞動產品的有用性質的消失，體現在勞動產品中的各種勞動的有用性質也消失了，因而這些勞動的各種具體形式也消失了。各種勞動不再有什么差別，全都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8頁。鮑爾斯則在這篇論文中對此進行了批判，他認為這一處理方式無法揭示更無法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個相反趨勢：工人階級內部基于種族、性別、國籍、民族、教育和生產等級制度中的地位的分化持續存在。(20)S. Bowles and H. Gintis，“The Marxian Theory of Value and Hetero-geneous Labour: A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7, 11(2): 173-192.

為在勞動價值論框架下解釋這一趨勢，這篇論文構建了一個給定工資束的異質勞動線性生產函數，在該模型中各種勞動不再還原為一種元素，而是以向量的形式表示它們的異質性，并且不同勞動可以有不同的剝削率——甚至可以為負。(21)當某類勞動剝削率為負時，相當于某類勞動與資本分享剩余價值，或者說是在剝削其他勞動。但在計算剝削率和利潤率時，鮑爾斯又把這些勞動時間簡單加總了，不過他這樣做的目的在于說明存在異質性勞動或勞動間存在剝削關系時，將不同形式勞動抽象為“一般勞動”所得到的基本命題也能夠成立。這一觀點與賴特(Erik Olin Wright)的“多重剝削”概念有相近之處，即認為某些勞動者也可以成為剝削者，他們依靠不同類型的“資本”來獲取剩余產品。(22)參見E. O. Wright，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 Society, 1984, 13(4): 383-423; [美]喬納森·H. 特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華夏出版社，2006年，第160-161頁。鮑爾斯聲稱，這種將勞動間剝削帶入到勞動過程中的勞動價值論發展方向，可以系統地分析工人階級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再生產和剩余價值的榨取過程，并且能使得理論與實際的勞動過程在性質上相符。

如果說這篇論文是鮑爾斯突破傳統勞動價值論的第一步，那么，四年后他和金蒂斯共同發表于《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的《勞動價值論的結構與實踐》則標志著鮑爾斯重構的勞動價值論的最終成形。(23)④⑤⑥ 參見H. Gintis and S. Bowles， “Structure and Practice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1, 12(4): 1-26.這篇論文的結論奠定了鮑爾斯的勞動價值論立場，并且自此之后他再也沒有撰寫論文專門對勞動價值論進行討論。

要全面理解這篇論文的思想內涵，還需要對這篇論文創作背景有所了解。1977年，英國斯拉法學派經濟學家斯蒂德曼(Lan Steedman)在《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馬克思》一書中，利用斯拉法生產體系對勞動價值論提出了詰難。斯蒂德曼在書中證明，利潤率獨立于投入品和勞動的價值，由生產技術和實際工資水平所決定。除此之外，他還在書中給出了存在固定資本時，機器折舊的價值量為負、聯合生產時商品價值為負等例子?；跁械淖C明，斯蒂德曼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完全多余且錯誤的。用他本人的話來說：“既然馬克思的各種勞動量完全是以物質形式表現的實際工資和生產條件的衍生物, 而這些物質的量本身足以決定利潤率和生產價格, 我們馬上就可以得出結論, 對于利潤率和生產價格的決定來說, 勞動時間量是沒有意義的?！?24)[英]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馬克思》，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2、126、138頁。

鮑爾斯在這篇論文中多次對所謂“斯蒂德曼詰難”進行了回應。鮑爾斯明確指出：“近年來，新古典經濟學家和斯拉法經濟學家批評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本文認為，對勞動價值論的通常表述和辯護確實是錯誤的，但是勞動價值論本身卻是必不可少的?！?25)②⑤⑥ 參見H. Gintis and S. Bowles， “Structure and Practice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1, 12(4): 1-26.不過，鮑爾斯對作為斯拉法經濟學家族一員的斯蒂德曼則持贊賞的態度，認為“斯蒂德曼非常正確地指出，如果利潤率是由生產矩陣、工資束和勞動投入向量決定的，那么，就不需要求助于價值范疇來推導價格和利潤——只要我們有關于利潤的這些直接決定因素的社會決定的充分理論”(26)②④⑥ 參見H. Gintis and S. Bowles， “Structure and Practice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1, 12(4): 1-26.。由此可見，一方面，鮑爾斯和斯蒂德曼的立場一致，對勞動價值論采取消極態度；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勞動價值論是不可放棄的。那這兩個對立觀點如何在理論上邏輯自洽？鮑爾斯的處理方式是“清除該理論的經濟學基礎，從而增強其邏輯上的一致性，增強其揭示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形式動態特征的能力，并提高其與當代馬克思社會理論的總體相容性”(27)②④⑤ 參見H. Gintis and S. Bowles， “Structure and Practice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1, 12(4): 1-26.。

到這里已經很清楚了，鮑爾斯是想要對勞動價值論進行真正意義上的重構。而進行這種重構并不單單是為了回應斯蒂德曼詰難，而是要改變以勞動價值論為核的馬克思經濟學的“經濟主義”(Economism)傾向。這里的“經濟主義”是指把社會結構中所有非經濟事實簡單地還原到經濟層面，即將所有事件視作經濟的反映和衍生產物——也就是所謂的“經濟決定論”。而勞動價值論就是經濟主義的，“通過把政治和文化實踐從經濟的內部構成中剔除，它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場所縮小到各種實踐活動的一個有限的并且實際上是貧困的子集上，但明明是這些實踐活動共同決定著資本積累的動力?！?28)H. Gintis and S. Bowles， “Structure and Practice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1, 12(4): 1-26.

金蒂斯和鮑爾斯對勞動價值論的重構是從四個經過嚴格證明的命題開始的：1.如果工資率為正，那么勞動就不是經濟中唯一的基本要素(即價值度量)；2.任何能作為基本要素的商品都可以作為價值論的一致基礎(29)一種商品當且僅當被直接或間接作為實際生產投入時才能成為基本要素。；3.任何市場化的商品生產投入，若其增殖過程在資本主義生產場所之外，則價格方程形式可能與勞動力的價格方程形式相同；4.任何基礎資源都可以被視為價值理論的合理基礎。這四個命題可推導出鮑爾斯所謂的“花生價值論”(30)花生是一種比喻，泛指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消費品。和“能源價值論”(31)能源符合命題4中關于“基礎資源”的定義。?；谶@一精心構造的反駁與其在文章中指出的將勞動力視作商品所帶來的其他問題，鮑爾斯進一步指出，將勞動力視作商品不能堅持勞動價值論——即便馬克思強調了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這是因為同樣的邏輯也支持“花生價值論”和“能源價值論”，從而無法論證勞動的獨特性。由此，鮑爾斯提出了自己的“勞動價值論”：將勞動視為占有、政治、文化和分配實踐的集合體，而不再視作一種決定產品價格的客觀存在。此時的“勞動價值論”唯一的作用，就是將所有社會實踐場所連接起來，同時也在勞動過程中引入了階級沖突。這里的“實踐”與所謂的“結構”是對立統一的，即作為經濟主體互動方式的實踐以能動的方式在塑造著社會結構，而社會結構又在某種程度上限定了實踐的范圍和方式。

到這篇論文成文為止，可以說鮑爾斯從批判教育學向馬克思經濟學的轉型已經基本完成了。在轉型期中，鮑爾斯從其在批判教育學領域中深耕所得研究結論出發，重新審視了作為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硬核的勞動價值論，并對其進行了重構。在完成這一基礎理論的重構之后，鮑爾斯就將研究重心轉到了建立和發展自己的馬克思經濟學理論上了。

三、理論成型期：1982至1989年

這一時期鮑爾斯寫作和參與寫作的論文主要分為兩個方向：其一是關注微觀的勞動過程以構建具有微觀基礎的勞動榨取函數，并最終發展為一個納入勞動紀律的宏觀經濟模型；其二則是對宏觀的積累的社會結構相關理論(SSA)及其應用的發展。這兩個努力方向并不完全獨立，具體表現在前者的研究結論部分嵌入了后者的理論中。許多學者一提到鮑爾斯總想到他在SSA上的貢獻，但事實證明SSA只是鮑爾斯在理論成型期的一個重點努力方向而已，真正延續到理論拓展期，并且與近年來鮑爾斯的研究息息相關的，還是前一種努力方向——這將在后文予以說明。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一時期，鮑爾斯有一篇論文比較特殊，它不從屬于上述兩個方向中的任意一個，而是鮑爾斯對自己的馬克思經濟學思想的總結，可以說這篇論文的思想概括了這一時期他的兩個研究方向?？v覽本文所考察的發文時期，鮑爾斯專門撰寫學術論文闡釋自己的馬克思經濟學思想的論文僅此一篇；而從內容上看，筆者認為這篇論文是把握鮑爾斯馬克思經濟學思想的關鍵“鑰匙”。因此在對這一時期鮑爾斯主要研究成果進行介紹之前，有必要首先介紹一下他在這篇論文中所表達的核心觀點。

該篇論文名為《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勞動、學習與歷史》(以下簡稱《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于1985年發表于《社會科學信息》。鮑爾斯在該文中聲稱自己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流派為“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值得重點關注的是，這一學派和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有著重大區別：其一，為克服傳統馬克思經濟學的經濟理論與政治、文化理論割裂發展的情形，再考慮到“斯蒂德曼詰難”中表現出的勞動價值論的一系列缺陷而放棄了傳統的勞動價值論；其二，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致力于探索并用數學手段表達行為人行動的微觀基礎，并從微觀基礎中發掘出不同階級或群體行動導致的宏觀后果；其三，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注重勞動榨取過程，而這正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缺失的部分，因為后者僅將勞動力視作一個自帶給定勞動投入水平(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和工資束(勞動力價值的物化)的商品；其四，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提出“實踐和結構”這一對概念取代“內生和外生”這一對概念，實踐即行為人基于目標和約束所做出的行動(進行著勞動)，而所謂結構就是這些行為促成的宏觀后果，實踐無法完全還原到結構上，正如結構也無法完全還原到實踐上一樣，實踐不斷侵蝕舊的生成新的——即再生產資本積累所需的結構，而結構也在某種程度上限定著實踐的場所和進行方式；其五，實踐既是物質再生產也是生產關系再生產活動，個人的偏好也在這個過程中被不斷延續或是發生變化，因此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時間是不可逆的。(32)S. Bowles,“Post-Marxian Economics: Labour, Learning and History”,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85, 24(3): 507-528.

本文認為，鮑爾斯在理論成型期的兩個理論發展方向與他的“實踐和結構”的二分概念是對應的。第一個方向關注微觀的勞動榨取過程，而這在本質上就是受結構影響的實踐；第二個方向則明顯是關注表達無數個人和集體實踐所促生的宏觀結果——積累的社會結構。

(一)第一個理論發展方向：勞動榨取模型

金蒂斯和鮑爾斯于1982發表于《美國經濟評論》的《福利國家與長期經濟增長：馬克思的、新古典的和凱恩斯的方法》一文圍繞福利國家的經濟政策，結合以勞動榨取為核心的勞動過程探討了相應的經濟后果，是鮑爾斯對勞動榨取理論思想的首次闡釋。有趣的是，這一思想很可能最初源于他的好友金蒂斯。(33)H. Gintis, “The Nature of Labor Exchange and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76, 8(2): 36-54.

不過，勞動榨取的建模工作是鮑爾斯在3年后獨立完成的。在同樣發表于《美國經濟評論》的《競爭經濟中的生產過程：瓦爾拉斯、新霍布斯與馬克思模型》一文中，鮑爾斯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勞動榨取模型”，這一模型具備微觀基礎，即資本家和工人分別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在勞動過程中，資本家可以采用提高工資水平和加大監管力度以及分化工人三種手段來榨取工人的實際勞動投入。具體而言，高于市場均衡水平的工資會提高工人失業的機會成本，更高的監管力度會提高工人偷懶被發現的概率，工人團結程度的降低會提高工人偷懶被發現的概率——這三種措施都會通過影響工人的效用水平從而促使其選擇更高的實際勞動投入。(34)③S. Bowle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 Walrasian, Neo-Hobbesian, and Marxian Model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1): 16-36.

這一模型給出了四個宏觀經濟現象的微觀基礎：產業后備軍的持續存在、生產關系對最優技術選擇的阻礙、工人內部無關實際貢獻的收入分化以及企業內部勞動力市場的存在。由于所有企業都會設定高于均衡水平的工資，因而勞動力市場上會存在持續的非自愿失業；因為提高物料投入量可以提高工人偷懶被發現的概率，所以相應要素的邊際產出不會等于其邊際成本；由于偷懶被發現概率是工人團結的減函數，因而選擇工資結構分化工人是有利可圖的；因為建立內部勞動力市場可以提高工人的預期收入，所以在企業內部建立它能起到加強榨取的作用。(35)④S. Bowle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 Walrasian, Neo-Hobbesian, and Marxian Model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1): 16-36.還有一點值得關注，鮑爾斯在開篇就提到，這個理論模型的成立與否是完全獨立于勞動價值論的，這與他在《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文中表達的對勞動價值論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使用勞動時間作為價值來確定價格、工資和利潤同時也被證明出來是不必要的。從純粹的形式上看，投入和產出可以用勞動時間、每蒲式耳的玉米或每噸鋼來衡量；采用何種衡量單位并不會影響用數學推導出的重要結論。因此，勞動價值理論……是多余的”(36)S. Bowles，“Post-Marxian Economics: Labour, Learning and History”，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85, 24(3): 507-528.。

在針對失業損失對罷工水平的影響對勞動榨取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后(37)失業損失，即就業時稅后收入水平與待業時收入水平之差。(38)J. B. Schor and S. Bowles， “Employment Rents and the Incidence of Strik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7, 69(4): 584-592.，這一理論模型在鮑爾斯和法國調節學派代表人物博耶(Robert Boyer)于1988年合著并發表于《美國經濟評論》的《勞動紀律與總需求：一個宏觀經濟模型》一文中走向了完備。這篇論文中發展的宏觀經濟模型實際上是兩種理論的結合：勞動榨取模型和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分析。模型所表現的是一個包含政府部門的封閉經濟，雇員根據工資選擇消費水平，雇主根據利潤選擇投資水平，政府根據失業水平發放失業救濟金——這三者共同構成了總需求。收入分配通過其對儲蓄和投資的影響成為總需求的關鍵決定因素，而收入分配又是關于工作時間和工作薪酬的階級沖突的結果。其中，階級力量的均衡位置取決于就業水平，從而最終取決于總需求水平。通過對工人和雇主討價還價能力的影響，政府的救濟金發放水平將影響私人收入的分配，并且本身也會直接影響總需求水平。(39)S. Bowles and R. Boyer，“Labor Discipline and Aggregate Demand: a Macroeconomic Mode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 78(2): 395-400.

這一模型通過打破薩伊定理和將勞動力視作商品的慣例，成功將總需求內生化，并將階級沖突引入了生產場所。除此之外，這一理論結合還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結論。首先，工資率變動并不必然意味著就業水平的反向變動，還存在兩者同向變動的可能，這種狀態下的經濟被稱為工資引導型(Wage-led)經濟；其次，工資率的提高如果導致就業水平的下降，那么這種狀態下的經濟就被稱為利潤引導型(Profit-led)經濟，意為利潤率水平和就業水平同向變動。而工資率對就業水平的影響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超額需求這一中介變量來影響就業水平。因此，超額需求對工資的導數和就業水平對超額需求的導數共同決定著經濟體究竟處于工資引導型狀態還是利潤引導型狀態。

除了對勞動榨取模型進行精細化和形式化發展之外，鮑爾斯還從勞動榨取這一過程所揭示的勞動力市場交易的特殊性質中總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競爭性交換(Contested Exchange)。這一概念最早見于鮑爾斯和金蒂斯于1988年合作并發表于《美國經濟評論》的《競爭性交換：政治經濟學與現代經濟理論》一文中。文中對競爭性交換給出的定義是：“當交換的商品的某些方面具有對買方有價值的屬性，并且提供這種屬性需要耗費成本，同時這一屬性還難以被衡量或是不受確定的合約規范約束時，這種交換即為有競爭性的交換?！?40)S. Bowles and H. Gintis， “Contested Exchan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 78(2): 145-150.

競爭性交換的典型例子是勞動力市場和信貸市場上的交易行為，在這兩個市場的交易中存在著一種“事后”的交易，例如勞動力是在簽訂勞動合同后才提供勞動，而借款人也是在訂立借款協議后才決定貸款的投資去向——而勞動力在付出真實工作努力和借款人在選擇投資去向上與雇主和貸款人存在著利益沖突，雇主和貸款人又難以準確衡量或用成文合約條款對實際工作努力和投資去向進行嚴格限制。因此，這種事后的交換是由買方為誘導賣方做出合乎買方本意行為而建立的監督、制裁和激勵機制決定的。而這種競爭性交換的存在正是理解經濟體中政治結構的重要切入點，因為“在競爭性交換中，這些內生的執行競爭性權利主張的制度可以被視為經濟中的政治結構要素。在自由主義社會中，因為國家壟斷了合法的人身控制權，所以經濟行為人可用于內生執行合同的工具被嚴格限定了。在這些工具中，‘相機續約’(Contingent Renewal)處于核心地位：買方通過承諾只在對賣方的表現感到滿意時才續約，來誘使賣方遵守合同?！?41)S. Bowles and H. Gintis， “Contested Exchan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 78(2): 145-150.(42)所謂內生執行，即需要交易中的經濟主體以花費資源的方式進行合約的強制執行，這一概念與外生執行——即第三方機構(例如國家)以對交易中的經濟主體而言無成本的方式強制執行合約相對。

但這種“相機續約”手段要想保持有效性，買方就必須向賣方提供一種“履約租金”(Enforcement Rent)，使當前交易對賣方而言嚴格優于次優選擇，因為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不續約才能成為一種威脅?？梢宰C明，這種租金是一種特殊的市場均衡現象，因此，這些市場上的價格永遠高于市場出清的均衡價格，并且存在權力關系——因為競爭性交換市場永遠都是賣方市場。(43)J. E. Stiglitz and A. Weiss，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3): 393-410; S. Bowle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 Walrasian, Neo-Hobbesian, and Marxian Model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1): 16-36; C. Shapiro and J. E. Stiglitz，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4, 74(3): 433-444.與履約租金相輔相成的，另一種強制執行的手段是對代理人的監督，但它的有效性也以履約租金的存在為前提。競爭性交換這一概念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為它駁倒了支持把政治排除在經濟之外的新古典經濟學命題(44)S. Bowles and H. Gintis， “Contested Exchan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 78(2): 145-150.，另一方面是因為這個概念貫穿了鮑爾斯第三階段的理論發展方向，甚至是鮑爾斯在此后轉向行為科學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點將在本文第四節展開。

(二)第二個理論發展方向：SSA模型

呈現這一理論發展方向的論文共6篇，其中鮑爾斯和戈登(M. Gordon)、韋斯科普夫(E. Weisskopf)合作的論文就占到了5篇，因此可以說只要看到這三個人的名字同時出現在某篇論文的作者欄中，就可以斷言這篇論文的主題是積累的社會結構。這一發展方向的核心就是積累的社會結構，這一結構廣義上是指一個社會中一切能塑造和影響資本積累過程的制度結構，例如勞資協議、國際貿易制度等等。

鮑爾斯的這一理論進路的真正起點并不是與另外兩位SSA學派代表人物合著的某篇論文，而是那5篇之外的另一篇。這篇“起點”論文是鮑爾斯和金蒂斯1982年發表于《政治與社會》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的危機：以美國為例》。這篇論文重在分析造成當時美國經濟陷入困境的原因，因此自然而然地追溯到了塑造積累過程的社會結構上。這篇論文給出了一個粗糙的SSA分析框架：美國經濟擺脫周期性危機的兩種方式——擴大失業后備軍增強資本權力和通過海外投資榨取他國勞動以提振利潤率——被美國國內擴大的民主權利所限制了，而這就是當時美國經濟陷入危機的原因。(45)S. Bowles and H. Gintis， “The Crisis of Liberal Democratic Capitalism: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 Society, 1982, 11(1): 51-93.

單從文獻呈現的信息來看，鮑爾斯正式加入SSA學派是在1983年，此后SSA學派也理所應當地吸納了鮑爾斯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在勞動榨取方面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這一時期鮑爾斯參與的三篇論文最能反映這一時期鮑爾斯的SSA理論發展進路，這三篇論文分別是1983年發表于《布魯金斯經濟活動報告》的《心智與思想：美國生產率增長的社會模型》(以下簡稱《心智與思想》)、1986年發表于《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的《權力與利潤：積累的社會結構與戰后美國經濟盈利能力》(以下簡稱《權力與利潤》)、1989年發表于《經濟展望雜志》的《商業優勢和經濟僵局：對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建構性回顧，1979—1987》(以下簡稱《商業優勢和經濟僵局》)。

但在介紹這三篇論文之前，還需要介紹戈登、韋斯科普夫和鮑爾斯在1983年合作并發表于《美國經濟評論》的《長周期與非再生產周期》一文。筆者認為，這篇論文對再生產周期和非再生產周期的界定和區分明確了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存在的必要性。再生產周期又稱為表現良好的周期，是指“經濟衰退能被周期本身的運作所糾正的周期……因為它可以內生地恢復快速積累的條件，因而不需要從根本上改變積累過程的結構?！?46)非再生產周期則與之相反，是一種反常的周期，即“衰退不會內生地自我糾正，因此需要對調節積累過程和建立盈利條件的制度進行基本的改變?！?47)顯然，如果經濟周期都是再生產周期，那么研究所謂的社會積累結構似乎并無必要，因為經濟體會自動走出危機。即便是有進行反周期的政府干預的必要，目前的經濟理論也足夠支持此類活動，而無需再開辟新理論。但這篇論文通過建構再生產周期和非再生產周期的判定指標，發現美國經濟在1890到1981年間出現過3次非再生產周期，而當非再生產周期出現時，“如果資本主義要繼續下去，就需要建立一個新的能夠重新點燃盈利能力、投資和經濟增長的SSA”(48)D. M. Gordon, T. E. Weisskopf, and S. Bowles， “Long Swings and the Nonreproductive Cycl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3, 73(2): 152-157.，而歷史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心智與思想》是鮑爾斯加入SSA后的第一篇應用SSA理論的定量實證論文。這篇論文和接下來要介紹的其他兩篇論文一樣，都旨在探尋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生產率下降的因素。從一個包含產能利用率及其變化水平、單位勞動力資本投入水平、單位勞動力貢獻的有效勞動、進口品相對價格和與企業創新壓力有關的技術進步水平的勞動生產率函數出發，作者建立了一個體現積累的社會結構計量方程。結果表明，勞動強度的下降是美國20世紀60年代中期后勞動生產率下降最重要的因素。這與主流經濟學的解釋并不相同，并且這一解釋生產率降低的理論框架同樣適用于解釋生產率提高現象——這也是主流經濟學無法做到的。(49)T. E. Weisskopf, S. Bowles, and D. M. Gordon， “Hearts and Minds: A Social Model of US Productivity Growth”，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3,14(2): 381-450.

《權力與利潤》是SSA走向成熟之作。這篇文章發展了一個開放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利潤率決定公式，該公式涵蓋了產能利用率、投入系數、貿易條件、工資束、有效勞動水平和稅率。在該文中，SSA被進一步明確為資本-勞動協議、美國治下的和平與資本-公民協議。資本-勞動協議是用失業損失和工人反抗水平指數度量，美國治下的和平是用軍事力量指標和調整后的貿易條件指數度量，而資本-公民協議則是用政府管制強度指標和資本負擔的總稅收比例度量。實證結果方面也有新的研究結論：1959—1966年到1966—1973年的利潤率均值變化中，負面貢獻最大的是資本-勞動協議的崩塌——其主要原因是失業損失的減少；在1966—1973年到1973—1979年的利潤率均值變化中，造成利潤率下滑的主要因素是周期性因素和美國國際力量的相對衰落。(50)S. Bowles, D. M. Gordon, and T. E. Weisskopf， “Power and Profit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and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Postwar US Econom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6, 18(1&2): 132-167.

《商業優勢和經濟僵局》是鮑爾斯在SSA領域的最后一篇論文，它同時也標志著這期間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走向相對完善的狀態。這篇論文總體沿用了《權力與利潤》一文的框架，內容上也似乎是該文的延伸——因為在《權力與利潤》一文的末尾有對“里根經濟學”的政策效果的簡短分析，而這篇論文則對此展開了更細致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發現，“里根經濟學”看似壯大了資本相對權力，但實際上是通過實際利率的提高使得斜率為負的“資本相對權力-產能利用率”邊界向內移動了——即削弱了資本的潛在相對權力。但為何資本相對權力又在事實上表現得更強呢？文中給出的解釋是這一時期資本相對權力的提高是靠更低的產能利用率實現的。簡單來說，如果保持現有的產能利用率，在“里根經濟學”施行之前是可以達到更高的資本相對權力水平的。實證結果也支持了這一理論解釋。(51)S. Bowles, D. M. Gordon, and T. E. Weisskopf， “Business Ascendancy and Economic Impasse: A Structural Retrospective on Conservative Economics, 1979—87”，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89, 3(1): 107-134.

四、理論拓展期：1990年至今(52)筆者認定理論拓展期延伸至今有以下兩點原因：1.鮑爾斯本人從未聲稱過自己不再研究馬克思經濟學；2.一直到2020年鮑爾斯還在論文中使用自己所發展的含有馬克思經濟學思想的理論。

前文提到，從勞動榨取理論發展出的“競爭性交換”是理解鮑爾斯的“理論拓展期”的重要線索。鮑爾斯在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完全集中在對競爭性交換這一概念的分析和闡明上(53)S. Bowles and H. Gintis， “Contested Exchange: New Microfound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Politics & Society, 1990, 18(2): 165-222; S. Bowles and H. Gintis， “Power and Wealth in a Competitive Capitalist Econom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992, 21(4): 324-353; S. Bowles and H. Gintis， “The Revenge of Homo Economicus: Contested Exchange and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3, 7(1): 83-102.，除此之外是基于競爭性交換的理論成果的應用分析。(54)S. Bowles and H. Gintis，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ase for the Democratic Enterprise”，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1993, 9(1): 75-100; S. Bowles and H. Gintis， “Credit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the Incidence of Worker-owned Firms”， Metroeconomica, 1994, 45(3): 209-223; A. Jayadev and S. Bowles， “Guard Labo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 79(2): 328-348; S. Bowles and W. Carlin， “Shrinking Capitalism”，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20, (110): 372-377.可以說，鮑爾斯這一時期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上唯一的重大進展即為競爭性交換，其他研究幾乎都是在完善和應用這一理論，因此筆者將這一階段定為理論拓展期。

在1990年發表于《政治與社會》的《競爭性交換：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微觀基礎》(以下簡稱《競爭性交換》)一文中，鮑爾斯和金蒂斯認為競爭性交換的提出解決了長期困擾左派的一個問題：他們的經濟民主化主張不存在微觀基礎，因為他們無法解釋在自愿進入和退出的市場中，買賣雙方的權力關系如何存在。這里的競爭性交換概念與《競爭性交換：政治經濟學與現代經濟理論》一文中給出的定義是一致的：“當主體B的貨物或服務的某些屬性對主體A而言具有價值，且B提供它們需要成本，但在無執行成本的合同中又沒有對此完全規定時，這種交換就是競爭性交換?！?55)S. Bowles and H. Gintis， “Contested Exchange: New Microfound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Politics & Society, 1990, 18(2): 165-222.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文中定義了短邊方(Short-side)和長邊方(Long-side)，所謂長邊方即在競爭性交換市場中受到數量約束的一方——例如雇員和借款人，而短邊方則是不受到數量約束的一方——例如雇主和貸款人。因為競爭性交換需要賣方賦予進行交易的買方一定的執行租金，因此市場無法出清而永遠是賣方市場，所以處于短邊的一方擁有“短邊權力”(Short-side Power)。

這篇論文為這一“競爭性交換理論”總結了9個命題：命題1(短邊權力)：一個競爭性交易系統的競爭均衡可能會將權力分配給無法出清的市場中的短邊方；命題2(生產中的政治)：那些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擁有決策權的人占據了勞動力市場的短邊位置，并對雇員行使權力；命題3(分而治之)：競爭性交換經濟的競爭均衡可能會造成在勞動力市場中對其他各方面都相同的工人群體進行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或者其他類型歧視的現象；命題4(資本主義技術)：在權利主張的執行手段是內生的情況下，雇主所采用的技術盡管是成本最小的，但通常不是有效率的；命題5(錢會說話)：擁有財富所有權的主體可以成為競爭性交換市場中的短邊方，從而將財產權轉換為權力；命題6(財富的形式很重要)：具有同等現值的不同資產(例如可轉讓的財產或未來勞動收入的現金流)也會對應于競爭性交換市場中的不同位置，因此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政治結構中也處于不同的位置——這種差異取決于對資產的權利主張必須被內生執行的程度；命題7(收入不是資產的回報)：一個主體的收入不能表示為其所持有資產的回報，即使這些資產的定義廣到包括技能；命題8(收入和權力之間的不對應關系)：在合約處于相機續約狀態的均衡時，處于長邊的交易者比其他相同的處于長邊但沒能交易的人收入更高(56)沒能進行交易的主體即為市場無法出清狀態下超額需求的載體。，但短邊和長邊交易者的收入之間沒有必然關系；命題9(財富和權力的不對應性)：財富所有權既不是擁有短邊權力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57)因為存在有財產卻無短邊權力的個體經營者和無財產卻能代行短邊權力的經理人。(58)S. Bowles and H. Gintis，“Contested Exchange: New Microfound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Politics & Society, 1990, 18(2): 165-222.

除此之外，這篇論文還指出，可以根據瓦爾拉斯范式的兩條基本假設來界定后瓦爾拉斯經濟學——此時鮑爾斯已不再強調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了。這兩條基本假設是：1.行為主體偏好外生，2.權利主張執行手段外生。不過這里的劃分并不是最終的版本。最終版本在1993年發表于《經濟展望雜志》的《經濟人的復仇：競爭性交換與政治經濟學的復興》(以下簡稱《經濟人的復仇》)一文中，該文認為這篇論文是對《競爭性交換：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微觀基礎》一文的接續發展。文中，作者按是否堅持這兩條基本假設將經濟學劃分為四個派別：1.堅持兩點假設的瓦爾拉斯式交換，代表人物是李嘉圖、瓦爾拉斯、阿羅和德布魯、科斯等；2.放松了權利主張執行手段的外生假設，主張行為人進行工具性的競爭性交易，代表人物是索洛、夏皮羅、斯蒂格利茨、霍姆斯特朗和威廉姆森等；3.只放松了偏好外生的變遷文化與合約交易，代表人物是穆勒、馬歇爾、哈耶克和阿馬蒂亞·森等；4.放松了兩條假設主張文化變遷且行為人進行競爭性交換，代表人物是亞當·斯密、阿克洛夫、馬克思和諾思等。(59)

《經濟人的復仇》還進一步把《競爭性交換》一文中提出的9條命題精簡為了6條：命題1：短邊權力，競爭性交換系統的一般競爭均衡會將權力分配給無法出清的市場上的短邊方；命題2：無效率的強制執行，將成本最小化的相機續約作為執行策略是無效率的；命題3：無效率的產權，資本主義公司的雇傭關系是無效率的，因為把公司的所有權和對權利執行策略的控制權重新分配給工人并對公司以前的所有者進行補償，可以實現帕累托改進；命題4：競爭性市場中的權力集中，等級制企業比多頭制企業或民主制企業更容易生存，這一事實可以用它們在執行分配主張方面的效率來解釋，而無需以它們在配置資源上的效率來解釋；命題5：金錢萬能，財富所有權使經濟主體在有競爭性交換市場的短邊位置，從而賦予他們權力；命題6：劣帕累托性質的瓦爾拉斯規范，市場交換中的匿名性助長了不利于有效解決協調問題的規范。(60)S. Bowles and H. Gintis，“The Revenge of Homo Economicus: Contested Exchange and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Econom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3, 7(1): 83-102.

從更新的6個命題和文獻中，我們發現，鮑爾斯在研究上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兩個地方：其一是通過減少監督成本而促進企業內甚至社會范圍內的帕累托改進(61)因為監督成本是一種純粹的社會損失，而履約租金只是利益的分配。，其二是關注個體的偏好演化過程及其衍生出的解決執行問題的多種方式。這兩點最終都旨在應用競爭性交換理論于現實生活中，即通過制度設計和尋找人類歷史上的協調問題解決方式來減少作為純粹社會損失的監督成本。而鮑爾斯逐漸關注個體的偏好演化過程很可能是他在之后轉向行為研究的重要原因。因此，與其說鮑爾斯是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轉向了行為研究，倒不如說鮑爾斯是在繼續探索和實踐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

鮑爾斯和金蒂斯于1994年合作并發表于《現代經濟研究》(Metroeconomica)的《信貸市場缺陷與工人所有企業的發生率》一文就體現了這種應用思路。這篇論文是對兩人1993年發表于《經濟與哲學》的《民主企業的政治與經濟案例》一文所提出的分析方法和結論的模型化發展。(62)S.Bowles and H.Gintis，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ase for The Democratic Enterprise”， Economics & Philosophy, 1993, 9(1): 75-100.該篇論文在理論上建模分析了民主企業，即工人所有的企業和資本主義企業之間的效率差異。分析表明，民主制企業在對勞工的管理上可能更有優勢，而資本主義企業在有關企業風險投資行為和資產管理方面通常更有優勢。在這種情況下，信貸市場的不完善意味著民主企業的發生率是工人財富水平的增函數。這對公共政策的啟示是，將財富的再分配于民主制企業可能會提高生產力，從而突破了傳統的在效率和公平對立的基礎上做權衡的政策思維。(63)S. Bowles and H. Gintis，“Credit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the Incidence of Worker-owned Firms”， Metroeconomica, 1994, 45(3): 209-223.同樣地，2006年鮑爾斯和賈亞德夫(Arjun Jayadev)合作并發表于《發展經濟學雜志》的《護衛勞動》一文也體現了這種應用思路，即通過界定執行監督和捍衛產權的勞動數量來分析此類勞動力增加的經濟原因和后果，在實證上支持并在政策建議中應用競爭性交換理論。

鮑爾斯在截至本文撰寫完成為止發表的最后一篇與馬克思經濟學相關的論文，也依然是沿用競爭性交換的框架提出政策建議。這篇于2020年發表在《美國經濟協會論文集》(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上的名為《萎縮的資本主義》一文，旨在呼吁培育良好且可持續的社會價值觀，通過改進社會中內生的合約執行手段以支持一個更加公正、民主且可持續發展的社會。(64)S. Bowles and W. Carlin， “Shrinking Capitalism”，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20, (110): 372-377.

五、結 論

50多年來，激進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題從勞動價值論、勞動過程理論、利潤率和經濟危機理論、金融化等經典論題更多地轉向了環境、種族與性別歧視、不平等等具有明顯的后現代主義特征的論題。在研究路徑上，激進政治經濟學可以區分為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正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65)T. E. Weisskopf， “Reflections on 50 Years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4, 46(4): 437-447.前者承認借鑒了馬克思的某些思想和分析框架，但同時又修正了馬克思的某些理論，甚至否定某個理論，比如勞動價值論；而后者對馬克思的理論和分析框架整體上持肯定的態度，特別是在對勞動價值論的堅定擁護上。正是因為新馬克思主義和正統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分歧，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實質上是一個松散的學術組織，作為一個學科也沒有形成一致的分析框架。因此，鮑爾斯的學術身份就比較微妙。鮑爾斯既不屬于新馬克思主義，也不屬于正統馬克思主義，如其所說，他是后馬克思主義者。從鮑爾斯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學術立場來看，他屬于新馬克思主義陣營。但是，鮑爾斯又沒有真的放棄勞動價值論，而是重構了勞動價值論，并以此為基礎構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即使是重構，鮑爾斯致力于建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本質上也是一種“沒有勞動價值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鮑爾斯從批判教育學轉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又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轉向行為科學，其學術歷程折射出他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反思和發展。鮑爾斯涉獵領域之廣，理論創新能力之強，奠定了其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史中的特殊位置。筆者基于鮑爾斯從1970年到2020年間發表的所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及相關論文，對鮑爾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發展軌跡進行勾勒，在此基礎上介紹了鮑爾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思想并為他的學術轉向提供了一種解釋。鮑爾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1.1975至1981年的經濟學研究轉型期，2.1982至1989年的理論成型期，3.1990年至今的理論拓展期。通過分階段系統闡釋，筆者發現鮑爾斯的研究思路是一貫的，他在第一個階段中對傳統勞動價值論的放棄并不能被簡單地視為對馬克思經濟學的背叛，因為至少他的初衷是試圖革除馬克思經濟學中存在的“經濟主義”弊病(66)其實，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否真的存在鮑爾斯所認為的“經濟主義”或“經濟決定論”，理論界是有爭議的。從恩格斯晚年對“經濟唯物主義”進行了批判的史實看，“經濟主義”或“經濟決定論”更多是對馬克思的經濟學方法論的一種誤解。參見劉菲菲：《歷史唯物主義是經濟決定論嗎?——以饒勒斯與拉法格在社會發展動力問題上的爭論為理論案例》，《教學與研究》2016年第1期；蔣正峰：《歷史唯物主義并非“唯經濟決定論”》，《廣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M管他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和態度是需要立場鮮明地進行批判的。筆者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關于鮑爾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發展方面的假說：1.鮑爾斯很可能是從金蒂斯的研究中獲得了勞動榨取理論的靈感;2.鮑爾斯通過將勞動榨取理論發展完備，最終為“競爭性交換”這一重要理論成果的開花結果提供了基本前提;3.鮑爾斯從未放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他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研究轉向是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必然結果。從近期鮑爾斯的學術活動內容來看，他依然支持將自己的“競爭性交換”理論作為新的經濟學教科書的微觀基礎，這也間接佐證了本文的部分假說。(67)S. Bowles and W. Carlin,“What Students Learn in Economics 101: Time for A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20, 58(1): 176-214.

從正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看，鮑爾斯致力于發展的實際是一套“沒有勞動價值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種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特征是：雖然不同意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論證，但并不一概否定勞動價值論，同時卻又試圖發展出并非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這也是很多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者采取的分析路徑。雖然鮑爾斯重構了不同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并且重構的勞動價值論為其行為科學導向的“行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奠定了基礎，但如果缺少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的勞動榨取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偷懶(Shirking)理論就沒有本質區別了。(68)關于新古典的偷懶理論，參見C. Shapiro and J. E. Stiglitz,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4, 74(3): 433-444.就解釋歷史而言，這是貶低而非抬高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即使把馬克思說成是現代微觀經濟學的先驅也無濟于事。(69)參見S. Bowles, “Marx and Modern Microeconomics”, April 21,2018,https://voxeu.org/article/marx-and-modern-microeconomics.事實上，“沒有勞動價值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甚至是學科整體特性，其思想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斯威齊等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先驅，而他們對馬克思的理解欠缺了列寧所特別強調的黑格爾哲學視角。因此，中國學者在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需要對鮑爾斯在內的激進政治經濟學理論成果進行批判吸收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