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關懷視角下的“匠人”書寫

王琨

摘要：《瓦貓》以描寫傳統匠人生態為主要內容，圍繞匠人在現代與傳統、個人理想與現實困境、民間與精英之間的生存圖景而展開，將傳統文化情懷的抒發與日常世俗關懷融為一體，展示了民間技藝在傳承中所蘊含的人格價值和生命力。葛亮以帶有明顯知識分子身份和特點的敘事者身份，用感性探尋式敘事展示個體與時代的相互關系，饒有興味地展示了一個個匠人平凡又頗有傳奇色彩的人生，作者的傳統意識主要涉及匠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人格兩個面向，從中彰顯出作者的世情關懷和傳統文化價值立場。

關鍵詞：葛亮;匠人精神;傳統情懷

作為一位具有古典氣質的當代青年作家，葛亮始終是一位傳統文化的執著探尋者、表達者，從一開始的長篇處女作《朱雀》到近年的長篇《北鳶》，他一直在不斷強化自己對于傳統情懷的認知，提升對民族傳統文化價值內涵的思考。新書中篇小說集《瓦貓》圍繞不同時代下傳統匠人的外在生存形態和內在文化人格而展開，將濃厚的傳統價值元素與現實關懷融為一體，體現了葛亮越來越強烈的傳統情懷與價值立場。

一

葛亮借詩人辛波斯卡的詩歌《博物館》中的“金屬，陶器，鳥的羽毛/無聲地慶祝自己戰勝了時間”[1]來表達對匠傳的敬重。在葛亮筆下，無論是等待被修復的殘破古籍、從分守時的理發手藝，還是形態萬端的瓦貓，都是民間生命力凝聚和綿延的所在。但不可忽略的現實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社會，民間傳統技藝在科技時代的擠壓下，其式微是必然趨向。在這種末路中，一些古老技藝的傳承者依然憑借著他們對本行業的堅守，給各自的領域以寂寞而莊重的尊嚴，小說中作者著重描寫了古籍修復、理發和瓦貓制作這三個領域的匠人人生，他們都是一般意義上的手藝人，是平凡生活里的小人物，但他們的人格中所賦有的仁愛精神，與對現實的擔當意識，使他們得以區別于蕓蕓眾生，在心性和品德上體現出傳統理想人格的維度，在作者的燭照下彰顯出永恒的光輝。

中篇小說《書匠》采用雙線復合敘事的結構，一條線索是“我”與香港古籍修復師簡女士的偶遇而展開，另一條線索是“我”年少時遇到的書匠老董的人生沉浮，雙線勾連起古書修復的細節與魅力。作者通過這兩條線索表達了他對傳統古籍修復技藝的肯定，在書匠們手里，有待被修復的書籍越是殘破，越是能彰顯出古籍修復的異能。簡女士與老董在表面上有著迥然不同的人生軌跡，但無論是在高度商業化社會背景下生活的簡，還是曾在高度政治化環境下生活的老董，始終都沒有動搖過他們對古籍修復赤子般的熱愛。簡生活于快節奏的香港，從小愛好收集古籍，曾在讀書期間因為一本庚辰本《紅樓夢》而省吃儉用分期付款。畢業后她雖然從事與愛好不相關的工作，但始終將靈魂寄放在古籍的世界，為了與古籍為伴，她坦然面對失業，甘愿在鬧市開一間書店，不以盈利為目的，并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古書給予她豐富的意義勝過世俗的一切，同時也賦予她觸手可及又失之交臂的知己般的愛情。簡的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沒有太過明顯的臨界點，即使面對失業、書店虧本、愛人離世，她也能從古籍世界獲取力量來逾越現實的孤獨與創傷。她負笈英倫學習古籍修復技術，回來后廣納弟子，深居簡出，具有道家逍遙的氣派，而她面對愛人的離世不動悲情的反應，又顯示出目空一切情癡的佛家氣象。她的弟子來自香港的各行各業，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熱愛古籍修復，修復古籍的過程對他們來說仿佛一場修行，在對古籍精微的修復過程中，他們得以抒懷潛憂。葛亮借簡和老董對古老工藝一絲不茍的傳承，書寫他們作為匠人的情致與靈魂，在書寫匠人們生存艱難和生命痛楚的同時，其關注與悲憫更落實在他們的精神層面，所著意的落腳點是他們超越世俗的專注精神。

作者對于傳統工藝文學表達的獨特維度，主要體現在對匠人文化人格的刻畫上，小說中人物的價值理念、精神風貌、情感狀態都與傳統價值理念保持著密切的精神聯系。簡的得意弟子樂靜宜在亞洲修書大賽上得到青年組冠軍，樂靜宜作為簡的已逝愛人鄭先生的女兒，在簡中風后，毫無怨言地承擔起照顧簡余生的職責，在與古籍、與簡的相伴中，繼續延續父親無聲中賦予的使命。這種關聯的安排體現了葛亮對于古籍修復后繼有人的祝福，簡因中風已不能再修書，但樂靜宜卻可以繼續在這份行業里撐持，同時她作為一個與簡略有瓜葛的人，卻承擔起子女的職責，照顧簡的余生，這份擔當體現了作者對以孝仁為核心的儒家道德理念的重塑，也是作者對大家所習焉的香港冷酷人情社會的一種反向書寫。葛亮對民間工藝的關注是在當代價值空間混雜的沖擊下進行的，其中寄寓著葛亮對傳統仁義理念的肯定和希冀。

《書匠》里的老董早年是一位小學徒，被“我”爺爺發現他修復古籍才能后，便被帶到南京得以重用，但老董1960年代在反對派的威脅下，憑空捏造了詆毀對他有知遇之恩的“我”爺爺的材料，令爺爺含恨九泉。老董也因此背負著出賣良心的代價，他以出走的方式來償還他的心理債，從此遠離修書這一行業，做了一名修鞋匠。后來“我”的父親不忍他的才能虛耗，重新推薦了他回到圖書館繼續做修書工作。面對“我”父親不計前嫌的識人之明和寬厚仁愛，老董以無言的行動彌補他心里的負疚，他悉心教導下一代的“我”書法，毫無怨言地為我修復一些瑣碎資料，體現了他本性中的正直善良。老董對養女圓子視同己出，待圓子長大被生母領走時，老董雖有不舍，但仍設身處地為圓子母女的團聚著想，默默送別圓子。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范疇中，“仁”是最為核心的元素之一，它源于人與人之間道德關系的調適與維護，其中以愛織就的維度，依據平行順方式向外散發，仁者必有惻隱、體恤他人之心。作者同時細微呈現了老董對“我”們家知悔、報恩的心理圖景，因為有仁心才能愛人，愛人才能舍利。

在現代社會，傳統工藝對于匠人有著賦能的功效，借著它的加持，匠人能夠獨自徜徉于內在精神世界，獲取自由的尊嚴?！讹w發》中翟玉成作為理發師傅，曾將自己的理發店做到北角一帶上海百樂門的水平，在新的時代，他依然恪守的是從前的理念和方式，不為名利所惑，誠意服務周圍的街坊鄰里，真正的時代隱身在他靜默而艱辛的人生里，翟玉成不計日漸攀升的生活成本，以數十年不變的理發價格服務周圍街坊鄰里，“孔子也并不諱言‘利，只是‘罕言而已”[2]，這正是儒家“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精神寫照，在內在精神氣質上契合著儒家的仁義價值理念。

中篇《瓦貓》中的榮瑞紅是20世紀40年代云南的瓦貓制作傳承人，她在少女時代與在西南聯大就讀的寧懷遠相戀，在寧懷遠帶著一身的傷殘從遠征軍隊回來后，她不顧家人的反對，毅然與寧懷遠結婚生子，幾年溫馨的家庭生活后，因為黑白顛倒的時局令寧懷遠失望透頂，他最終無聲無息地拋妻棄子離家出走。榮瑞紅在經過尋找、等待無果后，帶著兒子獨自面對生活的挑戰，在制作瓦貓的過程中經歷歲月的風霜，并在其中成長歷練為一位內心堅強、獨當一面的女性。她是不問世事的女兒、賢能的妻子、寬厚的母親、樂觀的祖母，在她身上體現了一個女子在面對命運諸種苦難時所表現出的無限韌性和高尚尊嚴。寧懷遠對現實的逃避，與榮瑞紅對現實的擔當相比較，則更突顯了民間精神中直面現實的偉力。對于榮瑞紅來講，瓦貓是她過往的物證，也是最溫暖的陪伴，小說透著一種生存的沉重與象征意義，通過榮瑞紅對愛情堅守和貞信，以及對于自我獨立生存的擔當意識，體現了“人必自重然后人重之”的女子生活圖鑒，可謂提供了一則關乎當代女性生存的寓言。

二

《瓦貓》在地域上從香港一路寫到西南昆明地區，貫穿其中的是作者對中華文化價值理念的思考，就小說而言，葛亮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對匠人生存樣態和內在人格的表現，來實現對功利主義價值理念的清醒反思，以及對傳統仁義價值理念的肯定與希冀。小說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價值追求，當代與傳統，廟堂與民間，都被作者通過感性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并用詩性的文學表達來捍衛傳統價值理念在當代的尊嚴與意義。葛亮之所以不斷強化民間技藝的不可替代性，不僅是為了展示它的獨特，其主要目的還是以藝喻人，使人與藝在精神上形成某種共融，在葛亮看來，他的小說并不專注于傳統技藝的當代流傳和生命力探尋，而是探尋在這源遠流長的技藝背后，“人”的生存肌理，技藝是呈現他們生命方式的載體。

簡雖然置身香港高速發展的時代，并受惠于西方思想和技術的紅利，但能清醒地意識到古籍修復“中國人有中國人的老法子，西人也有西人的辦法。道理都是整舊如舊，不過殊途同歸”。作為香港唯一的The Society of Book Binder，在古籍修復的理念上，她與在中國傳統環境下成長的老董完全一致，他們對傳統技藝有一種近乎任性的呵護與捍衛精神，秉承修舊如舊的原則，寧愿“不遇良工，寧存舊物”。老董告訴過“我”修一本書的復雜工藝程序：“溜口、悶水、倒頁、訂紙捻、齊欄、修剪、捶平、下捻、上皮、打眼穿線……得二十多道工序?！边@個過程細碎、柔和，大巧若拙中任何一步都走向的是未知，不可預測，彰顯的是對生命專注的好奇和敬畏?；氐綀D書館工作后，面對專家都難以解決的修復難題，老董不借助儀器，以古老的傳統工藝，將雍正年間的官刻本《論語》復制出來，他以不斷試錯的方式將繁復的古老工藝呈現出讓科技無法復制的尊嚴與特質，其修舊如舊的古籍得到業內一致贊賞。簡與老董，作為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古籍修復師，有著不同的學養、承傳與淵源，代表著中西兩種不同的文化脈絡，卻在古籍修復的態度和原則上能夠殊途同歸。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用“光韻”來指代手工時代藝術品所賦有的原真性和獨一無二性，但在機械時代這種“光韻”消逝了，大量復制品被生產出來，藝術品的膜拜價值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展示價值。然而匠人這一群體并未隨波逐流，面對外在社會不可預測的變化，傳統技藝在他們的傳承下，沒有淪為科技和金錢的奴隸，無論是政治環境的波動對個體的影響，還是商業社會對個人的傾軋，匠人所堅守的精神營壘并沒有輕易被摧毀，對傳統工藝的信念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飛發》的背景是當代香港，作者寫了理發師翟玉成的一生，在香港娛樂業突飛猛進的時代，他進過演藝訓練班，本來星途有望大展，但他性格中的執拗最終使他在演藝圈不得志，轉行以理發為生，從此人生邁入另一個軌道?！拔摇蓖ㄟ^對翟家父子兩代人的靠近與觀察，體悟到民間藝人堅守自我人生的可貴與可悲，小兒子長大后更是背叛翟玉成，轉拜他人為師學習理發，這給他以重大打擊，不惜當眾斷指宣布與兒子斷絕關系。小說中他們的父子情懷以理發理念的分歧始，以翟玉成重病而終，翟玉成有的是對八十年代香港精神的持守，而后代翟康然則有著努力適應新時代的激昂情懷，作者并不褒貶任何一方，只是努力從翟玉成的生存姿態中，發掘香港浮華現實中的那一抹能夠靜守歲月的孤心。

當然葛亮并非一味在為“傳統”立說，他也明確感受到匠傳在當代社會的式微，“《瓦貓》的存在，為一個瀕臨消失的時代‘復魅，‘記憶與‘技藝如何平衡，也成為作者反復拷問的對象?！盵3]在談到尋訪的一位澳門的手工藝人時，葛亮頗為感慨其自洽精神，通過他的走訪發現匠人們其實并沒有我們作為旁觀者的悵惋，他們對自己的位置和所處的時代有著清醒的認知。作為理發師的匠人，翟玉成也曾造就過屬于他的時代，也受制于那一點盼望與執著，通過對翟玉成形象的塑造，葛亮撥開金錢欲望織就的迷網，重塑了香港當下世道人心中一份值得敬重的信念。在《瓦貓》中除了可見作者塑造的匠人百折不撓的精神，還可見作者對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西南聯大辦學氛圍、聯大師生日常生活和性格形象的復現，可以感受到那一時期文人在國難當頭時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他們的風骨與氣節，同匠人精神如出一轍，相映生輝。

小說集《瓦貓》中的匠人來自不同的背景和領域，但都傾注一生于一種傳統技藝，無論簡還是老董，正是因為長期沉浸在民間技藝的精神內核之中，他們才得以心無旁騖，守住一位匠人獨立自由的人格風范。尤其是在物質相對匱乏，生活可能面臨無以為繼的時候，他們的堅守更彰顯著理想之光。葛亮對于匠人文化人格的塑造，平凡中見出信義與人格，并借助其信仰一般的執著精神，表達了對現代化場景下的傳統技藝的樂觀希冀，同時也通過寫作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建立了新的意義聯系，探尋傳統文化藝術精神在當代人身上得以繼承和延續的可能。簡女士中風后，其得意弟子樂靜宜開始嶄露頭角，得到業內認可，翟康然則以反叛的方式繼承父親的理發事業，瓦貓的傳承人更是在不同時代詮釋著瓦貓辟邪的功能和效力。

在當代社會中處于弱勢邊緣的匠人與他們的技藝，看似走向式微，但匠人在無聲的堅守中保持著最后的尊嚴，其體現有二：一是傳統藝術的繼承者對于傳統工藝的堅守，令其散發當代生命力;二是在當代社會，雖然科技文明和商業文化共同夾擊，但傳統技藝因其不可替代性，依然可以保有最后的尊嚴。

三

新古典主義文學是在傳統小說敘事方式的規范下，采用現代人的視角和新素材，重新詮釋傳統文化在當代的精神內涵，文體特征上具有典雅、節制等特征。近年來葛亮所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寫作較受學界關注，葛亮擅長以古典韻致書寫當代新事，但是他“新古韻小說的復古不是關鍵，而重在熔鑄當下文化，強調深度層次的新變開拓新古韻小說” [4]。這無形中符合讀者和研究界對于復興傳統敘事資源的期待，學者謝有順認為在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國當代小說要想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就必須對本國的文學傳統——不管是古典文學的“大傳統”還是現代文學的“小傳統”或“新傳統”——有所反思，以激發傳統的活力。[5]

葛亮定居香港已久，在他看來香港中西交匯，與內地的文化景觀相互鑒照，因此會有意識地思考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同時對傳統在新時代面臨的挑戰帶有清醒的認知，葛亮筆下的傳統并非一成不變，“傳統”一方面代表守成與信義，同時包蘊著與時俱進的更生，在他看來，在時代變幻中，“傳統必然會遭受一系列的流失、沖擊、凋零、重塑，這就是‘變的那一端”[6]。每種文化都有它的自成體系，葛亮在寫作中對傳統有著執著的信仰，無論在之前的《北鳶》《朱雀》，還是在短篇小說中的個別篇什，都可見出葛亮復現傳統的努力。表面上作者細致再現了傳統手工藝在這些匠人手中傳承的細節，對于工匠在浮華的當代依然能夠堅守信念熱愛本職的肯定，背后透露著葛亮對古典人文傳統和價值理念的認可。

“傳統”在時間里并非一成不變，其自身有著復雜而隱微的體系，從發生成熟到衰落自有其規律可言。格非認為“對傳統的繼承，一定要基于當時的現實，要進行改造。只有創造性的工作才稱得上是繼承傳統，或者說才能稱得上是跟傳統對話。對話是創造性的，不是把原來的東西搬過來”[7]?！锻哓垺分械娜≌f正是立足于傳統文化這一獨特的精神意蘊，圍繞三種行業傳統技藝的當代流傳，將匠人人格與傳統工藝融會在一起，在一種互為隱喻式的敘述策略中，有力呈現了傳統工藝的內在精神肌理?！讹w發》中父子兩代人對于理發這一職業的選擇方式，雖然帶有不可調和的代際陣痛，但無形中正體現了傳統技藝的當代適應能力，小說的末尾作者談到幾十年老店因為疫情被迫關門的情節，也體現了作者對傳統作坊在全球化商業浪潮下面臨式微的哀憫。葛亮在對當代匠人的生存方式書寫中，以靜默冷雋的筆觸描摹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悲歡離合，小說語言洗練自然、對于世俗生活的描繪具有在場感和豐富性，《書匠》里對老董日常生活的描寫也非常具有生活氣息，其中的語言、飲食習慣等物質生活的細節都非常具有獨屬于南京的地域特色?！讹w發》中對香港市民心態的把握，通過凝練生動的話言進行細膩呈現，《瓦貓》中西南聯大時期昆明市井的描寫，對師生艱苦生活的回溯，無不具有歷史在場感。作者對日常生活的著意書寫，體現了他對通俗小說世俗性的繼承。

葛亮在創作中從一個當代人的觀察角度出發，以一位知識分子的理性精神探尋個體與傳統并聯的民間藝術史，喟嘆中國傳統民間藝術的生命力，表達了對仁義精神當代復歸的肯定，同時以一位小說家的素質，以感性的方式塑造踐行傳統人文價值理念的平凡人物。相傳《廢藝齋集稿》為曹雪芹所作，其中收集了數項民間工藝的制作技巧，作者在每一卷中向人們展示如何掌握這些技能的技巧，并附有詳細圖解及深入淺出、便于記誦的歌訣，葛亮對這種惠及民生的作為非常贊同，曹雪芹作此書的目的是教殘疾者自養之道，寓藝于義，為濟世之書。葛亮的長篇《北鳶》的書名即取自其中《南鷂北鳶考工志》中的“北鳶”二字，在小說《北鳶》中作者寫了一位扎風箏的匠人盧師傅，因受惠于盧家睦，便用一生承諾來回報家睦的兒子文笙，一歲送一只風箏與他，作為祝福和承諾。在葛亮看來，匠人之所以得乎其名，就在于其對本身技藝的傳承與持守，雖然表面上他們是出于謀生需要，但他們對行業的執著和責任，卻體現了民間的價值精髓。

[注釋]

[1] 葛亮：《瓦貓》，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扉頁，第208頁，第4頁。

[2]李澤厚：《論語今讀》，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77頁。

[3]林培源：《記憶、“家人父子”與小說地方志——讀葛亮小說集〈瓦貓〉》，《青春》，2021年第4期。

[4]凌逾：論葛亮《北鳶的復古與新變》，《南方文壇》，2017年第1期。

[5]謝有順：《重構中國小說的敘事倫理》，《文藝爭鳴》，2013年第2期。

[6]鄧瓊：《葛亮：“管窺之下，是久藏的民間真精神”》，《羊城晚報》，2016年10月12日。

[7] 格非、李洱、呂約：《現代寫作與中國傳統》，《文藝爭鳴》，2017年第6期。

本文系2020年度廣東高?？蒲衅脚_特色創新類項目：文學地理學視閾下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學書寫研究（2020WTSCX089）;韶關學院校級重點課題：地域文化視野下粵港澳大灣區的女性創作研究（SZ2018SK05）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韶關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