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鎖定的婚姻
——郊區女性婚姻現象的社會學研究

田 孟

（中南大學社會學系）

一、問題的提出

“剩女”通常是指那些已經達到適婚年齡卻并沒有結婚的女性，在我國獨特語境和文化觀念下，“剩女”現象通常被視為一種特殊的婚姻現象和婚姻形式。在性別比嚴重失衡的背景下，“剩女”現象中蘊藏著豐富的學術議題。[1][2]既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沿海發達地區和大城市的“剩女”現象，形成了一批頗有啟發的成果。[3][4][5][6]近年來，中西部農村地區特別是縣城范圍內的“剩女”現象開始進入學術視野，取得了一定的研究進展。[7]然而，對橫亙在城鄉之間的郊區農村，學術界則鮮少提及。[8]

實地調查顯示，與居住在郊區的外地女性相比，郊區的本地女性（以下簡稱郊區女性）更有可能成為“剩女”。而那些沒有成為“剩女”的郊區女性在結婚時也往往面臨著與郊區的外地女性明顯不同的約束條件和地方性規范。具體而言，本地男性在迎娶外地女性時往往需要支付較高的彩禮錢，而在迎娶本地女性時則不僅支付的彩禮錢較低，甚至還有可能獲得女方家庭父母以嫁妝的形式“倒貼”一部分資產（包括現金、車子、房子等）。這也意味著，在婚姻現象方面，郊區女性具有不同于中西部農村女性和東部城市女性的獨特性。

21世紀以來，我國城鄉婚姻狀況出現了深刻而又巨大的變遷。對廣大中西部農村地區來說，隨著2000年以來“打工經濟”的興起，農村人口大量外流，青年女性是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離開家鄉之后，這些女性對家庭的貢獻得以顯化，獨立性顯著提高。[9]她們的眼界更加開闊，社交圈明顯擴大，婚姻有了更多樣的選擇和更廣闊的空間。[10]在此背景下，除了極少數地區的父母仍對女兒擁有較強的控制和支配能力外，絕大多數中西部農村都出現了本地女性大量流失和迎娶本地女性將支付更高彩禮的現象。[11][12]對那些缺乏足夠支付能力的家庭來說，為了完成婚配任務，將不得不轉向外地女性。[13]這些外地女性往往來自比本地發展水平更低的地方（包括國外），她們愿意嫁到這里來，主要是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故而在婚姻要價上普遍低于本地女性。[14]因此，在絕大多數中西部農村地區，找本地女性往往需要支付比找外地女性更高的成本。

從女性在婚姻市場上的要價能力角度來看，郊區與中西部農村地區之間存在較大差異。這與快速城鎮化過程中人口流動及其所造成的獨特人口分布密切相關。[15]人口的大規模、快速流動使全國分為“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兩種基本類型。[16]現實中的人口流動是高度復雜的現象，從人口的凈流出和凈流入角度來看，理論上存在著一個發生質變的點。其中，“人口的絕對流出地”的女性大量流出，也沒有外地的女性補充進來，從而出現大齡單身男性扎堆的現象。與這種極端形態不同的是，大多數中西部農村地區屬于“人口的相對流出地”，郊區嚴格上說屬于“人口的相對流入地”。當中西部地區的女性與郊區女性在郊區婚姻市場上相遇時，學術界的既有觀點認為，對從經濟水平相對較低的地方來到郊區的外地女性而言，由于想要成為城市人，故而在與郊區女性開展婚姻競爭的過程中，她們可能會采用降低婚姻市場要價的策略，以實現自己的城市夢和階層躍遷目標。但北京郊區的經驗卻顯示，郊區外地女性似乎并不會“自降身價”，甚至還普遍提高了自己在婚姻市場上的要價；郊區本地女性不僅沒有提出更高的彩禮要求，而且還會主動降低要求，甚至采取通過嫁妝“倒貼”方式完成婚姻目標。

本文認為，郊區女性更容易成為郊區“剩女”，這與郊區女性在郊區婚姻市場上具有相對較低的市場要價能力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表現，它們都反映了郊區女性婚姻的獨特性。本文試圖從社會學的角度，運用嵌入性理論，為郊區女性獨特的婚姻現象提供一個學理性的解釋。嵌入性視角的核心是將個體或群體的行為放置在其所處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質中進行考察。具體到本文的研究，就是將郊區女性的婚姻行為置于郊區女性所處的郊區家庭和郊區社會之中進行考察，郊區女性婚姻的特殊性與郊區家庭、郊區社會的特殊性有密切的關系。

二、家庭結構特殊性對郊區女性婚姻的影響

（一）中西部農村地區婚姻與家庭關系

一直以來，中國的婚姻與家庭之間都存在著非常緊密的關聯。在傳統社會中，婚姻服務和服從于家庭的需要，兩個人結婚的背后更為重要的是結兩家之好，甚至是結兩姓之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為兩個個體成功締結婚姻的最關鍵前置性條件。到了現代社會，雖然自由戀愛合法，但自由戀愛的背后依然存在著來自家庭的實質性影響。特別是在廣大中西部農村地區，由于本地女性的大量外流使得當地的性別比更加失衡，嚴重影響到婚姻目標的順利實現，從而對家庭的綿延造成了嚴峻的挑戰。眾所周知，家庭是中國農民的“宗教”，家庭不能綿延將危及農民本體性價值和社會性價值的實現。在此背景下，婚姻變成了一場以家庭為單位的集體行動，整個家庭都被深度卷入激烈的婚姻競爭中。

激烈的婚姻競爭引發家庭內部關系的重新調整和家庭生計、家庭規劃、家庭策略等的重構。不少研究指出，受全國性婚姻市場影響，中西部農村的男性面臨婚姻上的巨大壓力，通過家庭觀念和父輩的人生任務等機制作用，中西部農村男性的婚姻壓力被傳導到父輩，從而引起了中西部農村家庭結構及其功能的深刻變遷；[17]典型的家庭現代化主要表現為核心家庭化、代際關系疏離化、家庭功能逐漸從經濟功能向情感功能轉變等，與家庭現代化不同，我國中西部農村家庭反而出現了規模擴大化、代際關系緊密化和家庭功能的重新經濟化等現象[18]。其中的解釋主要是認為這種家庭結構和功能上的變遷能更好地滿足家庭發展的需要。在家庭發展的意識形態占據了絕對的主流地位以后，每個人對家庭的貢獻成為其在家庭中地位的主要依據。由此，中西部農村地區普遍出現老年人的養老危機[19]甚至生存危機：有些農村的老年人，為了不給整個家庭發展增加負擔，在需要家庭支持時主動選擇自殺[20]。

（二）郊區家庭經濟、目標和關系實務的特殊性

在郊區，家庭與婚姻之間的相互關系呈現出與中西部農村地區不同的表現形式和結果，這是因為在家庭的性質和功能方面，郊區與中西部農村地區之間存在著顯著差別。本文認為，郊區家庭的特殊性是揭示郊區女性獨特婚姻行為的一個基礎性因素。郊區家庭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家庭經濟的特殊性、家庭目標的特殊性和家庭內部關系的特殊性三個層面。

首先，郊區家庭在經濟上的特殊性主要表現為家庭收入結構的多元化并具有較高的收入。區別于中西部農村地區家庭以務農收入和務工收入為主要的收入結構，郊區家庭的收入結構更加多元，其中主要包括轉移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郊區是一個利益密集型區域，有大量的外來人口，郊區家庭也因而通常有以下四個方面的收入：一是城市政府提供的更高水平的社會福利政策；二是村莊集體經濟組織提供的社區內部福利；三是通過出租自有或（和）集體的土地、房屋或廠房（即“瓦片經濟”）等資產而獲得的財產性收入；四是工資性收入，由于靠近本地市場，社會關系可以轉化為市場能力，郊區本地人往往能夠找到工資水平更高的崗位，或者工資雖然不高但比較穩定的崗位。綜合以上四個方面的收入，使得郊區家庭往往具有相對較高水平的收入和較為可靠的保障。

其次，郊區家庭在目標上的特殊性主要表現為家庭發展上升的動力不足，個體普遍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環境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較少受到殘酷和激烈的市場邏輯沖擊。在中西部地區，受市場化和政府財力等因素影響，優質的基礎教育和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資源往往集中在城市，農民必須進城買房才有可能獲得這些資源，這就使中西部農村地區家庭具有了發展的動力。農民之間的競爭和女性借婚姻提出進城買房的要求等方面的壓力進一步增強了中西部農村地區家庭發展的動力。這種情況在郊區家庭則往往很難發生，特別是隨著郊區與中心城區之間交通條件的極大改善，郊區生活的比較優勢和距離優勢日益顯現出來，甚至成為市民羨慕和追求的對象。郊區家庭可以在不買房進城的同時享受到城市里較高水平的醫療衛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務，由此造成郊區家庭對進城買房缺乏足夠動力。

由于郊區家庭的主要任務是完成家庭的簡單再生產，故而郊區家庭對收入的理解和認知并不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目標的經濟理性，而是以能否滿足家庭簡單再生產目標的生活理性。換句話說，如果政府的福利政策和集體的內部福利足以完成家庭簡單再生產目標的話，那么郊區家庭對工資性收入的期待將大大降低，放棄工作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有些郊區年輕人甚至放棄了原本就很輕松的工作，提前進入“退養型”的生活狀態。正是這個原因，在郊區農村，父輩對子輩的期待普遍不高，對教育改變命運的訴求也遠遠不如居住在中西部農村地區的農民群體和居住在中心城區的新中產階層那樣強烈。

最后，郊區家庭在內部關系上的特殊性使情感屬性凸顯出來，家庭政治既不突出，也不激烈。在中西部農村地區，有限的家庭收入和巨大的發展壓力之間存在著一道鴻溝，家庭的發展屬性得到高度顯現。為了家庭發展，家庭內部有限的資源必須進行高度整合，家庭內部的權力也隨之高度集中。這個過程將激活家庭政治，引發劇烈的家庭矛盾和沖突。在郊區農村，由于家庭缺乏發展的外在壓力和內在動力，并且家庭收入并不低，家庭關系得到相對充裕物質資源的潤滑，家庭內部的權力較為分散，家庭政治沒有被激活，圍繞著家庭內部資源和權力的爭奪既不必要，也不激烈。因此，家庭的情感屬性受到了高度關切。除此之外，與中西部農村地區家庭的收入更多地來源于年輕一代在外務工的收入不同，郊區家庭的收入更多地來源于年老一代手中掌握的積蓄和所擁有的土地、房屋等有形資產，以及身份和社會關系等無形資產。因此，郊區家庭中的年輕一代對年老一代的依賴程度也更高，老年人在養老方面對子代的依賴性較低，從而有助于保持其在家庭內部的地位和權力。[21]

（三）郊區家庭的情感化與郊區女性婚姻的弱家庭動力

沒有了家庭發展的壓力，婚姻真正變成了年輕人自己的事情。父母參與子女婚姻抉擇的程度很低，不會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到子女身上。在郊區，家庭結構是扁平化的，家庭內部的權力并不是集中在父母手上，也不是集中在子代手上，而是在代際間形成了一定的權力均衡，使得不同性質和類型的權力分散在不同家庭成員身上。[22]與此同時，郊區的家庭功能主要是情感性的，經濟性的功能非常微弱，代際間具有不同的經濟收入來源和生活方式?？陀^上說，由于父母的收入更加穩定，子代對父代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但子代也可以借助當地豐富的就業機會及潛在的工資性收入，形成對這種依附性關系的有效制約，結果造成父母不會過于干涉子女，子女一般也不能對父母進行婚姻綁架。

總之，在郊區可以看到家庭社會學主流研究中描述的關于“現代家庭”基本形態。在郊區獨特的區位和條件下，郊區的家庭關系呈現出情感化的趨勢：代際物質交換和價值干涉的程度較低，個體或小家庭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程度較高，家庭結構的核心化特征比較明顯，家庭功能的經濟面向日益衰減，而家庭的情感性功能則占據了越來越主要的地位。郊區家庭的情感化導致了郊區婚姻的自主化，但這也意味著郊區的婚姻缺乏來自家庭的動力，從而為郊區婚姻形式的多樣化創造了條件，郊區“剩女”便是這種婚姻形式多樣化的一種表現。

三、社會結構特殊性對郊區女性婚姻的影響

郊區婚姻的社會基礎不僅包括微觀的郊區家庭，而且包括超出家庭的整個郊區社會。作為一種發生在郊區里的社會現象，郊區女性婚姻的獨特性與郊區社會的特殊性密切相關。學術界關于郊區的既有研究，一般都是將郊區置于城鄉二元結構的框架之中。其中，有些研究是將郊區作為農村的非典型版本，還有一些研究則是將郊區視為城市的非典型版本。在這些研究看來，郊區生活是城鄉二元結構中的非典型社會，屬于問題社會和暫時現象。

然而，近年來也有少數學者提出要將郊區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社會實體。[23]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郊區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地域面積和人口規模，并在此基礎上生發出一種新的社會心理和社會關系。它既不同于純粹意義上傳統社會中的“傳統性”“鄉土性”或“熟人社會關系”，也不同于純粹意義上現代社會中的“現代性”“城市性”或“陌生人社會關系”。[24]有學者將其概括為“中間性”[25]或“半熟人半陌生人社會關系”[26]等。

將郊區社會視為一種既不同于農村社會也不同于城市社會的社會實體，具有重要的理論新意和政策意義。從政策上看，從郊區社會的角度出發，可以更好地指導郊區治理的實踐，從而完善郊區的治理體系并提升郊區的治理能力。從理論上看，郊區社會的特殊性構成了郊區作為一個獨立經濟社會實體的重要依據。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郊區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構成了區別于城市和鄉村的第三種人類聚居形態。截至2016年年底，我國郊區總面積約有2153673平方公里，約占全國陸地國土面積的20%，承載了約4億常住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30%。其中，作為承載了中西部農村地區人口最多的市郊區有1956701平方公里，約占郊區總面積的90.9%?？紤]到我國獨特的人口分布規律，若只考慮“胡煥庸線”以東地區的話，那么郊區面積占比將會更大。

其次，從郊區的經濟特征上看，郊區經濟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一個非常重要的增長點。郊區經濟與中心城區經濟一道，共同推動城市作為我國經濟增長極的基本角色和功能。郊區經濟的結構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一方面，郊區農業是郊區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種植結構上，與一般農業型地區往往以水稻、小麥等大田作物為主不同，郊區農業主要是以蔬菜、瓜果等經濟作物為主，單位面積上的資本投入和活勞動投入都要比前者高得多。另一方面，郊區非農業是郊區經濟的關鍵性產業構成。郊區非農業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城市經濟的郊區化過程，在此過程中，那些原本位于中心城區的產業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不再適合繼續在中心城區存在，于是就發生了往郊區轉移的過程。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郊區工業。這是建立在城市工業郊區化的基礎上形成的產業形態，是郊區經濟中最具獨特性的業態。二是郊區商業和生產性服務業。這是對中心城區第三產業的重要補充。由此可見，從一般農村到郊區，再到中心城區，基本形成了以“大田作物”為主到以“經濟作物+工業+生產性服務業”為主，再到以“高端服務業”為主的、連續的產業形態分布格局。

城市經濟的郊區化不僅為中心城區的經濟轉型升級提供了空間，也推動了郊區的發展。沈潔曾明確指出，郊區經濟已經構成了現階段我國資本積累模式的重要環節。[27]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上海市便開始將郊區納入城市發展戰略之中進行謀劃和布局，上海郊區成為“全市創新驅動的重要實踐區域、全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和全市人口優化布局的重要載體”。截至2010年年底，占全市約90%土地面積的上海郊區，承載了全市約70%的常住人口和約90%的工業產業，為全市貢獻了超過58.3%的GDP。[28]此后，郊區經濟的貢獻持續提升，到了2017年，上海郊區經濟的總量占到了全市經濟總量的61.2%。郊區已經成為全市實體產業的主要分布地，全市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主要集聚地和未來核心的承載空間。從總體上看，郊區對全市經濟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既是關系全市未來發展的戰略空間，也是全面提升全市實力水平的重要陣地。[29]

最后，從郊區的社會特征上看，郊區的社會關聯度介于典型的城市和典型的鄉村之間。在典型的城市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聯度較低而經濟關聯度較高。城市里的社會關系嵌入在經濟關系之中，“交換”構成了城市社會中人際交往的核心邏輯。在典型的鄉村社會中，恰恰相反，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聯度較高而經濟關聯度較低。村莊里的經濟關系是嵌入在社會關系之中，“互惠”構成了農村社會中人際交往的核心機制。而在郊區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聯度和經濟關聯度往往介于典型城市和典型農村之間。從社會關聯度的角度看，郊區既不像村落里那么“密集”，也不像城市里那樣“疏松”；而從經濟關聯度的角度看，郊區既不像村落中那樣“疏松”，但也不如城市中那樣“密集”。過于“密集”的社會關聯使整個社會構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 “非正式權力與文化之網”，在這個熟人社會里，個人的任何行為都有可能被村落中的輿論評價和傳播，甚至泛道德化。而過于“密集”的經濟關聯使整個社會構成了一個無處不在的 “正式權力與利益之網”，在這個充滿了“執法裝備”（如攝像頭）的現代都市社會中，個體的任何行為都有可能面臨來自公權力的凝視。

不管是農村還是城市，個體自由都是非常有限的。在郊區，人與人之間雖然也有一定的社會關聯，但與傳統農村社會相比，由于個體可以從郊區社會中退出來，故而個體往往不容易被既有的公共輿論所綁架，尤其是道德上的綁架，從而為個體規避非正式的公共輿論監控提供了余地。與此同時，人與人之間雖然也有一定的經濟關聯，但與中心城區社會相比，由于郊區經濟的質量和總量難以提供現代執法力量所需要的條件，使得公權力的行使遭遇到基礎能力的制約，從而為個人躲避公權力的監視創造了空間。郊區為個人的個體性和創造性提供了潛力。也正是如此，巴克指出：“郊區的空氣使人自由?！盵30]

借用經濟社會學對社會關系強度的類型學劃分，可以將郊區社會的關系強度界定為“中度關系”，從而區別于傳統鄉村社會中的“強關系”與現代城市社會中的“弱關系”。換句話說，郊區社會是一個以中度社會關系為主要關系形式的社會類型，這種獨特的社會關系形式是造成郊區社會區別于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社會類型的根由。顯然，郊區里雖然有很多問題，但不能將郊區社會等同于問題社會，郊區社會中的問題需要在更加宏觀的城鄉關系和我國城鎮化進程中進行考察。與此同時，郊區社會也不是一個暫時現象，作為一種獨特的人文地理景觀和社會類型，郊區社會的存續具有長期性和動態性。

在以中度社會關系為主要類型的郊區社會中，郊區女性的婚姻行為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并不會引起郊區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郊區女性婚姻形式的多樣性與此密切相關。換句話說，與家庭動力缺乏相似，郊區女性婚姻也缺乏來自郊區社會層面的積極推動?；橐雠c否屬于個人自由的范疇，不會作為社會議題進入公共領域，難以形成外在的社會壓力。

四、全國性婚姻市場結構對郊區女性婚姻的影響

（一）全國性婚姻市場的形成過程及位階

郊區家庭的情感化和郊區社會的中度社會關系特征使郊區女性的婚姻具有較高程度的自主性，特別是缺乏來自郊區家庭的內在動力和來自郊區社會公共層面的外在壓力，較少受到家庭和社會的牽絆和干涉，從而為作為一種婚姻現象的“剩女”在郊區女性群體中發生創造了社會條件。但從家庭和郊區社會層面并不能為郊區女性在婚姻市場上的低要價行為或要價能力提供解釋。在這里，需要將郊區女性的婚姻放置在更為宏觀的整個全國性婚姻市場結構中進行考察。

隨著全國性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形成，全國性婚姻市場也隨之基本形成，全國絕大多數地區都受到了全國性婚姻市場的影響。但是，不同的地區居于全國性婚姻市場的不同位置，亦具有不同的婚姻市場位階，處于城鄉之間的郊區屬于中等婚姻市場位階。

由于打工經濟的興起，越來越多的中西部農村地區青壯年勞動力離開農業和農村，進入城市和工廠，其中，郊區構成了他們在城市里的主要居住地。人口的大規模流動不僅促成了全國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而且促成了全國性婚姻市場的形成。這是因為，在這個人口遷徙的大軍中，包含了中西部農村地區絕大多數正值婚配年齡的青年女性。盡管，中西部農村地區絕大多數正值婚配年齡的青年男性也同樣涌入城市和工廠，但由于我國客觀存在著“男多女少”的性別比結構，他們在全國性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將更趨激烈。而女性則在全國性婚姻市場上有了更大的選擇空間，從而助推了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

在真實世界里，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可能出現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的現象，而且這兩種現象可能同時出現。但為了更好地考察郊區的婚姻特性，需要對全國的人口流動狀況及相應的婚姻市場結構進行理想型建構，提煉出以下四種理想的人口流動地域類型。其中有兩個是絕對意義上的人口流動：人口的絕對流出之地（即沒有流入）和人口的絕對流入之地（即沒有流出），分別稱為人口純流出地和人口純流入地。另兩個是相對意義上的人口流動：人口的相對流出之地（即流出大于流入）和人口的相對流入之地（即流入大于流出），分別稱為人口凈流出地和人口凈流入地。人口純流出地、人口凈流出地、人口凈流入地和人口純流入地，這四種理想的人口流動地域類型構成了我國人口流動的一個連續譜系。[31]

與之相應，全國性婚姻市場也形成了不同的層級或位階。在人口純流出地，不僅當地的適齡女性絕對流出，而且外來的女性也沒有流入，性別比高度失衡，從而造成了當地婚姻締結的嚴重困難和超高的“剩男”發生率，家庭的簡單再生產陷入困境，家庭的功能急劇萎縮。與之相應，在人口純流入地，不僅本地女性沒有流出，而且還有外來女性的大量流入，性別比相對均衡，甚至處于倒掛狀態。在此背景下，婚姻締結的可能性較大，但由于女性被高度吸納進市場組織體系之中，家庭的功能急劇弱化，締結家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迅速下降，女性的獨立性和自足性快速提高，故而可能出現較高的“剩女”發生率，這是一種主動不結婚的婚姻形式。當然，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兩種情況都是從絕對意義上說的，現實中這兩類地方并不存在。從總體上看，有研究發現，確實存在農村多“剩男”、城市多“剩女”的現象，并且越是偏遠的農村“剩男”越多，越是發達的城市“剩女”越多。[32]

在現實中，更為普遍的情況是人口的相對流動，形成了人口凈流出地和人口凈流入地。在這兩類地區中，在本地女性外流的同時，也存在著外地女性流入的情況。兩地的性別比都是相對失衡的，但失衡的程度并不像人口純流出地和人口純流入地那樣處于兩個非常極端的狀態。這兩類地區構成了我國絕大多數地區的基本情況。其中，從性別比相對失衡的寬松和緊張程度來看，人口凈流出地處于一種相對緊張的性別比失衡狀態，婚姻締結的難度和壓力相對較大；人口凈流入地則處于一種相對寬松的性別比失衡狀態，婚姻締結的難度和壓力相對較小。郊區農村在婚姻上的基本特征是處于全國性婚姻市場結構中的中等水平，由于存在著大量的外來女性適齡人口，當地性別比失衡的程度并不嚴重，締結婚姻的難度和壓力普遍不高。

與中西部農村地區的適齡男性要么面臨著“找不到”的基本困擾、要么面臨著“娶不起”的經濟壓力相比，郊區農村的適齡男性不僅不存在“找不到”的基本困擾，而且幾乎不存在“娶不起”的經濟壓力。郊區農村可以在一個非常寬闊的范圍內進行婚姻關系的締結，而不用像中西部農村地區那樣受各種因素的制約，只能在一個非常狹窄的范圍之內締結婚姻關系。從全國性婚姻市場的角度看，婚姻市場的具體運作在郊區社會中展開得更加立體和豐富。郊區提供了比中西部地區更加有利于全國性婚姻市場中各個主體進行婚姻交往的條件，而中西部地區則由于促成婚姻市場運作所需的基礎要素嚴重不足，出現了婚姻締結的壓力。

顯然，全國性婚姻市場位階分析有助于從市場結構的角度把握特定區域的婚姻特征。對理想化的城市和農村來說，它們處于全國性婚姻市場中的兩個極端：最高的婚姻市場位階和最低的婚姻市場位階。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是一個連續的位階序列，真實世界的情況往往落在其間。就中西部農村地區、郊區和中心城區而言，郊區處于中等婚姻市場位階上。

（二）中等位階市場對郊區女性婚姻的影響

郊區在全國性婚姻市場上的獨特位階使郊區婚姻具有了不同于一般農村地區的特殊性。與郊區具有顯而易見的開放性（不僅包含有各種不同的產業形態和空間形式，而且包容了大量具有異質性特征的人口）不同，郊區女性的婚姻呈現出一種被結構鎖定的狀態。

鎖定是制度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概念，最早由保羅和阿瑟等人提出，用以表示某一技術應用中的路徑依賴現象及其后果：早期的技術選擇往往會形成一種不可逆的自我強化趨向，從而對后來其他（往往也是更好的）技術產生一定的排斥效應。[33]諾思后來指出，與技術變遷相似，制度變遷中也同樣存在著收益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從而使得制度一旦選擇了某一路徑，它就會沿著既定的方向在以后的發展中自我強化。[34]本文將鎖定應用到婚姻現象上，主要是指郊區適齡青年在選擇婚配對象時所面臨的結構性約束。鎖定的內涵經歷了從技術鎖定到制度鎖定再到婚姻鎖定的演進，表明了這個概念所具有的高度適應性。

郊區婚姻的鎖定現象主要表現在郊區戶籍人口中的適齡群體，在選擇適宜的婚姻對象時面臨的兩難困境。其中，一方面，由于郊區位于全國性婚姻市場中相對較高的位階上，因此，郊區適齡群體在進行婚姻對象的選擇時，不太可能躍遷到相對更低位階的婚姻市場中去。另一方面，由于比郊區更高位階的中心城區是全國性婚姻市場競爭最激烈的地方，吸引了來自全國的優質適齡群體。在與其進行婚姻競爭時，郊區適齡群體顯然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因此，在調研中，郊區本地人經常反映他們雖然離城市很近，但想嫁進城市卻也并不容易；想要通過婚姻的方式實現從郊區到中心城區的發展或躍遷，似乎存在著一個隱形的天花板。

在上述兩方面的影響下，郊區適齡人口對婚姻對象及范圍的選擇出現了較大的性別差異。如果說郊區的男性還可以在比郊區相對更低的市場位階之地找到婚配對象的話，那么，在傳統婚姻模式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的情況下，郊區的女性在婚配對象的選擇上是極為受限的。她們基本上是被鎖定在郊區范圍之內，而且還受到了來自中心城區適齡剩余女性的擠壓。因為中心城區婚姻市場上的激烈角逐客觀上會對郊區的婚姻市場產生一種漣漪效應：在中心城區婚姻競爭中“敗退下來”的女性可能會“退而求其次”，到郊區尋找婚配對象。

由此，我們看到了郊區農村和中西部農村地區的適齡青年在婚姻選擇上存在的巨大差異：從男性擇偶方面看，郊區農村的適齡男性幾乎可以在整個全國性婚姻市場上做選擇，而中西部農村地區的男性則是在一個非常有限的范圍內選擇婚配對象。從女性擇偶方面看，情況恰好相反，郊區農村的女性只能在一個非常受限的范圍內選擇婚配對象，而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女性則幾乎可以在一個相對連續和完整的全國性婚姻市場中進行婚配對象的選擇。郊區農村的男性和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女性在全國性婚姻市場上的選擇范圍更大，且具有連續性，這從結構層面的解釋是因為郊區農村和中西部農村地區處于全國性婚姻市場的不同位階上。在不同位階表現出不同的婚姻鎖定形式：在郊區農村中，本地女性處于一種婚姻上被鎖定的狀態，從而相對降低了她們在婚姻市場上的要價能力，而在中西部農村地區中，本地男性處于一種婚姻上被鎖定的狀態，從而進一步削減了他們在婚姻市場上原本就比較弱的還價能力。

綜上所述，婚姻鎖定效應具有區域差異性，且表現出性別上的差異：中西部農村地區主要是男性婚姻鎖定，而郊區農村則主要是女性婚姻鎖定。后者又可細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婚姻要素上的鎖定。對郊區農村的女性來說，雖然她們可以接觸到來自全國各地的適齡男性，但能從中進行婚配選擇的空間卻極為有限。一方面，她們在試圖通過婚姻的方式進入中心城區的過程中，面臨著來自全國且相對于她們而言更具競爭力適齡女性的挑戰和限制；另一方面，對那些來自更低位階市場的適齡男性，除非他們能夠接受從妻居的模式（包括招上門的方式），否則將很難進入郊區農村女性的婚姻對象選擇范圍之內。在以上兩種情況都難以實現的情況下，郊區農村女性只有郊區本地的適齡青年可供選擇。

其次是通婚圈的鎖定。這是婚姻要素鎖定的另一種表達方式，主要指的是郊區農村女性的通婚圈與郊區社會的范圍高度重疊，具有封閉性：既不可能向上延伸，也不能向下拓展。向上延伸遭遇到了中心城區婚姻的天花板限制，向下拓展則面臨著郊區婚姻觀念的抵制。

最后是婚姻要價的鎖定。郊區農村的女性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不僅沒有提高，甚至可能還降低了她們的市場要價能力。這主要是因為郊區農村的絕大多數女性都只能在郊區范圍內尋找婚配對象，內部之間形成了一個激烈的內部競爭市場。這與在全國婚姻市場中女性因為具有較為明顯的性別比優勢而普遍具有較高的市場要價能力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照。郊區女性被局限在狹小的通婚圈內展開激烈角逐，而郊區農村的男性卻可以在更大范圍內進行婚配對象的選擇。這種情況客觀上使郊區農村的男性具有了更大的婚姻市場定價權。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解釋本文開頭提到的在北京近郊區調研時發現的有趣婚姻現象。北京近郊區會出現外地媳婦要高額彩禮，本地媳婦不僅不要高額彩禮甚至還“倒貼”嫁妝的現象，這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理解：第一，外地媳婦為什么能夠在郊區索要高額彩禮？一方面是因為全國性婚姻市場中女性的要價能力普遍較高，故而出現了普遍性的彩禮價格上漲情況，這是全國性的“大氣候”。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嫁到郊區農村的外地媳婦不僅來自中西部農村地區，更重要的是，她們普遍是在中心城區婚姻市場的激烈競爭中剩余下來的適齡人群，普遍具有相對于郊區農村女性更為強大的婚姻競爭力。相對于她們處于更低市場位階的家鄉來說，郊區是相對于中心城區的次優選擇，依然是處于相對較高的市場位階之中。但作為從中心城區下降到郊區的補償，她們往往會向郊區農村的男方家庭索要更高的彩禮。第二，本地媳婦為什么不要彩禮，甚至還“倒貼”嫁妝？主要是因為郊區農村的女性不僅有進入中心城區的天花板限制，而且有不愿從郊區農村嫁到更低市場位階地區的觀念約束。此外，還有外地女性對郊區本地女性的婚姻擠壓與沖擊，這些構成了一個區域性的“小氣候”。也正是因為這個區域性“小氣候”的存在，使得全國性婚姻市場的“大氣候”難以深入郊區農村，尤其是難以對身處其中的郊區農村女性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從而構成了一種鎖定。

五、總結與討論

本文從北京郊區一個較為普遍的婚姻現象出發，探討了郊區女性婚姻的表現形式、社會基礎和結構性約束。與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婚姻現象相比，郊區婚姻的獨特之處主要表現為郊區女性在婚姻市場上處于一種被鎖定的狀態。郊區家庭的情感化和郊區社會的中度社會關系特征既是造成郊區女性婚姻被鎖定的重要社會基礎，也是她們缺乏足夠動力沖破枷鎖的社會根源。正是由于郊區農村的女性婚姻鎖定效應，促成了郊區女性婚姻的獨特表現形式。

一直以來，郊區農村的婚姻現象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學術界更多是從中西部農村地區婚姻變遷的角度考察整個中國農村的婚姻，形成了一些較有啟發的研究發現。顯然，這掩蓋了郊區農村婚姻本身的獨特性。本文在試圖呈現郊區農村婚姻模式獨特性的基礎上，指出郊區農村的婚姻模式為透視整個中國農村婚姻提供了重要切口?；橐鍪羌彝サ闹匾A，特定的婚姻行為會形塑出特定的家庭關系模式。本文通過對郊區女性群體獨特的婚姻行為及其與郊區家庭和郊區社會的相互影響，呈現了郊區家庭和郊區社會的特殊性。郊區家庭和郊區社會的提出對豐富我國家庭社會學和社會類型學具有一定意義。

本文也揭示了我國農村婚姻狀況及社會關系的區域差異性。這種區域差異性以我國城鎮化的歷史進程為背景，肇始于城鄉人口的跨區域和大規模流動，以及在此基礎上出現的人口分布在地域上的不均衡現象。人口的流動促成了全國性婚姻市場的形成，而人口的不均衡分布則使不同區域受婚姻市場不同程度的影響，并催生了不同的應對策略——主要表現為婚姻策略和家庭策略。[35]實際上，關于農村婚姻區域差異性的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村莊社會結構和地方性社會文化及價值觀念等視角，形成了以南方農村、中部農村和北方農村為主要地域類型的“南北中國”社會層面的區域差異分析范式；[36]而本文則主要基于人口流動和婚姻市場特征的新視角，形成了以人口相對流入地的郊區農村和人口相對流出地的中西部農村地區為主要地域類型的“東西中國”社會層面的區域差異分析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論新意。

值得一提的是，郊區女性的婚姻鎖定效應并不意味著郊區農村的女性在婚姻市場上處于一種完全被動局面。在實地調查中，我們也發現了當地女性在“解鎖”方面所做出的各種努力，彰顯了郊區農村（尤其是女性及其家庭）在應對當地獨特的婚姻現實中的能動性。其中，有些家庭通過“招贅”的傳統方式進行“解鎖”，使郊區農村的女性也具有了范圍更為廣闊的婚配對象選擇空間。當然，這需要建立在來自市場位階相對較低地區的男性能夠接受這種婚姻方式的基礎之上，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另外，也有一些家庭逐漸改變了傳統以男性為主導或為核心的婚姻模式和家庭模式，接受了以性別平等為基礎的婚姻和家庭關系，婚姻和家庭制度從男系主導到雙系并重的轉變。當然，這與郊區農村過去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相對更早且更嚴的背景有關，這個政策使得郊區農村普遍出現了獨生子女家庭。獨生子女家庭不僅進一步提高了女性的地位，而且也增強了婚姻關系中女方家庭的地位。在此背景之下，彩禮的形式、性質和意義發生重構，“不嫁不娶”成為一種新興的婚姻模式。[37]因此，從婚姻的鎖定到解鎖，構成了觀察郊區農村乃至整個中國城鄉婚姻變遷的重要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