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 Star Over China漢譯出版史及翻譯研究論略

高曉仙，趙國月

Red Star Over China漢譯出版史及翻譯研究論略

高曉仙，趙國月

（長江師范學院，重慶 涪陵 408100）

在國內翻譯出版史已達80多年，通過重譯、重版、節譯等各種方式傳播。80多年來，其漢譯基本經歷了開創期、發展期、低潮期和繁榮期四個時期，其漢譯樣式和出版等不同時期段呈現出不同的形態特征。改革開放后學界開始關注漢譯的學理問題，但現有研究大多圍繞出版社、翻譯家思想和譯本特征三大主題展開研究，缺乏漢譯發展史的系統性研究。從翻譯學的角度討論漢譯對中國革命的推動、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乃至中華民族的建構，都將是后續研究展開的重要選題。

《西行漫記》；漢譯；出版；翻譯研究

一、引言

新中國成立之前，有一本書對外的國際傳播為中國革命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國際環境，“使美國和全世界人民最早了解中國革命真相”，“曾引起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興趣和關注”[1]；與此同時，該書對內的漢譯出版和傳播使“在中國國內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受到此書的鼓舞，毅然走上革命道路”[2]，極大程度促進了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這本書就是美國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所著的。該著作自誕生起作者就不斷修訂，形成了歷史上的多個版本，英國戈蘭茨公司1937年版本為初版，之后美國蘭登出版社再版時增寫了第十三章內容形成了1938年的版本，之后的1944年、1968年和1971年等作者多次修訂，直至形成1972年的鵜鶘版。

“最大限度地擺脫西方文明對東方民族的偏見，做到不虛美，不隱惡”[3]，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據不完全統計，在全世界已有近20種語言文字的翻譯版本流通。這部作品最初在英國出版，旋即被胡愈之等人翻譯為《西行漫記》出版，在中國歷史以及中國共產黨黨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推動了中國革命的進程。其漢譯本被收入鄒振環[4]主編的《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當中，已然成為我國漢譯文學史上的一部經典。

面對中國歷史上發揮如此巨大作用的著作的漢譯，我國譯學界對其關注嚴重不足，其漢譯中的諸多問題還待學界不斷深入討論，如80多年來的漢譯發展史呈現出怎樣的特征？其漢譯活動對中國革命發展和中華民族建構起了什么樣的作用？漢譯本書名緣何由《西行漫記》變為《紅星照耀中國》？等等?；诖?，本文首先嘗試梳理在中國80多年來的漢譯發展史，然后從整體上概括已有的翻譯研究主題，為后續系統深入研究提供理論參照。

二、漢譯出版史

在中國以各種“絢爛多彩、令人眼花繚亂的譯名，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延綿不斷地被翻譯出版”[5]。據張小鼎統計，截至1979年12月，北京三聯書店出版董樂山翻譯的《西行漫記》，包括雛形本、全譯本、節譯本和抽印本等在內，共計有57種版本。這些版本遍及全國各地，包括戰時的國統區、解放區和淪陷區以及戰后的兩岸三地[6]。董樂山之后又有多個漢譯本出現，其中有重譯本，也有再版本。據《光明日報》報道，截至2018年，已經出版有81個春秋，其出版過程充滿了坎坷曲折。80多年中，基于原著中文出版了以“雛形本、全譯本、節譯本、抽印本、內部參考本等形式不少于60種版本，擁有極為龐大的讀者群體”[7]。

有學者將的中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由胡愈之1938年組織翻譯的復社《西行漫記》肇始，第二個階段由1979年董樂山翻譯、三聯書店出版的《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起始[7]。還有學者分為三個階段[6]，即將新中國成立前分為兩個時期，一是原著最初誕生時的漢譯，二是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戰爭時期的漢譯，而第三個階段則和前面的二分法的第二階段相吻合。但不論是二分法還是三分法，其中胡愈之復社版的《西行漫記》和董樂山三聯版《西行漫記》都是漢譯史上繞不開的。復社版《西行漫記》曾激勵了無數革命青年前往延安參加革命，董樂山版《西行漫記》在20世紀80年代的知識分子群體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后進入初中語文教材，“以其獨有的睿智思想、時代特色和語言魅力讓新時代的青少年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7]。

為了清晰呈現漢譯和傳播的歷史，本文采納四分法，在前人三階段劃分的基礎上加入1980年至今的全新書名漢譯時期，前三個階段是《西行漫記》時期，最后一個階段是《紅星照耀中國》時期。

（一）開創階段

開創階段發生在1937年至1938年期間。大眾一般認為的第一個漢譯本是由胡愈之組織復社成員翻譯的《西行漫記》，實則在此之前還有一個《西行漫記》的“雛形本”，即1937年春由“北方愛國青年大學生王福時主持，與郭達、李放、李華春共同編譯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5]。同期，陜西人民出版社的《西北印象記》、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國紅區印象記》、上海大眾出版社的《紅旗下的中國》，直至胡愈之等人組織出版的上?！皬蜕纭薄段餍新洝?。這一時期還有中的部分內容單獨出版成《毛澤東自傳》。在1937年9月至1938年1月短短5個月時間內，延安、上海等地出版了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自傳》。當時陜西的延安書局和延安文明書局與上海的光明書局、國民出版社、文摘出版社、前鋒出版社、救亡圖書出版社、新時代出版社等都出版過《毛澤東自傳》，有的還多次再版，發行范圍遍及全國，是當時名副其實的“紅色暢銷書”，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出版熱點”[8]。

全譯本中，胡愈之領銜翻譯的上海復社版《西行漫記》影響最為深遠，1938年2月10日首版，同年4月10日第二版，六個月后的10月10日第三版，11月10日第四版。彼時，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和日倭的侵略下，上海淪為“孤島”，該譯本的誕生可謂是一波三折、驚心動魄，具體成書過程在眾多資料中都有翔實記載，在此不必贅言。在抗擊日本侵略者入侵和澄清國民黨對共產黨無端污蔑的歷史背景下，復社版《西行漫記》為特定時代提供了“精神食糧”，為許多青年志士指明了革命道路，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突破國民黨的圍剿奠定了堅實的精神基礎。作者斯諾本人曾說，“戰事開始以后，我走到一處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總有那肋下挾著一本《西行漫記》的青年，問我怎么去進延安的學?！?，“假使我在上?；驖h口或重慶設立一個招募站，我可以募集好幾個大隊，這也許是對中國最好的貢獻”[6]。

（二）發展階段

第二個階段發生在1946年至1949年期間。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污蔑以及對共產黨有關消息的封鎖，導致抗日戰爭勝利后國內民眾對共產黨的了解還是不夠全面和充分，為讓廣大人民群眾了解到中國共產黨對和平談判的態度、對建設新中國提出的方案以及毛澤東的為人，各大出版社以不同譯名爭相出版Red Star Over China的各類漢譯全譯本或節譯本，其中節譯本最多的是名為《毛澤東自傳》《毛澤東傳》或《毛澤東生平》的譯本，內容主要來自斯諾原著中第四章“”（一名共產黨員的誕生），是1937年毛澤東向美國記者斯諾口述本人生平事跡的忠實記錄。這一階段，每年都有該章內容的節譯本出版。與此同時，全譯本也不斷涌現，如1946年作為國民黨陪都的重慶出版的《西行漫記》，1948年9月大連復社再版的《西行漫記》，1949年6月上海啟明書店依照美國1938年7月版出版的漢譯本《長征25000里》，同年上海和香港地區連續出版的《長征25000里》和《西行漫記》。其中，1949年9月上海急流出版社《西行漫記》書前譯者“小引”或許道出了這一時段漢譯節譯本或全譯本盛行的原因，“一本驚動世界的文獻，似乎需要更多的譯本，以廣流傳而遍及各地，把共產黨的精神，灌溉到全中國人民的心田之中”[6]。由此可見，當時幫助被蒙蔽的解放區以外的人民了解共產黨是譯者的首要翻譯目的，也是出版社的首要出版目的。

（三）低迷階段

第三個低迷階段發生在“文革”開始到1979年期間。據吳明[6]整理，在“文革”后期香港出版了兩種本子，分別是廣角鏡出版社出版的《西行漫記》和香港南粵出版社出版的《西行漫記》，前者自1975年年底到1977年4月共出了四版，后者自1975年至1978年也出版多次。大陸地區在“文革”期間卻沒有正式出版過的漢譯本，但有人卻認為這段時間是漢譯出版的高潮期，因為“《毛澤東自傳》《毛澤東生平》（從《西行漫記》中抽印出來）等不知印了多少。群眾組織就可以印發，無所謂版權問題”[6]。

但與其說“文革”期間是漢譯出版的高峰期，毋寧說是其漢譯傳播的高峰期。畢竟“文革”是一個極其特殊的時段，所有出版工作都處于一種非正常狀態。自“文革”結束后，出版界的各項工作才恢復正常。1979年12月，就有兩個重要的漢譯本同期出現，一個是由吳亮平[9]整理定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關于自己的革命經歷和紅軍長征等問題》，其中除了的部分內容外，還包括《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論統一戰線》和《中國共產黨和世界革命》三篇文章；另一個是由董樂山翻譯、三聯出版社出版的《西行漫記》（封面副標題標明原名為《紅星照耀中國》）。董樂山譯本是根據斯諾最初的1937年倫敦戈蘭茨版全譯的，在“出版說明”中明確了出版該譯本的目的、版本選擇的原因和相關翻譯策略選擇：“粉碎‘四人幫’以后，許多讀者要求我們重印此書，以了解中國共產黨在當時歷史情況下的某些斗爭實況，因此，我們把這本對進步讀書界起過良好作用的著作重新翻譯出版?！薄盀榱吮４嬖瓡臍v史面貌，現在的譯本是根據一九三七年英國戈蘭茨公司的英文出版本翻譯的，并收入了作者一九三八年為復社版中譯本寫的序言?！薄霸诔霭孢@個重譯本時，我們對全書除了個別十分明顯的史實錯誤及人名、地名和書刊名稱的拼寫錯誤外，一律照譯原文未作改動。我們深信，廣大讀者是會用分析的態度和歷史的眼光來看待書中的問題的?！盵10]更為珍貴的是，這一版本的漢譯本書前收入了1979年8月胡愈之為之撰寫的《中文重譯本序》和斯諾1938年為上海復社版漢譯本撰寫的《序言》，這為后期漢譯的重譯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研究材料。董樂山因為在書名《西行漫記》中加入了副標題“又名：紅星照耀中國”，成為漢譯史上的重要轉折點，之后的漢譯本都以《紅星照耀中國》面世，間或副標題注明為“西行漫記”。

（四）繁榮階段

第四個繁榮階段發生在董樂山譯本誕生后的1980年至今。所謂繁榮實際上是指重譯和再版的數量增長，尤其是以往漢譯本的再版。重譯方面，1992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方準、梁民翻譯的《紅星照耀中國》，選取的原文底本是1972年的鵜鶘版。兩位譯者坦誠，在他們整個翻譯過程中，“董譯本更是置諸案頭，所助尤大”[11]。2018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王濤譯本《紅星照耀中國》。再版方面，進入新世紀后各大出版社再版了胡愈之或董樂山譯本，比如201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了董樂山的譯本，201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再版了胡愈之等人的譯本，2019年東方出版社再版董樂山譯本等。有趣的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不論是重譯本還是再版本，其書名都清一色為《紅星照耀中國》，并各大出版社標榜自己擁有中文譯名《紅星照耀中國》的合法性、權威性和唯一性，結果因書名的中文譯法引發一場口水戰。我們不去討論這場官司誰輸誰贏，單憑紛爭本身就可以看出，每個出版社都想在的中文譯本市場上占領高地，這充分映射出漢譯在中國讀者中的受歡迎程度以及在中國文化建設中的重要性。

三、翻譯研究

根據對已有資料的梳理和分析，的漢譯研究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板塊。

（一）贊助人研究

對贊助人的研究主要是圍繞針對上?！肮聧u”時期的特殊翻譯機構——“復社”展開論述，側重于挖掘史料。作為的首個漢譯全譯本和復社出版的第一本書，討論復社必然論及《西行漫記》。梁志芳曾對復社成立的緣由、組織結構及其性質有過深入調查，她“以《西行漫記》翻譯出版為例，探究復社翻譯活動的特殊性”，從翻譯機構的角度為讀者再現了一個真實的復社，翻譯出版是復社成立的“直接動機”。作為上?！肮聧u”時期的一個特殊翻譯機構復社，繼承了晚清以來林則徐、嚴復、梁啟超力圖通過翻譯“制敵”“開啟民智”“強國”的優良傳統，在中國現代翻譯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筆[12]。李娜和邢建榕則對復社成立的背景、主體以及翻譯出版對社會的影響作了詳細論述，“‘復社’的翻譯出版活動，在當時的上海乃至全國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少青年學生因此走向抗日前線。著名漫畫家華君武當時在一家銀行上班，閱讀《西行漫記》后，毅然辭去這一金飯碗，歷經三個月的長途跋涉到達陜北，他后來回憶說：‘這都是《西行漫記》給了我力量’”[13]。

（二）譯者研究

譯者研究是國內外翻譯研究領域公認的重要話題，國外Delisle和Woodsworth[14]與Pym[15]等人都反復強調過譯者在翻譯研究中的重要性，國內方夢之和莊智象[16]等人傾盡全力編撰三卷本《中國翻譯家研究》，為中國翻譯發展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對漢譯的譯者研究主要是其漢譯史上知名翻譯家的研究，這些翻譯家及其譯作成為當下翻譯研究亟待挖掘的珍貴史料，如胡愈之、胡仲持、董樂山等，他們從不同層面參與著這部經典作品的漢譯與傳播。在第一個漢譯本《西行漫記》誕生的過程中，胡愈之主持翻譯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顯示出了他的足智多謀和才思敏捷，也是胡愈之從事國際統一戰線工作的一個重要收獲[17]，“創造了中國翻譯、出版史上的奇跡”[18]。胡愈之二弟胡仲持作為復社版《西行漫記》的重要參與者，在其翻譯出版中做出了“突出貢獻”，“在中國現代翻譯史上譜寫了光輝的篇章”[19]?！拔母铩焙蟮臐h譯者董樂山亦是一名譯界大師，一生翻譯出版了大量西方經典文學作品，可謂卷帙浩繁，其中《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是其第一部個人獨立完成的譯作，開啟了他翻譯生涯的輝煌?！岸瓨飞降摹段餍新洝分凶g本再現了該書在第一次于英美國家出版時盛極一時的原貌，徹底還原了原稿中的所有12章、共57節內容。除此之外，董樂山還以極其嚴謹的精神逐個校對了原稿中以漢音英注形式出現的人名、地名以及中文文獻還有一些明顯違背史實的地方也被董樂山一一糾正”[20]?？梢哉f，董樂山對的漢譯“勾畫了一個始終關注中華民族和人類終極命運的智者曲折的心路歷程”[21]。

（三）譯本研究

第三個板塊是針對特定漢譯本研究，主要集中于復社版《西行漫記》和三聯版董樂山《西行漫記》的文本分析上，既有文化層面的文本外分析，也有深入文本內的語言分析。文本外的分析如陽琨從贊助人、譯者、出版社和譯本特色等多方面對復社版《西行漫記》的翻譯學解讀[22]，郭剛認為復社版《西行漫記》“不但是孤島報告文學翻譯的開端，而且也是高峰”，開創了“合譯的翻譯方式”，體現了“商業性與即時性的統一”，“是孤島翻譯轉型的顯著標志”[23]。文本內的分析如羅茜妮對比復社版和三聯版《西行漫記》后，認為他們的譯著從風格、形式、內容等方面都存在差異，董樂山譯本內容較為豐富，將問題闡述得更為清晰，修正了多個與史實不相符合之處?？偠灾?，“董樂山譯的《西行漫記》是新中國成立前后幾十年來最忠實于斯諾原著的版本”[24]，憑借“天時地利人和”[25]，成了漢譯史上的經典譯本。

從現有的數據來看，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集中在復社版和三聯兩個譯本上，對譯者研究也集中在這兩個版本的譯者身上，1992年的“鵜鶘版”譯本和21世紀出現的譯本及其譯者都未被學界關注。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復社版和三聯版經過歷史的過濾與篩選，已然成為經典文本，研究的價值和意義遠遠大于其它譯本。

四、結語

一部作品的經典化離不開翻譯和出版，更離不開圍繞它而生的相關研究。初版至今，在國際上翻譯成多種文字傳播，在國內多次重譯反復再版，這個多文字多語言的翻譯和再版過程推動完成了它本身的經典化過程。誠然，能否成為經典并不完全取決于翻譯和出版的多寡，而在于其本身的立意和內容。顯然，在立意和內容上是其在國內外收獲大量擁躉的制勝法寶。正因為如此，過去80多年中，其漢譯在國內經歷了開創、發展、低迷和繁榮四個發展階段后，仍不減其重譯和再版的勢頭。胡愈之等人的《西行漫記》和董樂山的《紅星照耀中國》都能成為譯本經典，離不開譯學界對其贊助人、譯者和譯本的深入挖掘和闡發。

但是，相比漢譯在新中國歷史上發揮的巨大作用而言，翻譯界對它的研究明顯不足，尤其缺乏系統性的深入研究，它對中國革命的推動、中華民族的建構作用乃至對我黨建設的積極意義都亟待挖掘整理。相信在未來漢譯的道路上，會有更多精彩的漢譯本呈現，也會有更深入更系統的相關翻譯研究出現，以進一步推動它的經典化進程。

[1] 張小鼎. 《西行漫記》在中國[J]. 出版工作, 1979(6):45-48+57.

[2] 鄧杰. 出版界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以《西行漫記》的出版為例[J]. 中國出版, 2017(18):12-16.

[3] 李躍力, 何卓倫. 東方情結: 《西行漫記》中的“風景”[N].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20-06-29(006).

[4] 鄒振環. 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M]. 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6.

[5] 張小鼎. 《西行漫記》在中國的流傳和影響: 《紅星照耀中國》重要中譯本50年書話[J]. 圖書館學通訊, 1988(3):73-84.

[6] 吳明. 《西行漫記》版本評介[J]. 北京黨史, 1993(4): 57-59.

[7] 劉健. 《紅星照耀中國》譯名的由來[N]. 光明日報, 2018-07-29(05).

[8] 關軍. 《毛澤東自傳》: 六十多年前的紅色暢銷書[DB/OL]. 中國新聞網[2005-12-26](2020-12-20) https://chinantws.com/news/2005/2005-12-26/8/670085. shtml.

[9] 吳亮平. 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諸的談話[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

[10] 三聯書店編輯部. 出版說明[A]. 埃德加·斯諾. 董樂山譯. 西行漫記(原名: 紅星照耀中國)[M].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1979: 1-2.

[11] 李方準, 梁民. 譯者前言[A]. 埃德加·斯諾. 紅星照耀中國[J]. 李方準, 梁民, 譯. 石家莊: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3.

[12] 梁志芳. 翻譯·文化·復興: 記上?！肮聧u”時期的一個特殊翻譯機構“復社”[J]. 上海翻譯, 2010(1):66-69.

[13] 李娜, 邢建榕. 復社: 孤島時期的秘密出版機構[J]. 都會遺蹤, 2011(2):51-57.

[14] DELISLE J, WOODSWORTH J. Transltors Through History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15] PYM A.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8.

[16] 方夢之, 莊智象. 中國翻譯家研究(三卷本)[C].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17.

[17] 李克莉. 胡愈之譯學思想述評[J]. 名作欣賞, 2014(36):130-132+135.

[18] 朱文斌. 胡愈之的文學翻譯[J]. 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2014(1):13-20.

[19] 梁志芳. 賽珍珠與斯諾的中國知音: 翻譯家胡仲持研究[J]. 山東外語教學, 2012, 33(2):98-103.

[20] 廖莉. 《西行漫記》譯者董樂山的西方文學翻譯成就[J].蘭臺世界, 2014(16):109-110.

[21] 陽鯤. 論董樂山先生的翻譯成就與譯學貢獻[J]. 譯苑新譚, 2019(1):76-82.

[22] 陽鯤. 復社譯本《西行漫記》的翻譯學解讀[J].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 2018(2):51-57.

[23] 郭剛. 《西行漫記》與孤島上海文學翻譯的轉型[J]. 新文學史料, 2018(2):84-90.

[24] 羅倩妮. 《西行漫記》譯者董樂山的翻譯追求[J]. 蘭臺世界, 2015(4):12-13.

[25] 陽鯤. 三聯書店版、董樂山譯《西行漫記》: Red Star Over China漢譯史上的經典譯本[J]. 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2):116-119.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History ofand Its Translation Studies

GAO Xiaoxian, ZHAO Guoyue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China for more than 80 years, and has been disseminated through various means, such as retranslation, re-edition and abridged translation. In the past 80 years,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has basically experienced four periods, namely the initiating period, the development period, the low tide and the flourishing period,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style and publication have presented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academic circle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academic theory of’s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However,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three themes of publishing houses, translators’ thoughts and translation feature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s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logy, the discussion ofa’s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ll be an important topic for subsequent studies.

;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ing; Translation Studies

H31；I046

A

1672-3724（2022）04-0049-05

2022-03-21

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社會組織項目“美國‘凱迪克獎’兒童繪本漢譯與傳播研究”（2020SZ38）；重慶市社科規劃項目“中國當代非虛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研究”（2022NDYB151）

高曉仙，女，甘肅張掖人，長江師范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繪本翻譯與翻譯教學；趙國月，男，甘肅張掖人，長江師范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學翻譯批判和譯者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