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核家庭：中西部農村青年家庭的轉型實踐

王旭清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造成了家庭子女性別結構的巨大變化，廣大中西部農村地區因此出現了大量的獨子家庭（只有一個兒子的家庭）。[1]區別于城市地區，中西部農村地區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有兩大特點：一是嚴格執行的時間較晚，大多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二是適度寬松，允許一胎是女孩的家庭，在滿足間隔年限條件后再生育二胎。這就產生了中西部農村地區的獨子一代，既包括獨生子，也包括多子家庭中的獨子，且出現的時間比1979年開始的城市第一代獨生子女晚，大量集中在“90后”群體中，其父輩以“60后”晚期與“70后”群體為主。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西部農村獨子一代已到了而立之年。那么，在家庭少子化、家庭代際主體更替及家庭結構簡單化的背景下，中西部農民家庭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如何概括和理解這種新的轉型實踐？

一、文獻述評

家庭現代化理論是理解家庭轉型的基本范式，這一理論包含了兩對適應性判定，即“個人主義價值觀念與夫婦式家庭制度間的適應性，以及核心家庭制度與工業化之間的適應性”[2]。因此，家庭現代化也可以被概括為一個以夫妻核心家庭為基本單元來適應工業社會的過程。其中，核心家庭從原生家庭及親屬關系中脫離出來，在經濟、居住、發展及保障等各個方面都相對獨立，形成以夫妻軸為核心的家庭權力結構，呈現出顯著的個體化與平權化趨勢。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中國農民家庭并非沿著線性的現代化之路向核心家庭進化。在家庭形態與規模上，王躍升發現，改革開放以來并沒有出現顯著的家庭核心化趨勢，1990年之后，農村標準核心家庭反而下降。[3]汪建華指出，我國家庭結構變遷總體屬于小型化而非核心化，傳統直系家庭、三代及以上戶依然普遍。[4]沈奕斐則認為，區別于西方現代家庭，中國家庭本質上在向個體家庭轉變。[5]在家庭權力結構上，盡管夫妻軸地位在抬升，[6]夫妻關系也趨于平等化，[7]但夫妻軸并沒有取代父子軸，[8]代際的關聯依舊非常緊密。在親屬關系變遷上，家庭“功能網絡化”[9]與姻親關系的強化趨勢顯著[10]。

然而，對農民家庭的非核心化判斷，更多的還是在對話家庭現代化理論，能夠展現家庭轉型非線性進化的一面，卻很難提煉其核心內涵，解釋其內在機制，概括其實踐模式。因此，有學者從實踐經驗與機制分析的角度進一步推進了研究。對于家庭性質，桂華認為，傳統農民家庭是通過“禮”組織家庭生活，從而實現生命價值的“圣凡一體”之地。[11]也就是說，家庭本身內含著農民實現個體性價值、社會性價值和本體性價值的一套倫理秩序。面對劇烈的社會變遷，這一秩序被改造，家庭性質也發生了變化。李永萍認為，相比傳統倫理本位的家庭，轉型期的農民家庭是一種功能性家庭。[12]這一功能性主要體現在：家庭缺少了倫理性價值追求，社會性價值也逐漸被統合進功能層面的競爭，家庭越來越成為整合資源進行發展的工具。

在這一功能化概括下，對家庭轉型的機制與實踐研究主要集中在代際支持與區域差異化路徑上。在城市化背景下，家庭目標越來越聚焦于以買房、教育進城為表現的發展性實踐。在此過程中，通過代際合力完成彈性城市化與接力式進城成為一種普遍模式。[13]其中，由代際責任撬動的代際支持成為關鍵機制，不同的代際責任強度又導致了差異化的家庭發展能力，[14]并進一步影響著農民進城的區域實踐樣態[15]。從家庭實踐的區域差異上看，東部地區形成了新聯合家庭，[16]即由一對獨生子女組成的夫妻核心小家庭，雙向向上整合男方與女方家庭的資源來進行發展的“并家”婚姻模式[17]。而在中西部地區則形成了新三代家庭，[18]即在以單系為重的背景下，男方父輩被同時整合進多個子代小家庭，為其提供發展性支持的一種家庭結構[19]。盡管形態不同，但這兩種家庭實踐均表現出轉型中家庭代際的整合性、家庭結構的聯合復雜性和代際責任的有效性。

顯然，上述研究填補了家庭轉型研究在經驗層面的空白，但仍有可以推進的空間。首先，隨著中西部農村獨子一代登上歷史舞臺，農民家庭結構又出現了新變化，既不同于東部雙系整合的“新聯合家庭”，又不同于單系整合多子分散的新三代家庭，而是單系單向整合，因而需要新的歸納概括。其次，已有對家庭轉型機制的研究，側重于如何解決家庭發展中的資源問題，因而父輩的代際責任便被不斷強化。但在家庭中，責任和權力、義務和權利是一體兩面。代際責任揭示了家庭資源的調動機制，卻很難揭示家庭內部的權力結構及其運作機制，因而無法說明在極度的家庭動員中，代際平衡何以可能。最后，在上述研究中，家庭主體大多是“70后”“80后”早期及其父輩這兩代人，代際主體的鄉土嵌入性使得家庭的城鄉發展走向很難判定，家庭發展目標也不甚清晰。而獨子一代多為“90后”，父輩大多為“60后”晚期及“70后”，他們的城市化走向與家庭目標更為清晰，因而需要進一步總結。

綜上所述，本文基于中西部地區的調研經驗提出雙核家庭，用以概括中西部農村獨子一代的家庭轉型實踐。區別于新聯合家庭與新三代家庭，雙核家庭特指單系父子之間的聯合。與主干家庭大多由一對夫妻主導不同，雙核家庭中形成了以兩對夫妻為軸的雙核心結構，同時存在兩個權力中心。在雙核驅動下，代際權力分散、責任共擔，家庭分工形式靈活多樣，代際合作更加密切，代際關系平等化傾向明顯。事實上，雙核家庭是中西部獨子一代以家庭為單位進行階層躍升的產物，其實踐機制在于家計模式升級提供了物質基礎，生活政治強化了代際協商，老人農業和女兒參與養老分攤了養老壓力，婚姻與階層競爭觸發了社會性強化。

二、雙核家庭的特征

雙核家庭是中西部獨子家庭的轉型實踐，與新三代家庭不同，雙核家庭具有獨子化特征，不涉及兄弟競爭問題；與新聯合家庭不同，雙核家庭仍然保持單系側重，女方家庭并不參與家庭整合?？傊?，雙核家庭意味著父輩資源單系向下集中化傳遞。在20世紀90年代中西部農村普遍少子化的大背景下，雙核家庭很有可能成為未來農民家庭的發展趨勢。

（一）以兩對夫妻為軸的雙核心結構

在傳統的主干家庭中，雖然三代人共同組成家庭，但兩對夫妻中只有一對掌握家庭權力，另一對處于依附性地位。一般而言，子代成家之后，父輩便會逐漸讓渡家庭權力，由子代獲得家庭財產支配權及社會關系建構權，擔負家庭倫理責任，以此完成家庭繼替。[20]

自打工興起以來，農民家庭拆分成為常態，出現了“不分而分”[21]的新型分家實踐，家庭內部的權力結構變得非常模糊。盡管自然分裂成多個獨立的會計單元，[22]但從實踐經驗上看，這一時期的父輩很難稱得上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家庭權力單位。實際上，這一代父輩大多為“50后”和早期“60后”，他們經濟能力和積累能力有限，只能以勞動和生活貼補的方式支持子代，再加上多子競爭的影響，這一代父輩對僅有的資源很難自主支配。因而，他們其實缺少自主的財務空間，并沒有當家權，反而很容易成為家庭“公共資源”。

在雙核家庭中，盡管同樣不分家，但代際獨立性更強，邊界更清晰。從財務獨立性上來看，這一代父輩大多為中后期“60后”和“70后”，經濟能力和積累能力普遍較強，往往在子代結婚階段支持子代買房、裝修、買車，甚至負擔債務，兩代人其實形成了兩個相對獨立的財務單元；從人情上看，由于不分家，父輩大多負責維系村莊中的社會關系，子代則負責維持村莊之外的建構性社會關系。因而，父輩在社會身份上仍然保持獨立，子代則由于建構性關系的擴展而有了超越村莊的相對獨立社會身份。綜合來看，在兩代人各自財務自主、身份獨立的情況下，家庭內部便形成了以兩對夫妻為軸的雙核心結構。

（二）家庭權力分散與發展責任共擔

在傳統家庭中，家庭權力往往集中在男性長輩身上。在一般的祖、父、孫三代結構中，祖輩擁有家庭權威，父輩掌握實際家庭權力，孫輩不掌握權力。其中，祖輩掌握家庭固定財產支配權和倫理上的話語權，是退居二線的老人；父輩掌握家庭流動性資源的支配權和家產使用權，是實際承擔家庭責任的中堅力量。從功能角度來看，兩代人會維持一種權責的相對平衡：祖輩權力的主要功能是保護弱勢群體，維持傳統家庭秩序；父輩權力的主要功能則是便于進行資源的組織與配置，維持家庭再生產。

新三代家庭的顯著變化在于“老人不老”，[23]原本應該成為祖輩的父輩，仍然承擔大量責任。在家庭發展壓力下，兩代人權責失衡，家庭權力下移而責任上移。從家庭發展的角度來看，恰恰是在這一權責失衡的基礎上，家庭實現了對父輩的最大程度動員。

相比而言，雙核家庭的權力并未向下集中，而是趨于在代際分散；家庭責任并不是向上轉移，而是在各自獨立的前提下由兩代人分攤，表現為：兩對夫妻在財務、工作安排、日常習慣甚至居住上都相對獨立，互不干涉私人生活，“誰也不當誰的家”。而在涉及撫育孩子、買房等具有公共性的家庭發展事務上，兩代人會進行協商，共同承擔。也就是說，家庭內部雖然有公共事務，卻并不形成公共的權力中心。因此，代際并不存在依附性關系，反而是通過形成兩個權力邊界相對清晰的夫妻核心單元，以合作承擔公共事務的方式來完成家庭發展。正因如此，原本在新三代家庭中失衡的代際權責，反而通過權力的分散，在雙核家庭中轉變成相對均衡的代際權責。

（三）以孫輩成長周期為基礎的靈活分工

自打工興起以來，農民家庭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家計模式，代際分工和夫妻分工成為基本的分工形態。一般而言，影響家庭分工模式的主要因素是父輩勞動能力和子代勞動意愿。在父輩健康且子代普遍具有發展意愿的情況下，大多數家庭都會進行代際分工。這就使得家庭分工呈現出以父輩生命周期為基礎的規律性變化，父輩有能力時代際分工，父輩沒能力時夫妻分工。

實際上，上述分工模式的前提是家庭再生產圍繞經濟積累最大化展開。雙核家庭的差異在于：隨著“90后”一代普遍重視教育，家庭目標逐漸調整為以孩子教育為核心的資源配置最優化。這就使得家庭分工開始圍繞孫輩成長周期展開：從幼兒園到高中階段，當家庭教育需求強烈時進行夫妻分工，家庭教育需求較少時進行代際分工。由于影響孩子成長的因素復雜，個體性和階段性差異也極大，所以，家庭教育需求的不確定性甚至主觀判定性非常強，這就使得家庭分工的變動性和復雜性也隨之增強。比如，在科學育兒觀的影響下，青年婦女哺育期有延長趨勢，婚后外出務工時間明顯推后，而在學前教育、親子陪伴等觀念的影響下，社會整體上對母親育兒的要求不斷提高，代際分工也因此受阻。到了學齡階段，不斷上漲的教育開支與家庭管教需求，又會不斷地影響家庭分工狀態。也就是說，階段性教育需求的變化與抬升，直接切斷了原本可以連續的代際分工，使家庭不得不在青年一代婚后十年左右的時間中不斷調整分工模式。

（四）代際合作密切化與代際關系平等化

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模式中，代際長期分離，中老年人負責務農與撫育孫子，維持家庭基本再生產，年輕人負責外出務工，進行家庭資源的擴大化積累，因此，代際合作相對簡單。受家庭發展壓力及父輩權威衰落的影響，這一時期的代際關系往往會走向失衡，以至出現代際剝削。

雙核家庭的區別在于：一方面，代際合作變得越來越密切。由于孩子將年輕人拉回家庭，科學育兒與家庭教育觀念的深入又使得撫育事務擴大化和復雜化，兩代人因此不得不長期在同一空間中圍繞孩子進行互動，再加上農民家庭普遍追求城市優質教育資源，代際在買房、城市生活等事務上還要持續合作。這也就意味著，從孩子出生一直到進城上學，兩代人在生活、資源、分工上都要齊心協作。另一方面，代際關系走向平等化，情感性特征越來越明顯。實際上，由于兩代人權力邊界相對清晰，而家庭又有合力發展的必要，在父輩普遍具有較強經濟能力的情況下，子代反而需要有意識地通過情感反饋來調動代際支持。與此同時，由于父輩對子代的養老預期不斷下降而情感需求不斷增加，代際支持也成為父輩與子代溝通感情的渠道。

三、雙核家庭的發展目標

在已有研究中，城市化一直被作為農民家庭的發展目標，在東部地區，這一目標具體表現為完全城市化，[24]而在中西部地區，則表現為住房和教育的半城市化。[25]雖然從家庭經濟的角度來看，半城市化并不合乎理性，但從社會效益的角度來看，半城市化是中西部農村青年家庭進行階層躍升的表現。周娟、舒麗瑰提出，農民階層上升的最終目標是完成從農村向城市的一躍。[26]追求這一目標其實意味著青年農民家庭將在資本積累方式、剩余資源配置及日常生活方式上發生徹底變化，典型體現在以教育、買房和消費為表現的人力資本積累、固定資產轉化及生活方式的改造之上。也可以說，雙核家庭是青年農民家庭為了完成階層躍升而進行代際關系調整與代際資源整合的產物。

（一）教育投入：家庭人力資本的積累

與傳統農民家庭在土地上形成人口過密的內卷化循環不同，現代家庭積累人力資本的基本方式是進行教育投入。雖然比起東部地區，中西部農民家庭的教育投入不算高，但相比于過去，中西部農民家庭的教育投入已經顯著增加。

為了實現家庭人力資本積累，中西部農村青年家庭對教育的投入主要展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進城讀書。近年來，教育城鎮化已經成為中西部的普遍現象。結合調研經驗來看，農民家庭將子女送入縣城，主要集中在幼兒園升小學和小學升初中兩個時間點。一般農民家庭送子女進城讀書有三種選擇：一是進城買房，二是進城租房，三是將子女送入縣城寄宿制學校。第二，母親陪讀。在手機網絡對兒童和青少年影響越來越大、學校對家庭教育配合的要求越來越高的情況下，青年女性返鄉陪讀成為一種潮流。由于時間被接送孩子切割，縣域范圍內就業機會又相當有限，返鄉的陪讀母親大多只能做一些兼職工作，每月工資在1500～2000元左右。相比外出務工，收入減少了近2/3。一般來說，母親陪讀主要負責三項事務：陪伴、輔導和管教。在經濟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大部分農村女性在孩子幼小階段都會選擇自己投入時間精力來進行輔導，如晚上監督寫作業、輔導作業、批改作業等。第三，培優輔導。調研發現，培優輔導機構已經下沉到了鄉鎮一級。一般到小學階段，家長便會考慮進行這方面投入，每個學生每年投入大概在2000～5000元不等。在低年級，一般會讓孩子參加美術、音樂、舞蹈等興趣班。等到中高年級后，便普遍改成參加課程補習，或者是每天晚上進行的作業輔導，或者是周末和假期單獨開班的輔導。

可以看出，中西部農村青年家庭為子代教育作出了巨大努力，他們一方面要損失青年女性的勞動收入，另一方面還要持續增加對孩子的教育投入。而這一努力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下一代積累人力資本，實現階層躍升。

（二）進城買房：家庭固定資產的轉化

房子既具有居住生活的功能，也是一筆重要的家庭財產，同時還是家庭社會地位的象征。近年來，進城買房逐漸取代了在農村建房，成為家庭固定資產轉化的主要方式。從調研經驗上看，新生代農民家庭的買房比例已經逼近40%。也就是說，越來越多的農民家庭將原本投入村莊的資源轉移進城市，轉化成城市固定資產。這意味著，農民家庭在未來生活取向、家庭財產積累及社會地位的展示等方面均發生了城鎮化轉向。

為了進城買房，農民家庭會對家庭資源進行極限動員與整合。具體來說，在中西部普通縣城，農民一般會選擇價格在3000～5000元/平方米不等的房子，算上裝修費用，總花費至少50萬元。除了少數中上層家庭能夠全款買房，大部分普通家庭都需要貸款買房（一般首付10～15萬元，每月還貸2000元左右）。一般而言，在子代未婚的家庭中，買房費用大多由父輩承擔，貸款也由父輩來還。而在子代已婚的家庭中，這筆費用便主要依靠代際合力支出。比如，安徽淮南一對1995年的新婚夫妻，買房時由公婆支付了30萬元首付，丈夫每月還貸3000元，為了縮短還貸時間，丈夫與公婆正在拼命攢錢，準備分三次提前償還。

進一步分析可知，婚姻和教育是中西部農民買房的兩大動力來源。其中，婚前買房是婚后家庭發展壓力借代際責任而提前轉嫁的結果。不論是婚姻還是教育，進城買房本質上都是小家庭對城市生活的追求，包括對城市公共服務資源的追求。這使得農民家庭的資產觀發生了變化：城市的房產比農村的更有價值。于是，過去在農村建房就是一種體面，現在只有進城買房才有面子。價值尺度的變化在熟人社會中直接導致了村莊競爭，進而使得買房成為一種席卷各個階層的潮流。

（三）消費升級：家庭生活方式的改造

在過去的代際分工半工半耕秩序下，外出務工形塑了一種兩棲式的家庭生活，中老年人和孩子留守村莊，保留著以農業為基礎的生產生活樣態；年輕人在外務工，過著以高強度勞動為主的城市生活。兩種生活方式以逢年過節和農忙季節為節點發生周期性交錯，鄉村本位的生活方式并沒有被徹底改造。近年來，隨著三棲式生活[27]的出現，農民家庭的生活方式出現了城市化變革，典型表現為農民家庭開始以城市生活為樣板，追求消費升級。

首先，追求基本消費品升級。比如，在衣食方面對質量有了進一步的追求，品牌意識有所增強。這在年輕女性及她對孩子的投入上體現得非常明顯。河南漯河一名“90后”的年輕媽媽，婚后一直在縣城的商場上班，每月工資2200元左右。從開支上看，她大部分都花在了化妝品和孩子身上。由于工作需要，她必須化妝。她一般選擇200元左右的美容護膚產品。由于這方面開銷比較大，她便縮減了服飾鞋包方面的開銷。事實上，她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四歲的兒子身上，如給孩子買每瓶300元的營養品、去縣城的品牌兒童服裝店買衣服、網購各類早教書籍、在超市買大品牌的零食等。在她看來，雖然家庭收入不高，但該講究的還是要講究，尤其是給孩子用的東西，質量一定要好。

其次，追求耐用消費品升級，典型表現為購車。從消費主體和生活需求來看，購車群體主要是“85后”的年輕人，主要目的是方便城鄉往返，擴大生活半徑。比如，從打工地回老家，從縣城到農村，過年走親戚，節假日外出游玩等。從價位和購買方式上看，一般農民家庭會選擇8～15萬元之間的車，大多依靠代際合力來提前消費。如前文中提到的1995年的年輕夫妻，買車總款11萬元，首付6萬元，公婆出了4萬元，從年輕女性單獨保管的彩禮支出了1萬元，婚后小家庭的積蓄支出了1萬元，貸款由丈夫還，每月1000多元。除了購車，各類家電、家具、室內裝潢等也都走入了農民家庭生活，農民家庭的室內布局及裝修已經和城市家庭并無二致。

總之，青年農民追求消費升級使得家庭生活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消費觀念、居住空間、出行方式、閑暇安排上，農民家庭都開始脫離鄉土進入城鎮。在這一趨勢影響下，過去儲蓄為本的家庭積累觀已然有了向超前消費甚至透支消費變動的趨勢。

四、雙核家庭的實踐機制

雙核家庭是中西部農村地區少子化和城市化共同作用的產物。由于家庭階層躍升的目標越來越清晰，家庭發展的壓力和成本也在不斷抬高。對此，農村青年家庭內部再次進行了調整，形成了兩代人既相對獨立又高度整合的雙核家庭。雙核家庭這一強整合狀態之所以可能，與家計模式升級、生活政治復興、養老責任分攤及婚姻階層競爭所形成的家庭經濟機制、代際溝通機制、壓力分攤機制和社會強化機制有關。

（一）經濟機制：以代際性別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

區別于過去農民家庭或者以代際分工為主，或者以夫妻分工為主，雙核家庭的分工模式是在代際分工的基礎上同時進行性別分工。其中，男主外女主內的秩序再次回歸，差別在于由兩對夫妻同時進行內外分工，兩名男性主要負責外出務工，兩名女性主要負責照顧家庭。從功能上看，這種分工模式既能滿足家庭經濟積累的需求，又能滿足家庭進行發展性投入的需求，因而成為雙核家庭實現發展的重要經濟機制。

具體來看，在婚后生育及哺育期，年輕女性回到鄉村。此時，中老年女性作為重要的支持者留在媳婦身邊，將主要精力都放在照顧兒媳和孫輩上，順便進行農業生產，有余力時兼業務工。兩名男性仍繼續外出務工，中老年男性農閑時外出，年輕男性常年外出。到了孫代學前期，至少需要一名女性全職照料，兩名男性流動狀態與上一階段相似。從調研經驗上看，這一階段家庭會在幾種方式中不斷調整，如將孩子接到務工地照料，舉家外出務工；將孩子留在鄉村由奶奶照料，其他三人繼續務工；年輕女性留守照料，兩名女性就近兼業務工，兩名男性外出務工。再到孫代學齡期，進城成為普遍選擇，年輕女性和中老年女性時而輪換陪讀，時而合作陪讀，不斷穿梭在縣城和鄉村之間。年輕女性大多會在縣城周邊兼職打工，中老年女性則就近半工半耕。

這種代際性別分工之所以可能，與近年來務工機會增多、中老年人勞動能力增強有關。一般而言，雙核家庭中的中老年男性正值壯年，大部分人仍然有很強的擴大化生產意愿，他們或者在村里承包土地，變成“中堅農民”，或者將土地流轉出去，自己憑借關系資源長期外出。中老年女性則可以就近兼職，如給種植大戶打工，在縣城做服務員、保潔員、家政員等。正因中老年人的土地依賴性持續減弱，務工收入有所增加，兩代人之間的分工才能保持極強的彈性，兩名女性都將中心放在家庭才有可能實現。

（二）溝通機制：以生活政治為導向的代際協商

以往的家庭政治通常涉及代際與兄弟之間的利益矛盾，主要目的是解決家庭權力問題，最大化地掌握家庭資源。新三代家庭形成以后，由于子代長期在外務工，分家意識逐漸淡化，家庭政治也歸于平靜。雙核家庭的差別在于：由于青年女性長期在家、代際合作越來越密切，兩代人不得不直接面對代溝、家庭角色等因素帶來的生活矛盾。此時，生活政治便成為兩代人進行協商、維系合作的重要溝通機制。

生活政治不同于權力政治，兩代人之間不存在利益矛盾，也不存在權力爭奪，只是因為在生活觀念、生活方式、未來規劃上存在差異而出現摩擦。之所以稱之為政治，是因為雙核家庭中的兩代人本質上是相對獨立的兩個核心單位，是各自擁有相對獨立權力的單元在家庭公共事務上的碰撞。實際上，生活政治主要解決的是如何在公共事務上達成代際合作問題。因而，生活政治很少表現為熱戰，相互妥協、私下溝通或者用時間化解的更多。

具體而言，由于年輕女性具備外人和小家庭經營者雙重身份，她與公婆之間的問題往往會成為生活政治的集中爆發點。在小家庭成立之初，由于兩代人觀念不同，在生活習慣、衛生習慣上都有差異，而年輕女性進入男方家庭又需要一個適應過程，兩代人之間難免會在各種小事上發生沖突。此時，年輕男性在妻子與母親之間的周旋協調就成為緩和矛盾、維持代際合作的重要力量。而在涉及小家庭發展的問題上，尤其是涉及買房、買車等大項家庭開支的事務上，兩代人之間也容易產生摩擦。盡管對發展性投入有共識，但兩代人在具體的資源投入安排上依然會產生分歧。對小家庭而言，父輩的態度與支持非常重要；對父輩來說，子代的理解與發展誠意同樣很重要。一般來說，基于長久的代際合作考慮，生活政治最終都會以協商溝通的方式在時間中慢慢化解，最終沉淀為兩代人之間分工與合作的默契。換言之，在以家庭合力完成階層躍升的基本共識下，生活政治實際上成為雙核家庭內部獨特的代際協商與溝通機 制。

（三）壓力分攤機制：以老人農業與女兒參與為主的養老責任分擔

盡管雙核家庭要求中年人和青年人之間形成資源、分工上的高度整合，但從現實情況來看，四世同堂帶來的養老問題往往不利于代際整合。換句話說，如果高齡老人出現問題，雙核家庭的資源配置和分工秩序便會被打亂，很難形成最優分工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減輕家庭養老壓力對形成代際合力非常重要。研究發現，老人農業保持和女兒參與養老成為分攤家庭養老壓力的關鍵機制，為雙核家庭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條件。

首先，中西部農村地區普遍形成了自養的模式。老人依然具備勞動能力的情況下都會堅持務農，在糧食、蔬菜、禽蛋等方面自給自足。在農業機械化水平提高、社會化服務非常便利的當下，75歲的老人依然可以耕種3畝左右的土地。實際上，晚年的勞動生活不僅解決了溫飽問題，更填補了老人的精神生活，使其能夠始終保持自我價值感。另外，高齡老人普遍與兒女分開吃住，夫妻相互照顧，減少與小輩們的接觸，反而使他們獲得了較大的自由、自主空間，也便利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再加上國家養老保險與高齡補貼的發放，節省的老人每年還可以余留幾千元，作為自己生產、生活及生病的開銷。

其次，近年來女兒養老也越來越普遍。一般到高齡老人生病或者生活不能自理時，女兒便成為非常重要的支持力量。一方面，這一代中年婦女的家庭地位普遍比較高，有參與養老的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雙核家庭在發展壓力下，也傾向于讓女性參與進來分攤養老責任。因此，女兒便成為高齡老人晚年獲得生活照料、資源支持及情感慰藉的重要力量。

總之，在老人自養和女兒參與養老的共同作用下，雙核家庭的養老壓力大大減輕，家庭資源向上反饋的時間短、金額少，因而可以集中精力投入下一代發展。

（四）社會強化機制：以婚姻市場與階層競爭為主的雙重社會壓力

雙核家庭是一種高度動員的家庭形態，父輩能夠相對獨立，但實際上擔負著巨大的發展責任，需要源源不斷地支持子代。這種無限代際責任能夠維持，一方面與小家庭內生的發展動力有關，另一方面與客觀的社會壓力有關。實際上，中西部農村地區受性別比失衡影響極大，在婚姻市場上處于被擠壓的地位，婚姻競爭異常激烈。另外，熟人社會中的分化也加劇了村莊中的階層競爭。在雙重社會壓力下，農民家庭發展壓力極大，高度整合的雙核家庭也因此成為一種被普遍選擇的發展模式，并且不斷被強化。

首先，婚姻壓力是強化雙核家庭的主要推力。中西部農村地區普遍面臨高額彩禮的問題，為了幫助子代結婚，父輩不得不進行物質支持。實際上，婚姻成本的社會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減輕小家庭婚后的發展壓力，二是對女性形成保護，三是支持女方家庭。一般而言，越是經濟條件差的區域和家庭，婚后要想達到中等生活水平的難度越高，小家庭壓力和女性風險越大，婚姻成本也就越高。也正因如此，這類地區會傾向于提前將父輩卷入小家庭，通過提前轉移財產的方式快速形成雙核結構，以代際整合的方式來應對發展壓力。

其次，階層競爭會將家庭發展合理化為一種地方性共識，從而形塑一種競爭性氛圍，強化雙核家庭模式的合理性。從調研來看，婚前買房的家庭大概占適婚年齡群體的1/3左右，其他家庭大多計劃在孩子上小學之前買房，若力不能及，便租房進城?？梢钥闯?，在階層競爭的影響下，各個階層都會被卷入進城的發展潮流中。一旦如此，發展壓力便會無差別地席卷所有家庭，并在子代結婚之后依然延續，不斷加強對家庭資源整合及家庭分工靈活性的要求，從而強化雙核家庭這一發展模式。

五、家庭現代化適應的雙核模式與中西部農民縣域城鎮化

在家庭現代化理論中，核心家庭是適應工業化社會的典型家庭模式。從我國中西部青年農民家庭的轉型實踐來看，這一現代化適應過程并非以核心家庭模式展開，而是日漸形成一種雙核模式。對于核心家庭，學界大多參照帕森斯關于美國家庭的研究。由于歷史發展、工業化方式、社會變革過程等不同，美國式的核心家庭有著很強的孤立性，典型表現為年輕夫妻與父母、親屬之間在生活和經濟上的彼此獨立。換句話說，核心家庭受大家庭倫理及親屬關系中權利、義務關系的限制非常少，因而個體性非常強，個性需求的表達更加強烈。在此基礎上，以古德為代表的家庭現代化理論日漸發展出一種以西方家庭模式為標準的一元進化論傾向。凡是不符合這一標準尺度的因素和模式，要么被解釋為阻礙了現代化，要么被作為一種過渡形態。[28]

實際上，美國式的核心家庭只是現代化的一種模式，不同國家家庭現代化未必會向同一方向演化，即使向同一方向演化，具體的演化過程也紛繁復雜，形式多樣。將轉型時期的家庭形態作為一種過渡形態來理解固然合理，但更為關鍵的是呈現這一過程中的具體實踐。中國農民家庭轉型實踐的特殊性在于：第一，作為后發工業化國家，我國的工業化路徑、速度及基本方式均不同于西方國家；第二，我國有著數千年的家庭倫理文化，家本位的觀念并不會隨著社會變遷而輕易消失。正因如此，巨大的發展壓力和強烈的家庭牽絆，共同構成了家庭轉型的前提。

已有研究表明，代際合力是我國家庭現代化轉型的重要機制。在中西部農村地區，這一轉型實踐催生了新三代家庭。事實上，新三代家庭是與傳統三代家庭相對照而提出的概念，其優勢在于：能夠很好地呈現出在相似的家庭結構下，家庭內部的關系、權力及運作機制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問題在于：新三代家庭形成的前提是多子化和家庭二元拆分，但近年來少子化和縣域城鎮化已經成為影響家庭結構的新變量，家庭現代化適應的情境也因此發生了新變化，這會對家庭產生什么影響？如何概括這一時期的家庭形態？其內部的關系、權力及其運作有何特點？又是如何可能的？

基于這些思考，本文提出雙核家庭，認為當前中西部農民家庭的現代化適應既沒有走向西方理論中的核心化，也沒有停留在以往形成的新三代結構中，而是逐漸演化出一種雙核模式。一方面，在雙核家庭實踐中，年輕夫妻與父母、親屬之間的關系被不斷強化，家庭整體的階層躍升需求反而超過了個體性需求，成為統合兩代人的關鍵力量；另一方面，與以往家庭的單權力中心不同，雙核家庭中同時存在兩個相對獨立的核心單元，形成了權力分散而責任共擔的家庭運作模式。研究發現，中西部農民家庭的發展目標已聚焦到了階層躍升上，而雙核家庭正是獨子一代農村青年通過代際整合追求這一目標的產物。分析可知，雙核家庭也有其獨特的實踐機制，包括新家庭分工塑造的經濟機制、生活政治主導下的代際溝通機制、老人農業和女兒參與養老后形成的壓力分攤機制，以及婚姻與階層壓力下的社會強化機制。

從城市化的角度來看，雙核家庭所實踐的縣域城鎮化其實是一種半城市化。盡管不是完全城市化，但不可否認的是，小城鎮已經成為當前農民家庭進行現代化適應的重要場所。這意味著農民家庭正在越來越深地參與和融入城市系統之中，同時也正在居住、生活、消費、資本積累等方面越來越顯著地脫離于村莊。因而可以說，當前農村家庭現代化適應的重點既不是適應市場秩序，也不是適應在現代性沖擊下的村莊競爭秩序，而是適應一種新的以城市文明為基礎的生活秩序。從經驗上看，中西部農村家庭的這一適應并非在大城市以完全城市化的方式來完成，而是在小城鎮以縣域城鎮化的方式來實踐。對家庭而言，縣域城鎮化的目標是借助小城鎮相對優質的公共服務資源來提前完成家庭人力資本的積累、固定資產的轉化及生活方式改造。但在家庭發展能力有限的情況下，這種縣域城鎮化很可能會成為一種超前于家庭經濟能力的城市化，也屬于一種過渡狀態的城市化，會隨著教育周期的變化而變化。這從側面說明：中西部農民家庭城市化將是一個漫長而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需要經過數代人的努力才可能最終完成。因而，保護農民家庭的結構彈性，進一步完善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體系的建設，對轉型期農民家庭的發展至關重要。

總之，雙核家庭是中西部青年農民家庭在少子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出現的一種新家庭類型，同時也是家庭對內部結構、關系及資源整合方式的一次再調整?？梢?，我國農民家庭的現代化是一個具有鮮明歷史性、實踐性及復雜性的過程。本文提出雙核家庭，正是在這一復雜的家庭轉型中，尋找一般化概括的一次大膽嘗試。顯然，雙核家庭的經驗意涵要遠勝于其理論意涵，盡管展現了家庭結構及其內在權力運作的微妙變化，但在分析與闡釋上仍存在許多不足，理論與結構上也還有模糊性，因而只能算作對當前中西部農村家庭轉型的學理化初探。不過，借此概念仍可以進行下一步思考，即家庭是否會向核心家庭裂變？“雙核”運作能否成為這一階段中西部農村相對穩定的家庭模式？又會如何塑造縣域社會？這些議題還需要繼續探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