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陶瓷的訂燒問題

李 貝 楊富學

一、問題的提出

西夏陶瓷業發達，惜文獻對其制作過程失載。近期，隨著西夏陶瓷考古研究的蓬勃發展，大批新資料得以刊布，為細致梳理西夏陶瓷的制作工藝、生產制度帶來可能。西夏陶瓷不僅可見中原漢文化的基因，還能感受到黨項、吐蕃等多民族的文化，農牧共生傳統，以及佛教的強烈影響。西夏瓷是中國古代手工業領域之奇異分支，目前學術界認為西夏陶瓷燒造的上限不會早于11世紀，于12世紀后半葉臻至極盛。寧夏靈武磁（“磁”通“瓷”，下同）窯堡窯址出土實物資料證實，西夏有高度發展的制瓷手工業，產品質與量雖不能與中原地區著名瓷窯相比肩，但其生產規模、產品質量皆可與先后與之并存的遼、金兩朝相頡頏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寧夏靈武窯發掘報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第188頁。，而且在器型和紋飾上有獨特之處，民族特點突出，受西域各族金、銀器紋飾圖案的影響，顯得精細、繁復，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①陳育寧、湯曉芳：《西夏藝術史》，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第303頁。。

近年來，學術界對西夏陶瓷的研究逐步由器型、裝飾紋樣等形制研究轉向陶瓷燒造、監理、使用等多維窯業狀況的研究。西夏陶瓷生產工藝、窯業監理制度、工匠管理這些問題都是研究西夏陶瓷中有待解決的問題；由于西夏瓷業燒造制度的失載，從西夏窯業中“訂燒”狀況出發對于探尋西夏窯業生產制度尤顯關鍵。宋人蔣祈《陶記》稱：“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車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畫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規制，各不相紊?！雹诎谉j：《宋·蔣祈〈陶記〉校注》，《景德鎮陶瓷》1981年第10期，第40—41頁?！疤展ぁ敝疤铡币簟哀濞”，指燒窯工，“匣工”指制匣缽的工人，“土工”指制瓷器的工人而非挖土工③余勇、鄧和清：《宋代景德鎮陶瓷窯業狀況——蔣祈〈陶記〉研究》，江西美術出版社，2012年，第84—85頁。。果若是，則宋代制瓷工藝的分工就已經相當明確了，制坯匠和窯爐燒成分工明晰且相對獨立。與之相比，事關西夏瓷器燒成的具體制度并無文字可考，從出土窯具上的銘文來看，瓷器燒成均來自社會各階層的訂燒④黃康明、黃清華主編：《中國〈陶記〉研究》，江西美術出版社，2020年，第97頁。。王光堯《中國古代官窯制度》中“唐代的這種貢瓷制度，表面上是地方直接供給皇帝和政府財政無關，但分析唐代的相關制度又可以發現它們在本質上仍是賦稅的內容之一，是政府斂財的一種手段。這種貢瓷制度為北宋政府繼承”⑤王光堯：《中國古代官窯制度》，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29頁。。此觀點為西夏窯廠接受官家燒造器物訂制提供了支撐，為官家燒造亦有賦稅之義。從窯廠接受各階層的“訂燒”來看西夏的陶瓷訂燒雖非重大問題，但關乎窯業生產細節，如產品為誰而燒？由誰燒造？誰來監督？又由誰來管理？諸如此類，乃厘清西夏陶瓷窯廠訂制燒造的關鍵，對深入探討西夏陶瓷生產制度、裝飾樣貌的形成原因、生活使用的具體情境，全面認識中國古代手工業的生產格局、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都有重要研究價值。有鑒于此，特撰此文，求方家雅正。

二、西夏陶瓷訂燒的幾種類型

西夏陶瓷品種豐富，制作工藝成熟且裝飾特色突出，尤其是靈武磁窯堡窯產品，其磁化程度、致密度和細膩度都很高，雖然比不上訂窯產品，但高于北方其他主要民窯⑥杭天：《西夏瓷器》，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76頁。。

與陶瓷燒造有關的西夏語詞匯史籍無載，僅見于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辭書，12世紀成書的《文?！芳从信c手工藝匠人群體相關的條目，如“工：此者工巧，匠也，工也”“造：此者造作也，工巧也”⑦史金波、白濱、黃振華：《文海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529、480頁。，這些顯然都與工匠及其技藝有關。與南宋時期漢語中與陶瓷有關的詞匯相比，西夏文的詞匯要少得多，尤有進者，分工細化的詞語，如釉料、匣缽、慢輪、利坯等在西夏語匯中全然不見。在西夏語匯中，唯燒制環節的詞匯較多，如與燒成相關的詞語有“墼”，指未燒的土坯，還有“火爐”“礦石”“炭”“瓦”等①史金波、白濱、黃振華：《文海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35頁。。西夏詞語中細化的工藝、燒制詞語雖然不多，但西夏燒瓷遺址中保存較好的窯爐、制坯、上釉等工序的出土實物，堪為西夏陶瓷的研究提供實物資料。西夏語中細化陶瓷名詞少，從側面反映出西夏從事瓷業的技術工人可能還是以漢族居多，制瓷燒成技術也主要是輸入技術。西夏靈武窯遺址和武威塔兒灣窯、古城窯遺址都有大量燒窯窯具和瓷器殘片出土，其中多半是沒有銘文、記號的，但也不乏帶文字的瓷片和窯具，此乃探尋西夏陶瓷訂燒的關鍵。銘文的類型有官府、商號、生產質檢標記、制瓷作坊、經文等。這些銘文既有西夏文，也有漢文、梵文悉曇字，還有各種圖案符號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寧夏靈武窯發掘報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第188頁。。根據銘文大致可明了其具體的使用者和燒造者。茲據出土物所示簡列西夏瓷器燒造的相關內容如下：

從上表可以看出，訂燒人群分官府、民間、寺院三類。依瓷片銘文，可以推測其訂燒的形式有三種，即官燒、寺院訂燒、民燒。

官燒即僅限于官府訂制燒造的專屬窯廠，可以通過官窯和官搭民燒兩種方式來實現?！逗喢魈沾稍~典》對“官窯”如是定義：其一，官辦的瓷窯，產品為宮廷所壟斷，如五代北宋越窯為最早官窯；其二，北宋和南宋宮廷自設的官窯；其三，明清兩代御窯廠所燒瓷器，及當時官搭民燒的欽限器，都稱官窯器③王慶正：《簡明陶瓷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第131頁。。易言之，官窯就是歷代官府經營的陶瓷器生產窯廠，有一般的官窯，另有御官窯，明清時期的御窯廠實乃傳統官窯的一種特殊形式④王光堯：《中國古代官窯制度》，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187頁。。揆諸武威出土的大量西夏瓷器與瓷窯窯址，尤其是瓷器上的銘文內容，學術界確認武威塔兒灣瓷窯應該是西夏瓷器的官窯①王琦：《甘肅武威塔兒灣遺址出土西夏瓷器初探》，《文物天地》2019年第3期，第77頁。。銀川市賀蘭山西夏離宮附近發現的燒造琉璃瓦及琉璃建筑配件窯址，距離皇宮不遠，出土器物殘件和西夏皇宮所出基本一致。推而論之，當系專門為修建皇家離宮而開設的窯廠②許成：《西夏都城興慶府——銀川》，《寧夏考古史地研究論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3—65頁。。如果這座窯場只燒制建筑部件的話，其生產性質應該接近官窯，因為西夏政府對建筑構件有特別要求，《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明確規定佛殿、星宮、神廟、內宮等以外，官民房屋舍上不能裝飾蓮花，也不能裝飾大朱、大青、大綠③史金波、聶鴻音、白濱譯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83頁。。近年用科技考古手段對賀蘭山腹地的缸沿子、貴房子兩處瓷窯遺址及出土遺物予以檢測，缸沿子窯址所出白瓷胎體中“高硅低鋁”元素組成特征與我國北方典型的瓷器不同，亦與西夏靈武窯瓷器迥然有別。在瓷釉組成上，缸沿子、貴房子窯址出土的白瓷標本與靈武窯白瓷均為鈣釉，抑或西夏宮廷或官府管理下的官營作坊也④楊蕤、周禹：《三十年來西夏考古研究述評》，《西夏研究》2014年第2期，第131—133頁。。

寧夏靈武窯和回民巷窯興盛于西夏中期，瓷器胎薄細膩，器物造型周正，尤其是在釉裝飾方面工藝精湛；部分產品裝飾圖案精細講究，裝飾圖案多為多層帶開光式構圖；剔刻劃花剔去部分往往填入化妝土，而非直接裸露瓷胎。這些精細的裝飾工藝明顯不同于靈武窯后期產品，也有別于其他窯口產品。靈武窯還出土有大量帶字或印符的窯具，字跡有的是窯廠記號，如圖1a-c所示乃寧夏靈武窯出土帶文字的殘損裝燒窯具——頂碗，上口小、下口大，呈喇叭形。裝窯時，窯工將各種釉色的碗、盤缽的坯體施釉后，碗、盤的內底需刮出“澀圈”，然后倒扣在頂碗、頂盤、頂缽上，如此依次倒扣擺放，大約十個為一摞，然后罩以開底式桶狀匣缽，這種裝燒方法叫頂碗澀圈覆燒法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寧夏靈武窯發掘報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第86—87頁。。其中圖1a“張”是窯廠的名稱，為張記或張家；圖1b窯具殘片上有漢字“官”，圖1c上有西夏文“圣”?！肮佟闭?，“官吏、官府、官署”之意也，屬官府訂燒無疑；“圣”者，本意為“崇高”“神圣”之意，對帝王也可稱“圣”。二字在窯具中出現，抑或可證靈武窯址當為西夏官屬窯廠，但這個時候靈武窯是否專為官府燒造尚未見明確記載。

圖1 c 西夏文草書“圣”字銘窯具殘片（采自杭天《西夏瓷器》，第359頁）

圖1 b 漢文“官”字銘窯具殘片（采自杭天《西夏瓷器》，第359頁）

圖1 a “張”字銘窯具殘片（采自杭天《西夏瓷器》，第358頁）

夏仁宗天盛年間頒行的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其中“司序行文門”里還對西夏手工業管理機構基本的運作方式和人員編制做了說明，并將各類官府管理機構分作五等，依次為上、次、中、下、末等司。管理手工業的機構有三：中等司設京師工院；下等司設三種工院；末等司設作房司、磚瓦院①史金波、聶鴻音、白濱譯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63—364頁。。

靈武窯出土瓷片有漢文“三司”字樣。三司乃主管國家財政賦稅的衙門，唐時稱鹽鐵、戶部、度支為三司，宋代沿襲唐制。從出土物看，西夏也沿襲唐宋之三司設置②李范文主編：《西夏通史》，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7頁。。從殘損瓷片觀之，應為三司訂燒的酒甕，西夏“三司”設于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市）。西夏釀酒售酒制度也沿襲唐五代之制，分為官榷、買撲、民酤三種。依西夏制度，酒應為官供，酒甕也需官燒訂制。甕工藝簡單但需求量大，觀有“三司”字樣的黃釉殘片，瓷胎細膩，比一般瓷甕胎薄、均勻?！叭尽弊舟E規范、工整，釉面平整，釉色光潔，沒有過多裝飾，瓷甕體積較大，器型規范。綜合判斷，可歸為官搭民燒類型③關于西夏釀酒的器具，請參見李進興：《西夏酒器與榆林窟釀酒圖考釋》，載敦煌市博物館編《第三屆絲綢之路與敦煌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萬卷出版公司，2021年，第268—271頁。。

寺院訂燒在西夏時期多見。佛教在西夏社會文化思想和社會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西夏統治者推崇佛教，皇帝和皇后常常直接參與佛事活動，并設有專門管理佛教的機構。西夏寺院經濟發達，既可耕地也可釀酒，寺院有僧侶工匠，用以管理并主持營建廟宇。圖3a為靈武窯遺址出土的支燒的頂碗，上刻“稅僧”二字，說明該窯承燒寺院訂燒的陶瓷制品。

圖3b是西夏晚期梵文銘花盤，乃舉辦宗教儀式時所用器皿?；ūP胎體勻稱，褐釉上刻有梵文悉曇字，字跡工整清晰。梵銘刻諸器物，久有傳統，多屬宗教用器，祈福禳災，堪充寺院訂制燒造窯廠的輔證。

圖2 靈武窯出土黃釉“三司”銘瓷甕殘片（采自杭天《西夏瓷器》，第144頁）

圖3 a 寧夏靈武窯出土“稅僧”銘窯具殘件（采自《寧夏靈武窯發掘報告》，第116頁）

圖3 b 寧夏靈武窯出土梵文銘花盤殘件（采自《寧夏靈武窯發掘報告》，第143頁）

西夏有為民間陶瓷商品交換而訂燒的作坊，亦即民間窯廠。文獻記載西夏與北宋、遼、金多有貿易，交換形式大體可歸為榷場、和市、貢使、走私四種①杜建錄：《西夏經濟史論稿》，甘肅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40頁。?！柏暿官Q易”乃西夏政府與宋、遼、金間的貿易方式，至于陶瓷貿易，主要以榷場與和市兩種方式進行②趙天英、楊富學：《從朝貢和榷場貿易看西夏物產》，《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第44頁。。從黑水城出土榷場貿易文書看，夏金雙方貿易所涉及的物品種類是相當多的，西夏輸出的有畜產品（馬、羊、駱駝）及其副產品（氈毯、毛褐），來自西域的珠玉、硇砂、香料，以及西夏特產的柴胡、蓯蓉、大黃等中藥材；金朝輸出的為絹帛、鐵器、瓷器、茶葉、筆墨、紙張、書籍及其他生活日用品等③杜建錄：《黑水城出土西夏榷場文書考釋》，《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7—119頁。。這些物品中，尤以絲毛織品居多，有粗褐、黃褐、白褐、白纓、絹、小絹（子）、中絹、川絹、河地絹、紫綺、紫押、紗、大紗、生押紗、粗押紗、小綾、中羅纈、（?。灷i、小 纈、川纈等，食用品有生姜、干姜、椒、蜜、茶、米等，書寫用品有筆、墨、連抄（紙）等，歸結起來說都是些生活日用品，這與史書的記載是相符的。其中粗褐、黃褐、白褐等為西涼府或鎮夷郡商戶出售的商品，皆為當地特產。而川絹、河地絹與干姜既可為商品，又可作為商品交換的媒介④楊富學、陳愛峰：《黑水城出土夏金榷場貿易文書研究》，《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97—98頁。西夏統治者悉力與周邊民族進行貿易交往，有大量畜產品輸出，同時輸入先進技術，不僅提高了西夏的手工業技術水準，也使其經濟生產方式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⑤趙天英、楊富學：《從朝貢和榷場貿易看西夏物產》，《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第51頁。。

上海博物館藏有一件黑釉小口圓腹瓶（圖4），腹部刻有文字三行，計五字，左側二字似為漢字“斗斤”，標明此器容積，右側三字則為西夏文，意為“淺白、離、風”，三字連貫起來，又被譯作“廉風室”⑥陳育寧、湯曉芳：《西夏藝術史》，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第305頁。，應為酒家的商號。

圖4 上海博物館藏西夏文紋飾酒甕（李貝攝）

西夏人嗜酒，帶動了釀酒業的繁榮，儲酒用的大瓷壇子成為制瓷匠生產的重要種類。酒壇、甕、瓶是西夏瓷器出土較多的器物。

三、西夏政府對陶瓷訂燒的管理與質檢

西夏官府對訂燒瓷的燒造情況了無記載，其狀或可通過與北宋汝窯的燒造而略做推測?！端螘份d：紹興四年（1134）四月六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明堂大禮，合行創造，欲并依上件數目，令工部指揮文思院計會制造?！雹伲矍澹菪焖奢嫞骸端螘嫺濉范Y二四之八八，中華書局，1957年，第934頁。如圖4所示，當與宋朝文思院承接禮部的典禮器皿或有一比。北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元昊正式建立西夏，仿宋朝而建立了一套中央官制，其中就有“文思院”②［元］脫脫等：《宋史》卷四八五《夏國傳》（上），中華書局，1977年，第13993頁。，用以管理官府及皇家瓷器物的燒制等?！短焓⒏呐f新定律令》“罪則不同門”對文思院下轄的工匠犯罪有具體的處罰條例：

牧、農、車、舟主、相軍、樂人、種種工匠等犯十惡，罪本獲死而獲長期，此外，犯種種罪時，不遣送為苦役處之法，依以下所定實行，應黥之當黥之。

未諳正軍之事，則當入遣送中。監工諳活業，當初有任權職者，當依邊等法入留中。不任權職，則當遣送，被應留諸人每日當在工院及習業院等□上□□，匠人有食糧者減之，□□于所屬司內及有看守等各處當令看守。若閑在，則所屬司有何修造，內宮頭項雜役處，當入笨工中。③史金波、聶鴻音、白濱譯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615頁。

由第一段文字可以看出西夏工匠的等級還是相當分明的，而第二段文字則顯示工匠犯罪可從輕一級處罰，可通過刺青苦役而使之成為無人身自由的匠人，工院設置有正軍、監工、匠人三類，內宮設有專管苦役的機構，匠人最末一等稱“笨工”，設有供繼續勞作學習的“習業院”。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武威塔兒灣附近，渠邊、路邊、田地旁的取土現場，當地群眾常能采集到大量西夏瓷器殘片。當地文物部門也收集到殘片數千件之多，其中有較為完整的器物，大量的瓷片堆積①黨壽山：《武威塔爾灣出土的西夏瓷器》，載氏著《武威文物考述》，武威市新聞出版局，2001年，第100頁；孫壽齡：《西夏瓷都——西夏時期武威的陶瓷制造業》（上），《發展》2011年第11期，第67頁。。既有殘次品或報廢品，也有較完整的瓷器，蘊含著燒造行業的某些信息。多數瓷器都在胎釉彩上出現瑕疵，裂傷、變形、粘釉、漏釉、縮釉、剝彩的情況都有所見，如圖5所示褐釉剔刻花罐和刻底白地黑釉甕，即明顯屬于窯裂和燒變形的器物。圖6褐釉剔刻花小甕也是一件有裂傷并傾斜的報廢品，花紋以外的剔刻部分并有墨書西夏文批語，共四行九字為“斜毀，發酵有（裂）傷，下速斜，小”，意思是這件小醞釀甕因為燒制時有裂傷，甕下部嚴重傾斜、過小，是報廢品②黨壽山：《武威塔爾灣出土的西夏瓷器》，載氏著《武威文物考述》，武威市新聞出版局，2001年，第93頁；孫壽齡：《西夏瓷都——西夏時期武威的陶瓷制造業》（下），《發展》2011年第12期，第44頁。。注明這些報廢品和殘次品批語者應來自質檢部門，屬于簡短的“質檢報告”。結合前文對西夏工匠等級的分類來看，當屬監工的工作范疇。武威瓷窯窯區的質檢和生產瓷器作坊同在一處，窯廠產品只有經過驗收合格后才能流入市場或交付訂制者。

圖5 武威塔兒灣出土西夏豆綠釉甕殘片（采自黨壽山《武威文物考述》，圖版丁七5）

圖6 武威塔兒灣出土西夏醞釀罐（采自黨壽山《武威文物考述》，圖版丁十3）

圖5 所示豆綠釉瓷甕殘件甕腹下部有“光定四年四月卅日郭善狗家甕”十三字③黨壽山：《武威塔爾灣出土的西夏瓷器》，載氏著《武威文物考述》，武威市新聞出版局，2001年，第90頁；杭天：《西夏瓷器》，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70頁。?！肮乒贰睉獮槲飨娜嗣?，西夏社會文書中有大量含“狗”字的人名④佟建榮：《西夏姓名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35—138頁。。中國民間古來有給娃娃起賤丑名的傳統，可以起到讓閻王爺輕視的作用，在勾魂時會誤認為是一只狗、一頭豬或者別的什么東西，因而放棄勾魂，起到保佑孩子長壽的作用⑤高啟安：《唐宋時期敦煌人名探析》，《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第125頁。，西夏依然。題款表明，該甕有可能是郭善狗訂制的，也有可能是由郭善狗家作坊燒制的，似以前者可能性更大。之所以如此推測，是因為在武威發現的一些瓷器上用漢字寫有“東平王衙下”①杭天：《西夏瓷器》，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66頁?！肮芳耶Y”②孫壽齡：《西夏瓷都——西夏時期武威的陶瓷制造業》（下），《發展》2011年第12期，第44頁。等，亦有用西夏文刻寫的“蘆五”等字樣③黨壽山：《武威塔爾灣出土的西夏瓷器》，載氏著《武威文物考述》，武威市新聞出版局，2001年，圖版丁九2。，是證彼時西夏瓷器業繁榮昌盛，不少人到瓷窯訂貨，為免混淆，瓷器制作者遂將其姓名寫于瓷器之上④孫壽齡：《西夏瓷都——西夏時期武威的陶瓷制造業》（下），《發展》2011年第12期，第43頁。。上述這些銘文瓷甕在燒制成后留于窯區，既有可能是臨時存放，也有可能是因有瑕疵而被棄。在這些銘文中，光定四年最為重要，不僅證明塔兒灣可能就是生產訂做瓷器的作坊或窯廠之所在，更重要的是可為瓷器作坊或瓷窯被廢棄年代的判定提供上限。光定四年對應1214年，為西夏后期神宗遵頊年號。彼時西夏正遭受蒙古部族的侵擾，尤其是應天四年（1209），蒙古軍第三次攻夏，先后占領了位于今額濟納旗黑水城的黑水鎮燕軍司、內蒙古烏拉特后旗境內的黑山威福軍司和武威永昌附近的右廂朝順軍司，包括武威在內的河西局勢動蕩。在此情況下，武威一帶瓷器訂制還在繼續，磁窯還在燒制，這件瓷甕殘件或可視作河西地區西夏瓷器燒造的絕唱。

四、結論

陶瓷訂燒問題，看起來屬于陶瓷史研究中不起眼的問題，實則非也，訂燒狀況本身是個小問題，但關乎陶瓷生產中窯廠屬性、燒造標準、使用群體等諸多問題。文獻對西夏陶瓷之訂燒未做記載，但借由靈武和武威等地的西夏陶瓷燒造遺址及其出土的銘文窯具、瓷片，可以管窺西夏陶瓷訂燒問題的某些方面。

在西夏靈武磁窯遺址、武威塔兒灣磁窯等遺址出土不少銘文窯具、瓷片，有西夏文、漢文、梵文悉曇字，還有各種圖案符號，類型有商家、商號、生產質檢標記、制瓷作坊、經文等，由是可將西夏陶瓷訂燒人群歸為官府、民間、寺院三類，依瓷器銘文可以看出當時窯場性質大體可分為四種，即官燒、官搭民燒、寺院訂制和民燒。

陶瓷制作是西夏諸多手工行業中較重要的一類，設有專門的監管機構，負責對原料、工藝、匠人的管理；生活用陶瓷品生產方面有陶瓷匠、磚瓦匠等。西夏行業門類齊全，手工業分工細致。西夏擁有眾多手工業管理機構，《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把各類官府管理機構分作五等，依次為上、次、中、下、末等司，對手工業部門進行管理的直接機構為京師工院。

西夏政府對陶瓷定燒的管理制度比較嚴格，設立有專門的質檢，制定嚴格的質量監察制度，并屬于窯廠向官府的賦稅。官營窯廠可管理原料、質檢和工匠的匠籍狀況。武威塔兒灣瓷窯周邊發現有大量瓷片堆積，其中有報廢品和殘次品批語，應系當時簡要的質檢報告，只有驗收合格的產品方可進入流通市場或交付訂購者使用。

西夏陶瓷器物與民間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西夏陶瓷工藝有著鮮明的地域特色與民族特色，并在陶瓷文化上和磁州窯產品有一脈相承的關系?？傮w而言，西夏陶瓷外形及裝飾風格以其大同小異卻和而不同的面貌融入我國北方磁州窯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