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背景下網絡問政訴求話語的論辯研究

申屠春春，楊仙菊

(浙江工商大學 杭州商學院，浙江 杭州 311599)

網絡問政指的是“通過網絡這種新的技術形式,進行黨政機關和民間的平等對話,在網絡中顯現公民民主需求的政治手段和行為?！盵1]根據該定義，網絡問政根植于中國民主治理實踐，是黨和國家新時代群眾工作機制的重要實現方式。民眾的參與和訴求表達是網絡問政的先決條件，對網絡問政機制的整體研究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相較于網絡問政中的政府回應研究，對于民眾訴求的探討占據弱勢。少數研究從政民互動的視角考查訴求的表達[2-3]；部分研究只在政府回應框架之下簡單涉及民眾訴求議題[4-5]；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視閾下開展的相關研究更是鳳毛麟角。毫無疑問，上述研究使我們對民眾網絡政治參與和訴求表達有了宏觀上的了解與認識，但研究視閾多立足于政治學、社會學和公共管理學，基于語言學的探索還未真正提上日程。為此，本文采用修辭-語用論辯分析框架考查與疫情有關的問政訴求話語，旨在從語言層面揭示民眾在表達訴求的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理性程度和修辭素養。

一、理論框架

語用論辯理論(Pragma-Dialectics)是西方論辯學的重要分支,其要義是將論辯視作“旨在通過批判性討論合理消除正反雙方意見分歧的言語交際行為”[6]。該理論后期發展了經典的“策略操控”[7]概念，用以考查論辯者為了取得論辯話語“合理性”和“實效性”之間的微妙平衡而付出的持續努力。然而，策略操控所涉及的參數主要是基于古典修辭學研究范疇，以此為藍本的分析著眼于各個論辯話步中一些泛化、零散的修辭格和語言技巧，在“實效性”評價維度缺少一個具有統攝性的修辭理論。為此，我們提出將語用論辯理論進行修辭情境拓展[8]。

修辭情境指的是“一個由人物、事件、物體和關系組成并呈現一種事實上或潛在的緊急狀態的復合體；當情境催生的話語足以影響人們的決定或行動，緊急狀態得以改變，從而得到部分或全部的消解?！盵9]在批判性討論中，正反雙方的意見分歧就是一種緊急狀態，而現實論辯話語使得這種緊急狀態得以部分或全部消解。因此，修辭情境可以作為論辯話語分析的補充依據，尤其在評判實效性方面將起到良好的作用。

Bitzer指出，修辭情境包含“急缺狀態(exigence)”“受眾(audience)”和“制約(constraints)”三大因素[9-10]。首先，急缺狀態作為催生修辭話語的直接誘因，指的是一件有待完成或亟需改變的事件。在批判性討論中，正反雙方為各自的立場進行有效辯護，可以被視作亟需完成的事件。而這一急缺狀態促使論辯者尋求最能為雙方所認同的事實或價值判斷，作為論辯的出發點。其次，Bitzer將受眾視作任何能夠被修辭話語影響并可能對現實狀況作出改變的人群，但并未系統闡述受眾如何影響修辭話語。Burke的“同一”理論恰好對其進行了補充。Burke區分了“同情同一”“對立同一”和“錯誤同一”三種取得受眾認可和支持的方式[11]，在批判性討論中，可用來考查論辯者在使用邏輯理性論據之外如何有效說服聽眾。最后，制約因素是能對決策或行動起到影響作用的人物、事件、物體或者各類關系的復合體，有助于識別論辯話語中其他的修辭因素，包括各種藝術性理據，如事實、數據、律法等，以及各種非藝術性理據，如人品訴求、情感訴求等。

通過將修辭情境各要素與語用論辯理論相結合，得出圖1分析框架，將現實論辯話語的評價分為兩個步驟：1)論辯重構，即從話語中剝離出與“合理消除意見分歧”相關的話步并分成四個階段：沖突階段、開始階段、論辯階段和結束階段,隨后識別出“意見分歧”“立場”“論證出發點”“論證結構”“論證圖式”等關鍵要素[6]。2)策略操控分析，一方面，基于“十大理性討論準則”來評價各個論辯話步是否存在謬誤；另一方面，根據修辭情境三要素來判斷各個論辯階段所采用的修辭策略。若論辯者為達到修辭實效性而犧牲了論辯合理性，將導致策略操控脫軌[7]。

圖1 修辭-語用論辯分析框架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問題

根據上文提出的修辭-語用論辯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來考查新冠疫情下的網絡問政訴求話語：1)訴求話語的理性程度如何？2)訴求話語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修辭實效性？3)上述論辯特征的成因是什么？

(二)語料來源

本文語料搜集自浙江省政務網“領導信箱”(1)網址：http://zxts.zjzwfw.gov.cn/sun/satisfaction?page=xjgk&gkbz=1&areacode=330000&xfxs=0600&sjly=1版塊中關于新冠疫情的訴求公開信，按照疫情的爆發期(2020年1月)、持續期(2020年2-3月)、衰退期(2020年4-5月)和局部反彈期(2020年6-7月)四個階段分別抽取25例民眾訴求公開信，共取得100例樣本自建小型語料庫，議題涵蓋生活、學習、醫療和生產等各個領域。

(三)語料分析

根據圖1修辭-語用論辯分析框架，對每個樣本逐一進行人工分析，具體步驟為：

1.論辯重構

該步驟的主要目的是從訴求信件中整理出與消除意見分析有關的四個論辯階段并剝離出相應的核心論辯要素。它們分別是1)沖突階段：從訴求標題中歸納出意見分歧和訴求者的立場。2)開始階段：確定訴求者為論辯正方，并從訴求內容中甄別出普適觀點和價值判斷，即論辯出發點。3)論辯階段：從訴求內容中歸納出單個或多個論據，并分析它們與立場之間形成怎樣的論辯結構。4)結束階段：分析訴求者通過何種修辭策略重申自己的主張，從而暗示意見分歧得以消除。

2.策略操控分析

在論辯重構的基礎上，對訴求話語進行兩個維度的分析。1)合理性評價：基于“十大理性討論準則”評價各個論辯話步是否存在謬誤，它們分別是自由規則、舉證責任規則、立場規則、相關規則、未表達之前提規則、出發點規則、論證圖式規則、有效性規則、結束規則和用法規則[12]。2)實效性分析：依據“急缺狀態”“受眾”和“制約”三大修辭情境要素分別考查出發點的選取，同一策略的采用，以及各種藝術性、非藝術性理據的使用。

三、研究結果與討論

訴求樣本按照上述步驟逐一完成分析之后，從中提取主要的參數進行數據統計。訴求話語的理性維度考查主要涉及論辯結構和謬誤類型兩組參數，而訴求話語的修辭效度考查包含出發點、同一策略、藝術性理據、非藝術性理據四組參數。

(一)新冠疫情下網絡問政訴求話語的理性特征

1.訴求話語的論辯結構特征

論辯結構指論據排列組合的方式，可分為簡單型和復雜型兩類[6]，后者可進一步劃分子類。若論證之間相互依賴，共同支撐同一立場，就形成了并列型論辯結構。若每個論證都可以單獨用來證明立場，則形成多重型論辯結構。如果論辯是通過層層邏輯推理得以展開，則稱為從屬型論辯結構。通過論辯重構，我們剝離出了每個訴求樣本的論辯結構，具體統計情況如表1所示(單一訴求樣本可包含多種復雜型論辯結構)。

表1 訴求樣本的論辯結構分布

根據表1，復雜型論辯結構在訴求樣本中占據絕對優勢，其中以并列型和多重型論辯結構居多，并且大部分樣本都使用了1種以上的復雜型論辯結構。相比之下，只有11%的樣本使用了簡單型論辯結構?？梢?，民眾在表達利益訴求時傾向于使用多個論據來為自己的立場辯護，且論據之間形成多元化的邏輯關系。因此，從形式上來看，與新冠疫情相關的訴求話語呈現出一定的論辯復雜度。

2.訴求話語的謬誤類型

參照“合理性評價”步驟中的“十大理性討論準則”，歸納出訴求樣本中出現的主要謬誤類型，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單一訴求樣本可包含多種謬誤)。

表2 訴求樣本的謬誤分布

根據表2，出現頻率最高的為“違反自由規則”謬誤，即通過各種方法阻止對方提出立場或異議[12]。具體表現形式為：a)人身攻擊：通過質疑對方的人格、誠實性或可信度使其在公眾面前失去信譽，b)棍棒謬誤：給對方施加壓力從而不讓他提出自己的立場或異議。例(1)(2)為“人身攻擊”的實例：

(1)第三，防疫工作態度蠻橫，方式簡單粗暴，拿個雞毛當令箭，一副官僚主義嘴臉。

例(1)摘錄自一則對基層防疫人員的投訴，是論辯階段的第三個論證。劃線部分不能進一步作為該論證的支撐理據，因為它通過直接攻擊對方人格來暗示其不可能提出正確立場或異議。這種對“人”不對“事”的論證屬于典型的直接型人身攻擊，非但沒有起到論證作用，反而會進一步加深意見分歧，有礙問題的解決。

(2)所以現在來投訴**街道辦事處不作為，做事不看工作文件，官官相護，讓我們這些外地的務工人員無家可歸。

例(2)同樣來自于一則投訴，屬于論辯結束階段。為了強調對方在社區管控上處事不公，訴求者提出對方是出于“官官相互”的個人利益。此控訴沒有任何的事實依據，旨在通過暗示對方具有可疑的個人動機來否定其立場和質疑的可信度，屬于典型的間接型人身攻擊。

“棍棒謬誤”在樣本中較少出現，通常是借助對方上級機構的權威性來給對方施加壓力，并要求其給出完全符合自己期望的解決方案，給人以強烈的威脅感。

人身攻擊和棍棒謬誤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民眾在表達訴求時情緒化和非理性的一面。相關研究表明，在重大公共突發事件中，個體為了進行自我評估，會通過產生消極情緒及進行消極認知評估來進行自我保護[13]。而這種自我保護機制會驅使民眾貿然找到責任方，并作出道德上的審判，從而轉嫁消極情緒。

第二類謬誤為“違反論證圖式規則”。論證圖式指的是將論證與其所辯護的立場聯系起來的某種特殊方式，這種聯系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12]。據樣本統計，論證圖式涉及的三種主要類型均存在使用不當的情況，其中以類比型論證圖式問題最為突出。請看以下訴求節選：

(3)前一段時間也去酒店參加過幾次婚禮，也就是在門口象征性地做了一下體溫檢測，并沒有其他特殊措施?，F在疫情已經慢慢轉好，憑什么農村禮堂不能擺(酒席)呢？

例(3)來自于一項要求恢復農村禮堂開辦婚宴的訴求。此為訴求者在論辯階段提出的第一個論證，即酒店已恢復婚慶宴請。從“酒店已恢復婚慶宴請”推理到“農村禮堂也應恢復婚宴”，構成“類比型論證圖式”，其一般性推理結構可表示為：

Y對X適用，

因為，Y對Z適用，

而且，Z與X是可比較的。

為檢驗該論證圖式的合理性，需著重思考的批判性問題為：Z與X是否共享了與論證有關的所有特征？對于例(3)而言，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農村禮堂和酒店在婚宴防疫方面是否有可比性。顯然，農村禮堂無論在防疫的硬件設施還是軟件管理方面都與具有獨立法人資質的酒店不可同日而語，此處使用類比論證圖式實屬不當。在30個使用類比論證圖式的樣本中，該謬誤占比達到37%?？梢?，民眾在使用類比方式來辯護立場時過于草率和感性，這與新冠疫情期間公眾想要維護自身利益的迫切性不無關聯。

除此之外，征兆型論證圖式使用不當出現在4個樣本中，主要特點為論證中提及的特征不是立場所固有的或最顯著的特征。例如，一位市民在指責某市衛生局疾控不作為時提出：“現在已經知道傳染力這么強了，還不穿防護服，還認為病情擴大的不夠么？”該則訴求于2020年1月26日上傳至問政平臺，當時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屬稀發狀態，排查文件沒有強行規定穿防護服。很明顯,“不穿防護服”并不是“某市衛生局疾控不作為”的突出特征，此處的征兆型論證圖式推理不成立。

因果型論辯圖式使用不當出現頻次相對較少。顧名思義，該論辯圖式涉及論證與立場之間的因果聯系，但如果這種因果聯系只是基于“可能性”而非“必然性”，那么就會導致謬誤的發生。例如某市民要求農業局在疫情期間嚴厲打擊售賣黃鱔、牛蛙等行為，提出的論證為：“因為這些動物體內的寄生蟲數量多得驚人(A)，人一旦吃了這些動物，就會感染重大寄生蟲病(B)，就會終身痛苦(C)?！北娝苤?，大部分寄生蟲經高溫烹煮即可滅活，吃下之后不一定會感染重大寄生蟲病，因此從A到B的因果推論不成立，C也就站不住腳，整個從屬型論辯就無法為立場辯護。這一謬誤屬典型的滑坡謬誤。

第三類謬誤是由違反立場規則而導致的“稻草人謬誤”，總共涉及7個樣本。稻草人謬誤指的是曲解對方立場或者給對方強加一個假想的立場，反過來為自己的辯護增加籌碼[12]，請看以下例子：

(4)為什么**市跟個沒事人一樣，這么多的實習生學生都那么年輕，就因為實習是廉價勞動力就拼了命的讓這群沒有社會經驗的人正常上班，如果他們出了事你們付得起責任嗎？

例(4)來自于一則要求某市關閉餐飲業的訴求，為論辯階段的第三個論證。訴求者提出，新冠疫情期間某市餐飲業在崗在職的均為“年輕實習生”，并斷定主要原因是“實習是廉價勞動力”?？梢钥闯?，訴求者出于對疫情的恐懼希望能盡快避開當前的餐飲工作，但又想借助政府的力量來迫使餐飲行業采取統一行動，因此將一個容易遭到抨擊的立場強加給對方，盡管這一立場并不為對方所承認。

最后兩類謬誤在樣本中的出現頻率不高。合成謬誤指的是將事物的部分屬性當作整體屬性[12]，例如部分訴求者把疫情期間的線下上課時間理解成全部上課時間，事實上網絡課程在特殊時期也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不相干論辯則是指提出的論據與立場毫無關聯[12]，例如少數訴求者援引法律法規來支持自己的立場，但只看中法律的權威性而沒有考查具體條文內容，導致引用的法律和立場不相稱。

(二)新冠疫情下網絡問政訴求話語的修辭特征

1.訴求話語的出發點選取

出發點作為論辯開始階段的一個核心要素，是論辯雙方均能接受的事實、價值觀或道德判斷。出發點的巧妙選擇能使后續的論辯開展得更為順利，可也體現出某個特定時期就某個議題范圍內大眾所普遍認可的觀點。關于新冠疫情時期訴求樣本的出發點歸類如表3所示。

表3 訴求樣本的出發點歸類

不難看出，表3中呈現的出發點多與新冠疫情期間黨和國家的政策號召有關。值得注意的是，超過三分之一的樣本選擇了“依法防疫”的出發點，也就是論辯階段全部援引相關法律來證實立場的正當性?？梢?，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觀念深入人心。與此同時，選擇“有序復產復學”和“疫情期間保障民生”出發點的樣本也不占少數，反映出民眾在復產復學期間遇到了眾多問題，并對黨政機關保障民生的基本職責保有共識。

2.訴求話語的同一策略使用

同一策略是修辭者贏得受眾支持的主要修辭手段。其中，“同情同一”強調修辭者和受眾持有共同的情感從而形成親密的關系?！皩α⑼弧蓖ㄟ^與受眾樹立共同的敵人來達到凝聚?！板e誤同一”則是潛移默化地使受眾把自己想象成修辭者或者修辭話語描述的那樣[11]。在訴求樣本中“同一”策略的使用情況如表4所示(單一訴求樣本可包含多種同一策略)。

表4 訴求樣本同一策略分布

根據表4，“同情同一”策略使用最為頻繁，“對立同一”次之，“錯誤同一”在樣本中沒有得到體現。相關實例請看：

(5)我自2010年畢業就在杭州工作，并一直熱愛著杭州，在這里成家立業，以新杭州人自豪。

例(5)的訴求者在給杭州防疫工作提出建議的過程中使用了“同情同一”策略。通過表達對杭州的熱愛和作為新杭州人的自豪，訴求者試圖引起受理機構的情感共鳴，從而更好地勸說對方接受自己的訴求。

(6)石縣長，疫情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有不為民辦事，不為民考慮的基層人員，千里之堤潰于蟻穴，這次真的讓人心寒。

例(6)節選自一則對社區工作人員防疫態度惡劣的投訴，是論辯結束階段的一個話步。從劃線部分可以看出，訴求者將投訴對象描述成人民群眾以及黨和政府的共同敵人，使得自己與受理機構站成一線。這樣的論辯結束方式對立場進行了強調和升華，有利于意見分歧的消除。

3.訴求話語的藝術性、非藝術性理據使用

在修辭學視閾中，非藝術性理據涉及法律、合同、證詞、數據等客觀存在的理據，而藝術性理據包含人品訴求、情感訴求和理性訴求等修辭者的主觀發明。由于理性訴求與“十大理性討論準則”有重疊之處，故在此將該參數剔除。其余理據在樣本中的分布詳見表5(單一樣本可包含多種理據類型)。

表5 訴求樣本的藝術性、非藝術性理據分布

如表5所示，兩類理據在樣本中的使用頻率均較高。藝術性理據中的“情感訴求”是訴求者借以表達主觀情緒的途徑，在網絡問政中主要以訴諸憐憫的形式實現；而“人品訴求”意為修辭者通過展示個人良好品性來增強話語的說服力。具體實例如下：

(7)現在因家庭困難，出不起酒店隔離的費用，家里還有兩個小孩父母老婆要照顧，希望省長能幫我解決一下，給政府添麻煩了實在對不起。

例(7)表達的是希望政府減免酒店隔離費用的訴求，論據就是家庭困難，屬簡單論證。然而為了進一步渲染“弱者”形象，訴求者描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艱難處境，試圖引起政府機構的憐憫，從而達到訴求目的。

(8)再者，我非常理解為了避免社區不必要的恐慌，我非常愿意配合隔離觀察的要求，但是我有自己的家，為什么要強制我去集中隔離？

例(8)作為訴求的其中一個論證，巧妙地運用了“人品訴求”。訴求者展示了自己作為公民積極配合政府防疫工作的良好素質，目的是為隨后提出的“無需集中隔離”論據做好修辭鋪墊?！叭似吩V求”和“情感訴求”出現頻率相當，反映出民眾不僅僅通過直接的情感流露來獲取當政者的支持，有時也借助自身的人格形象來博取對方的信任。

非藝術性理據的使用是網絡問政訴求話語的突出特點。為了體現論據的權威性和客觀性，訴求者往往援引政府頒布的法律條令。這一說服手段的頻繁采用與“依法防疫”出發點的頻繁選取相得益彰，進一步體現出我國民眾法律意識的提高。除了援引法律，部分訴求者也借助實時數據為自己的立場辯護，但出現頻率與前者差距較大。

(三)新冠疫情下網絡問政訴求話語的論辯特征成因分析

在邏輯理性層面，新冠疫情下的網絡問政訴求話語有兩大特征：一是在形式上呈現出一定的論辯復雜度；二是在深層的論辯合理性方面存在不足。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代表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涉及面廣，疫情傳播速度快，引起民眾對自身健康狀況和生命安全的極大關切；而參與網絡問政的群體又多為具有一定教育背景的公民。兩個因素相疊加，使得訴求表達不是簡單的情緒宣泄或只言片語，訴求者力求為自身立場提供盡可能充足的論據，從而說服相關政府機構采取相應的行動。然而，由于網絡的匿名性，訴求者脫離了身份、職業和社會角色的約束，可能因缺乏責任意識而出現非理性的一面，人身攻擊謬誤和論證圖式使用不當便是典型表征。

在修辭實效性層面，相關訴求話語存在客觀依據和主觀情感并舉的特點。一方面，出發點的選擇多立足于黨和國家的政策號召，非藝術性理據也呈現出民眾較強的法律意識，這與法治觀念深入人心不無關系。另一方面，民眾善用“共情”來拉攏與政府的關系。李峰等在探討我國網民政治話語運用時指出“盡管民眾對于個體的身份認同日益增加,但這并不必然意味著集體身份、集體話語的整體消退?！盵2]尤其在重大公共事件背景下，民族凝聚精神得以彰顯，使得民眾在表達相關利益訴求時流露出與國家政府“命運與共”“并肩作戰”的共同體價值觀。因此，無論是“同情同一”“對立同一”，還是“訴諸情感”“訴諸人品”，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相關訴求者集體主義的價值認同。

四、結論

文本以網絡問政訴求話語的論辯屬性為切入點，探討了以新冠肺炎為代表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背景下民眾在表達訴求時所呈現的理性特征及修辭素養，并闡釋了背后隱藏的社會心理和公眾認知?？傮w而言，新冠疫情下的網絡問政訴求話語存在一定的策略脫軌現象。出于對自身健康和安全的極大關切，加之網絡匿名性的特點，民眾在表達訴求的過程中往往更為感性和沖動。他們更習慣于用修辭理據來說服當政者，而非用理性的眼光來審視訴求的合理表達。針對這一特性，政府在回應時應更多地關注民眾的修辭訴求，在做到“以理服人”的同時不忘“以情動人”，進而在特殊時期有效地開展政民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