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環境下女性網絡維權的反轉現象研究

摘要：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為用戶在網絡上的互動提供了快速、便捷、有效的渠道，逐漸演變成網絡維權事件的發生聚集地。近年來，女性網絡維權的反轉現象頻頻發生，在“清華學姐”這一案件中我們聚焦于女性在社交媒體上維權的反轉問題進行探究。盡管網絡上的維權發聲能夠在短時間內得到大量的關注，但是我們仍然要警惕網絡維權向網絡侵權演化的風險以及公眾的社會信任被反復消磨的問題。

關鍵詞：女性;網絡維權;反轉;清華學姐

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為用戶在網絡上的互動提供了快速、便捷、有效的渠道，逐漸演變成網絡維權事件的發生聚集地。近年來女性的網絡維權反轉現象突出，如@春秋兩不沾哭訴遭遇性騷擾、梁穎指控羅冠軍強奸、“清華學姐”揚言要實施性騷擾的學弟“社死”等最后都經歷反轉，但此類案件的頻繁發生背后意味著什么？是否會降低公眾對于女性維權的信任度？這些都是本論文想要探討的問題。

一、問題提出

從近幾年的網絡維權事件來看，我們不得不關注一個現象：女性在網絡維權中的角色越來越突出，并且反轉案例頻發。網民轟轟烈烈地參與到網絡維權的“平反”中，但事情一經反轉，聚集起來的道德正義和情感隨之褪去，如此不斷反復循環。

自從2017年女演員艾莉莎·米蘭諾提出#metoo倡議以來，#metoo運動的影響力迅速擴展到了全球范圍，因此在對“性”諱莫如深以及以父權制為社會結構的中國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metoo運動是通過分享女性所遭受到的性騷擾、性侵犯等親身經歷來實現對于不公平性別文化的抗爭形式。因此，在#metoo運動的大旗下，女性的反性騷擾聲音會被輿論無限放大。

2020年底，“清華學姐”這一詞條反復登上微博熱搜。原來是一名學姐在食堂打飯的時候，認為自己遭受了來自學弟性騷擾，在監控尚未被調取取證之時，學姐果斷發朋友圈曝光了該學弟的姓名、年紀和所在學院等信息，并揚言要讓該學弟在朋友圈“社死”。后經監控視頻證實，學弟并無性騷擾學姐的舉動，目前兩人已經達成和解。雖然歷經反轉后學弟終于被證實為“清白”，但是“清華學姐”在朋友圈讓學弟“社死”的行為卻引起了熱議。

二、反轉的背后：網絡維權向網絡侵權的演化之勢

事件初期，令諸多網友感到憤怒的大多是清華學姐朋友圈里的那句“我先讓你在我朋友圈里社死吧”。網友不滿于在真相還沒有查清楚時，清華學姐就急于給學弟“定罪”，直接做出“社會性死亡”的判罰。而這一事件的不斷發酵，也讓“社會性死亡”再次成為了熱門討論的話題。

在這里，“社會性死亡”代表的是某人在社會關系意義上的“失聯”，社會性死亡的人通常都遭受網絡暴力、人肉搜索等網絡極端攻擊，最后在網絡中銷聲匿跡，如同死亡一般，為網絡亞文化的衍生物。

根據RUC新聞坊的一篇事實核查文章《一場被標簽和情緒綁架的校園沖突》來看，目前的公開資料無法證實“學姐”是否及時、主動地控制了朋友圈帶來的負面影響。在學弟被證實為“清白”之后，學姐至少三次公開或單獨向學弟、輔導員表達歉意：第一次為查看錄像后澄清朋友圈并轉發截圖給“學弟”輔導員，第二次為微信文字向“學弟”表示抱歉并請輔導員轉達，第三次為在清華樹洞長文澄清?！皩W姐”道歉時，該事件僅在清華樹洞等平臺小范圍討論，并未大規模發酵。

三、信任消磨和輿論吞噬：網絡維權不是法外之地

在維權事件不斷反轉的過程中，公眾的社會信任被反復消磨。社會信任是反映社會和諧程度的一個重要的指標。而文化正是影響社會信任的一個重要因素。一個穩定的文化價值觀念往往能夠促成社會形成互信規則，當這種文化意識沒有遭到破壞時，其就能起到維持社會信任的保障功能。

女性的網絡維權原本就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清華學姐”這一事件的反轉在一定程度上再次消磨了大眾的同情心，少數人的錯誤行為的結果是讓全體需要維權的女性買單。往后再有此類事情的發生，恐怕網友再難以去細究其中的爭議。而社會信任是一種極易被消耗的社會資本，建構的過程非常緩慢，破壞它卻只需要一個瞬間，并且一旦破壞，便再難恢復到之前的水平。

從此事中，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對安全保護和權益維護意識的提高。個人保護當然沒有錯，問題在于采取方式方法是否合理，特別是在使用網絡平臺進行維權，事件的真實性一旦無法保證，便會遭到輿論的反噬。

四、多元共治：構建良好的網絡維權生態

從個人的角度來看，為避免出現下一個遭受“假維權”、“社會性死亡”的受害者，每一位想要借助社交網絡維權的朋友都該在沒有確鑿的證據之前謹言慎行。每個公民也該盡力破除對弱勢群體無條件信服的刻板印象，即便新聞反轉事件已經不可挽回，輿論也該繼續堅持公正。

此外，法律及網絡監管部門即時行使職責，對故意誹謗、損害他人名譽的行為予以處置，同時加大對言論真實性的篩查力度也是行之有效的做法。

對于平臺而言，應當采用技術+人工相結合的辦法來提升網絡維權的相關案件甄別能力。而對于那些在網絡維權中已經涉及網絡侵權的相關案件，在今年的通過的民法典中就有相對應的解決辦法。明法典中明確增加了網絡平臺在網絡侵權方面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在收到用戶的投訴之后，涉及侵權的言論要么被屏蔽、刪除，或者平臺可以通過轉發提示告知“權利人”其相關的投訴信息抑或告知發帖人要求其進行申辯，如此平臺才能算是盡到相應的責任。

五、結語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說，人生而自由，卻無不在枷鎖之中。既然自由的邊界是不可侵犯別人的自由，那么維權的邊界則是不可侵犯別人的權利。在#metoo運動影響下，女性的性別權力意識在不斷提升，通過網絡維權的方式來保護自身權力無可厚非。但進行網絡維權的時候，我們仍需以法律為準繩來構建一個有力高效的網絡維權生態體系，否則傷害的就是我們自己的利益。

參考文獻：

[1]丁漢青，李華.網絡空間內意見領袖在消費者維權活動中的作用——以惠普“質量門”事件為例[J].新聞大學，2010（03）：128-137.

[2]馮劍俠.“發聲”作為一種抗爭：#MeToo運動中的情感勞動[J].新聞界，2019（10）：61-71.

作者簡介：黎珊（1996.7—），女，漢族，廣東湛江人，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