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生卒年考

游柱然 游喚民

(1.紹興文理學院 教師教育學院，浙江 紹興 312000； 2.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6)

周公姓姬名旦，為殷周之際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奠基人，一個“于中國有大關系者”[1]。然而，任何一位偉人的思想和事跡，都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并無時不在作用于這個時代。故要研究和認識周公及其相關歷史文化事件，不可不知他所處的時代，而要把準他所處的時代，又不可不知他的生卒年，因為這是他所處的時代坐標。然而，周公生卒年除清代牟庭的《周公年表》言周公生于殷帝乙十二年，薨于成王三十五年[2]外，罕有其他史籍有這方面的記載。而牟庭《周公年表》之說，既缺確鑿的材料證實，又與我們所掌握的殷周之際的重大歷史事件相悖，難以據信。當代學者對周公的生卒年總是存疑，或者說“不詳”。的確，研究并確定周公的生卒年難度極大，然而我們發現典籍中對周公之兄武王的享年及其在什么形勢下逝世有較多的記載，對與周公緊密關聯的成王的情況，記載就更多了?？梢?，由武王、成王的相關情況，再結合其他有關史料，去探索、推及出周公的生卒年，是突破當前研究困境的可行之策。

一、從武王的生卒年推出周公之生年

簡而言之，我們將古籍中與武王生卒年有關的史料放在殷周之際的歷史大背景下進行考察，并吸收現代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先確定武王的生卒年，然后以之推出周公之生年。為此，我們先從武王以下四點切入。

一是武王的享年?！墩嬲a》卷十五注引《竹書紀年》云：“(武王)年四十五?！薄堵肥贰ぐl揮四》《通鑒前編》卷六引《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敝煊以都弛＜o年存真》、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范祥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都作“五十四”。當代學者楊寬說“當如《古本竹書紀年》為‘年五十四’”[3]。筆者認為武王的享年為五十四歲應該是準確的。

二是武王克商的時間?！跋纳讨軘啻こ獭贝_定武王克商之年為公元前1046年。理由是：1. 合于有關西周的歷史紀年。2. 合于《武成》月相歷日定點紀日的要求。3. 合于《國語》載伐紂天象。4. 與《逸周書·小開》月食記錄相合。5. 合于考古和C14測定的年代[4]。故確定公元前1046年為武王克商之年應是合乎客觀歷史事實的。

三是武王克商后的享年。對此，歷來說法不一，有二年、三年、七年、八年之說。但我們認為以“二年”說合乎實際：

《尚書·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俗砸詾楣?，為三壇同墠……乃卜三龜……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從字里行間看，武王“既喪”應在“乃瘳”后不久，仍在“克商二年”的時間內。

《逸周書·作雒》：“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孔晁云：“乃，謂乃后之歲也?！背猩暇洹凹葰w”而下，即次年便崩。

《史記·封禪書》：“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p>

以上諸篇記載是一致的，皆謂武王克殷后二年逝世。這還可以從《尚書·多方》得到互證?！抖喾健纷饔谥芄?、成王踐奄歸來之時，即成王三年。文中云：“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睆奈渫蹩艘笤O立“三監”監殷至成王三年，恰為五年。由此可知，成王嗣位的時間為武王滅殷后二年，自然武王克殷后的享年為二年，這不言自明。

四是武王的同母弟中，到底是周公長于管叔還是管叔長于周公？縱觀歷史，明確說到周公與管叔孰兄孰弟的有兩說：戰國時期的孟子、荀子主管叔長于周公，漢代司馬遷在《史記·管蔡世家》亦明確記載兩人同為文王正妃太姒所生，管叔行三，周公行四；而西漢時期的《列女傳》《白虎通義》等則主張周公長于管叔。這兩種爭論一直延續至今。但我們認為應以孟、荀及《史記》之說為準。

第一，從孟、荀于何種形勢下提出管叔長于周公來看。孟子的這一看法集中體現在《孟子·公孫丑下》，云：“陳賈……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唬骸构苁灞O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唬骸芄鋵⑴隙怪c？’曰：‘不知也?！粍t圣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與陳賈的對話中可知孟子對周初置“三監”監殷、管叔勾結武庚發動東方大叛亂的這段歷史是清楚的，因而其中他言及周公為管叔弟這一事實，自然可信度就高了。同時，陳賈一步步逼問孟子其目的在于誘孟子說出圣人周公也是有過錯的，然而孟子并未直接回答這一問題，而是從另一角度說：“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難道弟弟能疑心哥哥會造王庭的反嗎？周公的這種過錯，難道不也是合乎情理的嗎？孟子不假思索地作如是回答，非常樸素自然，有如行云流水，這說明管叔長于周公是他心中早已存在的看法。至于荀子在《儒效》篇里歷數周公的偉大業績，并對之一一作了比較準確的具體評價，說明荀子對周初這段歷史不但了解透徹，且對之有較深的研究，而其中談到周公東征平叛并誅殺了管叔是“以弟誅兄而非暴也”，這就更說明管叔長于周公的看法是荀子早就形成了的一種觀念，從而在評論周公殺管叔這一事時自然道出“以弟誅兄”云云。從孟、荀在不同情勢下異口同聲地說管叔長于周公來看，應該說這可能是戰國時期及之前的人們的一種普遍認知。

第二，從周初王庭內部斗爭情況來看。武王逝世，成王嗣位，周公攝行政當國。管叔對此不滿，于是“惎間王室”(《左傳·定公四年》)，散布“公將不利于孺子”(《尚書·金縢》)的流言蜚語，在王庭內部掀起了一股反周公的風浪。若周公為管叔兄，其流言則乏力，自然也就難以引起群弟對之的附和。只有管叔為周公兄，在周初王位傳承還未完全成定制及在殷的兄終弟及思想的影響還存在的情況下，管叔的流言才貌似有理，產生聳人聽聞的效果。其實，管叔之所以反周公，固然是由他的野心所決定，但管叔為周公兄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正如江聲所說：“管叔生當武王、周公之間，習聞商王舊法兄弟相及。謂武王崩，嗣王幼，次當及己，今己為監于殷，而公居攝，疑公蓄異志而踴遣己，故有是流言耳?！盵5]

第三，從文化傳承來看?？v觀歷史，《孟子》《荀子》是最早記載周公與管叔孰兄孰弟且認為管叔長于周公的文獻。但有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孟子》《荀子》之前就已有文獻主周公長于管叔，并以《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記富辰之言為根據：“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叔”指“弟”，這實則是“周公長于管叔的一個佳證?！庇峙e《逸周書·度邑》記武王的話：“旦，汝維朕達弟”，并將“達弟”釋為“在眾兄弟中排行僅次于武王”，以進一步證明周公長于管叔看法的正確性[6]36-37。我們認為對《左傳》及《逸周書》的這種詮釋大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對富辰之言，學術界已公認這不是武王眾弟的真正長幼次第，正如顧頡剛先生所說，此乃“富辰隨口發言，《左傳》作者隨筆揮寫，本不足以定其長幼之序”[7]。既然如此，將“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作為周公長于管叔的證據，就不靠譜了；至于《逸周書·度邑》的“達弟”，我們認為武王不是從年齡次第說的，而是從德、才方面說的，這不能作為周公長于管叔的證據。從現已掌握的史料來看，《孟子》《荀子》確是我國歷史上最先記載管叔與周公孰兄孰弟且主張管叔長于周公的文獻，而后才有《列女傳》卷一《母儀傳·周室三母》、《白虎通義·誅伐篇》等記周公長于管叔之說。眾所周知，儒家是周公學說的嫡傳，故儒學大師孟子、荀子對周公有較多的論述，對周公身世的了解是后世《列女傳》《白虎通義》的作者不可比擬的。一般說來，歷史上同記一件事的文獻，如果后世的文獻未能有足夠的材料否定前代之所記，那就寧可相信前者而不是后者，這是合乎文化傳承規律的?！妒酚洝吩谑妨仙系目尚哦纫策h高于《列女傳》《白虎通義》二書，其記載與孟、荀之說相互印證。因而在管叔與周公孰兄孰弟的問題上，應以孟、荀之說及《史記》的記載為是。

弄清楚了以上四點，我們就可大致推算出周公出生之年。武王享年為54歲，他克殷的時間為公元前1046年，克殷后2年去世，故可知武王克殷時為52歲。由此可算出武王生于公元前1098年(1046年+52年)。據司馬遷《史記·管蔡世家》太姒生十男，“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是一個接一個生的。按一般生育規律，前后小孩間隙為兩年左右?！兜弁跏兰o·周》也說文王十三歲生長子伯邑考，“年十五而生太子發”。而武王后有弟管叔，然后才是周公，則周公比武王約小4歲，當生于公元前1094年左右。這個年份雖然不能百分之百地確定，但誤差應該是很小的。

二、由成王的相關情況推出周公之卒年

關于周公卒年，可從武王特別是從成王相關情況推出。但要考定周公卒年，首先要弄清楚其中兩個關鍵節點，即周公是否攝政七年和他“老于豐”的年份。

第一個節點，關于周公攝政七年而還政成王之事，自先秦以來似已成定論。然而，自近代王國維先生對《尚書·洛誥》重新解釋后，便有學者對此產生了懷疑。王氏在《洛誥解》中對《洛誥》結尾處是這樣詮釋的：“‘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上紀事，下紀年?！Q保文武受命……’，皆指留守新邑之事。周公留洛，自是年始，故書以結之。書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之間記事之體……自后人不知‘誕保文武受命’指留洛邑監東土之事，又不知此經紀事紀年各為一句，遂生周公攝政七年之說?！盵8]又說：“成王即位，周公攝政之初，亦未嘗改元?！堵逭a》曰‘惟七年’，是歲為文王受命之十八祀，武王克商后之七年，成王嗣位，于茲五歲，始祀于新邑?！盵9]自是之后，有學者據此否定周公攝政及攝政七年之說。彭裕商先生說：“《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的語句，是周公攝政說的主要依據，持該說的人把‘誕保文武受命’理解為攝政，故有周公攝政七年之說。然自王國維先生以來，已有不少學者指出，《洛誥》這一句乃殷周之際常見的記時體例……并非是講周公攝政七年?！堵逭a》《召誥》與何尊等銅器所記為同時事，那么前者無疑也作于成王五年，但《洛誥》文末紀年卻是‘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所謂‘七年’，實際上是自克商起算，武王二年，加上成王五年，一共七年?！盵10]

筆者認為，王國維“‘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上紀事(周公留守新邑)，下紀年，……周公留洛，自是年始，故書以結之。書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之間記事之體”的論述，無疑正確而且具有開創性。但筆者對王氏及后來學者對其“惟七年”的具體詮釋卻不敢茍同，因為它與新出土的何尊明顯相違。何尊扼要地記述了何聽了成王的誥辭和受到賞賜后的榮寵，而銘文的紀年卻為“惟王五祀”。從“惟王五祀”可知：成王嗣位是改了元的，且其王年是從嗣位后的第一年起算；何尊作于成王五年。那么，對《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的“七年”應如何理解呢？我們認為此“七年”不可能是以周公紀年，因為此前已有成王紀年，更何況這又是成王命周公留洛監東土這樣的大事，怎么會用周公紀年呢？故“惟七年”，只能是成王七年，這與何尊紀時體例完全相同。何尊“惟王五祀”并不包括武王克商后的二年在內，為何唯獨《洛誥》的成王七年要包括武王克商后的二年在內呢？這于邏輯上、事實上都是講不通的。至于說《洛誥》《召誥》與何尊所記“為同時事”，或“為同記一事”，因而《召誥》《洛誥》也一定作于成王五年，故《洛誥》的所謂“惟七年”是從“自克商起算”，以此進一步說明“惟七年”不能作為周公攝政七年說的根據。很顯然，這種推理是建立在《召誥》與《洛誥》作于同一年的基礎之上的。我們認為這種推理不夠嚴謹，沒有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何尊“宅于成周”的“宅”，李學勤先生釋之為“居”，“宅于成周，也就是居于成周”[11]。這完全正確。而從銘文“余宅茲中國，自之乂民”來看，說明成王居成周與營建洛邑有關，并以此推說《召誥》作于成王五年，這是有道理的。不過以《召誥》作于成王五年，是否能以此證明《洛誥》也一定作于成王五年呢？只要細讀這兩誥，就可知道它們所記雖說在內容上有某些相同之處，但相異是主要的，其作誥的時間和所記的內涵有很大的不同：《召誥》作于營洛之始。是年二月，成王使召公營洛，后周公至，通觀營洛規劃，令眾殷大興土木。不久，成王前來視察，召公以長老身份向成王作了以“敬德保民”為主旨的告誡之辭。而《洛誥》則是作于洛邑建成之后，雖說誥辭開頭也追述了成王來洛，周公向成王報告了營洛規劃，但重點是記洛邑既成，周公勸導成王在新邑舉行大祭，然后留洛主持朝政，而成王則根據當時形勢，決定周公留洛，作為“四輔”主持東都政務，并為他舉行了策命儀式，儀式時間為成王七年。合理的解釋是成王五年營成周，至七年建成。雖說興建洛邑成周先前已有一定的基礎，但要建成一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郟山”(《逸周書·作雒》)的諾大城市，不是短期內可以完成的，故用了兩年左右時間。這是合乎邏輯和客觀實際的。

由此可見，《召誥》作于成王五年，而《洛誥》作于成王七年，兩誥所記絕非論者所說的“為同時事”，或“為同記一事”，因而謂《洛誥》“惟七年”是包括武王克商后二年在內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故《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的“七年”是指成王七年。但周公攝政與成王嗣位同年始，且周公還政與成王命周公留洛在時間上是緊密銜接著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把“惟七年”看成周公攝政的第七年也并沒有錯。由上觀之，王氏及后來學者以對《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的“新”詮釋來否定周公攝政七年之說，是不能成立的。相反，自先秦以來的“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12]的古來成說合乎歷史真實。我們之所以把周公攝政及攝政七年之事作為本節的節點來討論，就在于它是與周初所發生的重要歷史事件相聯系的，且為這些事件的發生提供了時間“標桿”，唯有弄清它，我們才有可能從周初所發生的重要歷史事件的關系中，為探索出周公卒年提供可能性和條件。

第二個節點，如何從史籍有關周公“老于豐”“病”“歿”情況的記載中，考察周公卒年?！妒酚洝ぶ芄兰摇吩疲骸爸芄谪S，病，將沒……”《書序》亦有與《史記》同樣的記載，謂:“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但皆未點明此發生于何時。而《尚書大傳》則點明了其所發生的時間，謂:“三年之后，周公老于豐?！芄?，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睂⑸鲜鲇涊d結合《金縢》《洛誥》進行考察，就可以清晰地揭示周初一段歷史事實：武王辭世，成王嗣位，周公攝政，七年后周公致政成王，成王命周公留洛，“尹三事四方”，治理東都。周公治洛三年后，因病，一時退隱于豐，繼則病之不起，不久而去世。至于周公去世的具體時間，錢穆先生根據《尚書大傳》的記載說：“則周公歸政后三年而薨也?！盵13]楊朝明先生則認為“周公攝政七年歸政，《通鑒外紀》曰‘周公歸政，三年之后老于豐?！@與《今本紀年》所記成王十年‘周文公出居于豐正合’”。因而認為“成王十年(即周公歸政后第三年)便是周公養老之始年”[6]263，進而斷定周公卒于“成王十一年”[6]192，亦即周公歸政后的第四年。筆者認為楊氏的見解是正確的，因為它還可以從以下史籍得到進一步證實?！稌ぞ愋颉吩疲骸爸芄葲]，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倍督癖局駮o年》則在成王十一年紀下謂：“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本?，乃周平公，周公之子，伯禽之弟；成周即東都(1)西周是以成周作為東都的，周敬王說的“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二者所記，實為同一件事情。故我們可從《今本竹書紀年》可知《書·君陳序》所記的“周公既沒”及王命君陳正(治)“成周”之事皆發生在成王十一年；且周公去世與君陳奉王令去治東都在時間上是緊密銜接的。這就可知周公卒于成王十一年，或者說卒于周公歸政后的第四年。

解決了以上兩個節點，我們就可推算出周公卒于何年了。上文提到，周公卒于成王十一年，或者說卒于周公歸政后的第四年。那么，這兩個“卒年”又是公元多少年呢？首先從成王方面來看：從前面可知，武王于公元前1046年克殷，克殷后二年即公元前1044年逝世，旋即成王嗣位，并于次年改元。故公元前1043年為成王元年(2)根據《左傳》記載來看，西周改元的方式多為逾年改元。本文對成王元年的計算遵循了逾年改元法。；周公于成王十一年逝世，則可知周公逝世的時間當為公元前1033年。再從周公方面的重要史實來看：周公攝政與成王繼位同年始，故公元前1044年亦為周公攝政之始年。周公攝政七年歸政成王，則周公歸政的時間為公元前1037年，其歸政四年后逝世，則周公逝世的時間為公元前1033年。這些說明，不管是從典籍所記的成王方面抑或周公方面的史料進行考察，皆證明周公卒于公元前1033年。

三、結語

綜上所述，周公生于公元前1094年，卒于公元前1033年，享年61歲(公元前1094—前1033年)。雖然這僅是推斷，不一定十分精準，但在目前考古發現暫時無法直接確定周公生卒年份的前提下，結合歷史文獻記錄和已有考古發現進行推演和交互印證以大致確定周公的生卒之年，無疑是一個可行的思路。就這個意義而言，本研究結果為我們研究周公提供了一個較為可信的時間坐標，對有關西周初年的哲學、歷史與文化研究均有一定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