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背景下檔案學專業課程建設的使命與路徑
——以“文書學”為例

邊 媛

（南昌大學人文學院，江西南昌，330031）

我國文書學分為歷史文書學和現代文書學，以1949年為分界點。［1］中國歷史文書學初創于20世紀80年代，隨著史料的增加，歷史文書學研究范圍愈加廣泛，現有教材已逐漸跟不上社會快速發展的步伐。1955年，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開設了“文書處理學”課程，這是我國高校首次開設關于文書處理工作的相關課程。據統計，當前我國檔案學本科院校中，開設了文書學課程的高校占比超過了87.9%。［2］

新文科的“新”是相較于傳統文科而言的，要求在基礎學科的專業課程中進行合理重組，形成跨學科、多學科的交叉，強調學科融合，更要把現代信息技術融入學科建設當中。目前尚未有結合新文科背景探討文書學課程建設的研究成果，據此，筆者欲從文書學課程的“新使命”、當前文書學課程建設的局限性以及文書學課程建設新路徑三個方面來探討新文科背景下檔案學專業文書學的發展。

1 文書學課程的設立背景及其“使命”升級

1.1 回顧：文書學課程設立的相關背景

20世紀50年代初，蘇聯檔案學專家謝列茲聶夫來華指導新中國檔案工作，吳寶康等第一批中國檔案學者結合中國國情確立了新中國檔案學教育的具體方案，文書學成為檔案學的主要課程之一，這便是新中國文書學。1955年4月，中國人民大學成立了歷史檔案系，組建了中國國家機關史與文書處理學教研室，并在我國高等院校中首次開設了文書處理學（后改稱文書學）課程。［3］1955年至1956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了《文書處理學講義》和《文書學講稿》，吳寶康先后發表了論文《文書處理工作的任務與組織》和《論文書處理學的創建及其對象與任務》，中國文書學逐步走向規范化、專業化和特色化?？v使在文書學課程開設之初，關于“文書學是否為檔案學的組成部分”這一問題，各家持有不同的觀點，吳寶康也更新過關于“文書學是否為檔案學一個分支”的判斷，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檔案學的研究不能脫離文書學而展開。

1.2 繼承：文書學課程開設的“初使命”

1956年，吳寶康在中國人民大學作題為“論文書學的創建及其對象與任務”的學術報告。［4］闡明最初開設文書學課程的原因兼具理論和實踐的需求［5］，既要為新中國培養文書人才，又需要傳承歷史遺產，因此要學習文書學。

在文書學課程創建之初，文書學課程教學目標可分為三方面內容：第一，要求學生掌握文書學的基礎知識；第二，學會傳統文件的制作與管理，了解公文運轉程序及公文整理方法，改進機關文書工作；第三，促進文書部門立卷的推行，完善歸檔制度。之后，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蓬勃開展，文書學課程任務在培養文件管理人員的基礎上增加了培養各單位、各部門所需要的寫作型人才的要求。隨著信息技術革命的推進，互聯網技術的廣泛影響，電子政務、電子商務全面融入經濟社會發展，文書學課程任務再次增加，要求培養數字轉型時代下的復合型檔案人才?，F代辦公環境下的文件工作成為文書學課程的重點內容，OA平臺上的公文處理相關要求也成為必須掌握的主要內容。

1.3 開拓：新文科背景下文書學課程的“新使命”

（1）提升檔案學的學術話語權

當前，我國檔案學學術話語權僅在圖書、情報與檔案學范圍內形成閉環流動的狀態，而新文科的出現將促進檔案學與其他類型學科的互動與交流，建立與政府、企業、科研機構等不同領域的多元合作模式，助力檔案學走向大眾視線的同時有效擴大檔案學學術話語權。文書學是一門嚴謹而又生動的應用型學科，且文書類型多樣，內容涉及面廣闊，其可以成為檔案學打破學科壁壘、走向深度融合的重要一環。全方位、高質量的人才培養模式，才能提升檔案學畢業生的職業認同感和質量穩定度。進入社會中的檔案學子才能夠適應新時代的崗位需求，以此擴大檔案學知名度，提升檔案學的學術話語權，助力檔案學迅速融入新文科建設整體圈當中。

（2）塑造檔案學學生的“大局觀”

文書學是一門應用型學科，是根據社會的實際需要而產生的。過去，文書學課程的教學目標之一是培養出合格的“筆桿子”，現如今隨著社會的發展與變革，我們不能把教學目標局限于培養出一個文筆好的人才之中。優秀的文書工作者需曉古通今，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和開闊的視野，在處理文書工作的時候，能夠拋開小我，站在一定的高度，擁有“大局觀”和“全局觀”。通過文書學的學習，提高學生對信息的敏銳度，并借助計算機技術，做好從信息素養到數據素養的轉變。

（3）為社會輸出創新創業型人才

新文科建設有助于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交叉滲透，也有助于人文社會科學內部專業的交流與合作，碰撞與激發出一系列綜合性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傳統的單一型知識結構人才在社會的競爭中會逐步淘汰，而善于聯想、推理、辯論、綜合運用知識與技能的學生，更具備創新創業的能力，能夠被社會迅速接納。由此，文書學課程培養目的必須系統而清晰，既能幫助學生深挖檔案學基礎知識，又能促進學生廣博交叉學科關聯內容。以檔案學為依托、以文書學課程為輔助，全力為社會輸出創新創業型人才。

2 當前面向檔案學專業的文書學課程局限性

部分檔案學本科院校將文書學課程設置在大學一年級或二年級，也有少部分檔案學本科院校將文書學直接剔除檔案學本科生課程范圍。由于各高校對文書學課程背景結構、內容體系的了解程度不同，因此，對文書學的課程重視程度、課程開設時間、教材選用也不盡相同，各方局限性一并造成了文書學學科平臺發展沖力不足。

2.1 文書學理論研究不夠深入，教材選擇余地不多

在文書學創建伊始，首批檔案學專家學者結合新中國文書實際工作，不斷探討課程目標、研究理論知識、開展調查實踐，編撰出版了《中國文書工作史》。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文書學教材層出不窮、質量頗高，呈現百花齊放的狀態。如1980年松世勤主編的《文書學基礎》，1993年趙國俊等主編的《文件工作的科學管理》，1998年曹潤芳主編的《文件寫作與處理》等。［6］這些教材雖側重于公文寫作技法和公文制度規程，但內容翔實、案例豐富。20世紀末電子文件對傳統文書工作帶來巨大沖擊，21世紀以后，文書學教材編研競相綻放的狀態再難出現，雖有一批較為出色公文寫作教材如韓英主編的《文書學》（2001年）、王凱主編的《公文寫作研究》（2004年）、姬瑞環主編的《公文寫作與處理》（2005年）、倪麗娟主編的《文書學》（2010年）等，但是涉及電子檔案的內容占比較少。

雖然文書學是一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課程，但不能忽視對文書學理論的研究與挖掘。當下文書學的基礎理論研究需緊密結合中國發展的實際情況，在充分調查、論證國外文書學課程規模、原理、內容、方式等方面的基礎上，吸取精華、挖掘內涵、融入國情、總結規律，全方位探索文書學新的理論體系，編寫更適合我國檔案學專業的文書學教材。

2.2 文書學教學模式存在缺陷，課程實踐處于紙上談兵

據筆者訪談得知，目前我國檔案學專業文書學課程教學模式仍以單一的課堂授課為主，并沒有因為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互聯網+”的推動、文書工作環境的改變而有所更新。這種將理論知識與能力培養割裂開來的授課方式，容易讓學生產生被動接受知識的疲倦感，難以調動學生的自主性與創新性，不利于將來走入工作崗位。

通過閱讀文書學教改研究相關文獻，可以看出文書學課程沒有形成以學生為課程主導的教學模式。盡管一再強調使用模擬情景法、實驗教學法等，但是并未進入到課程的實際環節中。絕大多數教師依然偏向使用案例分析法來進行教學，并沒有賦予文書學課程顯著的時代性特征。實踐性教學環節是創新性人才培養的關鍵步驟之一，可以有效檢驗學生的學習成效，只有強化實訓、演練、方案策劃等環節，才能有效培養檔案學創新型人才。同樣，在文書學期末考核當中，出勤率、期中測試、期末測試、平時作業四類構成了整個期末成績，而純卷面的測試無法體現學生們的最終學習成效。因此，現行的考核方式亟須升級更新。

2.3 文書學研究成果鮮少，檔案刊物版面逐年減少

筆者以“文書學”+“檔案”為主題詞在CNKI數據庫中進行模糊匹配，共檢索出188篇相關文獻（截至2022年7月5日），可查詢到的最早的有關“文書學”的學術論文發表于20世紀80年代。經過筆者全面梳理，剔除通知、習題、簡訊、征稿啟事等，得出關于現代文書探討的文章共計50篇，關于歷史文書探討的文章共20篇，另有討論文書與檔案關系、文書學與秘書學、文書工作者等主題的數篇文章。在關于現代文書探討的50篇文章中，理論研究類文章共31篇，實證研究即課程設計或教學改革類文章共19篇。

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文書學研究進入快速發展時期。盡管如此，文書學的研究隊伍建設依舊薄弱。文書學的研究人員分散于各學科當中，如檔案學、法學、歷史學、秘書學、社會學等，學術期刊數量和版面都很少，也缺乏文書學學術組織，無法形成學術聚合圈。［7］文書學理論研究依舊需要各方力量聚合，不斷開辟新路徑來拓展研究思路和深化研究深度。

2.4 現有網絡平臺教學資源有限、缺少互動性

文書學課程現有網絡資源不夠豐富。目前，在我國高校檔案學專業本科生所使用的文書學教材中，由王健、徐擁軍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文書學》使用率較高。為配套此教材，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聯合建立了文書學官方網站，地址為http://wеnshuxuе.crup.cn/。網站圍繞《文書學》教材建設了五個欄目，分別為：“關于教材”“關于課程”“課堂教學”“知識拓展”“教學互動”。其中不乏課堂中的生動照片和學生優秀作業，但近兩年內容更新較少，略微可惜。當前市面上其他文書學教材，暫未發現配套教學網站。因此，可以考慮建設全國檔案學本科生互動平臺，打破時空的局限性，發揮學生的自主性。

2.5 缺乏面向檔案學專業的文書學課程競賽項目

目前，檔案學專業全國性的學科競賽項目只有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全國高校檔案學專業大學生創新性課外科技作品競賽”，但沒有專門針對某門專業課的面向全國的競賽項目。這就難以反映出當前我國高校文書學課程教學水平，也難以快速幫助學生將理論知識轉化成實踐操作。而提升專業實踐技能，探索人才培養新模式，是新文科建設中的重要環節。因此，文書學可以率先開展課程競賽，打造出一條全國檔案學專業文書學課程交流的渠道。

當前，我國共有33所高校開設檔案學本科專業。文書學作為檔案學本科生在低年級所必須完成的課程內容，更需要新理念、新技術的加持，激發他們的競爭精神和科研能力，幫助學生打牢專業基礎知識，做好向高年級、高層次的過渡。

3 新文科背景下的檔案學專業文書學課程建設新路徑

3.1 培根鑄魂：以思政教育構筑深度課堂

文書學教材囊括各行業豐富而又典型的公文案例，是思政教育的良好資源。公文的撰寫是一項政策性、思想性、時效性很強的業務工作，也是一項輔助領導決策的重要工作。靈活巧妙地將其中蘊含的思政元素置入課程中，能夠潛移默化地推動大學生塑造正確的價值觀，培養正義感、責任感和榮譽感，塑造新時代青年精神，做到“因事而化、因時而進、因勢而新”。文書學教學過程要不斷挖掘課堂潛能、打造課堂深度，堅持全員、全過程、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要求。將思政教育融入文書學課程的各個環節，不拘泥于固定形式，不禁錮學生的思想，變換思政教學形式，思政內容有效融入課程教學。

文書學能夠幫助學生探尋檔案管理規律、擴展社會視野、提升政治素養，可以作為檔案學專業思政教育的主要陣地之一。充分發揮主陣地的優勢，將思政教育嵌入專業課程，建立文書學特色思政教育課程體系，并由此推廣至檔案學其他課程中，在遵循學生成長規律的同時，為我國檔案學人才塑造靈魂和培育思想。

3.2 內外融通：以教材編寫促進教學模式革新

理念和實踐的內外融通、雙效合作才能提升文書學整體教學效果。因此，更新教學模式、提升教材的編寫水平、優化課程評價體系缺一不可。

在文書學教材編寫與選擇方面，必須不斷更新以適應當前社會發展的步伐。文書學教材中需要引入大量的實例，實例的選擇需具有鮮明的代表性，也必須貼近生活，既可以提高學生的關注度，又能夠讓學生學習與反思。例如，2022年冬奧會在我國影響巨大，從中央到地方都發布了關于冬奧會的各類型文件，不失為教材中的好案例。置入豐厚而又典型的實例，可以增強文書學教材的可讀性與可操作性。文書學教材的更新速度必須緊跟社會的變化，教材的優化也必須緊密結合學科發展的趨勢和文書學工作的實際。高質量教材的編撰不是一味地整合現有資源，而是新一輪理論的深挖與實踐的融合。落實文書學教材建設，力爭多部相關教材能夠成為國家級精品教材、教育部重點教材、國家級規劃教材。另外，還需重視立體化教材建設［8］，在傳統紙質教材的基礎上配合電子和網絡出版物的使用，打造特色教材與特色課程。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張才坤先后兩次在《檔案學通訊》發表關于文書學“模擬教學法”［9］“實驗教學法”［10］的相關文章，強調模擬教學法是對以往文書學教學方法的挑戰和革新。模擬教學法即模擬一個辦公環境，并在這個模擬環境中由學生們來處理一整套公文的運轉，最后進行教師總結和學生復盤。實驗教學法則注重實驗的內容、步驟及材料的規范化，如進行立卷工作專題實驗，則需學生們定制一套立卷計劃。周林興、孫瑾杰提出的檔案本科教學的參與式線上、線下教學模式，［11］是“模擬教學法”和“實驗教學法”的延展，需科學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以彌補傳統教學設備的不足。

電子文件對傳統文書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而文書學的課程內容重構與教學組織形態優化應當從電子文件入手。但是，文書學作為大多數高校檔案學專業在低年級設置的專業課，知識點瑣碎而又繁多，對相應年級的學生而言較為吃力，尤其是電子文件內容在文書學課程中課時安排受限，難以提供充足的體驗和操作環節。［12］因此，課時的安排必須與教材以及學生的專業程度密切配合。淘汰單一僵化的教學模式，打造富有彈性的、靈活多變的課堂組織形式。在尊重學生個體差異的基礎上，分析影響教學活動成效的不同因素，根據每堂課的教學進度、教學內容、教學目標，進行教學組織形式上的最優條件安排和最佳效果組合。注重“單元教學內容”的連貫性與整體性，抓住每個章節的主體內容，選擇最適合的演繹方式，同時注重與前后章節之間的內在聯系，達到順滑過渡和精彩過渡。設置“自主學習任務單”，讓學生站在課程的主動面，減少對教師的依賴，通過主動學習來驅動深度思考，從而達到自我建構或自我完善文書學知識體系框架的目的。

優化課程評價體系也是新文科中檔案學改革的必備環節。課程考核應貫穿文書學課程的整個學習周期，從理論學習、實踐操作和科研創新三個維度來計算出期末總評分?？梢赃m當增加實驗操作、小組競賽、方案規劃等內容占比，減少無互動、低成效的考核項目，提升學生的課程適應能力、激發學生的數據素養。

3.3 同舟共濟：以資源共建共享推動校際交流

檔案學線上教學起步晚、發展緩慢、規模較小，與同期文科其他專業線上教學資源相比較，差距較大。因此，充分發揮線上資源優勢，靈活整合分散資源，形成多中心、多元化的資源共享平臺可以促進文書學課程改革。目前，圍繞國家精品課程和中國大學慕課，部分高校檔案學專業課程完成了在線課程的制作，但是其中并沒有任何高校對文書學課程進行系統的網絡教學設計。由于教學技術革新、資金投入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近兩年來線上教學形式得到飛速發展，各線上教學平臺也迅速擴張占領市場。文書學教學可以此為契機，各高校攜手合作，完成文書學教學共享平臺的建設。

另外，以文書學教學共享平臺的建設為基礎，擴展至全國檔案學專業學生創新創業平臺的建設。聯合各大高校，共同建立主體明確的檔案學專業資源共享平臺。重視檔案學專業學生創新創業項目的信息收集、成果轉化，重視共享平臺搭建中的資源分類、檢索方式以及開放共享。

3.4 錦上添花：以課程競賽、產學研合作強化實踐型人才培養

當前，我國只有極少數高校開展過文書學課程競賽。2019年，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秘書檔案學系舉辦文件管理創新作品競賽活動，以建構“未來檔案員”訓練營為基礎，78名同學分為10組在教師指導下開展為期兩個月的文書學作品競賽活動。課程競賽和科研訓練形式可以豐富多樣，不必局限于公文寫作。通過社會調查、觀摩訓練、模擬演示、案例分析等多方位、多方式的訓練，破除思想藩籬，充分調動師生的主觀能動性，提升學生的專業素養和實踐能力。

拓展研學基地的類型與方向。以往檔案學專業學生的實踐場所通常為各高校、省市縣檔案部門，但這類實習往往帶有突擊性和階段性，未能真正有效地結合學科和專業方向，未能融入人才培養的實施過程。校外人才培養基地的選擇建設需要政府部門、教育部門、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如在法律文書方面，2006年中國法學會成立法律文書研究會后，逐年擴大實踐基地合作范圍，僅2019年，中國法學會法律文書學研究會先后與三亞市人民檢察院、惠州市人民檢察院、大理州人民檢察院共建法律文書實踐研究基地，以實踐基地為載體，相互補短板、強弱項，規范法律文書工作。［13］以此效仿，各高校也可與企事業單位或各學會、研究會合作，建立文書學研學實踐基地，利用高校各類資源優勢，開展常態化實訓，為學生們創造實踐機會的同時擴大社會對檔案學專業的認同度。學生在提升個人專業技能和實踐經驗的同時，可以及時了解檔案行業的發展前沿。［14］注重產學研合作，可以提高檔案學人才培養的質量，滿足教育的多元化發展。

4 結 語

在新文科背景下，面向檔案學專業的文書學課程肩負繼承與開拓兩大責任：繼承歷史文書中的寶貴財富，做到古為今用；開拓現代文書的管理與應用，做好守正創新。在外部環境和自身發展規律的雙重影響下，文書和文書工作也呈現出新的特點，文書學的研究范疇、研究焦點和研究方法應一直與社會和機構的改革創新同步發展，以此來提升檔案學的學術話語權、塑造檔案學學生的“大局觀”、為社會輸出創新創業型人才。新文科建設為檔案學提供了新機遇與新發展方向，因此，文書學也需抓住時機、擴大步伐，助力社會主義文書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