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陸家渠史前石器地點石器技術研究

任雅鵬，于 勇，李 罡

（1.3.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東濟南250199；2.寧陽縣博物館，山東泰安271499）

一、工作概況

2019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時代考古隊聯合寧陽縣博物館工作人員，分兩個階段在寧陽縣內開展舊石器時代考古調查工作。通過為期4個月的野外工作，先后發現26處舊石器時代遺存。這些發現極大豐富了汶、泗河流域的舊石器遺址數量，也增強了我們對這一區域的考古學認識。實際上，汶、泗流域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工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考古工作者在以汶上、寧陽等為中心的汶泗河流域發現44處舊石器時代遺存，并認為這些發現是一種頗具本地特色的舊石器時代文化，為探索和揭示山東地區的舊石器石器面貌、豐富文化內涵提供了一批重要材料。①胡秉華，劉景芝.山東汶、泗流域發現的一批細石器［J］.考古，1993（8）.

2019年4月初，調查隊在寧陽縣伏山鎮發現東山嶺遺址②李罡，于勇，等.山東寧陽發現細石器遺存［N］.中國文物報，2020-4-17.，采集到數量豐富的石制品，包含制作精良的細石核及石器。隨后調查圍繞縣域內10余鄉鎮展開。對具備第四紀埋藏條件的河流階地、谷地、低山、丘陵及洞穴地貌，結合寧陽縣第四紀堆積物的特點，采取“之”字型路線的野外調查策略。通過調查，調查隊在蔣集鎮發現9處，葛石鎮10處，堽城鎮2處，東莊鎮1處，磁窯鎮3處。初步觀察，這些遺存所采集和清理出土的石制品風格分屬細石器及小石器兩種工業傳統，可以歸為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早段和晚段，陸家渠地點即為此次考古調查中的發現。

二、地理位置及地層堆積

陸家渠地點位于泰安市寧陽縣中南部葛石鎮寧家村東約800米，032縣道寧南路南50米高臺地上，南距董梁高速約500米。東南方向即為鳳凰山，山體為花崗片麻巖，含脈石英條帶。陸家渠地點所采石制品的石料應系就近取材，地點坐標為117°0′38.97″，35°49′48.89，海拔161米。

在地質構造上寧陽縣屬魯西斷塊隆起區中部，由汶、泗斷陷盆地、汶東斷陷盆地及皋山玉皇頂復背斜等幾個構造單元組成，地勢東高西低。東部多低山丘陵，西部平坦，中部為二者過渡地帶，表現為緩坡丘陵及剝蝕堆積丘陵。①寧陽縣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寧陽縣志1985-2002［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坡面組合體構成復雜，坡度低緩，頂部渾圓，山體走勢不明顯，亦無明顯脈絡。本次調查，陸家渠地點所獲石制品來源于兩部分，絕大多數為地表采集，小部分系采自臺地中透鏡體內，共采集石制品48件。類型包括石核、石片、斷塊及石器等。陸家渠地點所采集石制品多采集于鳳凰山東北麓向平原過渡臺地上，僅數件采自包含小角礫的透鏡體砂層中。依村民整治土地而成小斷面，清理后可見地層堆積如下：

①耕土層，棕褐色粉砂質黏土，20～30厘米。

②衛奇.石制品觀察格式探討［A］.鄧濤，王原.第八屆中國古脊椎動物學學術年會論文集［C］.北京：海洋出版社，2001.棕褐色砂質黏土，堆積致密堅硬，含角礫，個體變化大，含基巖風化后而成粗砂及小角礫，厚0～52厘米。

③灰褐色片麻巖基底。

清理剖面位置位于村民開墾土地所成自然斷面，整個剖面地層不足1米，可見部分大體分為3層。因清理面積小，僅在第2層透鏡體中發現2件石制品。下部已出露基巖，系縣域境內常見的花崗片麻巖。

三、石制品簡介

調查發現石制品共計48件，類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器及帶有片疤的斷塊及殘片（表1）。原料絕大部分為帶有棕紅色節理的脈石英，個別質地純凈，色澤凈白。石制品平均重量為21.4克，10克以下以石片類為主，占46%，砸擊石核重量普遍也較小。大于30克僅5件，其中石核、石片各1件，石器3件。石制品尺寸以小型占優勢，微型及中型比例較低，不足石制品總數的10%，不見其他類型者。②衛奇.石制品觀察格式探討［A］.鄧濤，王原.第八屆中國古脊椎動物學學術年會論文集［C］.北京：海洋出版社，2001.石器類所占比例較低，3件可以劃歸為刮削器。值得注意的是，采集品中砸擊產品所占比例較大，一定程度上說明砸擊技術的使用似乎較為頻繁和普遍。具體情況見下表：

表1 陸家渠地點石制品分類統計表

（一）石核

共11件，占石制品總數的22.9%，原料均為石英。依打擊技術觀察可分為錘擊石核和砸擊石核兩種。前者依臺面數量及打片方向可分為4件單臺面石核、2件雙臺面石核和1件多面體石核。臺面包括節理面2個，天然臺面1個，打制臺面8個；7件錘擊石核共有臺面11個，剝片22個，需要注意的是，個別片疤較小，未形成理想剝片?？傮w觀察，石核利用率不高。臺面角集中在60°～80°，也有的臺面角接近50°和90°。因受臺面角度限制，所剝石片亦相對短小。除1件雙臺面石核為125.4克外，整體個體均較小，平均重量37.1克。砸擊石核4件，十分典型?；臼顺蕳椇藸?，兩個極點均可見呈放射性砸擊痕跡。整體核體較為矮小，平均高度35.2毫米，平均重量9.75克?？傮w來看，11件石核磨蝕程度以輕度磨蝕為主，極少數接近中度磨蝕。

多面體石核1件。2019LJQ：31為淺棕黃色脈石英質，核體近呈長方體狀。工匠從3個方向進行過剝片，其中兩個臺面為對向作業。其一以一節理面為臺面向下剝片，可見3個完整片疤（見圖1，1上），隨后以長軸為中心翻轉180°，以此前臺面為對立面進行剝片，剝片3個以上（見圖1，1下）。此外，第二臺面上可見兩個方向的剝片痕跡，與核體長軸垂直方向的片疤較長，且完整，與長軸方向平行的片疤相對窄小，似乎是為了調整臺面而進行的修理行為（見圖1，1中）。以2019LJQ：31來看，工匠對石料的利用率很高，尤其存在多次轉向打片、有意識調整臺面、物盡其用的開發策略，但結合其他石核使用情況來看，這一策略顯然貫徹的并不全面，可能說明兩批標本并不處于同一時期，或者工匠技術水平存在差異。依主要剝片疤和對應臺面所成角度進行測量，臺面角分別為84°、94°、80°。同樣測得核體長寬高為26.3、42.8、22.7毫米，重20.1克，輕度磨蝕。

雙臺面石核2件。2019LJQ：48為棕黃色脈石英質，原料為河灘礫石，石核保存有一面自然石皮，頗為圓滑。兩個臺面分為節理面和打制臺面。剝片以利用前者為主，以此共剝落石片4-6個。最大片疤長34.5、寬26.8毫米，臺面角為76°。另一臺面凹凸不平，為打制而成，可見寬大的片疤，顯然工匠熟稔石核臺面的改善對后續剝片的意義。臺面角為84°。因石料節理發育嚴重，可見多個片疤止于斷坎處。核體長42.1、寬74.8、高58.1毫米，重125.4克，磨蝕程度較輕（圖1，2）。

單臺面石核4件。2019LJQ：10為白色石英質，核體呈倒四棱錐狀，素臺面，甚平。以此臺面連續剝片3次以上，核體矮小，不適合剝制較長有效石片。臺面端遺有多個剝片不成功的小片疤，臺面角為55°。石核長36.1、寬28.4、高30.1毫米，重20.4克，輕度磨蝕（圖1，3）。2019LJQ：16為白色脈石英質，核體呈漏斗狀，臺面為打制，中部略凹，為一片疤。以此為臺面在2個側面向下剝片，一側面剝取片疤相對淺平，與之相鄰側面片疤深入。石核共剝片7個，利用率相對較高。臺面角分別為73°、71°。石核長26.6、寬35.4、高38.3毫米，重24.9克，輕度磨蝕（圖1，4）。2019LJQ：17為白色脈石英質，臺面為打制，略凹。以此臺面成功剝片2個，背面亦可見有片疤，因材質關系，不太好辨認剝片方向。遠端可見數個細小片疤，產生原因亦不好判斷，不排除石核此前經過砸擊法處理。臺面角76°，長寬高為28.5、29.3、、21.3毫米，重11.1克，輕度磨蝕（圖1，5）。

砸擊石核4件。2019LJQ：20為淡黃色石英質，核體近似五邊形，一端呈小窄面，凹凸不平，另一端近呈刃狀。兩端均可見因雙向受力而產生之裂痕，深入核體。石核長46.1、寬39.3、厚19.8毫米，重23.8克，中度磨蝕（圖1，6）。2019LJQ：39為灰色脈石英質，核體呈柳葉狀，點狀臺面，遠端亦呈點狀，腹面微凸，背面有棱脊，近端處均可見多個小片疤。另一端也可見因受力而產生之裂痕。石核長35.3、寬19.5、厚13.8毫米，重5.5克，中度磨蝕（圖1，7）。2019LJQ：42為淡黃色石英質，核體大致呈長方形，刃狀臺面，遠端為小窄面，兩端均可見多個崩疤。石核長28.1、寬16.2、厚9.8毫米，重3.1克，中度磨蝕（圖1，8）。

（二）石片

共18件，占石制品總數的37.5%，平均重11.5克，長34.2、寬25、厚15.3毫米。依打擊技術可分為砸擊和錘擊兩種，其中砸擊石片8件，占石片總數的44.4%。結合此次調查所獲標本中包括砸擊石核，可以認為，為適應石料性質，遺址砸擊技術運用相對較多。錘擊共10件，其中長型石片占80%，寬型石片占20%。依剝片階段來看，晚期剝片產品占據絕對比例，幾乎不見石片背面遺有石皮?？蓽y標本的石片角角度在70°～117°，70%的石片角角度大于90°。由于石英本身石料特點，石片腹面特征往往不甚明顯，半錐體發育者占比約20%，打擊泡多平凸，幾乎不見特別凸出的情況。相比其他特征，錐疤和放射線發育則較為普遍。分辨出1件更新臺面石片。

圖1 陸家渠地點石核

圖2 陸家渠地點石片

錘擊石片10件。2019LJQ：21為Ⅵ式長型石片，素臺面，甚小，白色石英質。打擊點明顯，腹面內凹，放射線發育，遠端為三棱狀，背部有一強凸Y形脊，近端可見3個片疤，系剝片時錘打形成。這件石片背面經過系統修脊過程，可見交互打片所留下的近S狀背脊，石片長寬比達253%，屬于窄厚型石片。石片長55.7、寬22、厚20.4毫米，重14.2克，石片角為115°，磨蝕較輕（圖2，1）。

2019LJQ：22為Ⅵ式長型石片，白色石英質，近呈三棱柱狀，有疤臺面，呈三角狀，臺面左半部可見一小片疤。打擊點不明顯，打擊泡平凸，放射線、錐疤發育，遠端平齊，背部可見強凸縱脊，帶片疤，似也經修脊后剝片。長40.9、寬19.6、厚15.5毫米，重8克。石片角為104°，磨蝕程度較輕（圖2，2）。

2019LJQ：23為Ⅵ式長型石片，棕褐色脈石英質，有疤臺面，不規則多邊形。腹面微凸，可見錐疤發育，打擊點較為明顯，背部可見數片剝片疤痕，其中最大者打擊方向與此石片相同。長34.8、寬21.7、厚12.1毫米，重5.7克，石片角為111°，中度磨蝕（圖2，3）。

2019LJQ：25為Ⅵ式寬型石片，素臺面，呈柳葉狀。打擊點明顯，可見錐疤、放射線發育，遠端內卷，背面可見此前剝落片疤。長14.3、寬20.7、厚7.3毫米，重1.6克，石片角為117°，磨蝕程度較輕（圖2，4）。

2019LJQ：26為Ⅵ式寬型石片，素臺面，呈三角形狀。打擊點明顯，半錐體微顯，打擊泡強凸，有錐疤，放射線發育，遠端為節理面，甚平。背面觀可見一片疤，該石片剝落后似嘗試對其進行再剝片，但并未持續。長48.4、寬52.6、厚32.7毫米，重55.6克，石片角103°，磨蝕程度較輕（圖2，5）。

2019LJQ：29為Ⅳ式長型，臺面更新石片，僅辨識出1件，背面為節理面，可見以此為臺面進行多次剝片，后因調整臺面需要，將原石核體轉動90°進行打片，從而產生這件石片。長35.7、寬26.3、厚15.9毫米，重11.2克，石片角103°，磨蝕程度較輕（圖2，6）。

砸擊石片8件。2019LJQ：37為白色石英質，刃狀臺面，另一端呈點狀。腹面內凹，背部凸起，符合砸擊特征。長34.1、寬23.9、厚8.7毫米，重7.3克，中度磨蝕（圖2，7）。

2019LJQ：38為白色石英質，刃狀臺面，另一端為點狀。腹面內凹，背部有縱向棱脊貫穿石片近、遠端，石片兩端可見多個對向片疤。長33.5、、寬20.2、厚7.8毫米，重14.8克，幾乎未被磨蝕（圖2，8）。

2019LJQ：41為棕黃色脈石英質，兩端均呈點狀，腹面微凸，背部有一縱脊，可見明顯片疤。長34.9、寬22.9、厚10.8毫米，重8.4克，輕度磨蝕（圖2，9）。

（三）石器

共5件，占石制品總數的37.5%。其中刮削器4件，雕刻器1件。修理方向以正向為主，兼有反向和錯向修理。毛坯多系厚石片，修疤不甚連貫，其中2019LJQ：6似可歸為雕刻器，因其一側修疤細密，且刃口頗陡，難以滿足刮削之用，而另一側呈平齊小面，似為一擊而成，因此暫將其歸為雕刻器?？傮w觀察，石器的磨蝕程度較輕。

2019LJQ：1為多刃刮削器，淺黃色脈石英質，毛坯應為長型厚石片，背部為強凸棱脊。以刮削器定位觀察，右側、遠端及左側接近遠端處經交互修理，刃緣呈波浪狀，不甚平齊，修疤較為連貫，刃口較鈍。刃角48°～50°，器物長71.5、寬48.2厚25.2毫米，重88.9克（圖3，1）。

2019LJQ：6為斜刃雕刻器，白色石英質，毛坯為板狀斷塊。修理端呈三角狀，一側經連續修理，均為正向修理，刃角在80°左右，刃緣較平齊。另一側為小平面，雕刻刃口角度為65°，似有使用痕跡。長51.1、寬39.1、厚18.1毫米，重32.2克（圖3，2）。

2019LJQ：27為單直刃刮削器，淺黃色脈石英質，毛坯應為長型厚石片。背向修理，修疤較為連貫，刃口薄銳，較為鋒利，刃角不足40°。長50.9、寬34.4、厚15.4毫米，重29克（圖3，3）。

2019LJQ：40為單直刃刮削器，淺黃色脈石英質，毛坯為寬型石片。對左邊邊緣進行修理打片，修理方向以反向為主。長30.3、寬25.5、厚9.9毫米，重7.9克（圖3，4）。

（四）斷塊及殘片

采集品中，個別石制品帶有明顯片疤等人工特征，但依據這些特征無法將其歸入以上類別中，顯然這些石制品是在剝片和修理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料。共有14件，占整個石制品數量的29.2%。其中斷塊9件，殘片5件。平均重量為14.6克，平均長寬厚為45.1、25.8、15.6毫米。

圖3 陸家渠地點石器

四、石器面貌及發現意義

（一）石器工業大體面貌

寧陽陸家渠地點發現于2019年4月18日，5月7日、7月18日兩次復查，共發現石制品48件，全部為脈石英制品，不見細石器技術。因其與東山嶺遺址距離甚近，后者采集了大量細石器產品。二者地貌堆積極為相似，如果排除調查、采集收集石制品類型不全面的因素，二者很可能存在文化時代上的早晚關系。石料來源應與在此區域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存相似，均采集自山體巖脈之中。

石制品類型以石片、石核為主，以及近1/3的斷塊和殘片，修理石器的比例較低。石制品大小以小型為主，數量占石制品總數的90%，中型和微型產品比例均較低。石核類剝片技術仍以錘擊法為主，但砸擊法使用也占相當比例，這一特點在這一批發現的遺存中都表現得很顯著，應與采用石料特性有直接關系。石器中刮削器比例高并且是各個遺址中普遍存在的器類，這也是該區域舊石器時代文化的另一特色。同時，由于石制品曝露于地表，加之石英制品裂隙發育較多，石器受自然環境影響尤大，個別器物上遺留的片疤性質有時并不好把握，如本文中關于雕刻器2019LJQ：6的識別尚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二）年代及其發現意義

2019年在寧陽縣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存，基本的地貌環境和地層堆積大致相同，只是個別地點的海拔高度較高。以東山嶺遺址為代表的細石器遺址采集到大量的細石器產品，同時大規模使用本地富集的石英原料。包括陸家渠地點在內的17處遺存僅發現打制石器，雖然不能完全排除采集的不確定性，即未發現細石器不代表遺址中不含有細石器技術，但此次發現地點中，應有時代早于細石器技術產生或傳入山東地區前的石器文化。僅就已發現及采集到的石制品來看，并不能準確斷定陸家渠地點的相對年代，但將其放入舊石器時代晚期的較早階段應無太大偏差，對這一區域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工作尚需深入開展和系統研究。

2017～2019年，為期3個年度的舊石器時代專項調查工作發現了包括陸家渠地點在內的一批舊石器材料，這些發現填補了寧陽舊石器時代遺存的空白，也豐富了山東細石器技術的分布范圍。除此前認知的沂、沭河流域分布有大量細石器遺存，在汶、泗流域同樣蘊藏著豐富的細石器遺存。同時，兩個流域所發現的石制品表現出在石器組合和典型器物方面極為接近的特點，這也是今后工作中需要回答和解決的重要學術問題之一。

山東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工作任重道遠，需要持續的在已有基礎上進一步開展相關工作。寧陽縣的發現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新認識，即以寧陽為中心的汶、泗河流域，至少存在兩個舊石器時代文化階段，一是以東山嶺遺址為代表的細石器階段文化和時代稍早的以張閣老地點、陸家渠地點等為代表的小石器傳統文化。這些發現奠定了建立該區域舊石器文化序列的基石，也為下一步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和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