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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國際傳播

2022-02-09 07:30張家銘
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2022年4期
關鍵詞:中國式學者現代化

張家銘

(山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山東 濟南 250300)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從一窮二白的落后農業國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大工業國,走出了一條具有獨特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1]中國式現代化,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老路。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再向外輸出意識形態,而是專注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于是在很長時期內,中國政府、學者和媒體在國際上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保持了相對低調的姿態。很多外國學者與媒體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或模式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解讀、歸納,其中很多西方學者對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解讀存在各種各樣的錯誤或偏見,但卻在國際上廣為傳播,阻礙了世界各國人民了解一個真實客觀的中國,也為當今西方對中國的各種制裁、打壓提供了“合法性依據”。因此,中國必須加強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傳播工作,澄清各種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錯誤解讀,打破西方學術和西方輿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話語霸權。

一、西方學者對中國式現代化的主要解讀

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21 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引起西方學者廣泛關注,特別是2008 年源自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與西方主要國家表現對比更加鮮明,吸引西方更加關注中國道路,提出了所謂“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等等概念。西方對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的解讀主要有以下幾大類:

(一)以“東亞發展主義”套用中國

這一類學者用二戰后快速實現現代化的“亞洲四小龍”(西方稱之為“亞洲四虎”)經驗來解釋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模式。例如西方學者歐緯倫(William Overholt)認為中國的模式與亞洲四小龍并沒有什么不同,并對這一模式能否讓中國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即21 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持懷疑態度。[2]以韓國、中國臺灣地區、中國香港地區和新加坡為代表的現代化模式被稱為“東亞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模式,西方學者認為這四個地區都是在沒有西式民主政治的條件下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在這一模式中,政府強調經濟發展導向,大力吸引外資、發展貿易,并通過強力手段維持社會穩定,同時儒家文化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造就了經濟增長奇跡。[3]此類類比忽視了中國與亞洲四小龍的一些關鍵區別,例如規模、政治體制、產業結構等等,并將中國式現代化高度簡單化了。

(二)“國家資本主義”

很多西方學者將中國看作是21 世紀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的主要例子。例如政治學家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在他的《自由市場的終結:誰贏得了國家與公司之間的戰爭》一書中,將中國大陸描述為國家資本主義崛起中的主要角色。[4]也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體系,此類觀點認為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扮演了主導角色,強調國家政府對資本主義的控制和利潤占有。[5]此類觀點在國際上非常流行,甚至一些國內學者也受到影響。但是這種觀點過于狹隘的聚集國有企業,并且只強調國家對國企利潤的占有卻完全無視國企在社會責任、社會穩定、地區平衡、宏觀調控等方面的付出,也無法解釋中國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反資本主義行為”,比如修建大量不直接盈利、乃至虧損的民生工程。

(三)“威權主義”

將中國模式描述為“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或“專制主義”(Autocracy)是當前國際上最常見的一種解讀,比如著名的有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劍橋大學政治系教授斯蒂芬·哈珀(Steven Halper)的《北京共識:中國的威權模式如何主導21 世紀》等等。這一類觀點延續了西方自由主義學術傳統以及意識形態中的“二分法”,將世界各國劃分為“威權”和“民主”兩大陣營。此類觀點強調中國政治體制與西方國家的區別,例如不存在西方的“三權分立”、多黨制、普選制等等,將中國的現代化稱為“威權現代化”(Authoritarian Modernity)。[6]隨著此類觀點越來越難以預測和解釋中國的客觀現象,一些學者又修正理論出現了所謂的“合法化威權主義”(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回應性威權主義”(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有民主特征的專制”(Autocracy with democratic characteristics)等等來描述中國。[7]此類觀點在西方媒體以及社會輿論中也被廣為接受,在“威權主義”話語下,中國被當作西方的對立面來看待,中國政治、社會中的個別現象、腐敗行為被放大、上升到中國模式的高度,在此類話語下,有關中國“侵犯人權”“壓制自由”等政治謠言得以在西方獲得普遍認同與合理化。

(四)“賢能政治”“精英政治”模式

少數西方學者也能克服意識形態偏見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給予肯定的、積極的評價,認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雖然不是西方所謂的“自由民主道路”,但也不是“非黑即白”的“專制威權”,而是充分發揮了國家中具有賢能的精英人才的作用,克服了西方模式中的分裂、民粹與低效等確定,確保國家發展高水平治理。例如“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最早的提出者約書亞·庫珀·拉莫 (Joshua Cooper Ramo)批評了“華盛頓共識”,并提出可取代“華盛頓共識”的中國模式:“北京共識”,具有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如設立經濟特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如處理臺灣問題)以及循序漸進(如“摸著石頭過河”)、積聚能量和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如積累4000 億美元外匯儲備)等特點。它不僅關注經濟發展,同樣注重社會變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質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諸多方面,體現了一種尋求公正與高質量增長的發展思路。在庫珀看來,建立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不少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國家如何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8]加拿大政治學家、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淡貝寧(Daniel A.Bell)在《中國模式:政治精英制與民主的局限》中認為中國模式的賢能政治有助于彌補選舉民主的關鍵缺陷。他討論了賢能政治的優點和缺陷,區分了賢能政治與民主結合的不同方式,并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一種道德上可取且政治上穩定的民主賢能模式,將中國模式總結并評估為“上層精英、中間實驗、底層民主?!盵9]對中國發展道路持積極態度的還有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cques)、新加坡學者、外交家馬碩凱(Kishore Mahbubani)等等,總體而言此類外國學者在國際上屬于極少數,但他們的發聲仍對打破西方對中國模式的話語霸權有重要意義。

除了上述觀點之外,還有少數學者、更多的媒體和政客從根本上否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存在,例如《經濟學人》雜志發文認為“中國模式”是“不清楚的”,中國的成功并不是什么“中國模式”,而是“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供應”、“具有吸引力的外國投資內部市場”以及進入美國市場的機會;[10]北大經濟學教授張維迎2018 年也聲稱中國發展并非源于“中國模式”,而宣揚“中國模式”理論必定會導致中國與西方的沖突。[11]還有一些右翼西方政客直接將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等同于“蘇聯式共產主義”“斯大林共產主義”等帶有冷戰色彩的概念,煽動對華恐懼與敵意。

二、西方誤讀中國式現代化的影響

西方學者與媒體對中國式現代化五花八門的解讀體現了當今世界西方國際話語霸權的強勢地位。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大多數解讀與傳播,都是建立在“中國不民主”的前提假設之下的,大多數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解“臆想大于實證”,甚至很多學者從未到過中國、也不會中文,就對“中國模式”夸夸其談。同時,中國國內學者、媒體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聲音在國際上很少受到關注。西方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模式的負面解讀、錯誤解讀在國際上占據主流,不利于我國自身發展以及我國海外利益的維護。

(一)西方誤讀中國模式為西方制裁打壓中國提供輿論支持

近年來,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關系惡化,西方國家不斷加強對中國經貿、科技的制裁力度,不斷加強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污蔑攻擊。美國等西方國家升級制裁打壓中國的主要理由,仍然是以“新疆人權問題”“香港問題”等干涉中國內政為主,其政策合法性依據來自于西方媒體、政客炮制的各種反華謠言。這些在中國人看來毫無邏輯、可信性的荒誕謠言,居然能夠在西方國家大行其道,登堂入室,上升為國家政策和法案,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方整體社會對中國的認知處于極其無知與盲目的狀態。西方學者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各種錯讀、誤讀不斷鞏固西方社會對中國的刻板印象與偏見,為制造傳播反華謠言奠定了社會輿論基礎。在這樣的整體環境下,諸如“新疆種族滅絕”等謠言被西方人認為是“熟悉的”、“發生在中國是可以想象的”,所以這些荒誕謠言才會流行的市場。而一些學者反過來又將這些謠言當作嚴肅材料進一步鞏固對中國的觀點,從而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我們看到,近年來,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后,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認知不僅沒有因中國快速恢復、援助世界而變化,反而更加惡化。如果西方學者、群眾能夠了解中國道路的真實情況,一些荒誕的謠言將不攻自破,建立在這些謠言之上的各種反華政策也將失去合法性依據。

(二)西方誤讀中國模式容易引起對海外中國人的種族主義歧視與攻擊

主流西方學術界長期將中國模式塑造成“民主”的對立面,將中國模式的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對立起來,將不得不殃及海外的中國人,包括留學生和華人華僑。盡管西方誤讀中國的主要對象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但是長期對中國黨政體制的偏見、攻擊是建立在一個種族主義的底層邏輯之上的:即中國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好的民主體制、不會或沒有能力建立一個“民主國家”,需要西方人的指導。這一邏輯意味著“西方人比中國人更了解怎樣治理好中國”,充滿了西方中心主義、種族主義色彩。這樣的邏輯在潛移默化中會影響西方社會大眾對中國人這一族群的看法,加劇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而近年來西方學者一再渲染“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的對立,加劇了一些西方人對中國的恐懼感,引發更對中國人的誤解乃至仇恨。

(三)西方誤讀中國模式會影響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

由于西方在國際學術話語權上的主導地位,很多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的學者、精英乃至人民群眾,也會受到西方誤讀中國模式的影響,對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造成阻礙。我們必須看到,世界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是模仿的西方模式,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大學、企業、政府機構深受西方影響,像政治學這樣的學科領域仍然將西方政治學教材和學者研究奉為圭臬。因此,西方學者對中國模式的各種錯誤解讀很可能會讓發展中國家的學者、精英、民眾對中國產生誤判,對于中國的合作項目產生誤判。對中國在海外的“一帶一路”倡議相關項目建設造成一些潛在風險和阻礙。

(四)西方誤讀中國模式也會影響我國國內學術與意識形態形勢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學術界以及新聞媒體界也深受西方的影響。很多西方對中國的研究傳播到中國國內,為一些中國學者和媒體所接受。近年來,隨著中國本土政治學的發展,隨著中國學者對中國自身發展道路、經驗模式的總結以及對西方道路的批判,我國在學術領域以及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大大增強,但仍需不斷努力,目前在國內仍然有一部分學者以輿論工作者認可以西方理論視角來解讀中國模式與中國道路。

三、加強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國際傳播

近年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向世界傳遞出中國的道路自信。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盵12]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指出 “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盵13]同時,黨中央從戰略高度和頂層設計上,前所未有的重視加強國際傳播工作。2021 年5 月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進行第三十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要深刻認識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營造有利外部輿論環境,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盵14]加強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國際傳播,是提高我國國際話語權,打破西方對我國的話語霸權與輿論圍堵,鞏固和提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國內外的政治合法性,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經之路和必然要求。

(一)要支持鼓勵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學理闡釋國際化。打破西方對“自由”“民主”等核心概念的壟斷定義權,加大例如“全過程民主”“以自由看待發展”等非西方概念理論的研究闡釋與傳播,用西方學者聽得懂的話講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加大對中國政治話語國際傳播研究的各方面支持。支持鼓勵相關領域的優秀中國學者走上國際平臺、國際媒體發出中國聲音,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正名。

(二)要支持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國際傳播方式的多樣化與通俗化。加強中國道路的國際傳播,不僅需要嚴肅理論解釋,也需要大眾通俗易懂的多方位展現。要充分利用網絡新媒體、新技術,全方位向其他國家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社會展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最新成果,展現當代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精神風貌、政治參與、政府運作以及社會治理,讓西方群眾直觀的了解、感受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

(三)要支持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相關理論研究與國際傳播的人才培養與隊伍建設。要支持區域國別研究與區域國別傳播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在加大主要國別、主要語種的研究與傳播人才培養的同時,進一步加大對廣大亞非拉區域國別的理論研究與國際傳播工作力度,特別考慮到英美國家英語霸權的國際傳播現狀,應著力加強各個小語種、針對亞非拉國家當地人民的國際傳播人才培養,在媒體、學術界以及民間社會培養出一批批理論素養與技術素養都過硬的國際傳播人才隊伍。

(四)要支持海外友華人士、力量助力中國道路的國際傳播,建立海外國際傳播統一戰線。鼓勵對華積極友好的外國學者開展相關研究并在國際上為中國發聲,搭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國際傳播的中外交流平臺。要支持海外民間人士、自媒體人自發地來傳播真實的中國,繞開西方媒體的壟斷控制,通過自媒體網絡“群眾路線”,向世界展現真實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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