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工程的歷史價值及現代啟示

涂建華

關鍵詞：都江堰;成都平原;農業;農業文化

作為舉世聞名的世界文化遺產，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歷史文化價值已多有揭示;但以其對成都平原農業影響為切入點的文字，卻未必充分。作為長期從事農業工作的研究者，筆者將自己的淺見貢獻出來，以就教方家。

一、變“除水害”為“興水利”：都江堰塑造了成都平原農業的產業文化功能

傳說時代，世界各民族似乎大都經歷了與洪水災害斗爭的歷史，古蜀人也不例外。[1]《華陽國志·蜀志》言：“……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悅之，納以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后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巴亦化其教而力農務，迄今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盵2]可見“會有水災”是古蜀治水的背景現實，“以除水害”乃古蜀治水之動機與初心，其避禍去災的目的十分明顯。這固然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到特定階段需要面對的共通問題，實則也是古代社會如何迎接農業文明的契機。四川文史專家譚繼和就指出，傳說中蠶叢、柏灌、魚鳧三代蜀王的名稱，正好是“同由原始采集經濟發展到漁獵經濟，再發展到初級農業與產牧相結合的時代演進序列相契合，這是巴蜀特有的文化現象”，而“第四代蜀王杜宇，是巴蜀農祖，第一個開墾成都平原至富庶的人，教蜀亦教巴務農，被稱為‘土（杜）主”。[3]因年代久遠，蜀地農業是否肇端于杜宇“教民務農”，學術界尚存爭議。[4]不過，古蜀治水在客觀上促進了成都平原農業的發展，這確為事實。在此基礎上，有學者堅持認為是杜宇從朱提（今云南昭通）將稻作農業帶到了蜀地。[5]

在宏觀層面上看，人類社會產業形態歷經了自畜牧、到農業再到工業的更替。而人類社會第一次產業分工就是畜牧業與農業的分工。[6]近代以降，論及中華文化，多有言華夏文化早熟者（錢穆先生等大致均在此列）;以產業觀點申言之，所謂早熟，即中華文明在世界范圍內較早進入了當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農業階段，這也為古代中國長期領先世界奠定了產業基礎。如前所述，雖然學術界對古蜀王杜宇是否因其治水而促使蜀國大規模進入稻作農業尚存爭議，但毋庸置疑的是，抓住歷史契機，開啟“除水害”為“興水利”歷史進程的人物，是秦國蜀郡太守李冰?！度A陽國志·蜀志》：“（李）冰乃壅江作堋，穿都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指裙嗳?，開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盵7]正是都江堰工程實現了“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才為“開稻田”實現大規模稻作農業形態奠定了水利基礎，之前水災頻仍的成都平原才“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成為太白詩中感慨的“九天開出一成都”的“天府之國”。

二、在“少不入蜀”與“詩人從此蜀中多”之間：都江堰豐富了成都平原農業的文化維度

羅馬非一日建成，天府亦是在李冰后的歷代經營之中才蔚成大觀。李冰之后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頃”，使蜀郡“世平道治，民物阜康”[8];至西漢末年，都江堰灌區內就已然呈現“江水沃野”“民食稻魚，亡兇年憂”[9]之富庶景象。三國時期，諸葛亮也極其重視發揮都江堰工程的作用，史載“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10]。足見諸葛亮對都江堰工程戰略作用的重視，不僅視之為農業之本，更是北伐興漢的戰略依憑，因之還專置官員與兵丁守護。降至近世，日寇侵華，川省遂為抗戰大后方，蓋因各種因緣際會所致，然都江堰工程所發揮之獨特作用亦不可不察;溯其淵源，三國蜀漢諸葛武侯時，已極重視。

盛唐時代，在都江堰工程基礎上，成都平原農業生產日益穩定，灌溉面積亦日益增大。如唐太宗時，益州大都督長史高儉“于故渠外，別更疏決，蜀中大獲其利”[11]。唐高宗龍朔年間，“有侍郎堰（即都江堰），其東百丈堰，引江水以溉彭、益田，龍朔中筑?！盵12]到武則天時代，都江堰灌區已擴大至成都平原西北。[13]至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新津開遠濟渠增灌溉面積十六萬畝;章仇兼瓊在成都北郊重開張儀所建萬歲池，“筑堤積水溉田”，更是灌區實行引、蓄相結合的先聲。[14]《宋史·河渠志》記載：“岷江水發源處古導江，今為永康軍?！稘h史》所謂秦蜀守李冰始鑿離堆，辟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西徼外，今陽山江、大皂江皆為沫水，入于西川。始，嘉、眉、蜀、益間，夏潦洋溢，必有潰暴沖決可畏之患。自鑿離堆以分其勢，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后西川沫水之害減，而耕桑之利博矣?！盵15]在都江堰工程灌溉下，成都平原農業形態已由旱作變為稻作，水稻種植面積不斷擴大，逐漸形成了以稻作耕種為主、稻魚養殖[16]、林盤生活方式[17]為輔的耕作體系。這種因地制宜、符合地方特色的耕作體系，奠定了“天府之國”的物質基礎，為唐代形成“揚一益二”（司馬光語）的商業格局提供了水利托底。富庶的生活，不知饑饉的安逸，讓成都平原被誤會為閑散、不思進取的象征。一些論者認為其日常生活方式都透露出某種“小農意識”，以致有“少不入蜀”的說法行世。據著名史學家王笛描述，茶館文化和麻將文化一直到近現代都深刻表征著成都平原的文化特征。[18]

物質的豐裕，并無天然的過錯;閑散的生活孕育出的，恰是一方獨特的文化。誠如亞里士多德所言，閑暇生智慧。蜀中蒙頂的茶葉，不僅僅是普羅大眾酒足飯飽后氤氳的時光，亦影響到文人雅客乃至方外高人。在宋代，成都昭覺寺禪門宗師圓悟克勤就因四川“夾山出茶”而“圓悟嗜茶”，最終“以茶入禪”，孕育了“茶禪一味”的思想。圓悟克勤手書“茶禪一味”的墨跡，輾轉傳至東瀛，遂成“日本代代相傳的國寶”[19]?？梢哉f，成都平原的文化獨特性由此展開。古人其實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如漢賦大家揚雄認為“蜀”字就是“獨（獨）”。封閉的自然環境，成就了歷史上變亂時刻蜀地偏居一隅的安定，這種安定讓文脈得以傳承;安閑的生活，給文人雅士的心靈以慰藉，使得多少顛沛流離的靈魂，在這里得以安頓。詩圣杜甫存世詩歌一千四百余，竟有八百余首創作于四川，以至現代川籍文學巨匠郭沫若有詩云：“文翁治蜀文教敷，爰產揚雄與相如。詩人從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蘇?！保ā妒竦榔妗罚?/p>

如果說“少不入蜀”是一種善意的提醒，那是蜀地物質上的富庶可能帶來的閑散;那么“詩人從此蜀中多”，則是這一方獨特自然人文環境中的真實狀態。在這種對立統一現象的背后，筆者認為至少有兩點與都江堰工程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一則，都江堰工程所孕育的農業文化，在當時代表世界領先的生產力水平，彼時如果有所謂“小農意識”，在其特定歷史文化背景下并非落后，前述詩文成就，即為佐證;二來，蜀人往往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化，李冰之后太守文翁續修都江堰又造石室官學即是明證。

三、從“因勢利導”到“無為而無不為”：都江堰工程所蘊含現代農業發展啟示

如顧頡剛先生所言，“中國古史”是“層累”造成的;都江堰工程的工程修筑經驗和人文價值，亦復如是。在歷代不斷的修繕和總結中，都江堰工程被賦予新的內涵。此處僅舉清代部分史料，以示其犖犖大端：康熙元年（1662年），四川巡撫佟鳳采規定“用水州縣照糧派夫，每歲淘鑿”[20];乾隆元年（1736年），雙流知縣“令民開塘浚溝，儲水待耕，得田二萬畝有奇”;[21]道光七年至二十四年（1827—1844年），強望泰先后八次任成都府水利同知，堅守“深淘灘，低作堰”六字準則，特將之刻于寶瓶口北岸巖壁之上;[22]至同治年間，灌縣知縣胡圻所編《治水三字經》總結云：“深淘灘，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鑒，挖河沙，堆堤岸，砌魚嘴，安羊圈，立湃闕，鑿漏罐，籠編密，石裝健，分四六，平潦旱，水畫符，鐵椿見，歲勤修，預防患，遵舊制，勿擅變?！贝丝梢暈闅v代治水經驗之集大成。需要指出的是，縱然是治水經驗得到高度總結，清代光緒年間川督丁寶楨仍“改籠為石”，根據時代要求不斷革故鼎新，創造性地發展先人治水經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政府一直重視都江堰，其灌區面積已達千萬余畝，遠超任何歷史階段。面對這一世界文化遺產，筆者以為有其獨特的現代啟示可供參考：

一者，都江堰工程至今仍發揮作用，得益于其無壩引水的技術路線，與現代社會倡導的生態工程模式在某種程度上高度契合?？陀^地講，如果說自李冰開始，無壩引水是古蜀人在特定生產力條件下馴服洶涌岷江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那么今天，尤其是在強調生態農業、循環農業，以及實現“碳中和”的目標背景下，它所蘊含的“無為而無不為”的可持續發展內涵，就應該得到更多的闡釋和重視，以及更多主動的選擇和應用。

二者，都江堰水利系統形成了成都平原兩千余年的優良耕作系統。以稻作為主的水田濕地系統，對保護整個成都平原的生態，實現循環農業，已經產生并將持續產生積極的生態示范作用和產業引領作用。今天，我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正去逐步實現鄉村振興。這一偉大的目標讓我們不僅要埋頭苦干，也需要我們在前人的智慧面前認真思索，積極汲取，進而守正創新，篤行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