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疆界及治理視域下的滇越邊民跨境流動問題

逯慧娟，鄭翠斌

（紅河學院 人文學院，云南 蒙自 661199）

云南地處西南邊疆，在東南及南部有三個市、州的七個縣與越南接壤。普洱市的江城縣處于滇越疆界最西端，向東依次為紅河州的綠春縣、金平縣、河口縣，文山州的馬關縣、麻栗坡縣和富寧縣。境外接界的分別是越南的萊州、老街、河江三省。滇越邊境地區民族的分布，經歷了一個綿延不絕的歷史過程。長期居住在一個地域內的人們，無論民族何屬，卻因經常性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往來，而形成區域性社會生活系統。

一、民族遷徙、定居、開發與跨境流動的自然狀態

滇越邊境地區生活著十幾個跨境而居的民族，范宏貴認為：“按中國已確定的民族成份來計算，有十三個民族：壯、傣、布衣、苗、瑤、漢、彝、哈尼、拉祜、仡佬、京、回、布朗，莽人民族成分未定。按越南已確定的民族成分來計算，有26個民族”。緣于兩國不同的民族劃分標準，在中國是一個民族的，在越南則被劃分為兩個或多到五個民族，如中國的壯族，在越南則是岱族、儂族、布標族、拉基族、山齋族。另外，兩國也有將同一民族成份劃入不同民族的情況，如“越南的山齋族由高欄和山子兩部分組成，在中國高欄是壯族的一部分，山子是瑤族的一部分?！盵1]

中越跨境民族中，有的民族在歷史早期便在中越邊境地區居住，如莽人，是早于傣族在西雙版納居住的土著居民①。十八世紀在地方部族沖突中，莽人遭受鎮壓，很多遷往境外，留在境內的又多融入傣族中?！懊駠鴷r，幾十戶芒（莽，金平沒有芒人）人散居在國境沿線……12個村寨，小的村落僅四五戶，大的不過十來戶”[2]131。至于莽人何時來金平定居則無從考證。越南境內的莽族，主要分布在金平、綠春對面的萊州省三個縣。

同早期的開發者相比，今天邊境上的許多民族則經歷了一個遷徙、定居和開發的長期過程。作為滇越邊境地區主體民族之一的哈尼族，與彝族、拉祜族、納西族均源于古代氐羌族。在哈尼人的傳說中哈尼先人曾游牧于遙遠北方一個叫“努瑪阿美”②的地方?！疤拼ッ鳌孔逯谐霈F了‘和蠻’及‘和泥’的分支，這是歷史上最早的哈尼族稱。因頻繁戰亂，哈尼先民被迫離開滇中腹地，南遷進居紅河南岸的哀牢山”[3]?！督强h志》記載：“過去哈尼族遷徙頻繁，有不少人遷往越南、老撾。同時也有不少人從元江、墨江、普洱、綠春相繼遷來江城。歷史上總的趨勢是由北向南，不斷遷移?！盵4]《綠春縣志》的記載，則給出哈尼人從“努美阿瑪”遷出在宋朝以前的時間③。

越南哈尼族比較集中的分布在萊州省的孟碟縣和黃連山省的巴沙縣，“現在居住在萊州、黃連山兩省的哈尼族人的祖先都是從中國云南省金平縣和綠春縣遷徙來的。據老人們說，大約三千年前，哈尼族的祖先來到萊州，開始有五、六戶人家，居住在越中邊境的我國一側，不久后又搬回云南。十二年后，由于忍受不了中國封建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哈尼人又來到萊州”。其中的“三千年”之說，要么是傳承錯誤，要么是筆誤，比較合理是在三百年前。黃連山的哈尼人到越南定居稍晚一些，“大部份哈尼人是在一百五十年前到越南的”[5]344。

今天滇越邊境地區的民族分布格局，基本奠定于明、清和民國時期。富寧縣的壯族大部分為土著居民，但“天保支系明末從廣西天保（今德保）遷入東南部，落業半山區；隆安清中葉從廣西隆安遷入剝隘、谷拉山地；蔗園清乾隆年間從廣西遷入，先在剝隘，后到歸朝、洞波，喜居熱帶；龍音清嘉慶年間從廣西天等遷入，落業谷拉九弄，少數遷入新華、歸朝、板倉；布雄清末從廣西那坡、靖西遷入，分布在板侖、郎恒、歸朝、新華、洞波、阿用；其他壯族支系于民國年間從廣西遷入”[6]160。

《金平縣志》記載：“金平的彝族不是土著，而是自外而入，是清代從石屏、建水、蒙自、開遠、個舊、元陽等地陸續遷入?！盵2]122。清代雍正年間推行改土歸流，居住在云南腹地的彝族遭到鎮壓，于是加快向邊地和山區遷移?！毒G春縣志》記載：“本縣的彝族是在清雍正七年（1729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5年）間，先后從今元江、元陽、建水、石屏等地遷入的?！盵7]135有越南學者認為倮倮族遷入越南北部的時間或在南詔亡國或更早時期，而另一些則認為“明朝（約公元十五世紀）才是倮倮族歷史的里程碑”[5]338。由于不堪封建剝削，倮倮酋長舉族南遷，進入越南北部定居。前一說法，以南詔主要由彝族參與創建為基礎，學術推論的意味很濃；后一說法，既有傳說為依據，也與彝族在云南南部遷徙的時間較吻合。比如，《紅河縣志》《江城縣志》均載，彝族遷入的時間在明清時期?！毒G春縣志》記載的時間更為具體：“本縣彝族是在清雍正七年（1729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5年）間，先后從元江、元陽、建水、石屏等地遷入?！盵7]135

河口主體民族瑤族遷入的時間在清朝乾、嘉年間，縣志記載：“據瑤族的家譜、信歌記載和墓碑調查，瑤族進入河口定居約在清朝乾、嘉年間，至今近三百年，其遷徙路線大都是從湖南進廣東轉廣西，經文山或臨安進入，亦有少量從廣西轉道越南進入?！盵8]93-94關于瑤族進入越南北部地區定居的時間，《越南北方少數民族》一書給了一個很寬泛的時間段：“這個過程可能發生在隋唐到明、清時代，直至本世紀初還在繼續?！盵5]303可見中越之間民族的遷徙流動，在歷史上曾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

苗族遷入滇越邊境地區的時間在明朝初年?！堵槔跗驴h志》記載：“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派兵30萬征云南，除了派大批漢軍屯兵云南和遷來大批漢民開發云南外，同時也強征大批苗軍和苗民屯田云南。麻栗坡縣苗族大多是這個時候入境的?！盵9]159康熙年間，苗族跟隨吳三桂反清，失敗后被迫遷居到中老、中越邊境地區。富寧縣境內的苗族多在明末之后遷入，“西南部多由越南、廣南、麻栗坡遷入，如吳、朱、楊、侯、熊、陶、王、古等姓均于中法戰爭時從越南到此定居。多分布于與越南接壤和廣南縣相鄰的西南部邊境的高山崇嶺之中。西北部多從貴州、廣西入居”[6]189。最早一批苗人遷入越南北部，“距今三百多年前，到達邊界的河宣省、黃連山省。此后，遷移浪潮延續至1950年中國完全解放的時候，其中有兩個大的遷移階段：距今二百多年和一百多年的時間。我國幾乎所有的苗人還記得他們是從貴州遷移來越南的”[5]274。

滇越邊境線上的其他跨境民族，也多由臨近區縣遷徙而來。據《綠春縣志》記載，縣境內的拉祜族是在“清朝中后期（1786-1886年），由當時的郎廳陸續遷來的”[7]151。傣族很早便在滇南邊疆居住，河口的傣族也多是清代遷來。據縣志載：“橋頭鄉傣族古墓碑文載多是乾隆五年自阿迷州土老寨和開化府的馬塘、麻栗坡、那嶺沖、田灣、老頭寨等處遷來?！盵8]117麻栗坡的傣族，卻是在“宋朝末年來自泰國經越南遷入縣境”[9]188，而仡佬族則是來自貴州和云南的廣南縣。越南的仡佬族，是輾轉從貴州遷去的。最早遷入的一批仡佬族人，約有一百五十到二百年的歷史。

滇越邊境民族的跨居狀態，使得邊民跨境流動體現為一個族內或族際自然交流的社會活動。在邊民生活中原本只有婚喪嫁娶、趕圩、耕作這些日常事務，區域內基于族內或族際的經常性跨境流動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如果政治疆界比較模糊時跨境流動問題只是一件生活瑣事，那么隨著中越兩國陸上邊界的最終確定，滇越邊民跨境流動作為政治問題，便日益凸顯出來。

二、疆界劃清凸顯滇越邊民跨境流動問題

據史書記載，云南、越南進入中國統一版圖均在秦漢時期?！妒酚洝の髂弦牧袀鳌酚涊d：“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盵10]2993據考證，常頞所修五尺道起自宜賓，南至曲靖，可見此時云南部分地區已經在秦朝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对颇鲜≈尽反笫掠浿姓J為：“秦在邛筰地區設置郡縣，委派官吏統治西南夷地區?！盵11]36方國瑜著《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據《史記·西南夷列傳》指出“邛筰”實為“邛都”、“筰都”，分為兩地，均在滇以北地區。其中“金沙江以北為邛都區域”[12]。

《史記·南越列傳》有關于秦朝攻取越南北部地區并置郡縣的記載：“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盵10]2967其中象郡轄境已包括今天越南北部及中部地區。秦朝滅亡之后，趙佗建立南越國，“擊并桂林、象郡”，從而領有越南中、北部地區?！皾h十一年”，劉邦遣陸賈使南越國，封趙陀為南越王。漢文帝元年（前179年），陸賈再次出使南越，趙佗臣服，成為諸侯王，從而使越南中、北部地區歸入漢朝版圖。武帝時南越丞相呂嘉叛亂，“元鼎五年秋”，漢武帝遣命“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主爵都尉楊仆為樓船將軍”“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厲將軍”及“馳義侯”“咸會番禺”[10]2975共擊呂嘉。叛亂平定后，南越國舊地“遂為九郡”，其中，九真、日南、交趾三郡治地在越南中、北部地區，各郡設太守分治其地，歸交趾刺史部監察。

《云南通志稿》在凡例中說：“云南自六朝即淪于夷，復經蒙段竊據，考訂非易?！盵13]4此說不知所本，或僅從搜集方志資料而言。雖然自三國開始中國疆域剖割，政權疊興，云南地區也相繼崛起一些地方政權，但總體上并未游離中國區域之外。西晉時云南改設寧州，為當時十九州之一。及至隋朝及唐初大一統局面出現，云南再次回到中央政權之下。唐宋時期，云南地區先后出現南詔、大理兩大政權，卻保持著與唐、宋密切的臣屬關系。在此期間，歷屆中央政權基本保持了在越南的統治，直到939年吳權稱王建立政權，968年丁部領統一越南北部建立丁朝，從此結束了所謂“北屬時代”，開始了“自主時代”④。獨立后的越南歷代王朝，基本維持了與中國的藩屬關系。

在宗藩關系框架下，中越邊界幾經變動，但卻從未全面勘定過。中國歷朝統治者基于“華夏中心觀”，長期奉行“守中治邊”“守在四夷”為核心的治邊政策，對周邊藩屬國恩禮有加，以達到“四夷懷服”的目的。雍正三年正月，云貴總督高其倬再向雍正帝報告越南蠶食云南開化府邊界的情況。雍正的批復為：“治天下之道，以分疆與柔遠較，則柔遠為尤重。而柔遠之道，以畏威與懷德較，則懷德為尤重。據奏都龍、南丹等處在明季已久為安南國所有，非伊敢侵占于我朝時也。安南國我朝累世恭順，深為可嘉，方當獎勵，何必與爭明季久失之區區彈丸之地乎？且其地如果有利，則天朝豈與小邦爭利？如無利，則何必爭矣。朕居心惟以至公、至正，視中外皆赤子。況兩地接壤，最宜善處，以安靜懷集之，非徒安彼民，亦所以安吾民也。即以小溪為界，其何傷乎？”[14]正是基于這一指導思想，清政府于雍正六年將上述爭議地區賜予越南⑤。

滇越疆域相連，又長期同隸于中央政權之下，人民跨疆域流動也只是一個內政問題。即便進入宗藩時代，受傳統政治思維影響，滇越間仍少有此疆彼界的糾紛。滇越間雖有行政治理上的分界，但古代部族的遷徙卻無邊界?？紤]到古代中央政權或區域內政權的管理水平，生息于滇越邊境地區的人們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行政管理的約束，實屬未知之列。至于古代國家嚴厲的邊境管理律例，能否在綿延的邊境線上貫徹執行，并無資料可供印證。從民族史零星的記載來看，邊民跨境流動，無論在日常經濟文化生活中，或是特殊情況的族群遷徙，均處于自然無管理狀態。只是當政治邊界細劃，政府的民政管理進入鄉村級別，邊民的跨境流動問題才變得日益嚴重。

如果在宗藩體系下“內地”與“外藩”可“一毫無所分別”，而當越南逐漸為法國所侵吞，不再為中國藩屬國時，中越間勘查劃界便成為迫切之事。中法戰爭結束后，按照《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十款》第三款的規定，自條約畫押之后起“限六個月期內，應由中法兩國各派官員赴中國與北圻交界處所，會同勘定界限。倘或于界限難于辨認之處，即于其地設立標記，以明界限之所在。若因立標處所，或因北圻現在之界稍有改正，以期兩國公同有益，如彼此意見不合，應各請示于本國”[15]。1885年8月，清政府指派內閣學士周德潤為勘界大臣，會同云貴總督岑毓英、云南巡撫張凱嵩辦理中越邊界滇越段的勘界事宜，這是滇越間正式劃界的開始，從勘界、談判到形成條約，前后歷時十二年。

云貴總督岑毓英等希望借此機會收復自明代失去，雍正六年正式賜予越南的大小賭咒河之間的疆域。他在奏片中說：“臣伏思越為中國外藩要地，歸藩原系守在四夷之意，不必拘定撤回?，F在越幾不能自存，何能為我守險？應否俟堪界時，將都竜、南丹各地酌議撤回，仍以大賭咒河為界，以固疆圉而資扼守之處?！盵16]在隨后的中法滇越段談判中，清朝并未實現恢復中越舊界的目的，但也收回雍正六年賜予越南的部分領土。至1897年，中法“勘定滇越邊界”及立碑的全部工作結束，主要簽訂了六個條約。二戰后，中、越新政權先后建立，在邊界問題上雙方均表示尊重中法界約劃定的邊界線，對于歷史遺留的少數地段問題在雙方政府協商解決之前，應嚴格保持邊界現狀。

1991年，中越兩國在陸地邊界問題上經過雙方協商，同意以中法簽訂的《續議界務專條》和《續議界務專條附章》為依據，核定邊界的全部走向⑥。1999年12月30日簽訂《中越陸地邊界條約》，2001年11月，兩國政府成立中越陸地邊界聯合勘界委員會，負責勘界立碑工作，并起草兩國陸地邊界勘界議定書及其附圖。到2009年2月，中越雙方陸地邊界的勘界立碑工作完成。同年11月雙方舉行陸地邊界勘界文件簽字儀式，簽署《中越陸地邊界勘界議定書》及其附圖、《中越陸地邊界管理制度協定》和《中越陸地邊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協定》等三個文件。至此，中越歷史上遺留的陸界問題，得到徹底解決。

政治疆界的變化，自然會影響到特定區域人們的生活，但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他們不會因政治關系的變化，便輕易放棄或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態。邊民雖然在政治層面發生著身份的變化，但在社會生活層面則延續了傳統和習慣。何況古代國家對于疆域盡頭，在管理上原本鞭長莫及，邊民也少受此疆彼界觀念的困擾。邊民的跨境流動，自始便是一種自然且政治上無意識的日常生活內容。所謂“邊民的跨境流動問題”，便是一個純粹政治視角的邊地治理問題。

三、意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邊民跨境流動治理之路

滇越邊境地區，谷深林密，交通閉塞，早在政治邊界形成之前，古代民族在區域內的布局已經形成，且隨歷史遞嬗不斷調整。自越南脫離中國統一版圖以來，滇越邊境地區的民族遷徙、分布，基本保持著自然遞進的狀態。邊境居民在經濟區域、基本族群內組織日常生活、生產，跨境流動的政治特性被生活的真實所忽略。中國歷朝政府，為西南民族的獷悍所難，政策上傾向“羈縻”，依靠土官進行間接治理。滇越邊境地區在古代政治思維中界臨化外,自元至民國，中央政府推行土司制度，由土官、土吏依民族習俗管理。雖然古代王朝就邊境管理制定了嚴格的律例，但在實際執行中具體情況如何，并無確切記載?？紤]到古代政府管理能力及土司制度的存在，邊民自由跨境流動則是一種日常形態。這雖然與古代國家國土治理能力的局限有關，但滇越邊民跨境流動地域內的民族、習俗等自然因素，或許才是這一歷史過程的原本情由。

據《中越邊界(文山段)跨境民族調查報告》一文觀察，文山州邊貿的發展主要體現為中越比鄰村寨邊民集市的小額貿易，而官方口岸卻難以繁榮?？梢?，邊民的經濟交往，仍然延續了區域內、族群間構建信任關系的傳統模式。這一點也與《中越邊界（文山段）跨境民族調查報告》一文的調查結論相一致：“由于中越邊境都是山區，對外交通不方便，形成了天然的大大小小的‘地緣圈’，在這個圈內，有著大大小小的自然通道300多條，把當地的經濟文化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人們在這個很小的范圍內往來，互通有無，彼此間往往十分熟悉，到邊境對面做生意，也很放心地把貨物存放在相熟的人家里?！盵17]

《滇越邊民跨國流動與社會穩定研究》一文所舉金平跨境莽人的生活、生產狀態，便能充分說明封閉經濟環境下，邊民跨境流動的地域性和習俗性特征。金平莽人村寨龍鳳村與越南莽族南年村隔山背居，“‘文革’時期，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曾使山居莽人遠離中國，向越南遷流”。由于中國一邊經濟在改革開放后迅速發展，對越南村民產生吸引，越南婦女外嫁到龍鳳村的情況增多。另外，每逢“鼠”日，“很多越南人身背五六十公斤土產，翻山越境過山來出售。越南邊民多是提前一天到龍鳳村，托親謝（引者注：歇）腳過夜，第二天趕集后才返家，往返一次需兩天時間”。越南邊民跨境到中方集市兜售土產，只是完成了整個行程的一半目的?！澳夏耆松霞瘜㈦S身背帶的東西賣后，再從聯防集市買回糧種、大米、油、鹽、蔬菜、衣服、鞋等生產、生活用品”。[18]

基于以上觀察，有關滇越邊民跨境流動的治理問題，可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觀，在中國東盟區域經濟一體化框架內，或先于一體化進程推進，或緊隨一體化步伐，順勢推動滇越邊境區域社會經濟向著一體化方向發展。在這一構想基礎上可預期更深層次區域協作關系的構建，包括社會、文化協同發展的步驟。滇越間相鄰區域內,相同或相近民族的遷徙和分布，是邊民跨境流動的內驅因素，而這也恰是推進區域一體化的天然優勢。在跨境分布的民族那里，相同或相近的生活習俗、社會文化，可為邊境區域內一體化進程提供系統性社會支撐，也為接續加入更廣闊毗連區域提供天然的溝通、過渡基礎。

注釋：

① 據范宏貴：《越南民族與民族問題》[M]，廣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287頁。

② 這是《紅河州志》中的記載，《江城縣志》記載此地名為“努美阿瑪”，《綠春縣志》記為“努馬昂美”。

③ 綠春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綠春縣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116頁。

④ 據[越]陳重金：《越南通史》[M].戴可來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⑤ 到2009年中越歷史上遺留的陸界問題，得到徹底解決。

⑥ 據云南省志編纂委員會總纂，云南省外事辦公室編撰《云南省志》[M]，卷五十三，外事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9-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