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百年探索及其對國家治理的意義

冉思偉

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百年探索及其對國家治理的意義

冉思偉

（寧波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從嚴必依法度。這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來的治國基本經驗?；谖ㄎ锸酚^的尺度，圍繞新時代黨的建設面臨的內外困境，闡述黨內法規建設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及對國家治理的啟示。黨內法規建設要符合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等基本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又要符合形式邏輯、辯證邏輯等一般的科學方法論，堅持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辯證原理?？茖W的、體系化的黨內法規制度對破除歷史周期律、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集體行動的困境、國家發展悖論、中等收入陷阱具有強大的理論指導和實踐引領作用，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充實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夯實了黨建理論的基石，對我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具有重大作用。

黨內法規制度；建黨百年；國家治理

一、引言

習近平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堅持依規治黨、形成比較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1]7。黨內法規體系對于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基礎性的引領作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深刻指出我國正處于兩個百年目標的歷史坐標，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確立了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2]22。21世紀的中國，處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同志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的講話指出，“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3]2。中華民族騰飛就差“最后一公里”，在這國家發展的緊要關頭，面臨著“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同時，還面臨著歷史周期律、“國家發展悖論”的困境、集體行動困境（搭便車困境）[4]。修昔底德陷阱意味著我們的國際關系面臨著瓶頸，具體表現為中美貿易戰；塔西佗陷阱意味著我們的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面臨著考驗，具體表現為“四個考驗”和“四個危險”；中等收入陷阱意味著我們國家經濟發展面臨著瓶頸，具體表現為我們國家進入了經濟發展新常態。鄭永年還提出了“中國是否可以回避金德爾伯格陷阱”的問題[5]448。歷史周期律考驗著我黨長期執政的能力。國家發展悖論意味著國家既是經濟發展的根源，也是經濟衰退的原因。這是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提出的理論[6]34-36。集體行動的困境意味著我們黨員團體越大，可能存在著集體行動低效率的問題，也就是黨的自身建設與治理的問題。這意味著我們國家的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頸?！皶r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比绾螒獙@些問題和挑戰是擺在我黨面前要回答的問卷。中國共產黨是我國的執政黨，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列寧同志在討論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的時候指出“如果我們黨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那么布爾什維克別說把政權保持半年，就是兩個半月也保持不住”[7]244。所以，中國的一切問題的根源在于黨的建設。有了堅強、統一、強大、先進的政黨做支撐，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克服不了的困難、跨越不了的障礙。那么黨的建設的根本就要有一個良好的法度，需要一個邏輯自洽，科學完善的黨內法規。這既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應有之義，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制度治黨、依規治黨”的基本要求。對黨內法規進行深度的科學研究，方能建立起黨內法規的大廈。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從嚴必依法度。這個法度就包含黨內法規。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依規治黨的必然要求，是全面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內容，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保障，事關黨長期執政和國家長治久安。

中華民族擁有5 000年的燦爛文明，中國共產黨有100年的奮斗歷程，有70多年的執政經驗。2021年習近平同志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指出，要教育引導全黨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提出因應的戰略策略，增強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因此，要運用唯物史觀來審視和思考黨內法規。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重要內容。大歷史觀是一種歷史方法論，是一種“長時間遠視界”看待人類歷史的范疇[8]1-2。黑格爾的哲學有著深沉厚重的歷史感。辯證法本身包含著深邃的時間意識和哲學的反思精神。黑格爾認為，研究哲學的方法是辯證法。通過辯證法，可以認識“實存的整體”，而作為整體的有關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現實結束其形成過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會出現”，“密納發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到來，才會起飛”[9]16。黨內法規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其整體性逐漸顯現出來。但從總體上來看，黨內法規具有分散性、碎片性、臨時性等特點，而“整個立法和它的各種特別規定不應孤立地、抽象地來看，而應把它們看作在一個整體中依賴的環節”，法律體系的諸多環節必須與時代精神相聯系，才能使得“整個立法和它的各種特別規定才獲得它們的真正意義和它們的正當理由”[9]5-6。通過哲學的方法，我們要將黨內法規那種分散性、碎片性和臨時性的特點翻轉為系統性、邏輯性、整體性和具有時效性的黨內法規體系。徹底掌握黨內法規的理論體系?！八^徹底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根本”，“法律只能是現實在觀念上的有意識的反映”[10]314。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有機環節，要體現“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要“根植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10]21。在黨史背景下深刻探討黨內法規制度的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可以更好地展望黨內法規制度對解決當下我黨面臨的諸多困境所發揮的作用。

二、黨內法規制度的歷史進程及內在邏輯

毛澤東同志指出，研究黨史要采用“全面的歷史的方法”[11]23。我們也要用全面的歷史的方法看待黨內法規。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論基石。任何事物都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對黨內法規的研究必須考察黨內法規的歷史演進，只有在歷史當中，辯證法才能把握概念發展的諸多環節和要素。對于黨內法規的考察必須著眼于黨的創建及其發展史。意大利研究政黨的著名學者安格魯·帕尼比昂科認為，政黨的“起源模式”和“制度化”緊密相關?！罢h的諸組織特征更多地依賴其歷史，即依賴于組織是如何起源如何鞏固的，勝于依賴其他因素”[12]58。歷史地看，我們黨向來重視黨內法規制度建設[13]2。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的發展史通常分為四個時期：萌芽形成時期（1921—1949），探索和曲折時期（1949—1978），恢復和發展時期（1978—2012），創新和完善時期（2012至今）[14]82。通過歷史的軌跡，更能清楚地探索黨內法規的前世今生，也更能預知黨內法規的理論發展脈向。

黨內法規的邏輯起點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1921年，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并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15]521。習近平同志在七一講話中用三個“深刻”高度評價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該綱領確立了黨的名稱、黨的性質、黨的奮斗目標、黨的基本任務、黨的組織架構等。這個綱領類似于黨章，具有黨章性質、起黨章作用，可以稱之為我黨在歷史上制定的第一部法規。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旗幟鮮明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確定為自己的奮斗目標[16]14。從組織理論的角度來講，組織的價值與使命確立了組織發展的靈魂。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根本內涵。

作為我黨的偉大締造者，毛澤東同志對黨內法規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法規，對于一系列革命的勝利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包括“兩個務必”和新中國成立后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等規范，簡潔明快，威力巨大。同時也是他首次提出黨內法規的概念。1938年10月，為了肅清張國燾嚴重違背黨的紀律，批判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中指出，除了重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還要制定一部較細的黨內法規，以統一各級領導機構的行動”[17]528。會上通過了《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等三部重要黨內法規。在本次會議上，劉少奇同志作了黨內法規的專題報告。

1945年5月，黨的七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再次提到“黨的法規”概念，并強調要根據黨的基本原則，規定黨的組織形式、黨的內部生活準則與實際行動的方法。1947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布《關于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進一步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推動了部隊的正規化建設。1948年以后，中共中央連續發出指示，要求在全黨各級組織中建立請示報告制度，并對各項工作中的決定權和請求備案制度做出詳細規定?？梢哉f毛澤東同志的黨內法規思想，保證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

作為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同志繼承和發展了黨內法規思想?！拔覀冇幸粋€傳統，就是有一套健全的黨的生活制度……民主集中制，團結—批評—團結……等等。這些都是毛澤東同志一貫提倡的，是我們的黨規黨法?！盵11]781978年12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強調，“國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黨章是最根本的黨規黨法。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18]147。按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的要求，中央接連發布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等一批重要黨內法規。1990年，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程序暫行條例》，正式使用了黨內法規這個名稱。1992年，黨的十四大修改黨章，“黨內法規”自此正式寫入黨章。2006年，中央紀委全會提出“要加強以黨章為核心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建設”。標志著黨內法規的體系化建設提上日程。

201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標志著黨內法規制定工作的進一步規范化科學化程序化，相當于黨內法規的“立法法”。以“中央八項規定”為標志，陸續修訂出臺了《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一批重要黨內法規。2013年11月27日，發布了第一個黨內法規制定工作規劃綱要《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2017年6月，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意見》，對新形勢下加強黨內法規建設提出明確要求，作出統籌部署。習近平同志就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作出重要指示，堅持依法治國與制度治黨、依規治黨統籌推進、一體建設，力爭到建黨100周年的時候形成比較完善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快形成覆蓋黨的建設各方面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2018年2月，中共中央印發《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第二個五年規劃（2018—2022）。2019年9月3日，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及《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執行責任制規定（試行）》的通知，為黨內法規的制定和實施提供了全面的指導方針。以《中央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匯編（1949年10月—2016年12月）》為例，該匯編共收錄中央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260件。包括1949年10月至2012年6月期間出臺，經過集中清理后繼續有效，且向社會公開的中央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以及2012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間出臺，現行有效并向社會公開的中央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根據2016年12月《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意見》確立的“1+4”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基本框架，《匯編》文件分為黨章（1件），以及黨的組織法規制度（12件）、黨的領導法規制度（76件）、黨的自身建設法規制度（139件）、黨的監督保障法規制度（32件）4大板塊[19]。截至2021年5月，中央黨內法規共210部，部委黨內法規共162部，地方黨內法規共3 210部。

從黨內法規發展的歷史邏輯來看，凡是重視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時期，正是我黨事業興旺發達的時期。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我黨重視黨內法規，使得我黨充滿了戰斗力，取得了中國革命的成功、建立了新中國，并取得了中國建設的初步成功；在鄧小平同志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領導下，我黨取得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共識，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開始騰飛；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國發展進入新時代，中國正向“美好生活”和“中國夢”大步前進。因此，黨內法規作為“上層建筑”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必然要求，必然推進歷史巨輪滾滾向前。

三、黨內法規的基本框架及理論邏輯

黨內法規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基本形成了黨內法規體系的“四梁八柱”，即黨章為拱頂，中央八項規定、《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黨內監督條例》為四梁，立規規范、黨的組織、廉潔自律、厲行節約、紀律處分、選拔任用、教育培訓、監督巡視為八柱。從邏輯理論與方法的視角看，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應該是一個邏輯嚴謹的框架體系。以“邏輯體系”的方法審視現行黨內法規的分散性、碎片性，既要去發現法規的空白或漏洞，又要彌合其中的法規沖突，構造一個邏輯自洽、完整一致的黨內法規體系。

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是以黨章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以準則條例等中央黨內法規為主干，由各領域各層級黨內法規制度組成的有機統一整體?！吨泄仓醒腙P于加強黨內法規建設的意見》指出要完善以“1+4”為基本框架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即在黨章之下分為黨的組織法規制度、黨的領導法規制度、黨的自身建設法規制度、黨的監督保障法規制度4大板塊。其中，黨章可以說是黨內法規體系的“公理集”，具有憲法作用。任何其他黨內法規都不得與黨章相沖突；而四大板塊可以說是黨內法規體系的四個環節。黨內法規制度由黨內法規和黨的規范性文件構成。2019年8月30日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是這樣表述的：黨內法規是黨的中央組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及黨中央工作機關和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制定的體現黨的統一意志、規范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活動、依靠黨的紀律保證實施的專門規章制度。黨的規范性文件是指黨組織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約束力、在一定時期內可以反復適用的文件[16]。黨章是最根本的黨內法規，是制定其他黨內法規的基礎和依據。其中，由黨的中央組織制定的黨內法規稱為中央黨內法規。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各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就其職權范圍內有關事項制定黨內法規。其他所有省級以下的黨委只有制定黨的規范性文件的權限。中央黨內法規的效力高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各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制定的黨內法規的效力。黨內法規高于黨的規范性文件。地方黨委制定的黨的規范性文件又高于基層黨組織制定的黨的規范性文件。

黨內法規分為黨章、準則、條例、規則、規定、辦法和細則。其中，黨章對黨的性質和宗旨、路線和綱領、指導思想和奮斗目標、組織原則和組織機構、黨的義務和權利以及黨的紀律等作出根本規定。因此，黨章被譽為“黨內憲法”，是全部黨內法規制定、修改、解釋和實施的依據。準則對全黨政治生活、組織生活和全體黨員行為作出基本規定。條例對黨的某一領域重要關系或者某一方面重要工作作出全面規定。而規則、規定、辦法和細則是對黨的某一方面重要工作或者事項作出具體規定。從根本到基本，從全面到具體深刻體現了從抽象到具體，從一般到個別的辯證邏輯。因此，從邏輯上看（也就是外延關系），它們之間應該是這種關系：[黨章]é[準則、條例]é[規則、規定、辦法、細則]。也就是說，從抽象程度與一般性來看，黨章最大；其次是準則和條例；最后是規則、規定、辦法和細則。從劃分的邏輯來看，黨章屬于一級劃分；準則和條例屬于二級劃分；規則、規定、辦法和細則屬于三級劃分。搞清楚黨內法規的邏輯和層次，既有助于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的制定，也有助于黨內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

黨章是“根本大法”“萬規之首”；準則條例上承黨章、下啟規則規定辦法細則。黨中央一直高度重視準則條例的制定，將其作為黨內法規的主體工程來應對。黨章、準則、條例是一般性的東西，在內容上較為抽象、籠統，這就需要制定相應的規則規定辦法細則來細化和補充，將黨章準則條例的思想真正落到實處。在邏輯上就要處理好“一般”與“特殊”甚至“個別”之間的辯證關系。

從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的理論邏輯、哲學整體性邏輯和基本的形式邏輯理論來看，有這么幾個特點：

首先，黨內法規的本體論承諾。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承諾是一種戰略，使得博弈各方保持一種合作共贏關系。黨內法規是我黨這個組織及其成員的制度性規范體系。這是由我黨的性質、使命、宗旨、目標、理想決定的，這在《中國共產黨黨章》總綱中規定得相當明確，是黨之為黨的根本要義，是區別于其他民主黨派和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政黨的根本要旨，也不同于社會團體、社會組織以及公司的章程。同時，我黨又是執政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政黨，是由馬克思主義武裝的政黨，也是不斷革命和實現自我革命的革命黨。

其次，黨內法規的基本特征是義務重于權利。從法理上來講，一般法律中的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一個社會的權利總量和義務總量在量上是相等的；同時在具體法律關系當中，權利和義務相互包含。由于黨內法規的本體論承諾，決定了黨內法規的義務重于權利，甚至義務比權利大很多。這是由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階級性質決定的。作為黨員同志，不僅要遵守國家制定的法律和一般的公序良俗，還要遵守我黨特定的規范。黨章中規定，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范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對于任何黨員同志來說，都要有張思德同志和雷鋒同志“為人民服務”的無私奉獻精神。毛澤東同志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指出，“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7]1004。人民的利益就是我黨的根本利益。

最后，黨內法規的重要特征在于實踐性?！鞍褭嗔﹃P在制度的籠子里”。黨內法規是約束黨員行為的基本制度規范。如果不執行，就不會起到任何作用，就是“紙上談兵”?！爸贫鹊纳υ谟趫绦小?，黨內法規及其規范性文件是規范黨員同志的具體生活，只有在實踐中才能體現一個黨員應有的風范。否則，黨員同一般的人民群眾沒有任何分別。宋功德教授認為，黨規制度建設只有面向實踐、植根實踐，才能保證黨規制度建設經得住實踐的檢驗、推動實踐科學的發展?！包h規制度建設應當遵循實踐邏輯”[13]291。

四、黨內法規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啟示

尤瓦爾·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說道：“研究歷史，就是為了掙脫過去的桎梏，讓我們能看向不同的方向，并開始注意到前人無法想象或過去不希望我們想象到的可能性?！盵20]53從唯物史觀的視角來看，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為未來中國和世界開辟了無限的可能性。系統的黨內法規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原創性貢獻。黨內法規體系為黨的自身建設、批評與自我批評、人民群眾對黨的監督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武器話語武器?！芭械奈淦鞑荒艽嫖淦鞯呐??！秉h內法規理論探索與實踐將對中國發展乃至全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突破，是黨建理論發展的豐碑，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環節，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以及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強大武器，是實現中華民族騰飛，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堅強護盾，是破除歷史周期律、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集體行動的困境、國家悖論及中等收入陷阱的強大法寶，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強大助力。

第一，黨內法規有助于實現我黨長期執政，破解歷史周期律。歷史周期律問題是1945年黃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澤東同志提出的?，F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不同于歷史上的歷代王朝代表一家一姓的私利，而是代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整體利益?！饵h章》中的“三個代表”深刻體現了這一點。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終于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0]35。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為指導的政黨?？茖W理論要化為科學方法，科學方法要化為黨內法規，從而形成“鐵的紀律”，讓我黨真正“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始終代表我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

第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突破，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毛澤東同志提出了“三個世界”的戰略構想。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實現四化、永不稱霸”[18]112戰略思想，他指出，中國永遠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員，甚至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胡錦濤同志提出了“和諧世界”的概念。習近平同志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思想。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系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21]35。上述思想體現在黨內法規當中。作為踐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政黨，作為全球第一大黨，第一大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引領全球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方向，是21世紀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現象。黨內法規體系的建設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踐的必然表現，是全球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重要內容。這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沒有經歷過，沒有思考過，沒有論證過的重大理論。黨內法規的相關理論與實踐必將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經典篇章。這就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并不是要謀取全球霸權，而是與世界人民一道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黨向來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10]433。從而，“修昔底德陷阱”不攻自破。

第三，黨建理論發展的豐碑，破解“集體行動的困境”。從組織的理論來講，組織越大，組織成員越容易“搭便車”。孫子兵法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危也。黨內法規就是統領全黨的“道”。這個道是“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出發”[22]1095。系統建設黨內法規體系是堅持“四個全面”的具體體現，深度實踐全面依法治國，深度實踐全面依規治黨。用法治思維、法律思維、法理思維來解決黨的建設問題，將權力真正地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樹立黨中央的權威，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真正將“兩個維護”落到實處，破解大集團、大組織“集體行動的困境”。

第四，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環節，破解“塔西佗陷阱”。黨內法規中的領導類法規詳細規定了黨對人民群眾的領導規范。自習近平總書記執政以來，就高度重視群眾路線工作?！叭罕娐肪€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盵10]365執政黨的黨風關系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要“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像愛自己的父母那樣愛護老百姓”[10]428，中央八項規定像一把利劍，剎住了黨內奢靡腐敗之風。加強黨的建設，將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里，必將重拾民心民意，破解“塔西佗陷阱”，獲得人民的真心擁護與愛戴。在黨內法規制度的約束與引領下，我黨將始終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國。

第五，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強大武器，破解諾思“國家發展悖論”。諾思認為，“一個國家對于經濟進步是至關重要的”[6]30。著名政治學家福山的政治發展的三大要素：國家、法治和負責制，并認為“中國擁有強大發達的國家和軟弱的法治”[23]21。從十八大以來，我黨就提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偉大目標。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從嚴必依法度。抓住治國理政的關鍵、要害，牽住治國理政的“牛鼻子”，找到破解中國難題的正確方法。黨內法規是約束黨員的制度體系，不斷加強我黨的凝聚力、戰斗力和向心力。一支充滿戰斗力的強大政黨必將在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現代化中發揮先鋒模范帶頭作用。

第六，中華民族騰飛的堅強護盾，破解“中等收入陷阱”。著名學者鄭永年認為，“中國有潛力逃避中等收入陷阱”[5]61。十五大黨章寫到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同富?！?。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旗幟和靈魂的無產階級政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確定了兩個百年和中國夢的偉大目標，洞察并研判了社會矛盾的重大變遷，將“中國夢”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結合起來，必將取得新的成績，從而破解“中等收入陷阱”。

[1] 習近平.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2]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3] 習近平. 論中國共產黨黨史[M].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21

[4] 曼瑟爾·奧爾森. 集體行動的困境[M]. 陳郁, 郭宇峰, 李崇新, 譯.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2011.

[5] 鄭永年. 大趨勢: 中國下一步[M]. 北京: 東方出版社, 2019.

[6] 道格拉斯·諾思. 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M]. 厲以平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9.

[7] 列寧專題文集: 論無產階級政黨[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8] 黃仁宇. 中國大歷史[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8.

[9] 黑格爾. 法哲學原理[M]. 范揚, 張企泰,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9.

[10] 習近平.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M]. 北京: 外交出版社, 2014.

[11]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 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于中國共產黨歷史論述摘編,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21.

[12] 安格魯·帕尼比昂科: 政黨: 組織和權力[M]. 周建勇, 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13] 宋功德. 黨規之治[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5.

[14] 宋功德, 張文顯. 黨內法規學[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15] 閆志民, 王炳林, 賀亞蘭. 社會主義500年編年史(下) [M]. 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16] 中國共產黨簡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2021.

[17] 毛澤東選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18] 鄧小平文選(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9] 中央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匯編（1949年10月—2016年12月）, 中共中央辦公廳法規局[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7.

[20] 尤瓦爾·赫拉利, 未來簡史[M]. 林俊宏, 譯. 中信出版社, 2020.

[21] 習近平.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M]. 北京: 外交出版社, 2014.

[22] 毛澤東選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23] 弗郎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 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M]. 毛俊杰, 譯. 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9.

The Century-old Exploration of the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Construc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National Governance

RAN Siwei

(School of Marxism,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211, China)

To govern the country, we must govern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which must be enforc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is was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PC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since its founding 100 years ago. Based on the sca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 facing the Part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nd expounds the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ra-party regulation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ra-party regulations should conform to basic Marxist methodologies such a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well as general scientific methodologies such as formal logic and dialectical logic, and adhere to the dialectical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logic. A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system of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provides stro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break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ic law, the Thucydides trap, the Tacitus trap,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 paradox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It has enriche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rxism, enriched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consolidated the cornerstone of the theory of Party building.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arty’s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the ultimate realization of communism.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for A century; National Governance

D261

A

1672-3724（2022）04-0026-07

2021-09-07

寧波市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項目“黨內法規制度推動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對策研究”（JD5-ZD37）

冉思偉，男，湖北建始人，寧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