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今年要真正回歸積極的財政政策

陳惟杉

劉元春。受訪者供圖

“中國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021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今年的經濟形勢作出了新判斷?；诖?，會議為2022年中國經濟工作定調：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各地區各部門要擔負起穩定宏觀經濟的責任，各方面要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政策發力適當靠前。

從去年年底開始，中國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宏觀政策開始進行一系列調整。財政政策方面，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財政支出在去年四季度加速發力。財政部在2021年底再次提前下達1.46萬億元的2022年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限額，授權額度高于2019年的8100億和2020年的1.29萬億。國家發改委則表示已經對地方報送的2022年專項債券項目形成了準備項目清單，將推動專項債盡快落地，形成實物工作量。貨幣政策上，2021年12月以來特別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后，央行出臺了降準、降息等一系列措施，保障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

這些調整的效果如何？是否能夠及時應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三重壓力”？在“穩增長”壓力之下的2022年，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如何看待？《中國新聞周刊》就此專訪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經濟學家劉元春。

今年經濟下行壓力很大，特別是還要面對大量的不確定性，主基調是“以穩為主”。什么是真正的“穩”？必須要破題，一個核心抓手就是就業，需要根據穩定就業的目標，匹配相關的政策、戰略?，F在GDP每新增一個百分點，帶來的新增就業是180萬左右，因此我們的團隊提出5.5%左右的增速目標，也是基于“穩就業”的政策要求，同時也是基于對潛在增長速度的判斷。

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的基本路線的要求。而增長速度目標的設定，依然是很重要的引導舉措。當然，是否會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公布今年具體的增長目標，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但還是應該明確地進行區間調控。

疫情肯定是一個重要的不確定性，一是疫情在全世界流行的模式會不會發生急劇的演變;二是各國政策調整之后，會不會對中國產生一個強烈的擠兌效應;三是全球疫情會不會區域化。

只要疫情沒有完全消退，就會有對經濟發展帶來沖擊的可能。因此對于今年經濟增長目標的設定，也是以對疫情發展的一些判斷作為前提，并非一成不變，因為疫情形勢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首先，中國的經濟周期、金融周期與歐美國家的經濟周期、金融周期不一致，實際上是一個正?，F象，世界各國經濟震蕩的周期都是不一致的。

其次，歐美國家貨幣政策的變化是否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劇烈沖擊，要進行具體分析，而不能簡單化理解。特別是美國貨幣政策逆轉，導致全球資本流動變化，以往都會急劇地流向美國，但是從目前來看，一方面是向美國進行轉移，另一方面就是向另外一個經濟穩定的中心，也就是中國進行轉移。因此美國貨幣政策的調整，對于中國金融市場和經濟的發展的影響，實際上是多面性，而非單一性的。

再次，我們一定要看到中國作為超大經濟體的穩定性和自我調整的獨立性。其實觀察以往的東南亞金融危機、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就會發現中國的調整周期和美國相比都有很大差別，中國具有很好的獨立性。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的政策空間跟歐美的政策空間也完全不一樣。

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不宜過度機械地進行一些線性思考，而是要根據目前世界的格局，全球資本流動的方式，全球產業鏈、貿易鏈、價值鏈傳遞出的一些新規律，進行更精確的研判。目前從各方面的因素來看，中國貨幣政策依然具有很強的自我調整空間，而不是完全被美國貨幣政策綁定。

對于 1月份的金融數據，大家不要過分驚訝，中國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意味著貨幣供應量要與經濟增長相匹配，這是它的一個基本標準，也就是貨幣供應、社會融資總量的增長速度，要與名義GDP的增長速度相匹配。正是以這個標準來看，從去年第二季度開始到第四季度，中國的貨幣政策不是穩健而是偏緊，因此回歸穩健的貨幣政策就需要社會融資總量的增長速度向名義GDP增長速度進行回歸，因此1月的金融數據實際上是穩健貨幣政策回歸的信號。

從未來來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貨幣政策保持穩健，再考慮高負債條件下，穩健貨幣政策內涵的一些調整，因此今年整個信貸增長速度和社融增長速度較去年有一個明顯的增長，可能是一個趨勢性的變化。從下一步來講，貨幣政策回歸穩健也是趨勢性調整。

首先，超常規的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是必然，比如發行特別國債，隨著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不再進行發行是必然的。其次，從不低于3.6%這樣的財政赤字率回歸到3.2%左右的水平也是正常的。

實際上超常規積極財政政策的一些舉措退出是正常的，但是從事實來看，去年我們經歷了從超常規的積極財政政策，直接回歸穩健的財政政策的過程，但是我們本應向常規的積極財政政策靠攏，而非向穩健的財政政策靠攏，導致去年財政政策的積極性不夠。而且去年財政政策支出節奏、支出速度偏低，另外項目包缺乏，加之地方政府一些官員的不作為，導致去年財政政策沒有起到相應的逆周期調節的效果。

所以今年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要真正回歸積極的財政政策，在財政的傳遞效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配合等方面要有更好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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