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充分挖掘經濟結構性增長潛力

關浣非

在系統分析了國際、國內局勢變化及挑戰的基礎上，2021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直面問題，明確地提出了中國未來一個時期所面臨和需要解決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方面主要問題和壓力。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12月CPI由上月上漲0.4%轉為下降0.3%，PPI則由上月持平轉為下降1.2%。從同比看，CPI與PPI漲幅均低于預期，其中CPI上漲1.5%，漲幅比上月回落0.8個百分點，再次回到“1時代”;PPI上漲10.3%，漲幅比上月回落2.6個百分點。

貨幣流動性水平則是衡量市場主體對未來預期的一個重要指標。從2017年1月到2021年11月這59個月間，中國流通中的貨幣M2從158.42萬億元逐月增加到238.29萬億元，4年增加了50.42%，社會融資總規模也從185.77萬億元增加到了313萬億元，增長了68.49%，但市場參與流動貨幣的規模卻呈現減少的趨勢。雖然每年的年底前后一個月流動性會有所增加，但總的變化趨勢是投資意愿趨弱，貨幣流動性水平漸趨下降。若以2017年初的流動性為基數，貨幣的流動性基本上以每年10%的速度在萎縮。2021年11月份，貨幣流動性比59個月前下降了33.59%。

從投資和消費領域數據亦可看到需求收縮、預期轉弱的趨勢。2021年全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4.9%，兩年平均增長3.9%。分領域看，基礎設施投資增長0.4%，制造業投資增長13.5%，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4.4%。2021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7%，預期 3.8%，前值 3.9%。

這三方面問題的出現并不是偶發的，有著復雜的國際、國內背景和原因，需要從制度、政策、市場、資源等方面，以及從內部和外部做出更多、更大的努力才能有所成效。而從經濟增長從來都屬一定結構內的增長角度看，進一步充分挖掘促進經濟增長的結構性潛力，則應成為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緩解和消除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需多維協同發力的重要領域。

視覺中國

2022年對中國和世界都將是充滿更多挑戰的一年。在可見的一年里，新冠肺炎疫情變幻莫測，全球流動性將面臨拐點，全球利率中樞將抬升，流動性增速將放緩甚至下降，各國貨幣政策分化導致全球經濟復蘇繼續呈現不均衡、不穩定的態勢;經濟滯脹風險愈發凸顯。美聯儲加快收緊貨幣政策已無任何懸念，市場預計其最快將在3月份啟動加息，縮表時點也將提前;歐洲央行已宣布將于2022年3月結束緊急抗疫購債計劃;英國、挪威、新西蘭等發達經濟體以及部分新興經濟體已提前進入加息周期。IMF日前預警，美聯儲加快升息或導致新興市場資本外流與貨幣貶值，新興經濟體必須為美國加息做好準備，并稱美聯儲快于預期的升息步伐，可能會擾亂金融市場，并導致新興市場資本外流與貨幣貶值。對中國而言，2022年必將是外部挑戰及風險輸入增多和內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相交織的一年，但這一年又是實施“十四五”規劃和推進經濟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年。這一年的經濟運行速度和質量如何，必將對未來若干年的中國經濟發展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

經濟增長既是一國或一地區經濟量（總量與均量）和能力的增長與擴張過程，同時又是一國或一地區經濟結構的轉換過程。經濟增長既可以是要素投入增多的增長，又可以是經濟結構優化的增長。在非均衡條件下（要素市場分割失衡和調整改善滯后等）的結構轉變，能夠加速經濟增長。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條件下，僅靠要素投入或者優化結構無疑都難以達到穩定經濟甚至推升經濟的目的。這時一定要靠增加投入和優化結構雙管齊下才能令經濟有所起色。而要實現這二者之間的協同及放大邊際效用，客觀上要求必須從影響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基礎方面入手及發力，多維形成促進經濟增長的協同推力，強化經濟增長的內生性，不斷擴大經濟增長的外延。

從理論上講，中國經濟仍有非常大的結構性增長潛力，但這取決于相關的條件配合，比如技術優化結構性增長潛力，政策精準協同結構性增長潛力，要素效應協同結構性增長潛力，鼓勵投資及弘揚企業家精神結構性增長潛力，力求獲取國內、海外資本市場正向反饋呼應的結構性增長潛力，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尊重要素貢獻分配原則的結構性增長潛力，建設收入的寶塔型社會及橄欖型人群結構的結構性增長潛力，等等。

不言而喻，對于正處轉型關鍵階段和需要穩定發展的中國經濟，政策的選用仍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無論是推行逆周期政策，還是跨周期政策，實際上都離不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而財政政策也好，貨幣政策也罷，或者是這兩種政策的組合，都離不開擴張型、收縮型或者中性三種類型中的一種。為了達到穩定經濟的目的，2022年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取向都是顯而易見的，但關鍵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如何實現提升效能，如何做到更加及時、精準、可持續。一些人之所以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前低后高的預測，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財政的投放需要一個時間的過程，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的“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也需要盡早地明確具體內容及推進細則。而從長遠看，則需要仔細考慮如何優化社會融資結構及如何評價政府融資效應問題。過去幾年，政府通過發債獲取的社會融資存量，從2018年1月份的5.48萬億元，大幅度增加到2021年11月的51.9萬億元，3年增長8.47倍，在社融規模的占比從3年前的2.95%迅速擴大到16.54%。而同期企業債券僅從18.51萬億元增加到29.72萬億元，僅增長60.57%，增長幅度只有政府債券增幅的7.16%，在社融規模的占比從3年前的10%縮小到9.5%。而過去一段時間出現的貨幣流動性降低的問題，則意味著央行希望通過增發貨幣刺激投資、促進經濟發展的良好意愿未能在經濟活動中得以兌現，增發的貨幣以現金或者存款的方式游離開了經濟活動。因此，貨幣政策既要考慮保持貨幣流動性規模，更要考慮提升貨幣流動性水平。

在今年外部金融市場必然出現動蕩的環境下，中國的貨幣政策必須保持穩健寬松，相機而動。而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方面，則需要明確二者的協調聯動機制，清晰各自應對跨周期和逆周期調控的政策靶向目標及合作區域，要通過有的放矢的協同發力，真正達到增強社會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目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穩預期的要求，而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最重要的是要改變政策選擇的類型，要多用價格型的政策工具，少用數量型的政策工具，這樣才能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才能防止政策的不確定性。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必然選擇，也是進一步挖掘結構性經濟增長潛力的根本所在。而無論是內部循環還是外部循環，實際上永遠都離不開商品、服務、資金、技術、信息的循環和商業存在的可持續性。從推動中國實現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角度看，當前及未來必須要在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上作出制度和市場上的部署，真正按“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的那樣：“依托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形成對全球要素資源的強大引力場”。只有當中國變成一個更加開放的經濟體時，中國經濟總量才可能在現有基礎上再上新臺階。同時，中國要更加積極主動地融入世界經濟，化解沖突，求同存異，毫不動搖地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而為了更好地融入國際經濟社會，在增長方式上，中國需不失時機地建立由線性經濟發展向循環經濟發展轉換的模式、機制及約束系統，適時建立促進和保障內循環與外循環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經濟發展體系。

外循環永遠是機遇與挑戰并存的經濟空間?？赡苤昂苌贂腥讼氲?，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會導致全球供應鏈發生重大調整，西方社會生產端普遍遇到了開工不足的問題。而中國因較好地控制住了疫情，所以也就成為了滿足國際社會需求的重要供給體。據海關總署1月1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9.1萬億元，比2020年增長21.4%。其中，出口21.73萬億元，增長21.2%;進口17.37萬億元，增長21.5%。與2019年相比，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出口、進口分別增長23.9%、26.1%、21.2%。而與此同時，據歐盟統計局當地時間1月14日公布的數據，2021年11月歐盟27國對外貿易總額出現83億歐元的逆差。這是自2014年1月以來，歐盟首次出現月度貿易逆差。在2020年同期，歐盟的對外貿易順差為245億歐元。但必須清楚，中國外貿出口的這種高光時刻必然會因疫情流行程度的改變及其他經濟體生產能力的恢復而改變，而外貿出口結構的變化必然帶來其他資源需求結構的變化。所以，無論是企業，還是其他方面，都需未雨綢繆，及早對外部市場局勢變化作出預判，有的放矢地形成對策，盡力避免因外部環境改變而對自身經濟增長造成不利影響。

中國雖然是經濟門類比較齊全的經濟體，但在一些關鍵技術領域仍受制于西方的一些發達國家。這既會影響到內循環的質量與效率，又會影響到外循環的可持續性。所以，為了保持經濟的持續高中速增長，中國不僅需要積極培育一大批擁有“專精特新”生產特點的中小企業，更要致力于打造一批可攻克“卡脖子”技術的骨干企業，以為新發展格局的持續推進提供不竭的創新動力和技術動力。

2020年，中國的GDP是美國的70%，但全要素生產率是美國的40%，是德國的44%，是日本的62%。全要素生產率并不與具體的產品技術相關，而是和制度、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資源優化配置的能力等關聯。2010年，我國社會融資總規模為65.93萬億元，GDP為41.21萬億元，社融規模比GDP高60%，1億元社融可以產出0.6251億元的GDP。到2021元，我國社會融資總規模為313萬億元，GDP約為110萬億元，社融規模比GDP高184.55%，1億元社融僅可以產出0.3515億元的GDP。11年間，社會融資對經濟的推動力下降了43.76%。出現社會融資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減弱的原因大致包括，投融資結構與經濟活動需求錯位、貨幣資金分配結構與經濟貢獻主體結構錯配，以及不同融資主體對資金的運用能力和效率約束水平差異。由此，從結構上提高各類要素的產出效率及改善影響要素釋放效率的制度和市場條件就成了必須要積極面對的問題。

香港證券市場對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要看到，限制中國企業在美國的投資和融資，將是美國對華的長期策略。故致力于呵護和促進香港證券市場的發展極為重要。2021年，在各國央行刺激計劃的推動下，全球資本市場“火爆”，通過發股發債等活動籌集的資金比2020年高出近17%，比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的2019年高出近四分之一，企業籌資額超12萬億美元。然而，去年香港股票市場卻出現了與全球其他股票市場大相徑庭的表現。據香港交易所1月13日發布的2021年市場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證券市場市值為423811億港元，同比下降10.82%。數據顯示，2021年新上市公司98家，比2020年的154家下降36.36%。同時，集資額較2020年的高位有所回落。毋庸贅言，香港股市好，不僅有利于緩解香港經濟、社會和政治矛盾，有利于中央在港政策的實施，同時香港上市公司中80%以上為內地企業，香港股市的蓬勃發展，毫無疑問會擴大中國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的融資和騰挪空間，更可增加中國與美國博弈的籌碼。而在促進香港證券市場發展方面，中國需積極解決中概股回歸及VIE設置問題，及時掃清影響市場發展的各種障礙。

中央財辦副主任韓文秀日前提出，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相互關聯的復雜系統。要防止出現合成謬誤，不把分兵把關變成只顧自己、不及其余，避免局部合理政策疊加起來造成負面效應;又要防止分解謬誤，避免把整體任務簡單一分了之，更不能層層加碼，導致基層難以承受。

然而，不得不承認，合成謬誤及分解謬誤兩種情形在一些地方、領域都存在，這也是導致投資不振、預期轉弱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未來實現穩經濟、穩預期等目標過程中，要注意避免出現一些人把“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變成了“反資本”、把“反壟斷”變成了“反規?！?、把推進“共同富?！弊兂闪恕胺锤辉！眱A向。要致力創造讓所有合法“做蛋糕的人”都能夠安心在國內做大蛋糕的環境，以不斷豐厚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