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來水西土司研究回顧與前瞻

楊元慶

（云南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土司研究取得了較大發展，水西土司作為西南彝族三大土司之一，其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截至目前，郭宸利對水西彝族歷史溯源、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土司制度和彝文古籍等研究進行了回顧；[1]陳潘等對近十年有關西南彝族土司的發展歷程和相關制度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分析了已有研究呈現的特點和未來研究趨勢；[2]朱啟敏等對奢香的相關研究進行了概述。[3]以上綜述對水西土司研究皆有涉及，但由于其綜述的立足點和側重點不同，涉及水西土司研究的綜述并不全面。故對近20年來水西土司研究狀況予以梳理，有利于深化水西土司問題乃至于西南土司問題的研究。

一、近20年來水西土司研究成就

近20年來，有關水西土司的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水西土司的政治制度、社會關系、土司文化和改土歸流等方面，其中，水西土司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關系是學界討論的熱點。

（一）水西土司的政治制度研究

水西安氏有一套嚴密的、充滿血緣關系的政治制度，該制度使水西政權持續了千年之久。有學者專門討論了這一套制度產生的經濟基礎，鄭宜君認為元、明、清時期畢節彝族社會生產關系的基礎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即統治階層完全占有土地，地租以勞役地租和實物地租為主，勞動者被束縛在土地上，存在嚴重的人身依附關系。[4]在此經濟基礎上，王軍分析了則溪制度、家支制度和“九扯九縱”官制三者之間的關系，認為三者共同構成了畢節地區彝族社會“三位一體”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5]由此可見，水西安氏政權在歷史上得以維持千年，與其獨有的政治體制不無關系。

水西安氏作為貴州四大土司中歷史最長的土司，關于其政權穩定性的原因，也受到了學界的關注。陳燕英等人強調了大土地所有制是水西安氏政權得以存在的基礎和依據。[6]在此基礎上，秦廷華試圖從水西的制度依托、時空環境和政治前提三方面探討其政權得以長存的原因，深入分析了這些因素對水西地方政權穩定發展的影響。[7]值得注意的是，陳燕英、秦廷華等皆認為水西政權實行嫡長子繼承制，但溫春來等人通過考察水西君長譜系和王陽明致安貴榮的信件，研究認為水西君長國實行嫡長子繼承制，是在王朝干預下明中期才形成的。[8]

水西安氏在地方的統治長達千年，對水西地區的歷史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關于水西土司的歷史地位研究，學界主要從水西的政治制度完善程度、土司的政治抉擇以及文化交流等三個方面進行評價。王明貴[9]、王繼超[10]和彭雪蓮[11]皆肯定了水西的政治制度對其地方政權發展的作用，同時高度評價了水西土司在處理地方與中央關系問題上所做的政治抉擇，即維護國家統一。其中，王繼超還注意到彝族文字在土司時代的使用與成熟。盧春櫻認為，明代是水西政治制度走向鼎盛的時期，同時，土司在經濟和文化等領域采取系列措施，推動了地方社會的發展。[12]以上學者主要從地方視角出發，以水西安氏的歷史建樹來評價其歷史地位。除此之外，陳世鵬將水西土司放在大歷史環境中進行考察，評價了水西土司對穩定黔中局勢和明王朝經營云南所起的作用。[13]由此可見，水西土司對地方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以及對外交往上做出了有益探索。

（二）水西土司的社會關系研究

水西土司的社會關系包括水西土司與周邊土司和中央政權的關系。水西土司與周邊土司的關系研究，主要圍繞土司之間的利益紛爭問題展開討論。左爭飛通過史料梳理，認為明代水西土司與周邊土司展開了持久的利益爭奪。[14]王興驥以平播之役為研究視角，考察了平播前后水西土司、播州土司和朝廷三者之前的利益博弈關系。[15]李平凡等系統梳理了水西安氏與水東宋氏的源流，認為因受地理、政治和軍事的影響，兩者既有政治斗爭，也有軍事聯合。[16]顏丙震考察了明后期石砫宣撫使、水西宣慰使和烏撒土知府內部承襲紛爭的原因，認為除了權利因素外，土司之間因族源和聯姻關系形成的利益集團是重要的因素之一。[17]由此可見，在土司社會關系中，各土司皆以自身利益和集團利益為上，但在這復雜的競爭關系中，朝廷的良性導向作用不可忽視。

在水西土司與中央政權的關系研究中，盧玲考察了畢節彝族土司同元、明、清中央政權的關系，認為雙方關系呈現出兩頭差、中間好的局面，這與各朝政府在該地區采取的策略有關。[18]吉毛仔[19]與陳世顯[20]分別就元朝和明朝對水西的經營情況進行了考察，認為在王朝初期，朝廷在水西地區的經營對地方社會發展具有促進作用，但因后期國家勢力衰弱，導致地方與中央陷入僵持的局面。彭福榮就王陽明給安貴榮的書信內容展開討論，展現了水西土司與中央王朝的權力博弈。[21]劉硯月以安國亨為研究中心，重點考察他在“安氏之亂”“貢木風波”的所作所為，展現出安國亨立體、多面的土司形象。[22]李平凡對土司制度在貴州的實行作了深入研究，認為彝族土司受制于明朝各級政府的同時，又具有極強的自治性，因此合作與對抗長期存在。[23]付春等就“奢安之亂”和“沙普之亂”進行對比，進而認為這兩次土司叛亂使明廷在鎮壓中原農民起義和對抗后金中陷入了三線作戰的境地，它促使了明王朝的滅亡。[24]從以上研究成果來看，在實行土司制度前期，水西土司與中央政權的關系處于一種制衡相安的態勢，到后期，尤其是中央政權逐步衰落，朝廷對土司的管控弱化，進而導致中央與地方關系惡化，這一歷史關系展現出中央政權和土司關系在制衡與博弈中彼此勢力的消長過程。

（三）水西土司的教育、文化研究

關于水西土司的教育研究。土司制度的推行，不僅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還促進了中原文化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劉永生等認為貴州土司在其統治區域內，其教育模式主要包括內部言傳身教式的示范性教育、送土司子弟入學和施行儒學教育等。[25]熊艷對畢節彝族土司時期的教育形式進行考察，認為土司社會既有傳統教育，又有非傳統教育，前者主要包括口傳教育、家庭教育、畢摩教育和家支教育，后者主要是漢文化教育。[26]雷洋等人通過追溯水西彝族文化與漢文化碰撞融合的歷史，認為奢香時代的彝漢文化交流促成了水西文化的基本形成，而改土歸流促進了水西同外界的來往。[27]在土司制度下，土司接受儒學教育是其維持地方統治權的關鍵。同時，又因地方政治制度和風俗習慣與中原有別，土司社會存在一套獨有的教育模式。

關于水西土司的文化研究。王坤利用彝文碑刻資料，對明清時期水西彝族的傳統觀念進行了梳理與分類，認為彝族的傳統觀念具有強力的繼承性和社會行為指導力。[28]黃衛華和陳燕英對畢節彝族土司文化諸如政治制度、文化習俗和天文歷法等進行了指導性介紹。[29]黃成松等重點關注水西地區的文化遺產，諸如水西馬、貴州宣慰府、龍場九驛等。[30]劉國旭從美術學的視角，通過考察羅甸王府和畢節大屯土司莊園，認為黔西北彝族藝術表現形式與土司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土司建筑在整體形式和布局上極具超凡的藝術特色。[31]龍春燕對水西土司的物質文化進行了分類，并對其利用現狀與存在問題進行了分析，就保護與開發水西物質文化提出了建議。[32]水西土司遺留下來的豐富文化遺產在黔西北地區獨樹一幟，但在目前關于水西土司的文化研究中，理論性研究多，應用性研究少，加強對水西土司文化的應用研究，對傳承和發展地方文化有重要作用。

關于彝文文獻研究。彝族安氏在統治水西的過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彝文文獻。彝文文獻是研究水西土司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祿玉萍對彝族鈔本文獻的收藏、分布和類別進行了介紹，并分析了彝文文獻的特征，這對開發和使用地方民族古籍文獻具有指導作用。[33]鑒于彝族沒有斷代史和編年史，世存的彝族文獻也未注明時間，將其運用于研究中，僅依據土司君長譜系對應漢文獻記載的年代難免出現錯誤，因此，尹明芳和陳世鵬通過考察水西君長的連名譜系，統計出歷代君長對應漢文獻記載的年代。[34]由于彝文文獻重視對譜系的記錄，街順寶通過考證彝文文獻史料，對彝族遠祖譜系提出質疑，認為水西安氏過于完美的譜系，說明了譜系經過修正，若以此來解釋歷史，顯然無助于研究之深入。[35]

（四）水西的改土歸流研究

在明代，中央朝廷為了實現對地方的直接控制，土司叛亂或絕嗣是改土歸流的最佳時機，然而水西土司在明末皆出現這兩種情況，均未被改土歸流。顏丙震認為，水西土司未被改流的原因在于：水西內部社會制度的牢固性很難從根本上得到解體，而當時明廷面臨內憂外患的政治困境使其難以顧及水西土司問題。認為朝廷實行的削地貶秩和“分土世官”，意在逐步削弱水西土司實力，為清初的改土歸流奠定基礎。[36]康熙三年，土司安坤反叛，清廷平定叛亂后對水西土司進行改土歸流。付春考察了水西改土歸流的原因，提出掃清土司境內的南明殘余勢力是清廷的當務之急，且吳三桂駐滇后，為了打通中央接濟云南糧餉的交通孔道，需要對水西進行改土歸流。[37]

改土歸流對水西地區的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郝彧考察了水西改土歸流后的社會重建問題，認為水西的改土歸流并非一氣呵成，而是依次逐步完成地方權力、經濟秩序和文化秩序的重建。[38]另外，他還認為改土歸流使彝族勢力劇烈萎縮，驛道開發、移民政策等改變了這一地區的族際關系。[39]王紀鵬認為改土歸流使地方社會形成了新的封建制生產關系，有利于國家統一。[40]從明末中央朝廷對水西問題的處理結果來看，水西土司勢力依然強大，改土歸流的條件還未成熟。到清康熙初年，國家軍事力量強大，為經營西南邊疆，水西被改土歸流?？梢钥吹?，改土歸流是水西土司與國家實力較量的結果，也是王朝國家為實現大一統的需要。

綜合來看，以上研究成果主要限于專題研究。另外有部分學者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與理論，從不同視角考察了水西土司的歷史源流及其發展。段麗波[41]從考古文化的視角，認為彝族來源于先秦時期的氐羌民族，至漢晉時期，該民族與土著民族融合形成昆明族、叟族等，魏晉時期形成了烏蠻民族，彝族先民是烏蠻的一支。王明貴和王繼超運用地方文獻和漢文獻結合現代考古，對水西彝族土司的歷史源流、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作了考證和敘述，勾勒了水西歷史發展的主體脈絡。[42]溫春來運用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論述了從宋至清黔西北地區的制度變遷、經濟開發與文化和身份認同，描述了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區域如何整合進傳統中國大一統秩序的歷史過程。[43]舒華考察了改土歸流前后黔西北彝族地區法制的變遷，其內容涵蓋政治制度、經濟法律、婚姻繼承、糾紛解決等，從學理上分析了這一變遷的動力、方式、路徑與結果，呈現了在法制轉變過程中國家法制與地方法制的相互為用和緊密聯系。[44]

二、近20年來水西土司研究存在的問題

從近20年來有關水西土司研究的成果來看，水西土司研究成績斐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從本文所選的論文來看，部分文章出現語言表述有誤，研究方法、理論和資料運用有待突破，過高評價水西土司的歷史地位等問題。

（一）部分語言表達有待規范

在目前關于水西土司的研究中，有些語言表述有待斟酌。首先是關于水西的歷史時長問題?！扒晖了尽盵6]以及“水西土司始于蜀漢后主建興三年，終于清康熙三十七年……歷時長達1474年”[32]等表述有待討論。土司制度起源于元、盛于明，衰于清，這在學界已取得共識。水西安氏從元至元年間設立土司，到清康熙年間的改土歸流，歷經元明清三朝，其歷史時長顯然不足千年?；趯W術嚴謹性，“千年土司”以及“水西土司……歷時長達1474年”等表述顯然與歷史不符。而水西慕俄勾彝族地方政權，從蜀漢建興三年水西安氏先祖妥阿哲受諸葛亮冊封建羅甸國開始，到清康熙三十七年水西土司的終結，時間跨越確有千年之久。此外，水西安氏有一套獨立于中央政權之外的政治體制，地方社會依靠固有的制度運行，中央朝廷對地方的統治方式實際是一種間接統治，因此“水西慕俄勾彝族地方政權歷經千年以上（1474年）”這種提法是合乎歷史事實的。

其次是關于“土司制度”這一概念的運用。有部分文章出現“畢節彝族土司制度是整個土司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11]、“明代水西安氏轄區的土司制度是貴州乃至西南土司制度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盵12]要明確的是，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時期封建王朝在少數民族地區，通過分封地方首領世襲官職，以統治當地人民的一種特殊政治制度。土司制度經歷了起源、發展、完善到衰落的歷史過程，土司的朝貢、賦稅、承襲、受封、職類、征發等形成了一套健全的體系。土司制度由中央制定，土司只有在該制度的規范下進行運作，才能獲得朝廷的認可，土司在地方的統治也才具有正統性和效力性。從這一層面來說，水西土司只是土司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地名或族名后加上土司制度，是對土司制度概念的誤識，在運用土司制度這一概念時，應當引起注意。

（二）研究方法與理論運用單一

從近20年來關于水西土司的研究來看，研究面廣，成果豐碩。值得一提的是，碩博學位論文層出不窮，研究視角也越來越寬泛。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從研究數量上看，期刊論文數量多，通史性著作數量少。目前涉及水西土司的專門性著作中，僅有兩部，這顯然與水西土司在歷史上的影響力不符。其次，研究方法與研究理論比較單一。近年來，關于水西土司的研究人員構成有碩、博研究生，有中學教師，也有專家學者，其專業領域涉及歷史學、民族學、建筑學、美術學和經濟學等，但從相關研究成果來看，研究方法多局限于傳統的歷史文獻法，在理論運用和研究內容等方面有各自為戰的現象，沒有形成聯動的學術研究體系。此外，在研究內容上多重敘述，理論深化有所欠缺，同一個問題研究下來，結論多有重復，創新不足。最后，資料來源比較單一，所用資料多局限于正史實錄和奏折等，地方史志和彝文資料使用稍顯不足。且運用正史類資料，看似是對水西土司的研究，實則是從上層統治階層的視角俯瞰土司制度在地方的實行情況，而對于土司制度的主體，即土司和土民相對缺乏關注，致使地方民族處于失語的境地，這顯然無益于土司制度研究之深入。

（三）對水西土司的歷史功績評價過高

部分學者在評價水西土司的歷史地位時，只看到了水西土司積極的一面。從國家大一統的視角來看，土司制度不過是封建王朝在特定歷史時期為管理邊疆少數民族而采取的一種過渡性措施，待時機成熟，改土歸流，實現中央的垂直管理才是目的。水西土司在明中前期對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確實做了許多努力，但在明后期，“安氏內亂”“奢安之亂”和土目反叛等一系列有損地方安定和國家統一的行為，使得水西土司成為清朝入主中原后第一個改土歸流的大土司?！八莼?，叛服無常?！盵45]“夜郎自大，為累朝患”[46]正說明了水西改土歸流的必要性。加上水西土司有一套完善且獨立于中央政權的政治制度，這對封建統治者來說顯然有礙于國家統一?；诖?，應辯證看待土司問題，才能為今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民族政策制定提供思考和幫助。

三、水西土司研究展望

針對近20年來水西土司研究存在的問題，在今后的研究中，應注意對歷史語言的正確表述。筆者認為水西土司研究欲取得新的突破，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提升。

（一）使用交叉學科的研究方法與理論，深化相關史料的運用

加強多學科研究理論與方法在水西土司研究中的綜合運用。開展多學科交叉的綜合研究，不僅能克服各學科在研究上的局限性，而且有助于拓展學術視野和學術生長點。在水西土司研究中，可借助多學科交叉的綜合研究方法進行研究?？v觀近20年來關于水西土司的研究成果，盡管有部分學者對水西土司進行了深入研究，但受到時代及自身學術背景的限制，研究理論和方法運用過于單一。目前中山大學溫春來教授的《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運用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對這一區域進行研究，無疑是對新方法和新理論的一次嘗試。研究水西土司，有必要以歷史學為研究本位，結合其他學科展開田野調查，如此方能拓展研究方法和深化理論研究。

（二）深入挖掘和多方搜集有關水西土司史料

通過對近20年來水西土司相關成果的整理與分析，相較于20世紀的研究，學人輩出，成果豐碩，研究資料和研究方法上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但多數學者在運用史料時還局限在傳統的漢文獻中。水西土司主要使用彝文，彝文資料對研究水西土司有重要參考價值。至今彝文翻譯工作已取得豐富成果，諸如《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歷史文獻選集金石彝文選》《中國彝族譜牒選編》等。這些資料除了余宏模、史繼忠、王明貴、王繼超和溫春來等前輩注重對彝文文獻的使用外，其他學者運用彝文文獻顯然不夠。在今后的研究中，應當注重對彝文史料的甄別、篩選，增加對彝文文獻的運用。另外，作為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黔西北有許多民間故事和民族詩歌有待挖掘使用，這些資料不僅記錄了各民族的歷史發展歷程，而且還涉及土司、土目等歷史信息。黔西北彝族土司的殘余勢力，即土目，這一群體一直延續到新中國建立，對該地區的社會發展影響甚大。清末民初英國傳教士在川滇黔交界進行傳教活動，留下了大量有關少數民族和土目的記載，這些文獻如果得到有效利用，對深入研究水西土司以及改土歸流后的社會變遷無疑是巨大的幫助。因此，廣泛開展水西土司歷史文化資料田野調查工作，加強對各民族資料的搜集、翻譯和整理，有利于突破和深化水西土司研究。

（三）拓寬水西土司的研究視野和領域

在目前關于水西土司的研究中，研究內容的時段多集中于改土歸流前，有少部分學者關注了改土歸流后的社會變遷，但研究內容比較宏觀，有關基層社會變化的關注度不夠。水西改土歸流最大的特點在于，革除了土司，保留了土目，形成了流官管理土目，土目管理基層的現象。改土歸流前，水西土司擁有十二則溪，則溪分屬土目管理，形成四十八目，這四十八目是基層社會秩序的實際控制者，在“網絡化”的權利空間下，土民聽命于土目。在改土歸流過程中，因水西地區少數民族成分構成復雜，流官礙于語言不通，風俗各異，流官無法深入基層，因此土目在基層的權利得以保留。

從某種程度上說，土目的保留是土司制度在改土歸流地區的延續，體現了改土歸流的特殊性。在少數民族基層社會，改土歸流不能一蹴而就，新勢力與舊勢力有一個博弈消長的過程。在國家化進程中，流官為推進國家權力深入基層社會，同代表舊勢力的土目產生哪些利益沖突？土目為維護自身權益的持續性做出怎樣的反應？這一對勢力角逐和博弈歷程產生怎樣的變化？這一系列問題目前學界還未觸及。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從邊疆內地一體化的視角探究土目與流官的互動關系，探究國家權力如何深入少數民族基層社會，如何實現邊疆內地一體化。

另外，黔西北民族成分眾多，在研究水西土司時，學者們有意識地突出彝族統治階層的主體地位，這是基于土司、土目是彝族貴族的緣故，但這樣的研究無形削弱了其他少數民族的話語權。在土司統治時期，除彝族貴族外，彝族下層民眾和其他少數民族處于被統治的地位，各民族之間有交往、交流、交融，但也不可忽略社會階級矛盾。咸同年間，黔西北陶興春領導苗民起義，在反清政府的同時也把矛頭對準當地土目。但目前的苗民起義研究中，受階級斗爭史觀和革命史范式的影響，多數學者將苗民起義歸咎于清政府腐朽與壓迫。叛亂的爆發，是社會各種矛盾積累的結果，僅把其爆發的原因歸結于某一因素，顯然是片面的。加強對改土歸流后水西的社會生態研究，對于深入認識改土歸流后的民族關系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