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美學與實踐美學的對話

賴銳

摘 要：身體美學脫胎于實用主義，而實踐美學則主要源自馬克思主義。從理論淵源看，二者存在一些差別與對立，但不可忽視其內在學理上的相近和相通。具體而言，身體美學由實用主義哲人舒斯特曼首創，它既充分彰顯了身體理論的實用維度，又兼顧了身體審美的實踐潛能。身體美學對實踐的重視，與實踐美學殊途同歸?；诖?，身體美學進入中國后，迅速與本土的實踐美學形成了碰撞融合：一則，身體美學將審美實踐的主體從抽象的“人”引向了具體的“身體”，指出實踐是身體的實踐、身體是實踐中的身體，對實踐美學形成了“具身化”的補充;二則，身體美學將審美活動中的“身-心”因素一并統合到“身體”之中，為實踐美學克服“主-客”二元論提供了整體論思路。通過對舒氏身體美學的西學東漸線索加以細致整理，有望建立馬克思主義美學與實用美學的對話機制，為異質資源的整合方案提供參照意見。

關鍵詞：實用主義;身體美學;實踐美學;舒斯特曼

中圖分類號：B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448（2022）01-0115-10

從“五四”時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實用主義的徹底否定，過去學界一向重視凸顯馬克思主義與實用主義的區別和對立，認為它們在理論形態和階級基礎上存在根本不同;由是陳陳相因，以致分別脫胎于二者的實用美學和實踐美學，也被順理成章地視作了兩種涇渭分明、甚至彼此對立的美學范式。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在“思想解放”的語境下，重新對實用主義展開了研究。隨著實用主義深層學理及其實踐維度的漸次顯現，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實用美學與實踐美學之間的對話逐漸成為可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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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以后，伴隨著對美國哲人舒斯特曼著作和學說的引進，作為實用美學重要一脈的身體美學在國內蓬勃興起。從哲學淵源上說，身體美學和實踐美學對實踐都極為重視，本就存有對話的根基;加之當時實踐美學面臨“后實踐美學”等新銳思潮的輪番沖擊，中國當代美學意欲從意識美學的架構中抽身而出，美學的焦點不斷從天空返回地面、從形而上轉入形而下。包括身體美學等較為重視直觀經驗和感性生命的實用美學范式，由此與實踐美學正面相遇、切磋磨合，為二者的對話創造了新的契機。

一、身體美學“實踐之維”的確立

身體美學在20世紀末由實用主義哲人舒斯特曼率先提出，其實用性毋庸置疑：諸如對亞歷山大技法、瑜伽、太極等東西方身體訓練法門的重視，對身體經驗和潛能的激活等，都足以彰顯身體美學的實用維度。然而，身體美學與實踐美學的對話基礎恰恰不在于其實用性，而在于其學理縱深層次的實踐性：敞開身體的實踐性，關鍵在于能否恢復實用主義的實踐論維度，由此身體美學才能擺脫其實用（或有用）的淺表意涵，轉換到“身體何以實踐”深層語境之中，繼而與實踐美學在同一平臺之上形成對話。

（一）身體美學的實用性及其限度

身體美學對身體經驗和功用的強調，指涉著其最為基本的實用性維度。在《身體美學：一個學科的提議》中，舒斯特曼開宗明義地表達了其實用主義立場：身體美學的“目的是展示它的潛在效用，而不是它的極端新異”[1]（P348）。在搭建身體理論的過程中，舒斯特曼更是極為“忠誠”地遵循著實用主義的基本原則。他不僅苦心孤詣地用古希臘文中的soma（身體）取代body（肉體），以公開宣稱對身心二元論的反感，還將身體美學定義為“對一個人的身體——作為感覺審美欣賞（aisthesis）及創造性的自我塑造場所——經驗和作用的批判的、改善的研究”[1]（P354），更在后作《身體意識和身體美學》中有意將身體美學劃分成了“分析的”“實用的”和“實踐的”，并大力弘揚諸多東西方身體訓練手段，旨在借助實用性的法門緩解壓力過大、刺激過多的現代病癥，以“幫助人們提高認識、增強成就和愉悅”[2]（前言P1）。

然而，上述對身體美學的實用性考察，卻未能探入實用主義哲學的義理深處?；蛘哒f，我們對身體實用性的理解，仍然停駐于功用或功效的淺表層面，以致許多學者就此詰問：肇生于實用主義的身體美學，難道真的如此淺薄嗎？它既然如此關注身體的健康，那么與一般意義上的醫學和養生之道有何本質區別？[3]（P26-27）

要往更深層次探究身體美學的實用主義內涵，必須對“實用”一詞作出恰切理解。問題的復雜性也恰在于此，實用主義（Pragmatism）一詞意涵頗顯含混，難免讓人心生誤解：一方面，從字面上看，它似乎確實包含了“效用”和“功用”的含義;但另一方面，僅僅將其狹隘地理解為“功用”，實用主義又會與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發生混淆：皮爾士最早提出實用主義時，就曾擔心這一詞匯會同日常的非哲學理解混同起來。一如蘇珊·哈克所言，有一種傾向“把皮爾士在特殊的、哲學涵義上實用的‘實用主義’，混同于更為日常的意義上實用的‘實用主義’，而后者所關心的是權宜之計而不是原則”[4]（P2）。顯然，實用主義應該還有更為深刻的哲學內涵。

（二）實用主義的實踐論維度

要挖掘身體美學背后的深層義理，關鍵在于恢復實用主義的實踐論維度。按照威廉·詹姆斯在詞源學上的考釋，“Pragmatism（實用的）這個名詞來源于希臘語πραγμα，意思是行動，英語的practice（實踐）和practical（實踐的）都是由這個詞引申出來的”[5]（P27）。從詞源上看，實用不僅與功用無關，反而更為接近“行動”或“實踐”的意思。實用主義的實踐維度，牽涉著實用主義獨特的真理觀，或者說，與實用主義針對歐洲認識論哲學的改造工程直接相關。在詹姆斯那里，實用主義是一種態度、方法或原則，它關乎我們能否在既有的認識論架構中找到一種關于真理的全新看法。歐洲近代認識論認為，一旦觀念符合了現象，意即客觀符合了主觀，觀念就為真;而實用主義者則指出，觀念的真偽不在于觀念是否貼合實在，而在于能否在具體的實踐場景中產生足夠的效用。即是說，一切未經實踐檢驗的先在觀念、原則或定理，都應該被懸置起來;只有一個觀念在經驗之流中將我們引向了滿意的結果，這個觀念才能被判定為真。如此一來，判斷是否“實用”的標準就不僅在于是否注重觀念的“效用”，更意味著是否能夠將抽象的觀念和命題放置到具體的、歷史的實踐場景中進行針對性地考察：“實用”與“實踐”在這里就被緊密地咬合在了一起。

因此，要透徹咀嚼身體美學背后的實用主義哲學背景，除了要回答“身體何以實用”的淺層問題，更要落實“身體何以實踐”的深層義理。而一旦我們對Pragmatism作出實踐化的理解，身體美學也就有望擺脫那種“泛功利化”的淺薄誤解了，其背后所隱現著的學理脈絡也就自然而然地顯現了出來：新舊實用主義三位代表——杜威、羅蒂和舒斯特曼——他們的理論重心雖各不相同（杜威強調經驗，羅蒂轉向語言，舒氏探究身體），但三人對行動、實踐都極為重視。

作為古典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杜威的哲學從頭至尾都透露著濃重的實踐氣息，這突出表現在他對“經驗”一詞的改造上?！敖涷灐笔俏鞣浇軐W的重要概念，也是認識論哲學得以建成的“始基”。杜威認為，歐洲近代哲學之所以陷入裹足不前的困境，與一種學院氣息太濃的經驗論有著莫大干系，導致近代哲學被封鎖在空氣沉悶的觀念論閣樓之中，喪失了與生活世界的溝通能力[6]（P126）。鑒于此，杜威提出一種與現世生活緊密相連的經驗論：經驗不是主觀的內在表象，也不是客觀的感覺材料，而是人在應付周遭環境、解決實際問題的實踐過程中所產生的具體信念。在實用主義的經驗論模式中，人在改造環境，環境也在改造人，主體被客體化，客體也被主體化，經驗就是在這樣一個人與環境（世界）的交互過程之中產生出來的——由是，經驗便不再是“結果”而是“過程”，或者說，經驗展開的過程就構成了人類流動的、變化著的實踐活動本身。杜威借此將近代的認識論哲學從抽象思辨的觀念世界引向了活潑的、存在著的生活（實踐）世界，并使之獲得了一種整體論的新生：許多抽象的哲學觀念，都將在實用哲學的闡釋框架中獲得全新意涵。

然而，曾深受分析哲學訓練的實用主義哲人羅蒂認為，杜威的經驗論不僅有些模糊不清，還有可能重新將哲學拖入形而上學的泥潭。羅蒂言道，杜威的經驗論盡了最大的努力幫我們擺脫形而上學，卻無意中又開創了一種新的“經驗形而上學”，導致他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他所試圖治療的那種疾病”[7]（P93）。在羅蒂看來，實用主義者不應再訴諸“經驗”“自然”這類帶有形而上學意味的危險字眼，而應順延語言哲學的深層學理，重新激活實用主義的精神遺產。一如羅蒂在《偶然、反諷與團結》中所言，語言是人類的創造，它不能夠表示人類沒有讓它表示的東西，因而一切超脫于符號之外的先驗所指——諸如理念、上帝、真理——都只是虛構的語詞[8]（P11-18）。羅蒂借助語言揭穿了一個顯明而又極易被人忽略的常識：世界是由語言和文本構造出來的，因而最為基本的實踐活動——哪怕是看似非語言的經驗——也必須借助語言才能展開。如果一定要談論經驗，也必須將經驗文本化，否則就有可能導致舊式形而上學思維的復歸。

顯然，杜威希望對認識論哲學進行改良，而羅蒂則企圖將舊式的形而上學徹底拋棄;但二者的共同旨歸，都在于讓哲學更好地參與實踐、改造現實。杜威和羅蒂作為經典實用主義和新實用主義的領軍人物，各自從不同角度顯示出了對實踐的重視。實用主義的實踐論維度，恰恰是在其業已歷經百年興衰的思想史進程中，被逐步確立下來的。

（三）舒斯特曼與“身體實踐”的確立

舒斯特曼在杜威與羅蒂、經驗和語言的夾縫之中，抽繹出了身體的實踐論維度，為身體美學奠定了扎實的實踐主義根基。作為繼杜威和羅蒂之后的實用主義哲人，舒斯特曼對兩位前輩皆表示了崇高敬意。但舒氏的困境也恰在此處：回歸杜威雖不失一條穩妥之道，但總顯得保守有余，而原創不足;與羅蒂為伍，則又可能經由語言論陷入虛無主義的危機之中，可謂新異有余，風險過高。對此，舒斯特曼采取了一貫的間性手段：一方面，他認為羅蒂對杜威的批評不無道理，杜威在改造傳統哲學二元論的過程中，著實容易將自身再次拖入形而上學的泥淖;但另一方面，舒斯特曼對羅蒂式的“文本主義”同樣持有審慎態度：這種“文本主義”主張一切皆是語言描述的產物，徹頭徹尾地取消了一切意義實體。在《實用主義美學》中，舒斯特曼將上述立場概括為“解釋學的普遍主義”[1]（P158），認為這種肇生于尼采、主張“一切理解，皆為解釋”的立場擠壓、甚至抹殺了非解釋經驗的生存空間。

如是，舒氏將杜威與羅蒂、經驗和語言的沖突放置到現代解釋學的理論框架中加以對沖調和，并在經驗和語言、理解和解釋的縫隙中挖掘出了非語言、非解釋的“身體經驗”：即是說，并不是所有理智行為，都是對符號和信息的處理結果，在解釋之下，仍然存在一些非解釋的經驗，而這種前語言階段的經驗，也即“非推論經驗”，自有其合理的生存空間。舒斯特曼認為，羅蒂的最大謬誤就在于將杜威非推論的經驗與基礎主義的經驗混為一談，從而忽視了身體經驗的獨有價值。實際上，杜威通過對亞歷山大技法等實用性方法的訓練，勘探出了一條提升身體意識敏感度的實用法門，并以此論證了以身體經驗為代表的非推論經驗對心靈和意識的重要反作用，具有巨大的實踐價值。

舒斯特曼一面力主打撈杜威的經驗主義遺產，一面又對羅蒂的語言實用主義兼收并蓄，從而開創性地提出了“身體美學”的學科構想。如果我們能夠發展出一門名為“身體美學”的學科，身體就能在面向生活實踐的實用哲學中彰顯出其獨有的價值，甚至哲學也有可能發生一種實踐主義的轉折：哲學的根本任務不再是追尋抽象的形上真理，而是“為了完善人性和增進經驗而使各式各樣生活興趣變得興旺昌盛”[9]（中譯本序）。因而，“哲學需要給身體實踐的多樣性以重要的關注，通過這種實踐我們可以從事對自我知識和自我創造的追求，從事對美貌、力量和歡樂的追求，從事將直接經驗重構為改善生命的追求。處理這種具體追求的哲學學科可以稱作‘身體美學’”[9]（P203）。

由此，身體美學初步擺脫了作為一種“實用美學”的淺薄誤解：它不僅作為改善人的身體感受、審美經驗的“實用”學科存在，更意味著一種哲學范式或美學基點的轉折：正如舒斯特曼《通過身體來思考》中所說的那樣，身體美學就是其從實用主義出發對既有哲學進行改造的一種嘗試[10]（P1）。如此，身體美學獲得了作為一種實用美學的扎實根基，而諸如“身體何以實踐”這類基本問題，也在實用主義哲學的義理深處得到了回音。

二、身體美學對實踐美學的“具身化”補充

身體美學在美國被提出以后，并未得到熱切關注，相反卻在中國廣受歡迎。對此，舒斯特曼也曾坦言，在意識美學、分析美學占據主流的美國，人們對身體美學的熱情遠不如歐洲、亞洲尤其是中國、日本等地，因而他尤其珍視身體美學與中國學界的緣分：“我對所有的中國學者均抱有感激之情，他們不但支持我在身體美學方面的工作，且頗有創造性地將其應用于自己的研究當中，極大地豐富了身體美學?！盵10]（P22）不過，身體美學在中國的發展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與中國本土主流美學、尤其是實踐美學的反復磋商、深度對話，繼而才匯入到了中國本土美學的發展脈絡之中。

（一）二者對實踐的共同重視及其差異

身體美學進入中國之后，之所以選擇以實踐美學作為主要的交流對象，一方面既有本土實踐美學向前演進的自身需求，另一方面更基于“實用”與“實踐”之間的親緣關系。正如上文所述，實用主義在學理淵源和具體觀點上，都表現出了對實踐的高度重視，諸如杜威、羅蒂和舒斯特曼等幾乎“所有的實用主義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強調人的實踐在哲學上的首要的、決定性的作用”[11]（P5）。在這一點上，實用主義可以說是西方哲學由近代轉向現代的過程中最具有實踐精神的哲學流派之一。

相應的，實踐美學及其背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同樣積極地呼應了哲學上的實踐論轉向。實踐美學借鑒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剔除了康德哲學中的神秘主義成分，將滑入唯心主義的先驗論美學拉回到了更為堅實的實踐唯物論立場，勾勒出了人通過實踐逐步從工具本體過渡至心理本體、從自然屬性發展至社會屬性的進化理路：人的認知能力、審美能力和語言能力都是在漫長的實踐過程中被逐步開發出來的。由此，諸如美、美感、審美等一系列的美學本體問題都能在實踐論的體系之內得到合理解釋。借助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這一優越特性，實踐美學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兩次美學大討論中脫穎而出，并在后來日益成為國內占據主流地位的美學理論[12]（P58）。

然而，隨著20世紀90年代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急劇涌入，實踐美學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針對實踐美學的各類紛爭和質疑，幾乎在一夜之間蜂擁而起、紛至沓來：一方面，學者們對其予以高度肯定，認為實踐美學“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美學的發展，具有不可抹煞的歷史功績”[13]（P48）;另一方面，許多學者也針對實踐美學可能存在的不成熟之處提出了批評。與此同時，旨在反思、改造甚至超越實踐美學的理論思潮——諸如“后實踐美學”“新實踐美學”“實踐存在論美學”等——你方唱罷我登場，各領風騷三五年，論爭熱情一直蔓延至21世紀初。

富有實踐精神的身體美學正是在這樣的“后實踐美學”語境之下進入中國的。就身體美學與實踐美學而言，二者在美學觀念上共同反映出了哲學意義上的實踐論走向，這是它們形成對話的起點、基石和展開論爭的主要問題域。對此，舒斯特曼在一次訪談中也曾明確表示：“馬克思主義和實用主義（包括身體美學）都是實用哲學，因為它們都強調實踐的優先性，都主張理論應該服務于各種進步的實踐目的?！盵14]（P142）不過，相較于實踐美學，以實用主義為哲學基礎的身體美學雖然同樣強調實踐，但往深處追究，二者對實踐的理解實則各有側重：諸如身體美學意在通過“具身化”的實踐改善我們的經驗、意識和感覺，從而達致愉悅的、審美化的生活境界;而實踐美學則側重在實踐唯物主義的理論架構之中，形成對美、美感等美學問題的科學揭示。二者對實踐的不同理解，源于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實踐的不同理解：實用主義的實踐觀點主要針對歐洲近代的認識論哲學，因此才將實踐視作經驗自行展開、繼而產生效用、并促使問題在具體環境中獲得解決的認知過程;而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為超越近代認識論哲學指明了方向，更將實踐的觀點熔鑄到物質世界和人類社會的本體論哲思之中。正因如此，實用主義主張的實踐意在強調對行動、認知過程與后果的改善，而實踐美學意義上的實踐則處處透露著馬克思主義實踐唯物論的本體論深度。

即是說，相較于實用主義美學，實踐美學對于美學本體論有著更為執著的追求，但也極有可能因此將其自身重新推入到體系化、概念化的意識美學陷阱之中，而這恰恰又是實用美學和實踐美學最為反對的東西。故身體美學與實踐美學雖然同時呼應了美學的實踐論轉向，但二者又難免在理論風貌和義理內涵上出現諸多反差。正是基于上述學理上的契合與捍格，身體美學在中國學界與實踐美學得以正面相遇，甚至迅速匯入到了反思、改造實踐美學的洪流之中。

（二）誰在實踐：實踐的主體是身體

身體美學從“具身化”的實踐立場出發，認為實踐的主體不能是抽象的精神實體，而應是具體的身體;意即實踐的美學不應是一種抽象的意識美學或認識論美學，而應該是一種“具身化”的實踐美學。

對此，張玉能先生“新實踐美學”即可視作以“具身化”觀點補充實踐美學的典范之作。張玉能先生強調，審美和審美感知首先是從身體實踐當中脫胎出來的。換言之，人類對于美的最早認知，必須追溯到最原始的身體實踐活動之上：人類的身體在進化的過程當中，由爬行演變為直立行走，性交方式則由原先的動物體態演變為面對面的人類性交，導致原本的氣味、觸感、味覺等性刺激因素衍生為了體態、面容、身體等視覺因素，審美便是在這種原始的身體活動當中誕生的[15]（P17）。張玉能先生提示我們，美的實踐活動并非游走于概念的真空之中，而是身體在與世界“打交道”的過程之中逐漸生發出來的，因此身體就是審美實踐的主體。

當然，除張玉能先生之外，關于實踐的主體性問題，更多的身體美學研究者針對實踐美學的主體性問題表達了一種普遍擔憂：他們認為，實踐美學首先應該解決“誰在實踐”的問題，因為審美的主體假如仍是抽象的精神實體，那么實踐美學就始終無法跳脫笛卡爾以降的西方意識美學理路。

換言之，在身體美學看來，實踐美學雖然將實踐唯物論作為美學的起點和中心，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誰在實踐”的主體性問題，而將“人”或“人類”歸結為實踐的主體，但對人的主觀-客觀、精神-身體的二元沖突卻關注不夠。如果不能完全敞開主體與實踐之間的錯綜關系，那么實踐美學就有可能退化為一種精神/意識美學。對此，楊春時先生曾有敏銳警覺：“實踐美學雖然繼承了馬克思的實踐論，承認了實踐主體，但它把美看作人的本質對象化，把審美看作主體對世界的觀賞，審美主體還是意識主體，是一種精神性的實體，因此也就沒有擺脫意識與客體的二元對立關系，沒有擺脫意識美學的影響?！盵16]（P17）

因此，在部分學者看來，針對實踐美學的改造工程，必須探入盲視身體、甚至貶低身體的意識哲學理路之內，重新在實踐的美學體系中尋回身體的主體性位置：“實踐只能是身體的實踐，身體是實踐的主體;主體性的身體與各種存在物打交道，產生各種各樣的感受和心理體驗……只有回到這個實在的并時刻被建構的場域，審美機制才能被充分敞開?！盵17]（P24）從這個角度來看，身體美學亦可謂抓住了實踐美學在主體性問題上的理論裂隙，并由此發揮出了其“具身化”的特點，對實踐美學構成了彌合與補充。

總之，身體美學在進入中國之后，以其獨具一格的“具身”實踐論，與中國本土重視體系化、理論化，及致力建構美學本體論的實踐美學形成了彼此咬合的局面：實踐是身體的實踐，身體是實踐中的身體，這是身體美學對實踐美學“主體缺位”問題的彌合方案，也是實踐美學在當代語境之下的擴展延伸。正因如此，王曉華先生才直言不諱地說：“身體美學與實踐美學是對同一種美學的不同命名?！盵18]（P23）

（三）何種身體：身心合一的身體

身體美學一方面將審美實踐的主體具體為了身體，另一方面更從審美主客關系的維度出發，將身體明確為了身心合一的身體;對身心合一觀念的強調，不僅超越了身心分離的二元論難題，還回應了實踐美學所面臨的主客二分困境，從而對實踐美學構成了更進一步地“具身化”補充。

按理說，身體美學和實踐美學分別脫胎于實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后二者作為西方現代哲學陣營中的代表性流派，所產出的不論是實用的抑或實踐的美學，都應是一種始終試圖克服抑或超越主客二元論的美學。然而，從身體美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當代實踐美學內部卻隱藏著一個深刻的邏輯悖論。在盛極一時的“美學大討論中”，實踐美學曾一度為調和甚至超越主客對立的美學難題找到了開端：它通過指出美“既非單純的主觀，又非單純的客觀”，超越了“主觀派”和“客觀派”的二元論爭，為撼動主客二分的二元論美學開辟了道路[13]（P48）。應該說，實踐美學的這一優越性直接受惠于馬克思對人類歷史本體的深刻哲思：正是馬克思賦予“實踐”以本體論的地位，才超越了認識論層面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的對立區分，為解決西方近代二元論的哲學難題指明了出路。

但是，對二元論美學的拒斥卻很難在實踐美學的發展理路中得到徹底貫徹：譬如，實踐美學中的一對重要概念：“工具本體”和“心理本體”，實際上就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自然的人化”命題作出了主客二分的理解。意即，一個本身反對二元論的美學范式，仍難免要采用二元論的方式建基，而實踐論試圖整合主體與客體、物質與精神的努力卻在無形之中被遮蔽了。一如蘇宏斌先生犀利又不失生動地言道：“已經被馬克思驅逐掉的形而上學幽靈重新‘借尸還魂’了?！盵19]（P22）

肇生于實用主義哲學、對二元論有著天然抵觸的身體美學，為實踐美學重新克服二元論難題創造了新的契機。眾所周知，身體美學所強調的身體并非無生命表征的“肉體”，而是“身心合一”的身體，即把一切精神性的智識活動都整合到了“身體”的范疇之內。因此，身體美學的鵠的不單單在于對肉身作出理論描述，還在于借助“身心一元”的整體論手段調適、修正或化解傳統意識美學中的二元論難題。在身體美學看來，傳統的意識美學將審美現象理解為純粹的智性活動，忽視了身體、感官和感性質素對審美活動的積極參與;而以“身心一體”為終極追求的身體美學，則注重將身體樹立為參與審美的直接介質，并將審美中的知性因素也歸結到身體的感性活動之下，從而讓身體和心靈的沖突在身心整體論的視域當中達致和解。審美不是純粹的智性活動，也不是機械的肉體反應，而是主觀與客觀、理性與感性、身體和心靈等多重因素、各個維度的交匯融合。因而，一旦身體美學將實踐美學的主體具體為身體，后者面臨的“主客對立”問題便被轉換收縮成了“身心二元”問題，而這一難題顯然有望在身體美學的整體論視域之中得到不言自明的冷卻和緩沖。

概而言之，身體美學與實踐美學的對話，一方面針對實踐美學面臨著的“主體缺位”“主客二分”等理論困境形成了續接與彌合，另一方面也借此將自身匯入到了美學史尤其是中國當代美學史的演進脈絡當中，從而逐漸確立了其在美學領域的理論合法性。正如學者所言：“中國身體美學的快速發展得益于實踐美學的奠基作用。正由于實踐美學已經提供了強大的闡釋框架，‘從身體出發’的理論建構才能迅速成形?！盵20]（P59）

三、身體美學本土化的得失之辯

身體美學與實踐美學的對話，使得身體的“美學性”得到大幅張揚：實踐的主體一旦被確立為身體，身體就不再是被動的、惰性的、作為對象的客體性身體，而是積極的、能動的、具有本體論意味的主體性身體。由是，原本被意識美學所壓抑的感性身體，被重新引渡到了關于美的科學研究當中，甚至一度被確立為全新的美學理論增長點?？傊?，隨著身體美學與實踐美學的融合，本土美學迎來體量擴容的契機，但同時也陷入了某種不容回避的邏輯困境，亟待對個中得失加以細致省思。

（一）“主體論身體美學”的本土貢獻

身體美學與中國當代實踐美學的結合，使得身體被直接確立為了審美主體，本土學者在此基礎之上提出了“主體論身體美學”，從而形成了自身獨具特色的創見。如王曉華所言：“漢語身體美學雖然受益于西方思潮，但卻一開始就表現出自己的獨特品格：受某種流行的‘實踐哲學’和‘唯物論’的影響，許多漢語學者明確地將身體理解為審美的主體?！盵21]（P5，主持人語）“主體論身體美學”認為：“人就是身體，身體是生活和審美的主體，而精神不過是身體-主體的功能和活動?！盵22]（P22）因而，身體美學并不僅僅是美學研究的一個分支，而是試圖顛覆既有研究范式的一次美學革命。在“主體論身體美學”看來，美學正處在由精神向身體的轉捩點上，一旦作為主體的身體被確證為一切審美活動的起點，身體美學就將成為美學的全部[23]（P114）。簡言之，主體論身體美學標示著中國學界對身體美學的理論貢獻，它通過高舉“我是身體”的身心一元論，取代“我的身體”的主客二元論，以孜孜不倦的學理探索精神，努力實現身體美學在中國學界的體量擴容。

更為關鍵的是，主體論身體美學的提出，有望規避關于身體美學的一般誤解。自身體美學傳入中國之始，關于身體的誤讀就一直繚繞不絕：身體美學往往被誤認為是“關于身體的美學”，致使其一度面臨享樂主義、消費主義和“下半身美學”的重重責難。即使身體美學研究者一再試圖申明，身體美學并不僅僅是“關于身體的美學”，而是“從身體出發的美學”[24]（P241），上述誤解卻依舊存在。按理說，將身體視作美學研究的對象，并動用理論武器對身體場域之內的審美現象作出通透解釋，從而在消費社會的當下語境之中透視身體的流變，意在化解身體被異化、被消耗的后現代困境，本屬身體美學的分內之事。但是，如果僅僅在消費社會的單一語境中闡釋身體，又極有可能架空身體美學背后的學脈淵源，致使其陷入邊界模糊、庸俗淺薄的窘境。如陶東風所言，當前文化研究中所理解的主要是后現代消費社會中的身體：隨著工業化生產方式和消費社會的來臨，身體的實用性逐步褪去，導致身體從工具變為目的，感官的滿足和肉身的愉悅變成主要的消費目標——諸如整容等美的工業、鼓吹身體健康的保健行業，一躍成為消費的中心[25]（P11-17）。對此，丁文俊也曾撰文指出，不可采用法蘭克福學派的單一視角對中國的身體-消費現象進行居高臨下的審視，而應充分激活身體美學背后的實用主義維度，在消費視域之外開掘出身體實踐的積極意義[26]（P219-232）。因為一旦身體與消費主義構成合謀，或者我們僅僅在消費社會的單一語境下理解身體，身體美學和“下半身美學”的關系就會難以撇清。

“主體論身體美學”的提出，恰恰對上述現象作出了有力回應：身體美學中的身體，不僅包含作為客體對象的身體，更指涉作為審美主體的身體。當我們沿襲后者的闡釋進路向前探入，與之對應的豐厚西方身體美學資源就會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而那些詈其為“下半身美學”的庸俗化責難，也將隨之煙消云散。進而，有關身體美學的內部分野亦可循此清晰劃分：如王曉華就直接將身體美學區別為主體論身體美學和客體論身體美學[21]（P6）;類似，程相占也將身體美學分為身體作為審美對象、身體作為審美主體和身體化的審美活動三個分支[27]（P42）?？梢?，隨著“實踐+身體”本土發展模式的層層深入，身體美學內部的諸多爭端似乎正在得到有效澄清。

（二）“主客二分”的吊詭困境

然而，正當這艘理論的巨輪朝著“主體論”的方向大幅開進時，一個吊詭的、揮之不去的悖論又回旋到了中國當代身體美學的上空：當身體被確立為（審美）實踐的主體，或“主體論身體美學”被貼上“中國品格”的標簽之時，脫胎于實用主義哲學、一貫拒斥主客二分的身體美學，似乎再度陷入到了主客二元論的泥淖之中：“因為把身體作為主體的觀點本身就包含著一個邏輯悖論，一方面作為主體的身體必然要克服身心二元對立的身體觀，走向身心同一的身體觀，但另一方面身體要作為主體存在就必須繼續維持主客二元對立的世界格局，這樣，在身心一體與主客二分之間就產生了邏輯上的不協調?！盵28]（P30）

換言之，一個主張摒棄身心二元論的身體美學研究者，是不會明確區分“客體論身體美學”和“主體論身體美學”的。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便遠離了身體美學試圖調和身心二元論的實用主義初衷，也即，過分強調身體的主體性，僅僅推動了身體從“身-心”二元論的此端躍遷到彼端，而并未從根本上跳脫二元論的牢籠。也就是說，用身體取代意識的做法，并沒有比意識統治身體的方式高明太多。這樣，非但不能克服西方意識美學主客二元論的根本弊病，反而以一種“壯士斷腕”的姿態，將自身重新置入到了二元論的旋渦之中，諸如這種危險的“虎口拔牙”之舉，最終還是要面臨“火中取栗”的兩難境地。

因而，身體美學對“身體性”的過度強調，與當初意識美學對“精神性”的強調并無二致——主體論身體美學看似極力反對“泛肉身主義”，但對身體-主體的過分凸顯，使之又再度陷入到了身體與精神的二元論泥淖，身體成為與精神相對的“在場形而上學”殘留物，最終又從反向促進了“肉身主義”的盛行。即是說，“當下的身體美學雖然承認身心合一、身體性與精神性的同一，但實際上偏向于身體性而貶低精神性”[29]（P11）。

從學理上說，當代身體美學所面臨的二元論難題，在西方哲學的發展過程中可謂源遠流長、其來有自。早在柏拉圖那里，西方哲學就已顯現出了二元論的雛形;近代以來，笛卡爾奠定了嚴格意義上的二元論哲學;康德以后，以“主客二分”為基底的近代哲學發展到了頂峰，同時也由此衍生出了絕對的主客對立、威權主義及人類中心主義等難題。因此，近代以后的大批西方哲學流派，諸如以胡塞爾、海德格爾為代表的德國現象學、以杜威、羅蒂為代表的美國實用主義，都對近代以來的主客二分難題進行了深刻反思。

受到西方近代美學尤其是德國古典美學影響并建立起來的中國現代美學，自然也很難完全規避主客二元論的既定架構。但是，如果長期囿于哲學認識論的既有架構，美學本身所關注的感性質素和價值色彩，就會被認識論所關注的客觀性和真實性所遮蔽，甚至可能造成美學走向極端的抽象和呆板。對此，本土學者通過對西方“后形而上學”尤其是歐陸現象學、存在主義等哲學資源的深度借鑒，為突破本土美學二元論的思維困局作出了諸多嘗試。其中，楊春時先生的“超越美學”和朱立元先生主張的“實踐存在論美學”都曾做出貢獻。

朱立元先生一直對二元論難題頗有感觸。在他看來，實踐美學當初始終未能跳脫二元論的框架，蓋因未能從思維方式上突破西方近代的認識論思維傳統：如我們對“實踐”就曾存在多重誤解，有人將其認作本體論，有人將其看成認識論，這些誤解根源在于我們未能在源頭上厘清一些牽涉西學要脈的關鍵概念——諸如“本體論”（Ontology）——的真正內涵，以致當代美學始終不能在思維方式上超越西方近代的認識論美學傳統[30]（P15）。要走出二元論的思維定式，就要返回“本體論”的“存在論”始基，將此在的存在視作最根本的存在，也即把“實踐本體論”引回“實踐存在論”，當代美學才有可能克服現成的二元論思維模式，進而將審美活動轉化為一種生成中的、實踐著的人生境界。

楊春時先生則認為，主體和客體、身體和精神的沖突不可能在現實世界中達成和解，只有在審美的世界中才能被完全超越：“在審美領域，進入了自由的境界，克服了意識與身體的對立，審美意識就是審美體驗，審美既是精神活動，也是身體的感覺?！盵16]（P18）楊春時提倡的“審美超越論”顯然與其20世紀90年代對實踐美學的考察有著明顯的源流關系：實踐的本體論根基是人的生存實踐，而審美則是能夠彰顯人之超越性的最高的生存方式，因而只有在自由的審美藝術世界中，二元論才有可能被“觀念”地克服，這即是“超越美學”的基本思路。

舒斯特曼在《身體意識和身體美學》中，就身心二元論發表了意見，并借此探討了詹姆斯和杜威的關系。一貫力主“徹底經驗主義”的詹姆斯，亦曾對身體作出二元論的理解：一方面他肯定了身體在精神活動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卻固執地宣稱了意志的純粹精神性。杜威雖然接受了詹姆斯在《心理學原理》中的多數思想，但詹姆斯的身心二元論卻難以讓他滿意。杜威提出，身體和心靈不是一個截然分離的二元架構，它的運作機制并非像我們想象得那樣機械：先有一個意志指令，然后產生一個與之相應的身體行動，諸如在日常生活中，一輛汽車向我們撞來，恐懼感并非先發生在精神層面，而后才機械地順延至身體——事實上，“觀念和情感的激發發生在同一時間”[2]（P262），精神和身體共同構成著一個具有連續性的、相互影響、且不可分離的有機整體。因而“精神和身體的反應不是兩種不同事物，需要我們尋求一種哲學的綜合;相反，二者是分析性抽象的結果，它們已經被囊括在有目的的行為的原初統一體之中”[2]（P262）?？梢?，杜威對二元論的解決方案仍然建基于其自然主義經驗論：當我們將生命看作自然和經驗之間的中間環節時，身心二分的問題就會出現，自然和經驗變成彼此孤立的兩方;而一旦我們在自然和經驗之中找到連續性，即通過揭示經驗和自然、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連續性，將二元論的兩端理解為一個整體性的行為實踐，主體/客體、意志/理性、精神/身體的二元沖突就會在實踐論的調和下達成和解[31]（P14）。

歸根結底，美國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現象學和存在主義一道，皆為西方哲學現代轉向之后的產物，不論是杜威還是羅蒂，都曾對認識論論哲學進行深刻內省。當然，由于歷史原因，實用主義并未成為中國當代美學反思二元論問題的主要參照，但就中國當代身體美學所面臨的身心二元難題而言，實用主義哲學顯然有望發揮補偏救弊之用。

四、結語

異質理論的溝通與對話，首要難題在于場外資源與場內語境的對接與融合：就本論題而言，西方的“身體”與本土的“實踐”激蕩碰撞，既激發出了超越其原生母體的思想體量，也一度因此陷入了兩難的邏輯困境。對此，除了要勤加拂拭知識快速膨脹過程中的理論泡沫，還須注重從學理脈絡上對場外資源的哲學淵源、思想理路及衍變節點進行明晰、系統地整理。就身體美學來看，對其背后實用主義資源的透徹咀嚼仍有必要，且必須要落實到它從經典“經驗論”衍生至新銳“身體論”的發展脈絡;對其概念范疇和基本觀念的吸收自不必多說，內化其核心學理及理論品格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當代身體美學走出主客二分困境的關鍵因素之一，在于能否在歐陸哲學的理論叢林之外，重新發現并激活杜威以降的實用主義美學潛能，以對本土理論致力調和二元論的實用品格形成反復錘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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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between Somaesthetics and Practical Aesthetics

LAI Rui

（School of Marxism，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

Somaesthetics is derived from Pragmatism，while Practical Aesthetics mainly comes from Marxis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origin，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However，we should not ignore their internal similarity theoretically.Specifically，Somaesthetics was initiated by the Pragmatist philosopher Schusterman，which is not only fully demonstrates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of body theory，but also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ractical potential of Somaesthetics.The emphasis of Somaesthetics on practice is the same as that of Practical Aesthetics.According to this，after entering China，Somaesthetics collided and merged with local Practical Aesthetics rapidly.Firstly，the Somaesthetics leads the subject of aesthetic practice from the abstract concept of human to the concept of body，which is more specific.It responds to the subjectivity problem in Practical Aesthetics by pointing out that practice is the practice via body and the body is the body in practice.Secondly，Practical Aesthetics integrates the body-mind factors in aesthetic activities into the category of body，providing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for Practical Aesthetics to get out of the dilemma of subject-object dualism.To grasp the clue of Schusterman’s Somaesthetic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Western Learning towards the East，is expected to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dialogue between Marxist Aesthetics and Practical Aesthetics，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tegration scheme of different resources.

Key words：

pragmatism;somaesthetics;practical aesthetics;Schusterman

（責任編輯

熊亞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