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價值核算與實現機制研究

李 周

(中國社會科學院 農村發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有關生態價值核算的幾個概念

(一)生態價值是價值范疇拓展的必然結果

價值是用來評估生產各種產品和服務使用價值之勞動的一個工具。各種產品和服務有了價值，就具有了以社會必要勞動為基準的可比性、可加性和可交易性等屬性。社會化生產歷史條件下，供給部門和市場范圍持續擴大，價值范疇隨著產品生產和服務供給過程中投入要素種類的增加不斷拓展。最初，人類評估產品和服務的使用價值時，只考慮投入的活勞動量，隨著投入生產和服務過程中要素種類的增多，先后把物化勞動和自然資源納入了價值核算體系，現在又把生態系統服務納入價值核算體系。

1.活勞動價值核算。在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人類使用的生產設施、設備和工具極為簡單，生產中消耗的自然資源相對于自然資源總量以及生產對生態系統的沖擊都微不足道，生產的產品以自給為主，用于交換的產品很少。由于交易半徑很小，凝結在產品里的勞動數量的多少、勞動強度的高低和勞動技能上的繁易都有很強的可觀察性。此時的價值核算和價值實現主要針對活勞動的價值，物化勞動的價值、自然資源的價值和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都尚未系統納入價值核算和價值實現體系。與此相對應的勞動價值論限于十分狹小的范圍。

2.物化勞動價值核算。進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后，生產中使用的設備和投入的原料、材料越來越多，物化勞動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了。針對這種變化，價值核算和價值實現除了考慮活勞動的作用外，還必須考慮物化勞動的作用。尋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在由市場連接的各產業部門轉移，形成平均利潤，與此相對應的是生產價格論。

3.自然資源價值核算。社會經濟總規模倍增所需的時間，隨著技術創新和資本積累速度的加快而不斷縮短。社會總產品的急劇增長，使得生產中所需的自然資源變得越來越稀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關系遭到破壞。針對這種變化，價值核算和價值實現除了考慮活勞動、物化勞動的作用外，還必須考慮自然資源的作用，重視自然生產力的維護發展及其保值增值。這些被納入經濟系統、具有稀缺性的自然資源的價格，通常以競標的方式來確定。由于勞動力、物化勞動和自然資源的價格都是由市場機制決定的，與此相對應的是市場價格論。

不僅當代人需要自然資源，后代人也需要，無視后代人的需求，以同代人之間競標的方式決定自然資源的價格，顯然具有局限性，于是有了市場價格論下的期權價值概念。期權價值=內涵價值+時間價值。時間價值是特定時間終點的后代人利用它可創造的價值，與始點的當代人利用它所創造的價值之差。與此相對應的是期權價格論。

4.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核算。最初，人們擔心社會經濟規模以倍增的速度不斷加快增長會造成自然資源枯竭。其實，這種增長方式面臨的最大風險是生態系統崩潰，而不是自然資源枯竭。(1)人類可獲取的自然資源數量同其向海洋深度和地殼深處延伸的能力正相關。梅多斯等在《增長的極限》(德內拉·梅多斯、喬根·蘭德斯、丹尼斯·梅多斯著，李濤，王智勇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年)中描述的資源危機沒有出現，不是因為減少了自然資源利用量，而是人類提高了獲取自然資源的能力。1962年，蕾切爾·卡遜夫人撰寫的《寂靜的春天》一書，描述的就是這種增長方式對生態系統造成的沖擊。(2)卡遜夫人發現殺蟲劑既殺死了害蟲，也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為了呼喚人們保護生態環境的意識，她在大量調查的基礎上撰寫并出版了《寂靜的春天》一書。書中指出：如果不扭轉這種局面，人類可能將面臨一個沒有鳥類、蜜蜂和蝴蝶的寂靜的世界。蕾切爾·卡遜：《寂靜的春天》，呂瑞蘭、李長生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對于一個特定國家或地區，自然資源匱乏的風險可以通過國際貿易加以解決，而生態系統崩潰的風險無法通過國際貿易來解決。進一步說，根據物質不滅定律，只要投入足夠的能源，幾乎所有不可再生資源都是可再生的。一旦進入了可再生能源能夠替代不可再生能源的技術發展階段，自然資源匱乏的風險就消失了。生態系統的容量是有限的，經濟系統對它的利用不宜超越它可恢復的閾值，否則經濟系統就無法維系。鑒于生態系統功能的不可或缺性，價值核算和價值實現除了考慮活勞動、物化勞動和自然資源的作用外，還必須考慮生態系統服務的作用。與此相對應的是生態價值論。

(二)生態系統生產總值 (Gross Ecosystem Product，GEP)的相關概念

1.生態生產力(生態效益)。勞動生產力取決于勞動者的技能，資源生產力取決于資源的富集程度和品質，生態生產力取決于生態系統的功能。它們都會對國家、地區和企業的價值創造和競爭力形成影響。所以，應該在勞動生產力、資源生產力的基礎上增加生態生產力指標。生態生產力是生態系統的各種功能對社會經濟系統提供生態服務的量化結果。

生態系統的各種功能是自發起作用的。生態系統出現的時間要比經濟系統出現的時間早得多。在經濟系統出現之前，生態系統完全是自我服務。經濟系統出現以后，生態系統除了繼續自我服務外，還為經濟系統提供服務。人類早就有了關于經濟系統可獲得生態系統服務的認知。這個認知對人類選擇居住地或遷徙、布局經濟系統空間和修復建設生態等決策產生了重大影響。然而，如何量化經濟系統得到的生態系統服務或生態效益，是20世紀呈現的研究課題。從計算生態效益的角度看，應把現實中的生態系統劃分為四類：一是保護類生態系統，如各種類型的自然保護區和保護地等；二是修復類生態系統，如被禁伐的天然林、利用受限制的生態公益林和被禁牧的草地等；三是建設類生態系統，如退耕還林地、退牧還草地和退耕還濕地等；四是沖擊類生態系統，如過量施用化肥農藥的耕地、園地以及游客密度極大、商業化程度很高的風景名勝區等。前三類生態系統計算干預措施產生的生態效益，最后一類計算改進干預措施對生態系統負面影響的減量。這樣就可以弄清四類干預措施各自對生態系統改善的貢獻率。開展這些計算，對于確定最適宜的生態保護、修復、建設和改進的力度，具有積極作用。

生態生產力估計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

(1)分解法。分解法的含義是，經濟效益中的一部分實際上是生態生產力產生的生態效益(或生態紅利)。生態生產力的估算方法把反映生態系統各種功能的因子或代理變量，放入生產函數和消費函數中，通過生產函數和消費函數的求解，估算出它的貢獻率。然而，并非所有生態生產力都能進入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把生態生產力包含在生產函數和消費函數中，很可能無法把生態生產力的作用全部計算出來。

(2)增值法。增值法的含義是，生態生產力是被人們忽略的生產力，它產生的生態效益并沒有包含在經濟效益中。通常的做法是采用直接市場法、替代市場法和模擬市場法(3)直接市場法用來評估有產品有市場的生態服務，如防護林給農業帶來的增產效益可以用農產品的價格和增產量來計算。間接市場法用來評估有產品無市場的生態服務，如森林涵養水源的效益可以用修建一個同森林蓄水量相同的水庫的價值來替代。模擬市場法用來評估無產品無市場的生態服務，如森林調節氣候的效益可以用詢問利益相關者的支付愿意或受償意愿來模擬。，把生態系統的各種功能的服務價值估計出來。然而，按這種方法估算出的生態效益，由于它同經濟效益之間缺乏內在的關聯性，無法耦合成一個有機整體，它的主要作用是宣傳生態系統的重要性。

(3)替代比較法。根據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耦合狀態的不同，可以把生態系統分為保護、修復、建設和利用四個類別，四種生態系統既有投入又有生態系統功能(或生態效益)的變化，由此可以按類別計算增加單位生態系統功能，所需的經濟投入和所放棄的經濟效益，或增加單位經濟效益所損耗的生態系統功能。例如退耕還林，其增加的生態生產力除以生態補償和放棄的農產品產值之和，就是增加單位生態生產力(或生態效益)需要放棄的經濟效益。經濟效益是可觀察、可計量的，生態效益同經濟效益之間是可替代的。所以，通過經濟效益變化的觀察和計量以及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替代，就把生態效益估算出來了。這種估算方法有三個優點：一是利用生態保護、生態修復、生態建設和生態利用四種狀態下可觀察、可計量的經濟效益的數據以及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可替代性，將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計算統一起來；二是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相互獨立，而不再包含在經濟效益中，克服了第一種方法的不足；三是建立了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之間的內在聯系，從而使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耦合成一個有機整體，克服了第二種方法的不足。

2.生態紅利。生態紅利是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自發作用，給人類或特定人群帶來的產值增加、成本下降和福祉增加。一般來說，把反映生態系統功能的因子或代理變量，放入生產函數和消費函數中，它們對生產和消費的貢獻就是生態紅利。生態紅利可以按照生態服務功能的類別分別測算。例如，對自來水廠來說，生態系統凈化水體的功能產生的生態生產力或生態效益，就是給它帶來的水質凈化成本的下降額。生態紅利通常被特定人群分享。需要指出，由生態系統保護、修復、建設和利用方式改進引起的生態系統凈化水體功能的改善所帶來的生態效益，是這些旨在改善生態系統凈化水體功能的活動的產出，而不是生態紅利。

3.生態溢價。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核算中，暗含了這樣的假設——生態功能相同的生態系統自發地產生同樣的生態系統服務。其實，生態系統為社會經濟系統提供的服務，因其同社會經濟系統耦合狀態的不同而大相徑庭。它同社會經濟系統耦合的狀態越好，產生的生態溢價越大；反之則反是?？梢?，提高社會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的耦合水平具有重要意義。要獲得更多的生態溢價，就要把社會經濟系統配置在生態系統功能更強大的地方，或者以生態建設的方式來提高生態系統與社會經濟系統的耦合水平，創造更多的生態溢價。

4.生態市場。人們早就認識到，生態系統具有服務功能，對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核算也有幾十年的歷史，而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實現則是一個新生事物。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實現機制的研究，很可能是今后最活躍的領域。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實現，最初是供需雙方博弈和協商的結果。但從長期看，它將越來越依靠生態市場作支撐。隨著生態保護、生態修復和生態建設的推進，特別是一二三產業融合形式的增多，生態系統服務的衍生品會越來越多，生態市場的發育會變得越來越迫切，并由此帶來發展生態產業的新機遇。

5.生態定價。生態服務的定價可以采用多種方法。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應始于實際成本法和機會成本法，最后過渡到期權價值法，以確保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的可比性、可替代性和市場交易的可操作性。即便是簡單商品流通中的勞動價值，產品的適宜價格也不是事先計算出來的，而是在千百次交換中逐漸形成的。生態產品和服務價格的形成一定也是如此。只要市場上有交易，它們的適宜價格就一定會在不斷交易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在現實中，政府對退耕還林的定價偏高，農戶愿意退耕的面積多于政府退耕規劃的面積；政府對公益林的定價太低，農戶大多不愿意將其擁有的森林劃歸公益林。只要根據這些信息逐漸調整價格，就會逐漸形成參與各方都接受的適宜價格。美國的休耕項目是按照出價順序確定地塊的。出價最低者優先獲得休耕指標，直至休耕指標用完。這種以競價方式確定生態產品和服務價格的辦法，值得借鑒。

生態生產力的估算可以采用直接市場法、替代市場法和模擬市場法。對于可修復的生態生產力，如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和退田還濕，適宜采用直接市場法。對于可替代的生態生產力，如用生態系統凈化水質的功能替代凈水裝置的功能，適宜采用替代市場法。對于有支付意愿進行交易的生態生產力，如愿意為位于生態系統服務更好地段的房屋支付更高的房價，適宜采用模擬市場法。

(三)GEP核算體系應具有的屬性

1.核算一致性。第一，GEP和GDP或GNP的核算期限應該具有一致性。GNP(一個經濟體的國民創造的生產總值，而不管它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創造的)或GDP(一個經濟體的國土上創造的生產總值，而不管它是國民還是非國民創造的)都是指一定時期(通常為一年)內新創造的價值，為了確保GEP同GDP或GNP具有可比性，GEP也應是一年內新創造的價值，即GEP核算應滿足一年一次的要求。開展GEP核算之初，要做好生態產品價值總量的基線調查，這是進行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基礎性工作。第一年的GEP為核算出的生態價值總量減去基線生態價值總量之差，以后各年的GEP為當年生態價值總量減去上年生態價值總量之差。

隨著衛星網絡的完善和大數據平臺的形成，已經初步具備按年核算GEP的條件，今后會變得越來越好，客觀上具備了GEP核算與GDP核算保持期限一致性的條件。

2.方法可比性?，F實中存在若干情形：GEP與GDP都增長；一方不變，另一方增長；或一方增加，一方減少。GEP和GDP的核算方法具有可比性，是評價GEP和GDP之間的替代是否合理的必要條件。

GEP和GDP的核算內容可以有較大不同，但核算方法必須具有可比性，只有這樣才可能對生態修復和生態建設的投入產出進行比較，對生態修復和生態建設活動的經濟合理性作出評價，進而對優化生態修復和生態建設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

3.價值可加性。GEP核算是量化生態系統生產力的一個工具。量化生態系統生產力，是為實現生態再生產系統和社會再生產體系的最佳耦合(或配置)創造條件。要達到這個目的，GEP與GDP必須是同樣的價值體系，以確保它們的價值具有可加性，并追求GDP和GEP總值之和最大化，而不是單純的GDP最大化或GEP最大化。為此必須保證GEP與GDP的價值量具有可加性，不能停留在依賴少量參數把兩種不同的價值連接在一起的做法。

(四)GEP核算

1.生態產品的價值形成與產品中的生態影響在價值形成中的作用。生態產品的確認是開展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最為基礎的工作。在現實中，究竟哪些是生態產品，學者們的認知并不一致，這是各個研究團隊劃定的生態產品范圍互不相同的主要原因。既然少數專門從事生態產品研究的學者，都無法對生態產品的劃定達成共識，整個社會就更難以對生態產品的劃定達成共識。

學者間對生態產品達成共識的難度很大，即便達有共識，公眾也不一定認同。所以更為適宜的選擇是，尋找公眾都能認同的生態因素，即產品價值形成中的生態影響。對于既有生態影響又有經濟影響的產品，把它們各自的影響計算出來，就可以分別得出產品的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所有生態價值的加總，就是生態總價值；所有經濟價值的加總，就是經濟總價值。它們的總和就是廣義GDP。

2.生態價值的含義。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是自然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自發作用創造的，不包括生態溢價，理由有三項。第一，價值核算必須遵循可比性原則。不考慮溢價是價值核算的一般方法。例如，一臺計算機的價值是按照它的生產成本、平均利潤等因素計算的，而不會把它的溢價即占有者用它創造的價值量包括在內。第二，價值核算必須遵循內生性原則。生態系統服務是自發起作用的，不會因為需求量的增減而變化，即生態溢價并不是生態生產力的內生性帶來的，而是與它耦合的、可以利用它的服務功能的社會經濟系統的規模和布局帶來的。有了這樣的界定，提高生態系統與社會經濟系統的耦合水平，增加生態溢價才會成為一個需要專門研究的科學問題。第三，價值核算必須遵循簡易性原則。生態系統的溢價有很大的差異，且造成生態溢價的因素也不一致，難以找到一個可以計算各種各樣生態溢價的統一方法。把生態價值定義清楚，是使生態價值核算方法具有簡易性和可操作性的基礎性工作。

3.生態總值的含義。生態總值是一年新創造的價值，它是(社會經濟系統里的)人、財、物和(生態系統中的)生態資本共同作用的結果。生態總值核算應遵循三個原則。第一，它可以同國民生產總值核算相對接，以確保兩種價值之間的可交換性。第二，生態總值的數量必須適度。生態總值是廣義生產總值的一部分，大多需要以生態補償的方式加以結清。所以，它不宜大于國民生產總值，甚至不宜大于可用于生態補償的那部分國民生產總值。第三，核算內容必須具有有效性。開展生態價值核算不是為了宣傳生態系統的重要性，而是為了使生態建設與經濟建設更好地耦合。所以，一時可以不算的生態價值和算不清楚的生態價值，可以暫時擱置一邊；明知核算結果會束之高閣，無法付諸實踐，仍然追求核算體系的完美性，并非明智的選擇。

4.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優先序。探討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優先序基于三個原因。第一，各種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難易程度不一。開始做這項工作時，應該遵循先易后難的原則，確定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優先序。第二，對于特定地區各種生態產品的需求急迫性不同，為了優先增加最急需的生態服務，應按照急迫性原則確定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優先序，增加最急迫的生態服務供給。第三，可用于生態補償和生態建設的資金量是有限的，為了把有限的資金配置在最急需或最便于價值核算的部分，需要確定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優先序。

二、現有GEP核算方法的評價

(一)GEP概念的提出

1970年，由環境問題批判課題組撰寫的《人類對全球環境的影響》(4)SCEP (Study of Crit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Man’s Impact o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Assessment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c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70.)一書，首次提出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概念，生態系統服務遂成為生態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的研究熱點。1997年，Costanza等在《自然》(Nature)發表一套分析和度量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指標體系和測算辦法(5)R. Costanza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Nature, 38,1997(7),253—260.，這是生態服務價值測算的開創性工作。

2012年，朱春全最早提出建立生態系統生產總值的設想。(6)朱春全：《“以自然為本”推進生態文明》，趙慶忠主編：《生態文明看聊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Mark Eigenraam等也提出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一詞，并將其定義為生態系統產品與服務在生態系統之間的凈流量。(7)Mark Eigenraam, Joselito Chua and Jessica Hasker, “Land Ecosystem Service：Measurement and Accounting in Practice,” The 19th Meeting of the London Group on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Ottawa,2012,4—13.歐陽志云等認為，GEP是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價值的總和。(8)歐陽志云等：《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核算：概念、核算方法與案例研究》，《生態學報》2013年第21期。如果說GDP核算給出的是經濟運行的總體狀態，GEP核算給出的則是生態系統運行的總體狀況。

(二)GEP核算的進展

歐陽志云等在生態系統生產價值核算方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們指出，生態系統生產總值可以從生態功能量和生態經濟價值量兩個角度核算。由于生態產品與生態服務的計量單位不同，無法加總，所以要借助價格使它們具有可加性，并得到生態系統生產總值。生態產品與服務的價格可以采用直接市場法、替代市場法和模擬市場法等獲得。按照這種思路，他們估算出，2010年貴州省生態系統生產總值為20013.46億元，是該省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4.3倍。歐陽志云等認為，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是一個新概念。要使生態系統生產總值像國民生產總值那樣用于實踐，還需要完善三方面工作。一是完善國家生態系統核算框架與指標體系。二是建設生態系統調節服務功能的監測體系，為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核算提供基礎數據。三是完善生態系統調節功能和文化功能定價方法。(9)歐陽志云等：《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核算：概念、核算方法與案例研究》，《生態學報》2013年第21期。

(三)現有GEP核算方法中可以克服的缺陷

社會再生產應該包括物質產品再生產和生態產品再生產兩部分。GDP核算只涉及物質產品再生產，沒有涉及生態產品再生產；通過GEP核算來彌補GDP核算的不足，無疑是非常重要的。GEP核算的方法論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陷是很正常的。即便GDP核算，也存在因抽樣偏差而需要若干年修正一次的問題；為了使世界各國的GDP具有可比性，還要用購買力平價指數來調整。所以，下面討論GEP核算中可以克服的缺陷，不涉及暫時無法克服的缺陷。

1.現有GEP核算和GDP核算有重復部分?，F有GEP中的物質生態產品核算，實際上也是GDP核算和自然資產價值核算的內容，將它們定義為生態產品進行核算，存在重復核算問題。對這部分物質產品進行核算，可以弄清物質產品再生產的生態化程度，把產業生態化落到實處。

2.現有GEP和GDP在核算方法上有顯著不同。GDP反映的是特定地區人類生產活動的總量，核算的是扣除物質要素投入之后的凈產出?，F有GEP核算反映的是生態系統的變化，由于沒有扣除物質要素投入的總產出，因而沒有考慮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統施加的影響。對于沒有任何保護、修復和建設活動的自然生態系統，這種核算方法是適宜的。對于有保護、修復和建設活動的生態系統就不適宜了。從趨勢上看，用于生態系統保護、修復和建設的物質要素投入會越來越多，這種忽略物質要素投入的核算結果的偏誤，會隨著時間推移變得越來越大。

3.現有GEP核算方法造成不重視經濟數據的傾向?，F有GEP核算的是生態系統各種功能的變化。只是因為它們不具有可加性，不得不找一些價格參數。這種滿足于找到價格參數的GEP核算方法，是現實中大量同生態再生產相關的經濟數據未能得到充分利用的主要原因。GEP核算的方法論的改進，要從提高經濟數據和生態數據的空間對應性入手，把相關的經濟數據充分利用起來，改變目前海量生態數據和個別經濟參數相結合的做法。這個問題的解決應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把可獲得的經濟數據盡可能地收集起來，以消除經濟數據不足的短板約束；另一方面要按經濟數據的基本單元歸并海量的生態數據，使它們在空間上具有對應性。

4.現有GEP在核算上不重視新價值和新增新價值的區分。對于中國這樣正在開展生態保護、修復和建設的經濟體，GEP實際上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自然資本帶來的GEP，一部分是社會資本帶來的GEP。如果只滿足于GEP總量的變化，而不對這兩部分GEP進行區分，就不清楚同自然生產力相關的新價值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也不清楚同社會生產力相關的新增新價值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從經濟學上講，區分這兩部分GEP有兩個作用。第一，評估經濟系統替代生態系統的方案是否具有合理性。為了使更大范圍內的生態系統得到保護，通常需要將很小一部分生態系統轉換為經濟系統。這種轉換是否合理，不僅要計算經濟系統的成本效益，還要計算被替代的生態系統的效益損失。從理論上講，對生態系統施加影響的自然因子是動態變化的，要計算生態系統被經濟系統替代的效益損失，必須設置工具變量把這些因子的影響控制住，以確保做出的GDP對GEP的替代具有合理性，確保各年所做的GDP對GEP的替代分析具有可比性。第二，評估生態建設方案是否具有合理性。此時的GEP是新增新價值，如果核算體系中沒有該項內容，就無法開展生態建設方案實施效果的評估。

5.現有GEP核算還沒有同GDP核算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威廉·配第有句名言被廣泛傳播：“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边@里的土地，實際上是指自然界。經濟學中的地租，從字面上看似乎僅同土地相關聯，其實它同自然界或所有自然生產力相關聯。人類最初主要是利用土地，使得地租概念的外延變得非常小。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可以通過地租的內涵界定和外延拓展，把GEP核算和GDP核算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具體地說，地租的內涵是使用自然付出的代價，地租的外延是自然生產力做出的所有貢獻。

GEP是一直存在的，只是過去被漏算，現在需要計算。目前計算出來的GEP總量要比GDP大得多，說明過去核算體系中的漏算部分太大。對于漏算年份的GEP應通過歷史數據加以還原，如還原到1949年或1978年。有了這個時間序列的數據，就可以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或改革開放以來的GEP以及GEP與GDP關系的變化，考察我國GEP的變化是否具有倒U型曲線的特征，以GEP的減少為代價的GDP增長到放棄GDP增長機會維持GEP穩定乃至增加的轉折點，是否已經到來，等等。

為了觀察社會總資本的變化，需要把GEP作為GDP一部分放入廣義GDP(包括GEP的GDP)核算體系中，并進行GEP和狹義GDP(現在含義的GDP)關系的分析。廣義GDP、GEP和狹義GDP都增長的經濟是最健康的；廣義GDP增長、GEP或狹義GDP的增加量大于狹義GDP或GEP的減少量的經濟，是強可持續的；廣義GDP不變、GEP和狹義GDP一增一減、增減量正好相抵的經濟，是弱可持續的；廣義GDP下降、GEP和狹義GDP的減少量大于狹義GDP或GEP的增加量的經濟，是不可持續的。廣義GDP、GEP和狹義GDP都下降的經濟，則是最糟糕的。

6.現有的GEP在效用上還難以同GDP媲美。要使GEP和GDP具有同樣的功能，GEP就要像GDP那樣，可以計算資本、勞動、土地以及技術、組織和制度等因素，對GEP增長的貢獻，把要素和全要素生產率對GEP的影響估算出來。而不能只把GEP計算出來。這樣，就可以把生態系統管理制度改革、生態系統產權制度調整等對GEP的作用估算出來。

三、改進生態價值核算方法的思考

(一)GEP的核算框架

GEP和GDP都以行政區劃為核算單位，二者于此沒有差異，差異表現在GDP核算是以產權主體為基本單元加總的結果，而GEP缺少了這個環節。為了消除這個差異，GEP核算也要以企業、社區、項目、工程等為核算的基本單元。

1.GEP核算的分類化。在現實中，有受保護的自然生態系統，如各種類型的自然保護區、保護地和天然林保護區；有修復中的生態系統，如退耕還林區、退牧還草區、退耕還濕區、水土流失治理區和荒漠化土地治理區；還有受沖擊的生態系統，如過量施用化肥、農藥的農區等。以分區的方式核算它們各自的生態投入和生態產出，評估它們的效益差異，對于進一步優化生態保護、修復、建設和利用，具有重要作用。同理，核算各個產權主體的生態投入和生態產出，評估它們的效益差異，對于確定財政資源投向各種產權主體的優先序，也有重要作用。

2.GEP核算的精準化。要提高GEP核算的精準性，必須消除其不考慮成本的缺陷。具體做法是用計算生態產品成本效益的方法，替代選擇價格參數的方法。對于還難以準確核算的內容，可以暫時不核算。

3.GEP核算的常態化。為了確保GEP核算和GDP核算具有可比性，GEP核算應該像GDP核算那樣，每年核算一次。核算時一定要把當年新增的生態新價值和原有生態系統的新價值區分開，為開展生態建設、修復和生態保護的績效評價提供所需數據?，F在的社會再生產實際上包括經濟再生產和生態再生產兩部分，將它們有機結合起來，方能構成完整的社會總價值核算。

(二)GEP核算擬增加的工作

1.嘗試構建經濟數據收集體系。任何科學研究，都是根據已知的數據(或條件)求出待定的數據(或未知數)，根據確定的數據推斷具有不確定性的數據。遺憾的是，生態價值核算卻不太重視已知的數據和確定的數據，即生態保護和建設中產生的經濟數據。國外生態價值核算采用價格參數方法，是因為它們在空間上沒有可同生態數據相對應的經濟數據。我國的情況有所不同。近20年，我國實施了一系列生態工程，由此產生了很多經濟數據。對這些數據不宜棄之不用，而在方法論上仍然停留在選擇價格參數的階段。例如，在林業六大生態工程中，每一個工程都有實施區和總投資以及生態效益評估(見表1)，而且它的實施區和投資量可以分解到每一個縣(林業局)甚至鄉鎮。

表1 林業六大生態工程(2000—2010)增加的固碳量

應該肯定，經濟數據再多，也不可能多到可以同生態數據在量級上相匹配的程度。所以，要把經濟數據充分利用起來，必須通過衛片解析，把海量的生態數據與經濟數據在縣和鄉鎮的空間尺度上一一對應起來。

2.嘗試以回歸方程的方式求出生態產品的成本參數。對于每個樣地(如縣或鄉鎮)，它的生態投入是同生態工程相對應的，每個生態工程都有多種生態產品產出，無法直接算出各種生態產品的成本。為此，需要以統計學的方法抽取足夠多的樣本量，然后以多元回歸方程的方式，求出各種生態產品的成本。這樣，就可以核算出扣除了物耗成本的GEP。

3.以評價各項生態工程的成本效益的方式，為調整生態補償標準提供依據。目前各項生態工程的生態補償標準有較大的不同，雖然每項生態補償標準的確定都進行了論證，都有一定的理由和依據，但各項生態工程的生態補償標準之間并沒有可比性?，F實中各項生態工程的生態補償標準的確定，主要取決于主管部門討價還價的能力，主要原因是理論上缺乏能使各項生態工程的生態補償標準具有可比性的方法論依據。各種生態工程有了生態產品結構，每項生態產品都有各自的物耗成本，確定各項生態工程的生態補償標準就有了可比性的方法論依據，各項生態工程就可以按照成本效益達到邊際平衡的要求，進行生態投入配置。

(三)GEP核算展望

GEP核算是一個新生事物。從短期看，GEP核算可以通過最大限度地收集現有數據來滿足需要；從長期看，必須構建生態監測體系。

1.根據GEP核算的重要性選擇指標?，F有的GEP核算體系關注的是指標可獲得性的難易程度，而不是它們在核算體系中的重要程度。隨著可獲得生態數據的衛星數量增多，特別是衛星功能的增強，生態數據的可獲得性會變得越來越好，精度也會變得越來越高。對于特定生態系統的價值核算，生態數據的精度越高，核算中可使用的數據就越多；如果核算中使用的經濟數據沒有變化，經濟數據和生態數據的匹配性就會變得越來越低。因此，首要的是根據GEP核算的要求構建大數據平臺，改善重要經濟數據可獲得性的條件，并把這些數據盡可能地收集和充分利用起來。

2.構建GEP核算所需數據的調查體系。GEP核算要像GDP核算那樣，構建企業調查體系、城市調查體系和農村調查體系，構建主管部門調查監測、社區調查監測和第三方調查監測三位一體的生態調查監測體系。

在現有縣鄉統計體系中，增加生態統計，以生態工程為單位進行資金、勞動力投入和實施面積等指標的統計。除了森林、草原、濕地清查體系外，構建社區調查監測體系。由經過培訓的社區居民參與調查監測的理由是：首先，社區居民參與調查監測能使生態系統服務由一個抽象的科學理念轉化為具體的生活常識，使GEP核算數據的收集在全國同時展開；其次，通過APP平臺快速傳送到數據庫，能使分年度核算GEP和生態產品價格確定具有堅實的基礎，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生態調查監測的成本。當然，社區調查監測的固定樣地、調查監測方法和內容，是由主管部門和受委托的專家共同確定的。

3.構建GEP核算的第三方評估體系。政府抽調人員組成督查組去基層評估政策落實情況，不僅成本高昂，而且會影響部門的日常工作。政府把評估工作交給第三方評估機構，能集中精力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第三方評估機構具備的專業能力，可保證評估程序的嚴謹性、評估方法的科學性、評估結果的客觀性和評估建議的合理性。第三方評估機構與被評對象或服務對象沒有行政隸屬關系和利益關系，評估中遇到的干擾相對較少，能獲得被訪者不便于向政府督查組表達的意見，從而獲得政府督查組了解不到的問題，掌握政府督查組難以發現的問題，更便于把客觀、公正和全面、真實性統一起來。最為重要的是，第三方評估專家具有的職業敏感性和觀察能力、判斷能力、歸納能力，能從局中人“熟視無睹”的現象中，發現問題并梳理出問題的根源，將評估范圍從政策落實評估拓展到政策需求評估，為政府提供更精準、更精細和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咨詢意見。政府必須努力解決第三方評估報告中發現的問題，落實評估中提出的建議，使政府工作更好地滿足公眾的期盼。這樣，第三方評估就不僅是專業機構和專業人才施展才華的平臺，而且是政府監管的幫手和改善治理的工具，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途徑。

四、生態產品價值的實現機制

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方法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邏輯關系是：只有前者而沒有后者，生態產品價值核算將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只有后者而沒有前者，生態產品價格的確定就會因缺乏必要的信息而具有主觀隨意性。從長期看，生態產品的價格會通過供需雙方的重復博弈，逐步逼近生態產品的價值，達到納什均衡。盡管沒有生態價值實現機制，也可以開展生態保護、修復和建設，但有了生態價值實現機制，可以更充分地發揮各種主體的作用，更充分地開展生態保護、修復和建設活動。就此而言，生態價值實現機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研究課題。

(一)生態價值實現的類型

1.市場方式。目前，市場機制在生態價值實現中的作用還非常有限。但從生態價值實現的優先序看，凡是可通過市場實現的生態產品價值，都應通過市場機制加以實現。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應成為生態價值實現機制的重要內容。例如，生態系統的景觀價值，可以通過經濟再生產和生態再生產的融合得到實現。再如，污染總量控制下的排污權，可以通過排污權交易使其流向利用效率更高、出價更高的企業，進而以市場化的方式將落后企業淘汰。

2.激勵方式。激勵機制是生態價值實現的主要方式。我國的退耕還林、退牧還草、退田還濕，采用的都是激勵方式。激勵方式還可以推廣到更多領域。例如，以農戶的化肥農藥施用量作為化肥農藥使用權界定給農戶，通過實行農戶實名購買化肥農藥制度以及政府(或環境公益組織)出資購買農戶化肥農藥使用權制度，讓農戶自主決定其化肥農藥使用權中有多少用來生產農產品、多少賣給政府。同理，以類似的方式界定農戶的水權，然后讓農戶自主決定其水權中有多少用于農業生產、多少賣給政府。激勵方式既解決了化肥、農藥和地下水過量利用的問題，又不給農民造成任何損失；提高化肥、農藥和水的價格，也可迫使農民少用這些投入要素，但農民是提價的受損者。同理，政府(和環境公益組織)以買下排污權的方式，逐漸減少可排放的污染總量，與以行政方式強制企業削減污染排放量相比，也是一種更為公平合理的做法。

3.公益方式。公益方式在生態價值實現上是不可忽缺的。各種類型的生態價值實現都可以采用公益方式。公益方式的采用者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環保公益組織、有社會責任的企業和城鄉居民。隨著國家綜合國力的提高，社會組織、有社會責任的企業和有意愿且有能力做公益事業的城鄉居民的增多，公益方式在生態價值實現中的地位和作用會逐漸增強。

(二)培育多元化的付費主體

國際上倡導生態服務付費制度，強調獲得生態服務的消費者應該成為付費主體。我國實行的是生態補償制度，強調的是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必須履行的責任。雖然這兩種制度設計有顯著差異，但在現實中，國內外生態服務的付費主體都以政府為主。然而，政府可投向生態的財政資金是有限的。要加大生態保護、修復和建設的力度，必須動員更多的組織和個人充當付費主體，包括環境公益組織、有環境保護責任的企業以及愿意為環境保護做貢獻的消費者。就付費主體安排的優先序來說，凡是消費者可以充當付費主體的，要盡量由消費者充當付費主體；同理，凡是企業和環境公益組織可以充當付費主體的，要盡量由企業和環境公益組織者充當付費主體。政府的職責是兜底，即在沒有其他付費主體的情形下充當付費主體。

1.政府。公眾所需的生態服務，通常是由代表他們的政府提供的，主要措施有三項。一是采取生態保護措施，保障自然生態系統服務供給。二是采取生態修復措施，恢復已失去的生態系統服務供給。三是采取生態建設措施，創造生態服務供給。對于指向不太確定的生態系統服務，應由中央政府承擔付費責任；對于指向非常確定的生態服務，除中央政府外，受益地區的政府也要承擔付費責任。

2.環境公益組織。我國的社會組織發育相對滯后，但環保公益組織是少數幾類發育相對充分的社會組織。為了使環保公益組織發揮更大的作用，政府要為環保組織的成立和壯大創造更好的條件。隨著環保公益組織的不斷發育，它們在生態價值實現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漸增強。

3.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旨在提高企業聲譽和形象，增強投資者信心，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等，進而提升企業競爭力。我國目前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并發布社會責任報告的企業不多，但數量增長較快。隨著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增多，它們在生態價值實現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會逐漸增強。

4.具有生態意識的居民。居民對生態保護、修復和建設的支付意愿，會隨著生態意識的增強而不斷提高。例如，在環保公益組織的引導下，城市以公交和快速公交、共享單車、步行代車出行的居民開始增多。雖然每個居民發揮的作用并不大，但他們人數眾多，累積在一起的總體作用會很大。居民使用智能手機的人數越來越多，為了解居民碳足跡的變化創造了條件。有關部門可以利用大數據平臺進行具有統計學意義的抽樣，把居民碳足跡的變化弄清楚，進而把他們發揮的作用準確地估計出來。

(三)生態價值實現機制的創新

1.生態價值實現主體的創新。政府是現實中最主要的生態價值實現主體。然而政府不可能包攬一切，客觀上需要創新生態價值實現主體。例如，南昌高新區五星墾殖場自2012年開始出現白鶴，至2016年秋達到1000多只。白鶴取食蓮藕影響了藕農收入，藕農決定2017年改種水稻。南昌野生動植物保護協會得到消息后，為保留越冬白鶴的覓食環境，在互聯網上發起倡議，眾多愛鳥人士積極響應，籌集資金近200萬元，以眾籌方式租下500畝藕田，投放藕種7.5萬公斤，建成國內首個集教育、科研、觀光、攝影為一體的民間白鶴保護小區。(10)參見《南昌城郊一處藕田建成國內首個民間白鶴保護小區》，《江西日報》2017年12月28日。從形式上看，它是眾籌生態補償資金的創新，但其實質是生態價值實現主體的創新。

2.生態價值實現載體的創新。開展生態價值核算，首先要弄清是誰創造了生態價值。例如，捕魚是湖區漁民的主要收入。為避免魚蝦被候鳥吃掉，漁民會驅趕候鳥。為了解決人鳥矛盾，鄱陽湖南磯濕地自然保護區推出“點鳥獎”活動。由專業觀鳥團體核實清點湖泊內各類候鳥的數量，招引各類候鳥有不同的獎勵標準。該措施實施后，候鳥棲息環境得到改善，分布更加均勻。(11)參見《綠色崛起江西有“三招”：生態保護 綠色發展 制度建設》，《光明日報》2018年1月20日。從形式上看，該創新是生態補償實現了按湖泊面積補償向按候鳥數量補償的轉型，其實質是從生態價值核算入手，對生態價值實現載體的創新。

3.生態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融合機制的創新。生態保護、修復和建設畢竟只是社會公益活動的一部分，要使有限的資金和相應的生態保護、修復、建設活動發揮更好的作用，必須開展把生態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融為一體的創新。例如，自來水廠可以采用過濾設施使出廠水達到飲用水質量標準，也可以從改善水生態系統入手，使進廠水達到飲用水質量標準，但以自然凈化和人工過濾(或生態措施和經濟措施)相耦合的方式，使出廠水達到飲用水質量標準的做法往往更合理。

4.生態系統的生態服務與社會需要的生態服務融合機制的創新。社會所需的是特定的生態服務，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難以同其很好匹配。創新生態系統的生態服務與社會需要的生態服務融合機制，旨在使它們成為相互適應的有機整體。二者的融合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在配置城市和農業生態系統時，充分考慮自然生態系統可提供的生態服務。二是在保護、修復和建設生態系統時，充分考慮城市和農業生態系統的需求。

5.生態利用與生態保護融合機制的創新。生態系統具有彈性。生態保護、修復和建設并不是為了消除對生態系統的各種沖擊，而是將沖擊控制在生態系統的彈性范圍內，使這些沖擊成為強化生態系統彈性(或自適應能力)的必要舉措。因此，生態系統適度利用和生態系統保護紅線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表達方式。不同的是，同生態利用邊界相對應的，是生態要素最優利用的發展政策研究；同生態利用限制相對應的，是禁(限)伐、禁(限)牧、禁(限)漁等的管制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