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理性時代的文學“出圈”

陳若谷

摘要：偵探推理小說的誕生根源于現代以來人與外部世界關系產生的劇變?？萍祭硇詫θ司駜群说挠绊懞退茉?，都市生活開放與封閉并行的悖論，法治精神和人性幽深的角力，都在偵探推理小說中有直接的體現。偵探推理小說雖從類型上說較為小眾，但它以扣人心弦的敘事演繹人性與生活中的極端情境，具有比“純文學”更為廣泛的文化實踐形式。本文通過偵探推理小說的幾種“出圈”形態，即由紙面文本拓展到實景游戲、新媒介傳播及與純文學的互動共鑒，分析當下推理文學所衍生的社交操演功能、反思理性的深度及發掘城市空間和失序歷史的獨特價值。

關鍵詞：推理小說;科技理性;劇本殺;“沒藥花園”;東北書寫

科學文化本身是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但當較為專門化的科學知識和科學家從教科書里“出圈”從而進入大眾文化領域的時候，還是帶來了一些反差的諧趣。列文虎克是17世紀荷蘭的一位商人，他對放大鏡下所展示的顯微世界的強烈興趣，引導他做出了對于昆蟲、細胞等的細致觀察和精準描述，這些“非常微小的動物”的發現，對18世紀細菌學和微生物學起了奠基作用。時下在微博等社交網絡上流行的用法是“列文虎克青年”，他們行使著偵探的職責，拿著放大鏡和顯微鏡，推敲一個個的細節，追究不易察覺的隱秘角落。

偵探推理小說簡稱為偵探小說，又稱推理小說?！巴评怼倍?，其實源自日本作家江戶川亂步等人。由于偵探、懸疑、犯罪，甚至是警察、間諜、特務這幾類小說敘事模式一致，只是側重略有差異，所以基本用偵探推理來統稱。本文的語境也是如此，不著意于驚悚和恐怖，只強調懸疑與推理。偵探推理小說是一種位于正統之外的故事敘述類別，它每每起源于詭計和傷害，又在癲狂與痊愈之間開始和結束。它以解密為核心內容，附著著死亡、機巧、偶然、極致和曲折。偵探推理不可能是簡單的數學問題，而是包含著深廣的科技理性、法律精神、道德考量，其背后滲透的人性，在失序和秩序的左右互搏中逐漸顯形。

一

近兩三年，推理和社交游戲“劇本殺”異軍突起，以加速度占據大城市青年的周末文娛板塊。這款社交游戲的內核是推理，尤其是密室推理，比如典型的“暴風雪山莊”。一般由8名以內的玩家演繹某一部推理底本，他們圍繞劇情還原人物關系，根據謎面交換已知線索，共同揭開謎底指認兇手。隨著行業熱度驟增，一批大影視或游戲IP紛紛進軍劇本殺行業。比如偵探電影《唐人街探案》、網絡小說《慶余年》、科幻小說《流浪地球》、競技手游《王者榮耀》都啟動了同名劇本殺。雙雪濤《刺殺小說家》的同名電影甚至在上映期間，就開展了“玩同名劇本殺，送電影票”的推廣導流活動。[1]

日本小說家將推理大致分類為本格、社會與變格派，專注解謎的被稱為本格派，兇手作案手法精密，需根據科學知識和嚴密的邏輯破案;而更著重挖掘動機的是社會派，因為兇手的動機往往反應了被黑暗社會戕害的扭曲人性。劇本殺由于情境有限，一般不引入社會因素，主要注重詭計，關鍵步驟是破解牢不可破的不在場證明。

在“劇本殺”這款實景游戲[2]還未落地開花時，已有推理游戲綜藝節目珠玉在前，比如已經持續播出了幾季的《明星大偵探》，它的劇情多借鑒經典的推理小說，如東野圭吾的《解憂雜貨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無人生還》和《東方快車謀殺案》。推理游戲的出現晚于推理小說，一般被認為發軔于美國30年代的派對游戲Jury Box（陪審團）及Murder Mystery（謀殺之謎）。游戲的空間雖相對封閉，但卻已經使推理小說由平面變為立體，讓游弋于紙面文本的閱讀者轉化為行動的參與者。每一個參與者都有自己的腳本，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視角（POV），當玩家交換信息的時候，多個視角交錯，需要辨明重合部分的真偽，并填充劇情的空白。房間里的道具、他人的表情，無一不是背后隱藏著“所指”的“能指”符號。這就要求每一個參與者的表演，都要成為推進推理過程的有效環節。

如果說緊湊燒腦的故事情節，如揭開謎底的那個謎面不能被重復性表演，那么短暫的體驗模式到底追逐的是什么？如果停留在故事層面，那就僅僅是喧囂一時，空余一地的剩余快感。在這個意義上，劇本殺是不具備潛能的“一次性”文化工業產品。但為何多數玩家義無反顧地成了回頭客甚至“死忠粉”呢？需從這種文化形式的具體實踐方式找到答案。玩家可提前約定與熟人包場，也可單刀赴會，與路人臨時組局，后者更為多見。參與者將自己接連投擲進不同的陌生化小社會，與其說他沉迷于破案，不如說他本身需要社交表演的劇場，在化妝舞會上，玩家戴著各自的面具，進行著表演出來的合謀，他們經由一下午的游戲，對可糾正的“偏差”淺嘗輒止，領會虛擬和真實生活之間的距離。

當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就進入了現代生活的核心。

現代社會建立在陌生人商貿和陌生人政治上，劇本殺偶然地湊足功能性的幾個角色，表演人類最極端的情境和最密集的推理，這類文化產業是被現代人的情感表達方式催生出來的。人類歷經工業革命與數碼革命，開始了他們的都市游牧、網絡沖浪的日常生活，由于聚集大量人口、提供不同的社會分工，都市重組了人際關系，許多生存活動都轉變為了文化符號，比如“最后一個漁佬兒”的生活，只可能通過文字、畫面來復現。推理小說為極端化角色扮演提供了巨大的摹本題材庫，它滿足的不是懷舊，而是“假設”。當以假設為前提時，參與者們就在面具背后具備了主體性，開啟了有自覺的文化再創造。

表演者本人與所扮演角色之間存在張力，這種張力允許他們在多角色間徜徉。這是嚴絲合縫緊鑼密鼓的都市生活對于生存體驗的巨大需求。都市青年渴望在這個混沌的世界中，去揭開一角關于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秘密。通過多種文化符號實現“生活在別處”的愿景，同時又保證人生足夠的安全和隱秘?！岸际猩畹姆比A，其節奏、變化和偶遇性處處在提示年輕的角色扮演者，他們的前程和命運有著許多岔路和神秘性?！盵3]可以說，參與者扮演的是面具本身，未獲得自己確定性社會定位的青年人，借用面具進行嘗試性操演。

二

青年群體間分享著一個非?；鸨淖悦襟w，微信個人公眾號“沒藥花園”（ID：Moyaohy），其訂閱粉絲早已過百萬。[4]執筆者是一名人類學女博士，筆名何襪皮，源自印第安嬰孩名Wapi的音譯?！皼]藥花園”之所以聲名鵲起，是由于作者對一些真實疑難案件的關注和整理，她搜集媒體報道、庭審記錄和警方公開的資料，重新講述那些被街談巷議的撲朔案情，比如對美國黑色大麗花、藍可兒之謎等案件的推理復原及犯罪心理剖析。當然，公眾號中也發布標明“虛構”的懸疑小說。在分析社會案件之前，文學專業畢業并從事記者職業多年的何襪皮本身已是一名作家。懸疑是何襪皮作品的典型風格，社會學的運思方式則是其文字更隱秘的內核。

在公家警探的形象之外，偵探推理小說還塑造過諸多別具風格的私人偵探，比如有萬夫不當之勇的菲利普·馬洛（雷蒙德·錢德勒），通過他風塵仆仆的歷險，讀者看到暗潮涌動黑白雜色的世間。何襪皮則相反，她不是一個實景取證和現場搜集的偵探，更像是書齋里的剖析者，正如巴拉涅斯·奧克茲《角落里的老人》中那個“安樂椅神探”，根據向公眾敞開的資料，通過邏輯推理厘清疑案。古典偵探如福爾摩斯者，既懂生化又通樂理，是百科全書式的通才?，F代知識分類后，知識世界的整體化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但成功的推理總是對跨學科知識的綜合運用。何襪皮的獨到之處是她多年受訓于人類學的方法，這個極為龐雜的學科給予人足夠的參與式田野經驗，因此她能夠在紛雜的材料之中去蕪存真，找出邏輯歸因?！皼]藥花園”里爆紅的文章，不是僅通過精妙推理征服讀者，而是因潛移默化地帶有人類學的思維從而具有深厚的人間溫情。

這些文章多分析懸而未決的謎團，剝開兇殺背后的動機，“罪行或許離奇，但作案動機往往代表了人性中普遍的欲望。當讀者因為一些情節而感到不安時，可能正是因為他們抗拒承認自己內心的陰暗面?！盵5]由于深刻的換位思考，挑戰著讀者對于人性之幽深的理解限度。即便是匡扶正義的警察，內心深處恐怕也渴望一次“完美的犯罪”，這是偵探系列電影《唐人街探案》中主人公秦風屢次通不過警察學院面試的根本原因。2017年10月，大概有2萬多名觀眾來到拉斯維加斯的露天鄉村音樂節，兇手從天而降，炮制了駭人聽聞的美國史上最大槍擊案，他在高處機槍掃射，釀成了至少59人死亡的慘案。何襪皮分析大屠殺現場的時候附帶了兇手行兇時所寄身的建筑圖紙，并以此標題為切入點：“居高臨下對萬人掃射是一種什么體驗？”

在任何文學類型里，包括純文學，死亡（剝奪或者被剝奪他人與自己的生命）都是一個特殊和極端的“裝置”。如果承認文學是人學，那么以死亡為敘事起點的推理小說，就是要尋找那個情感和利益抵達頂峰的時刻，探究人在絕境里的偏執。何襪皮的筆鋒不得不讓筆者懷疑，這些寫作本身就蘊含了她虛構的宏愿，借助廣為人知的懸疑，她重新創造了人類學的某種復雜儀式，目的是“將日常與人性的深度和距離彌合，從而引發悲劇式的凈化與恐懼”。[6]

既然啟蒙理性自身可能具有顛覆性意義，那么我們據何判斷知識話語可否與人性、道德通約？針對全國矚目的清華朱令案，何襪皮幾年間持續關注，共寫下6篇系列文章。在第5篇中，作者引用2018年的一篇科學論文，重新梳理和普及了其中的原理，通過當時保存的朱令落發，來論證她的具體中毒時段。用何襪皮的原話來說，看到這篇科學論文，第一感受是震撼和感動。人類終究可以運用技術的神力，復活掩埋在證據之中的真相，如果我們依然無法判斷擬人化的科學是否具有實現正義的功能，至少目前可以說，對頂層域的設計里，科學還是值得期待的一個部分。因此，關于“北大吳謝宇弒母案”，何襪皮充分發揮了人類學的想象力，她避開了這個困境：即按照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來解釋“量化”與可量化的理性悖論。事實上，人性不僅不如盧梭所言，是自外于科學技術的獨立純凈存在，科學技術本身是人的特定產物，甚至是人性的外化，而且科技也在塑造人的身體與觀念本身。

在科學的理性之下，人們的思維往往受益于數學和模型的方法，從證據上排列組合出多種可能性，然后在定量或者參數里排除不可能。推理女王阿加莎筆下的偵探波洛是一位心理學家，他的頭腦里有無數“灰色細胞”，其工作的效率仿佛二進制或者矩陣排列般神奇。厲害的神探大腦更像計算機，如弗蘭克·赫伯特《沙丘》里的門泰特教團（Mentats），這種人被訓練成為模擬電腦進行認知與分析的人形計算機，因此他們被視作邏輯與理性的化身。在推理小說中，偵探對于地圖的背誦、信息的處理，無非是將大腦“異化”成為超級計算機而已。這種能力往往讓神奇偵探以為自己已經超越一切，凌駕于混沌信息流之上，成為了失序世界的神。在這個理論背景下，推理小說當然封過許多神，但它根本的功能是寓言，提供看待人性和社會問題的方式，這比追兇更為重要。

三

本雅明通過愛倫·坡小說《人群中的人》指出，“都市漫游者”以邊緣姿態行走于都市之中，但其出其不意不為察覺的凝視卻與偵探的功能相互勾連。為人所熟知的“東方柯南·道爾”的程小青，主要寫作以老上海為背景的故事。他筆下的神探霍桑是一個不斷與陌生人打交道的上海漫游者?；羯５纳虾Ｒ呀浥c以往大不一樣，以前的推理文學多是公案小說，如我們熟知的王之渙“審狗”斷案?？傮w而言，公案小說以封建時代對于王道秩序的呼吁為核心，因此只要斷案的力量彰顯了王權對于民間公道的維護，就是一出邪不壓正的喜劇、正劇，而現代推理小說強調社會性和空間感，其精神底色已與古代公案小說大相徑庭。

19世紀40年代開始，上海租界建立，吳淞鐵路通車，隨著早期現代化交通格局的形成，城市也變得有章可循起來，這樣的空間給新文學里脫胎于古典公案小說的偵探推理小說帶來了創新的支點。城市開始成為推理小說的主要背景，甚至常常成為主角本身。

穆時英這樣形容在火車汽車等交通根據上所領受的蒙太奇景觀，“上了白漆的街樹的腿，電桿木的腿，一切靜物的腿……revue似地，把擦滿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來的姑娘們……白漆的腿的行列?！盵7]他采取斷片拼貼的方式構造的都市蒙太奇，暗示了眩暈之處正是血腥的躲藏之地。無獨有偶，《上海的狐步舞》以一個兇殺片段開頭，雖其意未在推理解密，但行文特點與其敘述的現代（此時）和歷史的剝離相互印證。置換到本雅明的“都市漫游者”上，漢娜·阿倫特也認為，漫游式的觀察和寫作“深受超現實主義的影響，這種企圖‘力求在最微賤的現實呈現中，即在支離破碎中，捕捉歷史的面目”。[8]

什么叫作支離破碎，什么叫作歷史的面目？在這個意義上，近年來活躍的東北書寫中的罪案、懸疑、城市、歷史和悲劇，簡直是這一斷語的注腳。東北文學一貫有著書寫工業的優秀傳統，但真正產生破圈影響，要數近年來的雙雪濤、班宇和鄭執等人。這幾個出手即一鳴驚人的青年人，寫作以重要工業城市沈陽為背景，而且每一個故事背后幾乎都有極端的死亡，以此揭開那座城市輝煌或衰敗的精神史。在此“微賤的現實”意義上，東北可能比上海更為典型，上海發生的懸疑推理，多依托于“流動的現代性”，而東北所依托的恰好是，邊緣的、凝固的、被冰雪覆著、被轟鳴掩蓋的歷史。

鄭執《生吞》是推理與青春文學的類型結合，班宇《冬泳》站在殺人犯的第一視角，三角戀故事背后隱藏著兩樁可怕的真相。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甚至有著非常標準的推理小說敘述視角，在《北方化為烏有》《蹺蹺板》中，無盡的廢墟之下塵封著一具骸骨、一段舊事。這類例子比比皆是，要被追問的是：作為所謂“東北文藝復興”的一支，文學書寫為何總以懸疑的面貌出現，他們要從懸疑之處揭開什么謎底？

1983年，“二王”制造了震驚全國的特大命案，針對全國多地連續發生惡性事件造成的人心惶惶局面，全社會廣泛參與了首次“嚴打行動”，東北地區尤其風聲鶴唳。這幾位生于1980年代（三位皆生于“二王”血案之后）的作家在小說或創作談里都對這兩件發生于自己出生前的大事有所提及。相較于其他“80后”作家的漫長的成長過程，東北作家似乎是天然早熟的。他們不是想關注殺人越貨的勾當如何展開，而是困惑于歷史深處隱藏的懸而未決，翻開被凍土掩埋的歷史，一遍一遍打撈遺忘。換言之，東北本身就是他們的歷史遺產和寫作資源，而偵探和懸疑僅僅是他們從類型文學里借用的符碼，通過符碼，他們要開始編織自己與城市的關系，重走父輩口述的歲月，故事表面的陰翳只能用揭秘的形式層層剝開?！半S著老工業區被納入消費社會的空間生產，廢墟表象被資本邏輯的霸權敘事重重編碼，懸疑這一懸置霸權符碼的表意實踐，成為使歷史重新寓言化的關鍵?！薄啊恳黄詰乙蓴⑹聲鴮懤瞎I區的小說都是關于邊緣歷史經驗的話語探索，在這些小說中，每一個看似沉默的小人物都是潛在的歷史書寫者?！盵9]雙雪濤們何嘗不是文本中的“小人物”，同樣的文化身份決定了不約而同的敘事選擇。

司芬克斯不啻為史上最著名的出謎者，它的謎題如神諭?？死紶杽t認為“由于控制人類行為的‘最高法則的消隱，世俗生活只能靠社會約定的習俗準則來維持秩序?，F代人完全依靠理智，通過理性推理來理解這種秩序?！盵10]因此，偵探的任務是重建因果，如果要在“社會和精神的‘地下世界的產物”中尋找深度意義，那么找到的可能是“世俗的神學”。[11]這也是為什么《平原上的摩西》里某些特定的畫像、雕塑總帶給人莫名的敬畏感。沒有了神圣啟示，無依無傍的現代人只能依靠邏輯和實證來將神秘主義兌換，以此表達自我生命對于失序的恐懼和秩序再度恢復的渴望。

結語

現代降臨，科學取代宗教之后創造出自己的神話，理性就是這個神話。一般而言，詭計的揭露是為了顯示科技理性和社會秩序的力量。不過，啟蒙時代后經歷過數次理性“訛詐”的現代人，又一次想要排斥神話本身。人們迷戀不確定的文學形式，通過排斥不安，恢復理性，然后再度陷入不安，這個銷魂奪魄的循環，展示了人類的感性力量中具有顛覆性的那一面。正如科幻漫畫和電影《攻殼機動隊》里的義體人素子（唯獨保留了人類大腦）喜歡潛水，電子元件與仿生纖維組合起來的軀體在深水中增加了發生故障的幾率，但她正需要在一切的確定性中，感受不確定的恐懼。對她這顆人類大腦而言，未知和恐懼似乎更為真實。

那些出于獨一無二的作家自我心靈的，且重視思想深度和形式探索的作品，通常被劃入純文學的范疇。這一討論框架和價值預設具有合理性，卻也否認了一個事實：深度和形式不是純文學的專利。許多廣富盛名的以嚴肅為核心表達的作家都創作過偵探推理小說（如果硬要分類的話），如《小徑分岔的花園》表達了博爾赫斯的真正意圖，即迷宮包孕著時間，“時間永遠分叉，通向無數的未來?！盵12]?？卵芯恐惺兰o學術時產生的副產品《玫瑰的名字》，以神秘死亡來撥開亞里士多德《詩術》中“論諧劇”部分的散軼懸案。

想象力大爆炸的當代，各種有意味的信息或文化現象獲得了“出圈”“破壁”的能力。反之，如果純文學在話語桎梏中愈發成為普遍性的知識，我們就更有必要期待異質性的寫作來改變這個固執的認識裝置，因為“信息繭房”里存在認知偏差和選擇性盲視，嚴整的事物總會遭遇異質化沖擊而導致變形、失效，這讓包括主流文學史在內的一切既定歷史蟄伏著破產的風險。援引科幻文學的例子，數年前它還只是“寂寞的伏兵”（夏笳等語），但當大眾閱讀視野掠過它的身影，人們才驚覺宇宙社會的極端可能早已被科幻描繪過。偵探推理雖未曾有過如此驚艷的躍遷，但一直因其緊密貼合于時代精神而屢屢與現實社會生活發生交涉，它既內在于屬于人性本身的審美范疇，又摻雜著社會的、歷史的外部因素。這也說明文學主潮的發展不一定要用單線進步論視野來規劃，不同類型的文學可以各展風姿，共同掘進時代精神的深度。

[注釋]

[1] 長風：《劇本殺的劇本困局》，DONEWS微信公眾號2021年7月12日內容，可見于https：// 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AxNTA0MA==&mid=2663854988&idx=1&sn=efe4c4e720d5081e03ad458760db5e99&chksm=bddc2d238aaba435abc1f1962efd243530f617f5344d696681561fe67964e4a47db5269e9450&token=159885442&lang=zh_CN

[2] 推理游戲是一個總稱。它類型多樣，包括密室逃脫、實景推理等形式。劇本殺是近年來的新樣式，劇本殺APP原名即為“推理大師”。2020年劇本殺成為了百億規模的新文化市場，并且正在逐步實現規范化管理。2021年11月，上海市文化旅游局牽頭起草了《上海市密室劇本殺內容備案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

[3] 蔣原倫：《推理小說的都市景觀》，《文藝研究》，2019年第8期。

[4] 筆者執教的科幻文學與女性主義文化的課堂上，雖從不曾提及公眾號“沒藥花園”，卻遇到多次有同學課后主動討論其文章觀點的情況。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發行了紙質版書籍《沒藥花園：十五個絕對真實的案件》，但編排方式略有差異，其公眾號依然是傳播最為迅速的形式。

[5] 何平、何襪皮：《一切看起來像真的，卻不是》 ，《花城》，2019年第1期。

[6] 盧冶：《傳奇與日常的辯證法——“黃金時期”偵探小說與現代性》，《長江學術》，2013年第1期。

[7] 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現代》，第2卷第1期（1932年11月）。

[8][德]漢娜·阿倫特：《瓦爾特·本雅明》，《啟迪——本雅明文選》，張旭東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30頁。

[9] 劉巖：《雙雪濤的小說與當代中國老工業區的懸疑敘事——以〈平原上的摩西〉為中心》 ，《文藝研究》，2018年第12期。

[10] 張聰：《“域”與現代性反思——克拉考爾〈偵探小說〉探析》，《學術交流》，2015年第10期。

[11] 任翔：《偵探小說研究與文化現代性》，《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

[12][阿]博爾赫斯：《小徑分岔的花園》，王永年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頁。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青島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