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文化工具的好壞優劣

不論是人類文化還是某個族群的文化,都包含種類龐雜、形態多樣、數量眾多的文化之物,同時其自身也是這些文化之物的集合。根據我的“文化工具論”給出的“文化是人類創造力的果實”的文化定義①韓東屏:《文化工具論論綱》,《河北學刊》2008年第5期;韓東屏:《用文化工具論把脈中國傳統文化》,《河南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韓東屏:《審視文化決定論》,《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6期;《怎樣有效駁倒文化相對論》,《山西師范大學學報》2022年第5期。,文化之物就是指創造力果實中的每個具體創造物,它們都是由人在不同的時間創造出來的。人的每一次創造活動的果實,都是一個文化之物。文化之物隨著歷代人的創造,其種類和數量不斷增加。

文化工具論認為,人類之所以要不斷創造文化之物,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因此,文化就是滿足人需求的工具,文化的功能就是滿足人的需求,不同功能的文化工具滿足的是人的不同需求。①韓東屏:《文化工具論論綱》,《河北學刊》2008年第5期。由此可知,每一個文化之物都是一個文化工具,有多少種類的文化之物,就有多少種類的文化工具。各種文化之物作為滿足人不同需求的工具,在滿足人的需求方面,存在不容否認的效應差異,于是各種文化工具在價值上就有了好壞優劣的價別。因為“價值”源自人的需求,根據我的“人本價值哲學理論”的論證,價值就是人在對象性的活動中,基于自己的需求,用可還原為“好”和“壞”的詞語賦予對象的意義。②韓東屏:《人是元價值——人本價值哲學》,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0頁;韓東屏:《人·元價值·價值》,《湖北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既然各種文化工具之間存在好壞優劣的價別,我們就應該設法掌握識別文化工具好壞優劣的方法,以便總是能有效地滿足自己的需求。不過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還鮮有這方面的內容。楊善華和韓鋒合寫的《文化哲學》一書,盡管有創意地設置了專門的章節“文化價值論”,但其內容沒有涉及文化之物的好壞優劣問題,只是在視文化為好的東西的前提下,對文化作了價值等級之分。③楊善華、韓鋒:《文化哲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67-171頁。有鑒于此,筆者將在這里就文化工具的好壞優劣問題,作一個嘗試性的論述,以期引起人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和討論。

一、文化工具的好壞

文化工具的好壞優劣之分首先體現為,在各種不同的文化工具之間,存在好與壞之分。在以往的文化研究和論述中,人們通常都是把整個文化(自然也包括所有的文化工具)視為毋庸置疑的好的東西來看待的,沒有關于文化存在好壞之分的專門論述。但是,有些非專題性的敘事傳達了類似的意思。例如,恩格斯在談到庫頁島上“新發現的一個群婚實例”時說:“再過一兩代,大陸上的吉里亞克人將完全俄羅斯化,他們在接受文化上好的東西的同時,也將承受文化上壞的東西”。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12頁。在恩格斯看來,文化上既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東西”。又如,毛澤東在論及中國“古代文化”時,有“精華”與“糟粕”之說:“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⑤《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頁。

不過,由于恩格斯和毛澤東從來都沒有給出過相應的區分標準及方法,人們也就還是不知道文化上的“好的東西”和“壞的東西”究竟是什么,分別有哪些;也不知道在文化中,“封建性的糟粕”和“民主性的精華”究竟指什么,分別有哪些;也不知道那些與封建性和民主性無關的文化工具,是否也有精華與糟粕之分?于是人們仍然會懷疑:屬于文化的東西,真有好壞之分嗎?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如果文化工具確實存在好壞之分,這里就會有人向我質疑:文化工具論認為文化是滿足人之需求的工具,既然如此,所有的文化工具,不管它是哪個類別的,對人來說都應該是好的,怎么還會有好壞之分呢?在我看來,人的需求有合理與不合理之分,滿足人的合理需求的文化工具才是好文化工具,滿足人的不合理需求的文化工具則是壞文化工具。人的需求包括人的需要和想要,而需求就是需要和想要的統稱。其中,源于生理的先天需要是必然會出現的自然欲望,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沒有合理與不合理之分,都應得到滿足。而出于想象的后天想要,盡管也是人人皆有,內容卻不盡相同。它不是自然欲望,每種想要的出現都不是必然的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就有了合理與不合理之分,它們并非都應得到滿足。

合理的想要,也就是正當的想要,其滿足不以對他人的損害為前提,也就是不能損害他人及其利益。既然不能損害他人,就更不能損害那種能代表所有個人利益的社會及其利益。不合理的想要則相反,其滿足是通過對他人或社會的損害實現的。這就是說,是否存在損人的意圖,乃是區分一個需求(確切說是需求中的想要)是否合理的標準。有此意圖則不合理。既然人的需求確實有合理與不合理之分,那些用于滿足人的合理需求的文化工具,就都是好文化工具;那些用于滿足人的不合理需求的文化工具,就都是壞文化工具。

至于為什么說存在損人意圖的想要就不合理,滿足這種不合理需求的文化工具就是壞工具,是在于人本性自利,不可移易。每個人都不愿意被他人損害,包括那些想去損害他人或損害過他人的人,也不愿意自己被他人損害,損害人是需要避免的壞事情。一個人之所以會有損人意圖的想要,歸根結底地講,只能是他想藉此增加自己的利益,也就是有損人利己意圖的想要。如果這種想要付諸行動得到滿足,就會對他人造成實際的損害。由于每個人都不愿意被他人的損人利己行為損害,于是世界上各個民族中,由民眾約定俗成的真道德,就都無一例外地將具有損人利己性質的行為定為惡行,并用“勿說謊”“勿偷盜”“勿欺詐”“勿失信”“勿搶劫”“勿罵人”“勿傷人”“勿殺人”之類的底線規范來加以排斥。①韓東屏:《人本倫理學》,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2頁;韓東屏:《道德究竟是什么——對道德起源與本質的追問》,《學術月刊》2011年第9期。換言之,將損人利己行為作為惡行而加以排斥,是全世界各個民族所約定俗成的道德中的底線道德規范的共性,或曰底線道德原則。這個普遍性的事實說明,行為及意圖的合理與否是基于道德的,屬于價值判斷中的道德判斷,其基本標準是,是否具有損人利己性,而其具體標準,就是各種具體的底線道德規范。它們的存在意味著,凡是突破底線道德的行為及意圖,就是不合理的,具有損人利己性;凡是沒有突破底線道德的行為及意圖,就是合理的,沒有損人利己性。

既然不合理的需求有損人利己意圖的想要,那些用于滿足這種想要的文化工具,就是具有損人利己性的壞文化工具。所有的文化工具,最終可以歸為三大類別,即“器物文化工具、符號文化工具和組織文化工具”。②韓東屏:《如何把握外延龐雜的文化》,《山西師大學報》2019年第6期。以是否具有損人利己性判斷,在器物文化中,壞文化工具有專用行竊器具、迷魂藥、毒品、毒藥、戰爭武器之類;在符號文化中,壞文化工具有騙術、盜竊術、詭計、身份等級制、權力世襲制、君主制、御用理論、愚民手段之類;在組織文化中,壞文化工具有異化國家、黑社會、邪教、匪幫、盜竊團伙之類。所有諸如此類的壞文化工具,雖然同樣也是被人創造出來的,但都具有損人利己的壞性質,全都屬于壞文化工具。其中,毒品是以讓人上癮并損害他人健康的方式為自己牟取暴利的工具;毒藥和戰爭武器是除掉對手的殺人工具;騙術、盜竊術和專用行竊器具,是將他人錢財隱蔽地攫為己有的工具;迷魂藥是對他人實施平常狀態下所不便實施的侵權行為的工具;詭計是陷害他人以實現自己不可告人之目的的工具;厚黑學由一系列違背底線道德的卑劣伎倆構成,是謀取職場競爭優勢的工具;身份等級制、權力世襲制、君主制是掌握公共權力的少數人即特殊利益集團剝削其他大多數人的工具;御用理論和愚民手段,是為使剝削合法化而愚弄民眾的宣傳工具;異化國家是將服務性國家變成壓迫剝削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統治性國家;黑社會是為獲取非法利益而用隱蔽的方式建構起來的一套與社會公共秩序相悖的地下社會;邪教是為達到邪惡目的而冒用宗教名義蠱惑、愚弄他人危害社會的組織;匪幫是躲在深山老林專事打劫、搶劫的非法組織;盜竊團伙是若干人為合作盜竊而暗中成立的組織。

在上述壞文化工具中,與剝削相關的異化國家、御用理論和愚民手段的損人利己性不太明顯,需進一步解釋。凡是統治性社會,必然存在剝削和剝削制度。剝削可被定義為“單方決定交易而獲超等價交換之利”①韓東屏:《制度的威力》,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21頁;韓東屏:《社會歷史哲學》,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35頁;韓東屏:《不消滅私有制也能徹底消滅剝削》,《河北學刊》2014年第5期。,是具有一定隱蔽性的損人利己行為。它的最為普遍也最為厲害的形式是鮮為人知的制度剝削,而早已臭名昭著的資本剝削則遠遜于它。因為資本要對生產資料形成壟斷之后才能開始進行剝削。制度剝削是指用制度實施的剝削,剝削制度則是指由政府制定的允許剝削和維護剝削的社會規則,二者均有損人利己性。而只要是統治性社會,就必然存在制度剝削和剝削制度。人人皆有自利本性,如果統治者不想通過剝削民眾的方式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就不必壟斷社會公共權力,僅由自己來操心社會管理,獨自承擔這種繁重而責任重大的工作。統治性社會的統治者為了更順利地進行統治和實施剝削,還會用有利于專制的御用理論和愚民手段對自己的統治和剝削進行美化,以欺瞞民眾,讓他們心甘情愿地接受剝削,因而御用理論和愚民手段同樣也是實施剝削的一種工具,同樣具有損人利己性。

此外,以上將戰爭武器(不包括狩獵武器、治安武器)也列為壞的文化工具,可能不被大家贊同。其實,在人際交往中,無論有什么利益矛盾或沖突,都不應采取消滅對方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因而每個國家內部的道德和法律都禁止殺人。既然如此,對其他國家同樣不能用武器攻伐,所以專門用于殺人的戰爭武器就只能屬于壞文化工具,也需要被嚴厲禁止和消除。而從古至今,各個國家非但不消除戰爭武器,反而大力發展戰爭武器的原因在于,人類還沒能形成一個統一的有絕對權威和實際強制力的世界政府,不能對那些想用優勢武力稱霸世界的國家進行有效的限制和懲罰,這才使得那些未想稱霸世界的國家為了防止被有武力優勢的國家欺負和入侵,也要不斷地發展自己的戰爭武器裝備。久而久之,這才使得人們形成了戰爭武器也是可以大力發展的好工具的錯誤意識。我們不能因為目前世界各國都在發展自己的戰爭武器裝備的事實,就判定戰爭武器不是壞文化工具。同時可推知,所有類別的壞文化工具,最初都只能是被有損人利己意圖的人或組織發明的。

也許有人會說,許多造福于人類的民用高新科技,都是在發明新的尖端戰爭武器時被開發出來的,這說明戰爭武器也有好的一面。問題是:那些隨著新戰爭武器而來的民用高新科技,是不是只能通過這樣的方式或途徑獲得?更多的不是由此而來的民用高新科技的不斷出現的事實表明,這其中沒有必然性,那么,我們也就完全沒有必要以容許發展壞文化工具的方式為代價來開發高新科技。

對于具有損人利己性的壞文化工具,還有一個判別方法是其是否具有“施己性”,即能否將它也用于自己。如果不能,就是壞文化工具;反之,則不是。顯然,沒有任何人愿意被他人施加以騙術、盜竊術、專用行竊器具、迷魂藥、詭計、厚黑學、毒品、毒藥、戰爭武器、愚民手段、御用理論這些東西,也沒有任何人愿意成為統治社會中的被剝削者,同時,也沒有任何國家愿意被別的國家用武器侵犯,所以這些東西全都沒有施己性,是確定無疑的壞文化工具。由此反推,好的文化工具具有“互施性”,即一方面可以用來施于他人,另一方面也愿意被他人用來施于自己。在壞文化工具中,還有一類無關損人利己,但使用結果是害大于利(自然也包括有害無利)。例如,當初用有破壞臭氧層作用的氟利昂作制冷劑就是害大于利,古代中國女人纏小腳的習俗也是害大于利。此類壞文化工具均產生于人們的認知失誤。

不論是損人利己還是害大于利,都是對人有害,據此就可以將識別壞文化工具的標準合為一個:具有害人性。從這個標準出發,所有具有害人性的文化工具都屬于壞文化工具,即便是它們也能滿足人的某種需求,仍不能改變其壞文化工具的性質。反過來說,所有能滿足人的需求而沒有害人性的文化工具,都屬于好文化工具。

壞文化工具要遠遠少于好文化工具,這是因為人們的認知失誤總是偶爾的情況。人們一旦察覺就會進行改正,于是被誤用的壞文化工具終會徹底消失。屬于損人利己性的壞文化工具是用來滿足人的不合理的想要的,而不合理的想要在人的需求中,僅占很小的一部分。所有那些用于滿足人的需要的文化工具都不可能是壞文化工具,而只可能是好文化工具。在人的想要中,不合理想要的損人利己性表明,只有關乎人際關系的想要才可能是不合理的想要,因此所有的用于滿足無關人際關系之想要的文化工具,也都不可能是壞文化工具,而只可能是好文化工具。因此,在所有的文化工具中,只有少數的文化工具才是壞文化工具,而絕大多數文化工具都是好文化工具。這或許正是人們以往普遍從肯定的意義上來論說文化的原因所在。

二、好文化工具的優劣

文化工具除了存在好壞之分,還存在優劣之分。在好文化工具中,有優等文化工具與劣等文化工具的價值差別。原因在于,可用于滿足人的同一合理需求的文化工具往往不止一個或一種,它們都沒有害人性,都屬于好文化工具,只是在滿足人的需求的效果上并不一樣,存在差異,有的效果最佳,有的效果最差,有的效果在最佳和最差之間。效果最佳的就可謂優等文化工具或優質文化工具,效果最差的就可謂劣等文化工具或劣質文化工具,效果在這二者之間的就可謂中等質量的文化工具。

由于不論是用于滿足人的合理需求的好文化工具,還是用于滿足人的不合理需求的壞文化工具,都有效果如何的問題,因而壞文化工具也可以在壞的效果方面作“優劣之分”。但是,壞文化工具是需要被消除的,只有好文化工具才是值得保留和需要改善和發展的,所以也只有好文化工具的優劣才值得我們花時間研究。是故,若未加特別說明,以下所說的文化工具的優劣,都是指好文化工具的優劣;以下所說的人的需求,也都是指合理需求。

好文化工具中的“劣等文化工具”可以用于滿足人的合理需求,只是其滿足人的合理需求的效果,與其他同類異種的文化工具相比,顯得最差。這里的“劣”是一個與“優”相反而不是與“好”相反的概念,它仍然屬于“好”,只不過是“好”中最差的“好”,而“優”是“好”中的“最好”。介于最好和最差的好這二者之間的“好”,是“好”的中間地段,可謂“良”。若有必要,“良”又可以用兩種方式表達,也就是“較好”和“較差的好”,前者是靠近最好的“好”,后者是靠近最差的“好”。

人的同一種需求會通過諸多不同的文化工具來滿足,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任何人都是文化工具的潛在創造者,并且每個人在進行創造時的想象往往各不相同,于是,當人的某種需求被不同的創造者用自己的創造物來滿足時,就會出現文化工具的同類異種現象。正是由于這個緣故,在人類早期各個民族相互隔絕的時代,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全然不同的,各個類別的文化工具,在不同的族群里,都是不一樣的。有了文化交流之后,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才開始出現有同樣的文化工具的情況,亦即某些文化工具的同質性。

在人的需求中,人的某個想要與人人皆有的需要不同,最初很可能僅僅出自某一個人,因而這時一般也就不可能同時誕生多種用于滿足這一想要的文化工具?？墒?一旦滿足這一想要的文化工具被某個人創造出來之后,其他的人往往隨即也會產生這樣的想要。當其中有人照樣仿制之后,這種文化工具就不再只有一個;當又有一些人憑借自己的想象力創造出了與之不同但也能滿足這種想要的東西時,滿足這種想要的文化工具就有了不止一種。由于這些原創的、仿制的、創新的文化工具在滿足人的同一想要的效果上不會完全相同,因此出現了優劣之別。這一過程表明,只有在滿足人的一種新想要的新文化工具剛被創造出來的那一段較短時間內,這類新文化工具才沒有多個或多種的存在,也就暫時沒有優劣之別。因此總體上說,文化工具的優劣之別,乃是普遍存在和長期存在的狀況;每個類別的文化工具,遲早都會有多個或多種,并都能被作孰優孰劣的價值判斷或評價。同一類別的文化工具會有多個多種的現象,可用“同類異質”表示?！巴悺笔侵高@些文化工具由于滿足的是人的同一需求而成為同一類;“異質”是指這些文化工具有不同的品質或質量。

對同類異質的文化工具作優劣判斷,不同于對文化工具作好壞判斷。用于區分文化工具之好壞的標準是對人是否具有有害性。有有害性就屬于壞文化工具,沒有有害性就屬于好文化工具。而用于區分文化工具之優劣的標準,是文化工具的使用效果。它是指一組數量不一的同類異質的文化工具,作為滿足人之需求的工具,都有滿足人的同一需求的功能,但在使用它們滿足這一需求時,如前所述,會呈現不同的效果。這個使用效果需從效果的正負兩個方面出發,用兩種不同的指標加以衡量。

文化工具使用效果的正面指標,是指文化工具滿足人需求的程度,滿足程度越高越好,滿足程度越低越差。據此指標判斷,滿足程度最高的文化工具就可謂優等工具;滿足程度最低的文化工具就可謂劣等工具;滿足程度在這二者之間的文化工具,就可謂中等工具。文化工具對人的需求的滿足程度,只能是由文化工具本身的質量或品質決定的,這也就可以說,同類異質的文化工具中,質量在上乘的為優質文化工具,質量在下乘的為劣質文化工具,質量在中乘的文化工具為中質文化工具。這里說的“質量”,可以指文化工具的制作質量,也可以指文化工具的材質質量,還可以指文化工具的性能質量。

在器物文化方面,器物文化工具可分為生活器物工具和工作器物工具的兩大類,不論是區分生活器物工具還是工作器物工具的優劣,都是這樣的方式:如果所區分的是同類多個的文化工具,就以制作質量區分它們的優劣,比如同一品種的大米,會因土質和種植技術的不同而在質量上分出不同的等級;如果所區分的是同類異種的文化工具,就以材質質量或性能質量區分它們的優劣,比如用金屬制作的斧頭,在材質上優于用石頭制作的斧頭;又如4G手機在性能上優于3G、2G 手機。

在符號文化方面,文化工具不存在同類多個的現象,因為語言、技術、規則、文藝、宗教、哲學和科學這七個類別的符號文化中的任何一個,在被以圖畫、圖書、音像制品、工藝品的形式批量生產時,都不屬于對符號文化工具的制作,而是屬于對器物文化工具的制作。所以,符號文化工具只存在同類異種的現象,即不同形式的語言、不同做法的技術、不同類型的宗教、不同內容的文藝、不同規定的規則、不同理論的哲學和不同時代的科學。既然如此,符號文化工具的質量,就只能由其性能來體現。于是可以這樣判斷,在性能上越好用的符號文化工具就越高級,在性能上越不好用的符號文化工具就越低級。前者為優,后者為劣。簡單說來,相對易學易記易用的語言優于其他語言,相對省事的技術優于其他技術,更動人的文藝作品優于其他文藝作品,更合乎人性的規則優于其他規則,基本概念定義更準確的哲學理論優于其他哲學理論,更接近世界真相的現代科學理論優于古代和近代的科學理論。

組織文化方面的情況與符號文化差不多,不管是作為宏觀組織的社會,還是作為微觀組織的各種社會組織,都是在不同的時間被人分別創造出來的,而不是且也不能被批量生產。因而組織文化工具沒有同類多個的存在,只有同類異種的存在,只能從它們的性能上區分它們的優劣。從宏觀組織說,只有民主社會才屬于好社會,于是在民主社會中,有最好的社會發展效果的社會,就是優越的社會;有最差的社會發展效果的社會,就是低劣的社會;社會發展效果處于這二者之間的,就是中等質量的社會。從微觀組織說,學校、企業、醫院、政府、社團等各類社會組織都有自己的獨特目標,只要不是以損人利己的方式實現其組織目標,那么,其中在實現組織目標方面成效最大的就屬于優質組織,成效最小的就屬于劣質組織,成效在這二者之間的,就屬于中等質量的組織。

文化工具的使用效果的負面指標,是指使用文化工具滿足人需求所要承擔的代價,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使用文化工具必然要付出的成本,即在獲得文化工具、學習其使用方法和實際使用文化工具時要花費的時間、精力和資金;二是使用文化工具過程中未能避免的副作用,如對身體、環境產生的不良影響;三是使用文化工具時可能存在的風險,如使用不當時會造成某種危害。據此判斷,代價越大的文化工具越差,代價越小的文化工具越好。于是,代價最小的文化工具就可謂優等工具,代價最大的文化工具就可謂劣等工具,代價在這二者之間的就可謂中等工具。

為什么還要從代價的方面衡量文化工具的優劣呢?凡事有利亦有弊。好文化工具,不管其滿足人需求的程度如何,屬于哪個等級,都會存在一定的弊端,只不過它們各自的弊端都沒有突破害大于利的底線,也就是沒有淪為壞文化工具,而是均在害未大于利的狀況?？墒?害未大于利的狀況也會有多種表現。粗略說來,或是害稍小于利,或是害明顯小于利,或是害遠遠小于利之類。而這里的所謂“弊端”,也就是前面所說的“代價”。因此,文化工具的使用效果,也需要從負面進行衡量。

由于以使用效果的正負兩種指標對同類異質的文化工具分別做出的優劣判斷結論存在不一致的可能,比如一個文化工具能最大程度地滿足人的同一需求,用正面指標判定為優,但其使用代價也最大,用負面指標判定為劣。這就意味,我們需要再將用正負兩種指標做出的判斷結論進行加和,整合為一個統一的判斷序列。其判斷式是:在兩個指標上兩項結論都為優的文化工具,還是優等工具;兩項結論都為劣的文化工具,還是劣等文化工具;此外的其他情況,即兩項結論分別為優與劣、優與中、中與劣的文化工具,都屬于中等文化工具。其中,相對最好的是兩個結論為優與中的,次之為優與劣的,最次為中與劣的。

鑒于使用效果標準包含正負兩種指標,正面指標意味對人有利,負面指標意味對人不利的情況,可知使用效果的標準其實也就是使用效果的利弊比標準?？梢愿唵蔚卣f,利弊比最佳的文化工具就是優等工具,利弊比最差的文化工具就是劣等工具,利弊比在前二者之間的文化工具,均為中等工具。而所謂“利弊比最佳”,是指利大于弊的比差最大;所謂“利弊比最差”,是指利大于弊的比差最小。

此外,還有一種情況,在對一組同類異種的文化工具作優劣判斷時,如果其中有的文化工具不止一種功能,不僅能滿足人的“同一需求”,而且還能滿足人的其他需求,那么,就可以直接判定它們在使用效果上優于其他文化工具的工具。因為既然文化工具的功能是滿足人的需求,自然就是滿足人的需求越多越好。例如,打印掃描的一體機同時有打字、復印和掃描三種功能,在使用效果上,優于單純的打字機、復印機和掃描儀。在這些因為功能多而被直接列為優等的文化工具中,我們還可以根據功能數量的多寡,將它們再分為不同的等級。

三、余論:區分文化工具好壞優劣的意義

通過上述論述可知,每種文化之物都是滿足人某一需求的工具。文化工具存在好與壞和優與劣之分。前者是指在文化工具之間,存在好文化工具和壞文化工具之分;后者是指在同類異質的好文化工具中,存在優等文化工具、中等文化工具和劣等文化工具之分。區分好壞文化工具的標準是有害性標準,即是否存在損人利己或害大于利的情況。任一文化工具只要存在有害性,就屬于壞文化工具,即便它能滿足人的某一需求也是如此;任一文化工具只要沒有有害性,就屬于好文化工具。區分優劣文化工具的標準是文化工具的使用效果的利弊比。根據這個標準,利弊比最佳的為優等文化工具,利弊比最差的為劣等文化工具,利弊比在前兩種情況之間的為中等文化工具。如果一組同類異種的文化工具中,有的文化工具不止一種功能,那么它們都優于只有一種功能的文化工具。在它們之間,可以再根據這些文化工具分別擁有的功能數量的多寡,將它們分為優等工具中的高低級別。對文化工具作好壞優劣的區分,不僅是理論上填補研究空缺的需要,更是人的現實活動或實踐的需要,具有以下重要意義。

首先,對文化工具作好壞區分,可以使我們具有識別壞文化工具的能力,從而一方面可以據此預防壞文化工具的出現和使用,另一方面可以據此將已存在于現實社會中的所有明顯的或不明顯的壞文化工具,都設法清除掉。其次,對文化工具作優劣區分,可以使我們在選用文化工具滿足自己的需求時,總能選到優質文化工具,也就是最好用的文化工具來為我所用,這就可以使我們的需求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由于利益是滿足需求的資源,最初均外在于人,需要人將其立為活動目標去爭取。不論是滿足自己的需求,還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或實現自己的活動目標,都會變成以下問題被提出,即如何滿足自己的需求?如何追求自己的利益?如何實現自己的目標?因此,滿足自己的需求、追求自己的利益,實現自己的活動目標,解決自己的問題,其實都是一回事,它們都需要使用最好的文化工具才能得到最好的結果。由于使用文化工具的人,既可以是作為個人的人,也可以是作為社會組織的人和作為社會的人,因而社會和社會組織在自己的生存發展實踐中,同樣需要區分文化工具的優劣,也需要選用最好用的文化工具來滿足自己的需求,追求自己的利益,實現自己的目標,解決自己的問題。最后,對文化工具作優劣的區分,可以讓所有文化工具的創造者和生產者,都能參照優質文化工具來產出也屬優質的文化工具。同時,人們也能參照優質文化工具,將靠近優質文化工具的中等質量的文化工具改善成優質文化工具。而對于與優質文化工具相距太遠的劣質文化工具,則不必改善,應直接停止生產,讓其逐漸退出人類的文化工具庫,進入文化工具的歷史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