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出口貿易隱含碳測算與影響因素分析

童 霞，高申榮

（南通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江蘇 南通 226019）

碳排放激增、全球變暖給人類社會帶來嚴峻挑戰，由此引起的極端氣候突變已成為世界性課題。出口貿易作為一個影響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其產生的“碳”問題更成為全球性議題，有關碳減排、提升環境質量和生活水平等綠色貿易理念的研究與探討也成為國際社會的熱點問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貿易國，出口規模的擴大在提高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同時，導致了大量的溫室氣體留在本國，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激增，進一步激化了環境與貿易的矛盾?！笆奈濉笔侵袊歼_峰關鍵期、窗口期，在新時代綠色貿易潮流的影響下，中國已經將綠色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努力協調好出口貿易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積極主動承擔國際減排責任。

江蘇省作為長江三角洲地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中國發展出口貿易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國出口貿易綠色發展的重要引擎。一方面，入世以來，中國不斷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潮流，經濟力量迅速崛起，其中，江蘇省緊緊抓住全球化浪潮的貿易趨勢，利用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發展對外貿易并取得了較大進展。2000 年，中國出口總額為2492.03 億美元，其中，江蘇省為257.67 億美元，占全國出口總額的10.34%。2020 年，江蘇省出口總額為3962.83 億美元，占國內出口總額的比重上升至15.30%，穩居全國第二。相較于2000 年，2020 年江蘇省對外貿易出口額增長了14.38 倍，遠高于全國平均值（9.40 倍）。

另一方面，江蘇省的碳排放規模也在持續擴大。據統計，江蘇省碳排放規模由2000 年的10036.98萬噸增加至2019 年的30564.93 萬噸，年均增長率達6.04%，遠超全國碳排放規模的年均增長率。從能源消費結構上看，江蘇省的能源消耗以煤炭為主，隨著該區域貿易規模的擴大，能源消耗量劇增，較高的能耗、高污染能源的依賴度和較低的清潔能源使用率使生態環境開始惡化，逐漸限制江蘇省的經濟綠色發展和產業升級。同時，近年來江蘇省積極實施鼓勵出口的貿易政策，該政策雖然帶來了出口擴大和經濟增長，但出口商品中工業制成品的占比較高，加工貿易的發展無疑加劇了環境問題。

現有研究較多地側重于國家層面，對江蘇省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的研究較少，鑒于“貿易大省”與“碳排放大省”的地位，本文選擇江蘇省作為研究對象，提出與此相關的一些重要問題：第一，隨著出口規模不斷擴張，碳排放規模持續加大，江蘇省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將呈現出一個怎樣的變化趨勢？第二，帶來這種變化趨勢的影響因素是什么？同時又經歷了怎樣的時序變化？為了測算江蘇省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及研究內在影響因素，本文從總體和分部門兩個維度進行綜合考察，首先通過投入產出模型測算江蘇省出口隱含碳排放量，進一步通過LMDI 分解法對不同階段的出口隱含碳排放量進行因素分解，量化三個影響因子（規模、結構及技術）的作用效果。

一、文獻綜述

“隱含碳”一詞源于“隱含能”。1974 年“隱含能”一詞在國際高級研究機構聯合會（IFIAS）的能源分析工作組會議上被首次提出并被定義為“整個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能源總量”。此后，衍生出“隱含碳”一詞。隱含碳是指某一產品（包含各個元件）經歷的完整生產鏈條中產生的所有二氧化碳，即從原料、加工、運輸到消費的整個生命周期中直接或間接產生的碳排放[1]。目前，國內外關于隱含碳方面的研究可大致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對隱含碳排放規模的測算，其二是對隱含碳排放規模的因素分解，需要指出前者是后者的研究基礎。

在碳排放測算研究方面，投入產出模型是量化測算貿易隱含碳排放的重要方法[2-3]，不僅能完整地反映實體消費過程中所有的碳排放信息，還可以量化生產和消費兩者間隱含碳的依存關系[4]。Ackerman 等[5]采用多區域投入產出法測算美日貿易間產生的隱含碳規模，得出日本承接了部分來自美國的碳排放。Peters 等[6]運用投入產出法測算80 多個國家及地區的貿易品中所產生的隱含碳，得出中國是世界最大的隱含碳排放國。周新[7]通過投入產出法進一步測算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隱含碳排放量，得出中國是貿易隱含碳凈出口國，而美國是貿易隱含碳凈進口國。鐘章奇等[8]則運用同樣方法對中國30 個省區市投入產出進行分析，提出開展區域合作共同減排比單個省區獨自應對更為有利的政策建議。

為了進一步地分析影響隱含碳排放變動的主要原因并提出針對性的碳減排政策，很多學者開始進行對隱含碳影響因素的分解研究。其中，LMDI 指數分解法被認為是最具科學性和理論上的完美性，在研究中獲得了較為廣泛的應用[9]。Greening[10]利用LMDI 法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間的制造業、運輸業等部門的貿易隱含碳排放進行分解，研究結果表明技術升級是碳排放規模下降的主要原因。Wang 等[11]、Wu 等[12]通過該法對中國對外貿易隱含碳規模進行規模、結構、技術的效應分析，提出可通過加強貿易商品結構優化來促進碳減排。龐軍等[13]基于LMDI 方法將2004——2007 年中歐雙邊貿易中隱含碳變化的影響因素進行分解，得出規模效應是導致出口隱含碳排放總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通過對現有研究的梳理發現，在對貿易隱含碳的研究中，隱含碳排放量化的評估方法較為成熟，主要運用投入產出模型，同時，在貿易隱含碳的影響因素分析方面，國內外的研究也較為豐富，這充分為學者的后續研究提供了扎實的理論基礎和論證方法。

二、研究模型與數據說明

（一）出口隱含碳測算模型

本文用于測算出口隱含碳排放量的方法是基于由Leontief 提出的投入產出模型，此方法在宏觀層面上從中間需求和最終需求、中間消耗和凈產值兩個方面建立平衡關系。模型為：

式（1）中，A 為直接消耗系數矩陣（n*n 方陣），其基本組成元素為直接消耗系數aij，X 代表各部門的總產出矩陣，Y 代表各部門的最終使用矩陣。

進一步整理可得：

式（2）中，E 代表n 階單位矩陣，（E-A）-1代表里昂惕夫逆矩陣。

直接消耗系數aij指j 部門生產單位價值產品所需要直接消耗的部門的價值量，即可反映某一部門與其他部門間的生產聯系程度，計算公式為：

式（3）中，Xij代表j 部門對i 部門的中間使用，Xj代表j 部門的總產出。

完全消耗是指某一產品在整個產業鏈上消耗的所有產品的價值之和，包括直接消耗和間接消耗。完全消耗系數bij指j 部門生產單位價值產品所需要直接消耗和間接消耗的部門的價值量之和，由完全消耗系數bij組成的完全消耗系數矩陣B 為：

將投入產出法一般模型應用于隱含碳排放測算時，應先構建直接碳排放系數，即部門生產產品的能源使用效率，計算公式為：

式（5）中，dci代表部門生產單位價值產品所產生的直接碳排放量；Ci代表i 部門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直接碳排放總量；Xi代表i 部門的總產出，直接碳排放系數矩陣DC 由dci基本構成。

完全碳排放系數是指某一產品在整個制造過程中所排放的所有二氧化碳總和，包含直接碳排放和間接碳排放。根據里昂惕夫矩陣，完全碳排放系數矩陣的計算公式為：

式（6）中，Ad為實際直接碳排放系數矩陣，即剔除國外進口投入品，僅考慮國內生產投入品。出口隱含碳排放量EC 為完全碳排放系數TC 乘以出口額EX，計算公式為：

（二）出口隱含碳影響因素分解模型

本文用于分解出口隱含碳影響因素的方法是對數平均迪氏指數法（LMDI 分解法）。LMDI 是在IDA 模型基礎上建立的，最初在能源領域被應用廣泛，此后Ang[9]基于Kaya 恒等式將其進一步完善，并廣泛運用到碳排放領域。相比Paasche 分解法、Laspeyres 指數法、AMDI 分解法等，該模型可通過構建指標進行多因素分解，且分解后無殘余項。此外，利用相同的公式形式來代表不同的影響因素，可使結論更具通用性。

LMDI 模型有加法和乘法兩種形式，且由于因素數量不同，有三因子、五因子之分，結合前文內容，本文采用加法三因子形式（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構建江蘇省出口貿易隱含碳影響因素公式，規模效應即出口貿易總額變動產生的影響，結構效應即出口貿易結構變化帶來的影響，技術效應即完全碳排放系數降低（技術改進促進了能源使用效率提高）產生的影響，具體公式為：

式（8）中，EC 代表出口隱含碳總量；ECi代表第i 部門出口隱含碳量；EX 代表出口貿易總額；EXi代表第i 部門出口貿易額。

將公式（8）轉換為三因子式為：

式（9）中，EX 代表出口總額，即規模因子；Mi=代表第i 部門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份額，即結構因子；Ui=代表第i 部門完全碳排放系數，即技術因子。

定義EC0和ECt分別代表基期和t 期出口貿易隱含碳總量，則基期至t 期的綜合影響效應可表示為△EC0-t=ECt-EC0，定義△ECex為規模效應，△ECm為結構效應，△ECu為技術效應，則各因子對出口貿易隱含碳的影響效應表達式分別為：

則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的總效應為：

（三）數據來源及處理

1.數據來源

江蘇省各部門出口額數據主要來自《江蘇省統計年鑒》，能源消耗數據主要來自《江蘇省能源平衡表》和《江蘇省能源統計年鑒》；用于計算各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系數的數據主要來自《IPCC 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用于計算直接和完全碳排放系數的數據主要來自江蘇省2002 年、2007 年、2012 年、2017 年投入產出表。

2.數據處理

（1）投入產出數據

自1987 年起，中國以5 年為周期開始編制投入產出表，現階段最新的投入產出表為2020 年7月出版的《2017 年中國地區投入產出表》?？紤]到短期內技術水平變化不大和計算結果連續性的需要，本文以投入產出表數據代替相近年份的數據，即2000——2002 年、2003——2007 年、2008——2012年、2013——2017 年四個階段的數據分別以2002 年、2007 年、2012 年、2017 年的投入產出表數據為基礎。同時，本文采用分階段的方法，對江蘇省出口貿易隱含碳從總量和分部門兩個維度測算綜合影響效應△EC2002-2007、△EC2007-2012、△EC2012-2017，并進行規模、結構、技術分解。

（2）部門歸類與合并

本文對出口貿易隱含碳分部門測算時，綜合考慮了三種不同統計口徑（《統計年鑒》《能源統計年鑒》《投入產出表》），對江蘇省投入產出表中的42 個部門進行部門整理合并。合并時盡量保留年鑒中出口額較大的部門，將一些出口額較小的部門與其他部門進行合并，某些產出或出口額極小的部門可以直接刪去[8-9]。最終將江蘇省各部門整理劃分為19 個部門，具體的部門名稱見表1。

表1 部門劃分表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江蘇省出口貿易隱含碳測算

1.出口貿易隱含碳總量分析

《江蘇省能源平衡表》和《江蘇省能源統計年鑒》中涉及的能源主要有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型煤、焦炭、焦爐煤氣、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氣、煉廠干氣、天然氣，共計14 種。依據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中的相關參數，可計算第k 種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數λk，計算公式為：

式（12）中，NCVk代表第種能源的平均低位發熱量，CCk代表第k 種能源的碳排放因子，44/12為CO2與C 的相對分子質量之比。根據公式（12）計算的各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系數見表2。

根據江蘇省2000——2019 年各能源消耗數據及表2 中各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系數，可以測算出江蘇省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綜合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和投入產出表統計區間的相適應性，本文以2000——2017 年為研究區間。根據公式（7）及相關數據可測算出2000——2017 年江蘇省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總量。分析江蘇省二氧化碳碳排放總量和出口隱含碳排放總量，結果見圖1。

圖1 江蘇省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單位：萬噸）

表2 各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系數

由圖1 可以看出，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從2000年的1045.35 萬噸，增長到2017 年的4608.08 萬噸，年平均增長率為18.93%，其中2000——2008 年間大體上呈持續上升趨勢，2008 年達到峰值8023.42 萬噸，2009——2017 年間呈“W”型，先小幅回落后又繼續回彈，最后逐漸回穩。

出口隱含碳排放的占比的情況呈“鋸齒”型，2000——2004 年期間得益于加入世貿組織，出口貿易隱含碳占比大幅上升，主要由于江蘇省位于沿海地區，具有獨特的地理位置優勢和環境比較優勢，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承接了發達國家的污染型產業。2005 年受禽流感影響導致出口商品出現短暫滑落，隨后2006——2008 年開始報復性的反彈；受2008 年金融危機影響，2009——2013 年間一直穩定在20%附近；2014——2017 年間，受可持續發展觀影響，政府開始重視環境、倡導節能減排，出口隱含碳排放的占比大幅下降并逐漸穩定。從整體來看，出口隱含碳排放量約占總碳排放的五分之一，出口貿易隱含碳問題應該予以重視。

由圖2 可以看出，整體上江蘇省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與出口額在趨勢上具有高度一致性，說明隨著出口規模不斷擴大，更多的二氧化碳氣體留在了國內，造成了環境的破環，這不利于江蘇省出口貿易的綠色發展。從圖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在2013 年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出現斷崖式下滑，而出口額沒有明顯的下落，即兩者出現了背離，這表明單位出口值對應的能源消耗量大幅降低，體現了江蘇省重視低碳生產，生產部門不斷技術創新，加強對新型清潔能源的開發與利用，且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圖2 江蘇省出口隱含碳排放量和出口額（單位：萬噸，億美元）

2.分部門出口貿易隱含碳分析

根據公式（7）及相關數據可以計算出2000——2017 年江蘇省各部門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為了便于對比分析分部門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的具體情況，本文將2000——2017 年各部門的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取平均值，結果見圖3。

圖3 江蘇省分部門出口隱含碳排放量（單位：萬噸）

從圖3 可以看出，江蘇省占比最大的三個部門是部門S11（化學工業）、部門S13（金屬加工業）、部門S17（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分別占29.83%、18.06%、14.28%，合計62.17%。這些占比前三的部門均為傳統的加工貿易部門（完全碳排放系數一般不高，但出口貿易額較大），或高能耗高排放的部門（完全碳排放系數很高，出口規模一般），且這三個部門的占比之和超過60%。因此，加強對這些部門的優化升級、技術創新，將會事半功倍。

（二）江蘇省出口貿易隱含碳影響因素分解

1.出口貿易隱含碳總量分解

根據公式（10）、（11）及相關數據得出江蘇省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總量的LMDI 分解結果（見表3）。從總效應上看，江蘇省在第三階段出現了負效應，即整體的出口隱含碳排放規模呈現快速上升——收斂遞增——逐漸減少三個階段。從規模效應上看，不同時期該效應的分解值均為正值，且呈倒“U”字型，即規模效應保持為平穩增長——上升趨緩——持續下滑趨勢。從結構效應上看，不同階段的分解值始終為正值，但相較規模效應而言一直很小。從技術效應上看，該效應的分解值始終為負值，說明技術效應對碳排放有抑制作用，數值上呈正“U”字型，即技術效應的抑制程度均在第二階段表現最為突出。

表3 江蘇省出口貿易隱含碳總量的LMDI 分解（單位：萬噸）

2002——2017 年間，江蘇省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總量整體上呈先增后減趨勢，經歷了高速增長——緩慢增長——逐漸下滑三個階段。不同時期內，結構效應和規模效應均為正向作用，而技術效應為負向作用，說明調整出口產業結構或為江蘇省碳減排的一個新方向。

第一階段為高速增加時期，從2002 年的2091.90 萬噸，增長至2007 年的6272.46 萬噸，增長率高達199.84%，接近翻倍。該階段技術和結構兩者的作用均明顯減弱，規模效應的分解值為4238.08 萬噸，促進作用明顯。說明該時期江蘇省對外出口規模的迅速擴大，是導致隱含碳排放總量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

第二階段出口隱含碳排放總量增速大幅降低至5.91%，該階段規模、結構、技術的貢獻值依次為7104.50 萬噸、291.68 萬噸、-7025.46 萬噸，說明盡管規模效應仍是隱含碳排放的主要原因，但技術水平的提升可以很好地抑制其增長，而結構效應的影響一直很小。

第三階段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處于快速下滑時期，由2012 年的6643.18 萬噸，減少至2017年的4608.08 萬噸，減排率達到了30.63%。該階段規模和結構的正向作用較弱，技術貢獻值為-2607.47 萬噸，抑制作用遠高于其他兩者，是促進碳減排的重要因素，且影響作用越來越突出。

2.分部門出口貿易隱含碳分解

（1）規模效應分析

由表4 可知，不同時期各個部門的規模效應值均為正值。從具體數值上看，2002——2007 年，2007——2012 年，2012——2017 年三個階段中，大多數部門中間時期的效應值較大，其余時期較小，說明多數部門的規模效應處于遞減趨勢。規模效應較大的部門有S11（化學工業）、S13（金屬加工業）、S17（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和S6（紡織業）四個部門，其中部門S6 和部門S17 是由于其出口規模占比較大，部門S11 和部門S13 則是由于其高污染的產業屬性。隨著出口增速的逐漸趨緩以及地方政府對高耗能產業的生產指標監管，這四個部門的規模效應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規模效應較小的部門有S3（金屬礦采選業）、S5（食品制造和煙草加工業）和S4（非金屬礦和其他礦采選業），主要是由于江蘇省該類產業資源匱乏，產業占比極小。

表4 分部門出口貿易隱含碳效應分解（單位：萬噸）

（2）結構效應分析

從表4 可以看出，不同時期各個部門結構效應的影響各有差異。合理的產業結構能夠有效地抑制碳排放量增長，如部門S13（金屬加工業）三個時期的結構效應分別為694.07 萬噸、-212.40萬噸、-39.33 萬噸，通過優化產業結構，轉促進為抑制，極大地降低了碳排放總量。然而不合理的結構布局，很可能使一些行業轉低污染為高污染，如部門S6（紡織業）三個階段的結構效應值分別為-109.16 萬噸、33.72 萬噸、82.96 萬噸，由于該行業部門發展迅速且規模龐大，不能及時協調產業布局結構，導致原本的抑制作用變為促進作用，且促進作用越來越顯著。綜合而言，結構優化效果明顯的部門有S13（金屬加工業）、S17（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S19（儀器儀表及其他機械制造業），有待加強的部門有S11（化學工業）、S6（紡織業）、S2（煤石油天然氣開采和洗選業）。

（3）技術效應分析

由表4 可知，整體而言技術的提高能夠有效地抑制碳排放的增長，除少數部門外，技術效應大多表現為持續的抑制作用，且隨著技術的不斷創新，該效應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尤其是2007——2012 年間，各部門的平均技術效應達到-369.76 萬噸，顯示出較強的減排效果。整個期間減排效果最突出的部門為S11（化學工業）、S13（金屬加工業）、S17（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和S15（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效應分別為-814.53 萬噸、-753.18萬噸、-584.12 萬噸、-311.62 萬噸，主要是因為政府和居民重視經濟綠色發展，鼓勵通過技術創新推進產業升級，在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同時，能夠兼顧資源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另外，也有一些部門的技術效應出現“轉負為正”現象，比如部門S17（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該部門三個時期的技術分解值分別為-62.108 萬噸、-1948.0707 萬噸、257.7918 萬噸，表現為抑制——抑制增強——促進，因此，該部門的技術水平應進一步向低碳經濟轉變。同時，政府部門也應加強低碳觀念的宣傳，讓低碳理念深入人心，通過相應的政策鼓勵，激勵生產部門不斷技術創新，加強對新型清潔能源的開發與利用，讓企業真正做到低碳生產。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基于2002——2017 年江蘇省投入產出數據，利用投入產出模型，測算江蘇省總體及分19個部門的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并通過LMDI分解法從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三個方面進行總體及分部門的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的影響因素分析，得出以下幾點主要結論：

第一，從總體出口隱含碳排放量來看，該總量與出口額具有高度一致性，說明隨著出口規模不斷擴大，更多的二氧化碳氣體留在了國內。自2013 年以來隨著出口規模不斷擴大，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卻不斷減少，這主要得益于政府碳減排措施的積極實施，但從整體來看出口隱含碳排放量仍處于較高水平。

第二，從分部門出口隱含碳排放量上看，江蘇省占比最大的三個部門即化學工業部門、金屬加工業部門和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部門的出口隱含碳排放量合計占比高達62.17%，關于這些部門具有較高出口隱含碳排放量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出口貿易額較大，另一方面是由于能源消耗量較大。

第三，從總體LMDI 分解結果看，不同時期規模效應和結構效應的分解值均為正值，技術效應的分解值始終為負值，總效應在第三階段才出現負效應，說明第三階段的規模效應和結構效應的正向作用較弱，而技術效應的抑制作用遠高于前兩者，江蘇省在該階段真正達到了減排效果。

第四，從分部門LMDI 分解結果看，不同時期各個部門的規模效應值均為正值，產業結構是否合理決定了不同部門對出口隱含碳排放增長的抑制程度。關于技術效應，除少數部門外，技術效應大多表現為持續的抑制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技術效應出現“轉負為正”的部門，政府應加強低碳觀念的宣傳，使企業真正做到低碳生產。

因此，在制定碳減排目標時，要充分考慮到江蘇省對外開放程度、經濟水平、生產技術、產業結構、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具體情況，以及各部門之間的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差異和影響出口隱含碳排放量的因素，科學合理地制定減排目標，從而真正促進江蘇省出口貿易綠色發展。

（二）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第一，江蘇省政府應在宏觀層面上調整和制定相應的環境政策，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注重環境保護，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同步發展。如在出口政策方面，鼓勵高新技術產業出口，對使用新能源替代高污染化石能源的企業給予金融支持，對節能環保企業給予金融補貼和聲譽獎勵。相反，嚴格控制高污染企業的碳排放或鼓勵自產轉進口。在出口商品時，也可以根據耗能污染水平劃分不同等級，根據不同等級征收不同的碳關稅。從政府層面全面落實發展綠色貿易的理念，使綠色貿易的發展有理可依，有規可循。

第二，通過優化出口結構，即在不犧牲原有貿易規模的前提下，通過增加技術等方式升級出口產品，引導出口商品向高附加值、低能耗轉移，促進產業逐步向技術密集型、資源集約型的綠色產業轉變。江蘇省現階段出口貿易占比較大的部門，如化學工業、金屬加工業、紡織業等均為高碳排放部門，需要通過優化出口結構，轉粗放型出口模式為綠色貿易模式。

第三，不斷采用現有的先進技術，積極鼓勵發展新技術，充分發揮技術效應對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江蘇省作為中國經濟大省和外貿大省，更要不斷加快傳統技術升級的進程，通過新技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進能源循環利用。同時充分培養和利用高技能人才，提高區域綠色技術研發水平，進一步激發技術效應的減排作用。

第四，積極推廣并鼓勵采用新能源，提高綠色能源的消耗占比，從源頭抓起減少碳排放，逐漸形成新型清潔能源消耗模式，走低碳、清潔的綠色發展可持續道路。出口貿易額中占比較大的化學工業、金屬加工業等行業，均為高碳排放、高污染部門。由于各部門的能源消耗結構較為穩定，短時期內無法快速轉變，因此企業可以根據地區特點，鼓勵采用新型綠色能源，如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