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年磨一劍，終致集大成
——王嘉川《胡應麟年譜長編》讀后

侯德仁

(蘇州大學 社會學院， 江蘇 蘇州 215123)

《胡應麟年譜長編》是王嘉川教授關于明代著名學者胡應麟研究的最新成果。胡應麟(1551—1602)，字元瑞，浙江蘭溪人，一生致力于學術研究，在目錄學、辨偽學、歷史學、文學等領域都取得了極為杰出的學術成就，影響深遠，就連對明代學術貶損有加的清代學者也對其另眼相看。然而頗為吊詭的是，明清以來關于胡應麟生平的記載一直混沌不清，這與胡應麟的學術地位殊不相稱。直至胡應麟去世400年后，吳晗先生在1934年發表的4萬字長文《胡應麟年譜》(以下簡稱《吳譜》)中才初步梳理了胡應麟的生平事跡。然而由于當時資料條件有限，該文存在較多舛錯和史實遺漏之處。有鑒于此，王嘉川教授承前哲之儀軌，發凡起例，廣博鉤稽胡應麟史料，歷經20年學術積累，撰著出版了86萬字的《胡應麟年譜長編》[1](以下簡稱《長編》)。該書史料廣博、記述詳明、考辨精當，首次全面厘清了胡應麟的生平業績，是目前胡應麟研究的登封之作，值得向學界推薦。

一、內容記述全面完整

《長編》一書對于胡應麟一生行實有著極為細致周密的記述，非常完整地記述了胡應麟的生平業績，其內容的全面性和完整性給人印象深刻。學界普遍認為，年譜是以譜主為中心，“雜糅了紀傳與編年二體”[2]，并以年經月緯的形式全面細致地記述譜主一生事跡的特殊傳記形式。因而一部成功的年譜，應該能夠達到“敘一人之道德、學問、事業，纖悉無遺而系以年月”的目標[3]。遵循學界共識，《長編》一書在年譜內容的豐富完整性方面做足了文獻功夫?！堕L編》最重要的學術特點，就是年譜內容的全面性和完整性。

《長編》一書內容的全面完整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吳譜》及今人胡應麟研究錯訛缺漏之處的全面補充訂正，缺漏之處補充之，簡略之處豐富之，訛誤之處訂正之，是對前賢胡應麟研究的全面考疑訂誤；二是在繼承前賢研究基礎上，對胡應麟的生平事跡、日常生活、學術交游、著述成就等各方面內容予以了翔實全面的記述，“一覽全收，鮮有遺落”[4]，完整而全面地反映了胡應麟生平與學術思想。

胡應麟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去世于明神宗萬歷三十年(1602)，享年52歲?！堕L編》對胡應麟生平史跡盡最大努力予以了詳細勾勒，不僅做到了每一年都有相關史事記述，還有原始史料予以佐證?！堕L編》能夠做到每一年都有史跡記述其實是相當不易的，因為胡應麟的傳世著述注明時間的甚少，明確判斷寫作時間非常不易。正因如此，《吳譜》對胡應麟的生平行實誤載、漏載甚多，甚至有些年份一概缺載。如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1564)、明穆宗隆慶五年(1571)、明神宗萬歷二年(1574)、萬歷十三年(1585)、萬歷二十一年(1593)、萬歷二十四年(1596)、萬歷二十八年(1600)、萬歷二十九年(1601)，《吳譜》均未有一字記載，其實傳世史料有關這些年份的胡應麟事跡是有資料可循的。例如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1564)，《吳譜》無任何記事，而《長編》則列入了八條記事，涉及胡應麟交游和評價等史事，均是與胡應麟緊密相關的史事[1]49-51。再如明神宗萬歷二年胡應麟24歲，《吳譜》也無任何記事，而《長編》則列入20條記事，其中與胡應麟直接相關者9條，涉及其生活、科舉、交游和評價等事，其他11條有的間接涉及胡應麟，有的與胡應麟后來行實有直接關系[1]118-128。特別是列入胡應麟路過蘇州，賦詩懷王世貞兄弟事，這是胡應麟著述中第一次直接涉及王氏兄弟，表現出對王氏兄弟學問的敬仰之情，這是日后雙方能夠建立至深友情的學術基礎，但《吳譜》及今人研究都未能對此考證掘發。又如《吳譜》缺載事跡的明穆宗隆慶五年、明神宗萬歷十三年、萬歷二十一年、萬歷二十四年、萬歷二十八年、萬歷二十九年，《長編》分別列入19條、25條、26條、28條、27條、26條記事，其中絕大多數記述都與胡應麟直接相關。而萬歷三十年(1602)胡應麟病卒，《吳譜》僅一條記事，其余皆為評論性文字；《長編》在修正《吳譜》擅改原始資料而致誤的同時，另外又補入5條記事，還增補了胡應麟去世后王兆云寫專文記述胡應麟生平事略之事，以及鄒迪光、區大相、傅光宅、費元祿、謝肇淛等人作詩作文追念胡應麟等事，這些都是《長編》抉發史料補入的史事。

通過上述例證可知，《長編》內容的全面性和豐富完整性遠遠超過了《吳譜》和今人相關研究，從而使胡應麟生平研究達到了新高度。

二、史料鉤稽巨細無遺

征引史料巨細無遺，是《長編》一書的顯著特點。著名文獻學家來新夏曾指出：“年譜應以豐富資料為依據，所以良譜多注重廣泛搜集資料?！盵5]82《長編》一書在資料鉤稽方面也下了十足之功，幾乎將涉及胡應麟的原始史料搜求殆盡，真可謂可找盡找求之遍。因而，該書資料十分全面，征引文獻的種類和數量都特別豐富，僅征引的地方志就達130余種，正史、筆記、詩文集、家譜等文獻資料就更不待言。數量豐富的文獻資料，為《長編》寫作提供了史料保障。例如明神宗萬歷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吳譜》之中無一字記載，而《長編》則挖掘出了豐富的資料，分別列入了27條和26條史事，涉及胡應麟回復朋友鄧渼來信、為盛氏兄弟題詩、為父親同榜進士蔡一槐作壽序、應朋友王嘉亮之請為其父母寫作墓志銘、與馮夢楨等七夕在西湖結社并詩文唱和、與朋友俞安期和鄧渼等交游互訪、為浙江巡鹽御史葉永盛疏免浙鹽新課得請事專門賦詩祝賀、在西湖結社時突發風痰暈倒、病瘍兩月余、結識王兆云、湯顯祖罷職、袁宗道病卒等史事，從而細致地勾勒出了胡應麟去世前兩年的日常生活與學術交游情況。從中可見，去世前兩年的胡應麟依然學術交游頻繁，友朋往來密切，詩文唱和不斷，過著典型文人學者的日常學術生活。這些內容為我們了解去世前的胡應麟的日常生活和學術交游情況提供了頗為豐富的信息，而這些信息都有數量豐富的原始資料支撐?！堕L編》在這兩年的記載中，先后征引了《明神宗實錄》、談遷《國榷》、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王兆云《皇明詞林人物考》等官私史籍10部；征引崇禎《義烏縣志》、康熙《蒲江縣志》、乾隆《內黃縣志》等地方志3部；征引馮夢楨《快雪堂集》、俞安期《翏翏集》、申時行《賜閑堂集》、朱彝尊《明詩綜》、陳繼儒《陳眉公集》、費元祿《甲秀園集》、袁宏道《袁中郎全集》等詩文集16部；征引徐碩方《屠隆年譜》、呂斌《胡應麟文獻學研究》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今人論著3部，總計征引各類文獻達33種之多?！堕L編》網羅史料之廣博，由此可見一斑。

正是由于作者肯下苦功夫搜集整理史料，才使得《長編》資料的全面性得到保證。其《前言》說：“本書的寫作遵循寧繁勿略，寧拙勿巧的原則，以大量原始資料說明問題，務使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即使產生歧義也可根據所列資料自行解決，而不必再去費力查找其他資料?！边@實際上是作者自覺地采用了巨細無遺式的史料搜集方式。展閱全書可知，這種巨細無遺式的史料運用方式俯拾皆是。正是憑借豐富的文獻史料，《長編》為讀者全面地描述了胡應麟學術生活情況。

三、學術考辨翔實精當

《長編》是一部立足于扎扎實實的史料考辨和內容考證的學術著作。該書學術考證種類和數量繁多。有些考證是將考證結論隱藏于內容文字敘述中，如訂正某一個字句錯訛；有些考證只是簡明標識了一下結論，比如考訂了某一人物的生卒年月；有些則是將考辨過程和結論以大段文字寫出，書中多達幾百條的長篇按語即是如此。史料辨析與內容考證溢滿全書，研究氣息濃厚，是本書一個極為突出的特點。

對胡應麟與王世貞初晤時間及經過的考證，是《長編》中相當精彩的考證內容。王世貞是明中后期的文壇盟主，胡應麟在當時能夠聲名鵲起，與王世貞對他的器重、推薦乃至推崇有很大關系。王世貞非常推許胡應麟的學問，并將胡應麟視為知己和傳人，二人學術交游頻繁，堪稱學壇佳話。然而，胡王是互相通信和神交多年之后才得以相見的，堪稱相知已久而相見恨晚，一朝相見終成莫逆之交，因而初晤對于他們二人都有不同尋常的意義?？甲C胡王初晤的具體時間，在學術史上也有其價值和意義。然而，關于胡王初晤的具體時間，學界多年來一直沿襲《吳譜》的看法，將胡王初晤時間定于萬歷八年(1580)。實際上，胡王初晤的時間不在萬歷八年，而在萬歷十年(1582)，這是《長編》一書經過細致考證得出的不刊之論。

《長編》一書在萬歷四年(1576)、萬歷八年(1580)、萬歷十年(1582)、萬歷十二年(1584)的相關內容部分，征引了多條史料對胡王初晤時間和經過進行了系統翔實的梳理考證。第一，《長編》在萬歷四年和萬歷八年的按語中都指出，吳晗先生錯系胡王初晤時間為萬歷八年的主因是其“對胡應麟原文未能加以深入分析而貿然信從”[1]241-242?！堕L編》指出，雖然胡應麟在《黃堯衢詩文序》有所謂“丙子之夏，晤瑯琊長公”云云，“實際上是指他讀到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后，對王世貞融詞章、問學為一體表示欽佩，這與他本年同王世懋談論該書大旨相同，而并非真的晤面王世貞，這還要遲到六年之后”[1]241-242。研究者“如果對此(胡應麟“丙子之夏，晤瑯琊長公”這句話)不加分析地貿然信從，就可以得出胡應麟在‘丙子’即與王世貞晤面相見的結論，但這當然是錯誤的”[1]241-242，實際上，萬歷四年胡應麟剛剛結識王世懋，二人一見如故，互相激賞，徹夜論學不休。二人論學過程中，胡應麟對“古今文人，互有雌黃”，唯獨對王世貞極為推崇，認為其文章“于博洽中特擅精核”，“無可瑕摘”[1]155。王世懋歸家后，向王世貞鄭重推薦了胡應麟。萬歷五年(1577)開始，胡應麟與王世貞才互相通信往來。第二，《長編》在萬歷十年部分，先后征引了胡應麟與王世貞在萬歷十年來往的兩封書信原文，這兩封書信中都明確說明在萬歷十年之前未曾謀面的事實，進一步證明了二人初見于萬歷八年之說的錯誤。胡應麟寄給王世貞的信是兩首詩(《將過婁江奉訪王長公，先柬二首》)，詩中的“千秋一缽勞先贈，萬里孤笻愧后期”及自注“公與余相聞問十載余，數訂期奉訪，以病不果，今秋北上，實以踐此盟云”之語，均已“明確說出此前胡王二人從未會面的事實”[1]288。而王世貞回復胡應麟的信中(《答胡元瑞》第九書)，則有“與足下神交十余年，彼此郵筒所致，肝膈底里，亡不具陳，所少者惟一面耳”與“即握手片言，固賢于十年眾也”這兩句話，顯然也是明白無誤地說出了此前二人從未會面的事實。因而，《長編》作者指出，“胡王相會的當事人是胡應麟與王世貞，他們各自都說本年以前二人從未會面，則吳晗先生所云萬歷八年二人相會之說絕無可能，亦絕非事實”[1]287-288。同時，《長編》還駁斥了王世貞《答胡元瑞(第九書)》的“無法確定具體撰年”，因而不足為二人未曾見面之據的說法[6]，《長編》提出兩條意見證明：其一，“王世貞此信共三層意思，除第二層是對胡應麟進行評價，無關時間性說明外，第一層敘述二人交往情誼，與上述胡應麟《將過婁江奉訪王長公，先柬二首》所述正好相合，說明王世貞此信作于本年”；其二，王世貞此信第三層意思是說“寫給萬歷八年舉進士并除太常博士的魏允中之信，準備由其子王士騏本年北上京師會試時捎去，這也說明世貞此信作于本年”[1]288，因此王世貞此信作于萬歷十年無疑。第三，在萬歷十二年，《長編》考證了王世貞為胡應麟作《二酉山房記》和胡應麟寫作《二酉山房歌》的時間問題，駁正了《吳譜》將此事系于萬歷八年的錯誤?！堕L編》引征《少室山房類稿》卷一一〇《周公瑕書〈二酉山房記〉跋》，詳細分析文義，通過跋中提及王世貞的《弇山堂別集》，認為《二酉山房記》一定作于萬歷十八年(1590)《弇山堂別集》刊刻之前，并進一步經過邏輯考證分析將此文的寫作時間定于萬歷十二年。進而，《長編》指出今人陳衛星《〈胡應麟年譜〉補正》一文認為《二酉山房記》《二酉山房歌》以及汪道昆《二酉山房書目敘》都作于萬歷十四(1596)年的結論不正確，其錯誤有二：“第一，他‘推斷’王世貞《二酉山房記》做于萬歷十四年是錯誤的，原因在于他完全忽略了對胡應麟和王世貞來往書信的考察。第二，胡應麟《二酉山房歌》序中所說的王世貞、汪道昆、胡應麟相繼作文事并非同時?！边@是因為：首先，“胡應麟作歌酬答，與‘三者當作于一時’并無直接因果關系”；其次，《二酉山房歌》內有“瑯琊作《記》當代傳，姓名已睹琬琰懸。觸目傷心故交盡，卻尋司馬來新安”之語，“顯然，《二酉山房歌》是在萬歷十八年冬王世貞去世后，次年春胡應麟到新安汪道昆家里拜訪，告別回家前所作”。而且“此前，胡應麟本來請王世貞作《二酉山房記》和《二酉山房書目序》”，但是王世貞為避互相標榜之嫌，明云只作《記》不作序，因而，“汪道昆才為胡應麟作《二酉山房書目敘》，胡應麟才以此《歌》回應，也就是說，汪道昆作序與胡應麟酬答才是同一年發生的前后相應之舉，但這是在萬歷十九年，而不是陳先生所說的萬歷十四年”[1]399-400。僅王世貞與胡應麟初晤之事，書中就有如此細密的時間和事件考證，全書考證之多由此可見一斑。作者在《前言》中自述本書考證過程之艱辛，稱之為“艱苦卓絕”，有如譜主胡應麟所說之“抉腎嘔心”[1]前言16-17。作者為學態度之認真，令人感佩！

四、思想總結知人論世

重視總結譜主學術思想，力求做到知人論世，是《長編》又一學術特點。由于譜主是一位學術人物，總結譜主學術思想，展現其學術風貌和演進歷程，是年譜的必備內容。在這一點上，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都做出了示范。二者將凡是可以表示譜主思想主張變遷沿革的材料“擇要摘錄，分年編入”[7]26，進一步擴展了傳統年譜僅記人物事跡的內容格局?！堕L編》步先賢之儀軌，在總結胡應麟學術思想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其突出表現，就是摘錄了大量與胡應麟學術思想有關的資料，較為全面地反映了胡應麟多方面的學術成就。胡應麟是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的奠基人，在圖書事業史和目錄學史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貢獻。他在深入總結研究歷代圖書收藏和興廢情況、藏書功用和藏書家類型、明朝當代圖書事業的發展情況、歷代圖書分類方法、歷代圖書目錄編纂情況等基礎上，著成《經籍會通》一書，這是我國第一部圖書事業發展史著作，也是我國古代唯一一部全面系統地反映古典目錄學史的著作[8]。因而，《長編》將《經籍會通》中的相關資料系統摘錄，分散于各年之下，并注意資料之間的邏輯關聯和相互照應。文獻辨偽學是胡應麟又一對后世有重大學術影響的研究領域，他在考辨偽書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辨偽八法”，后來梁啟超以此為基礎提出了“辨別偽書的十二條公理公例”，在學界影響深遠。胡應麟的辨偽學成就體現在他的《四部正訛》一書中，因而《長編》也大量摘錄了《四部正訛》的相關資料，全面反映了他的辨偽思想與貢獻。胡應麟的史學成就也非常突出，一方面體現在他對史學文獻的考辨方面，更重要的則體現在他的史學理論和史學思想方面。他在史家修養論、史有別才論、史家多厄論，以及史料采擇、史注書寫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尤其是他在劉知幾“史才三長”基礎上提出的“公心”“直筆”說——他將之稱為“二善”，是劉知幾之后關于“史家修養論”方面最發人深思的理論觀點。因而，《長編》大量摘錄了胡應麟《史書占畢》《經籍會通》《華陽博議》中的相關資料，以反映其獨特的史學理論思想。胡應麟在文學研究尤其是詩學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他提出的“文質”“格調”“興象”“風神”諸論均為獨樹一幟的理論思想，在古代詩學理論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因而《長編》摘錄胡應麟詩學研究專著《詩藪》中的大量資料，以完整展現其獨特的詩學理論?？傊?，《長編》摘錄了大量原始資料，從多方面集中反映了胡應麟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成就。

學術人物與時代和社會環境，尤其是時代的學術環境，有著比較密切的關系。因而，很多學者認為年譜應該做到知人論世。清代史學理論家章學誠在《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后》指出：“文人之有年譜，前此所無。宋人為之，頗覺有補于知人論世之學，不僅區區考一人文集已也。概文章乃立言之事，言當各以其時。同一言也，先后有異，則是非得失，霄壤相懸?！盵7]27清人宗稷辰也闡述了年譜具有的知人論世的功用：“(年譜)取其言行之大節，師友之結契，際遇之坎坷，行蹤之經歷，有足見性情學問者，編而入之，使后人得以知人論世已耳！”[5]85-86因此，學人年譜寫作不僅應該做到“辨章學術”，展現學人的學術源流，還應該全面反映其所處的社會學術環境。

《長編》一書正是秉持知人論世的著述旨趣，以胡應麟生平事跡為樞紐，著意鉤沉網羅胡應麟學術交游與學術環境的各種史料，并聚合與之關系密切的諸多人物的資料，重構了胡應麟生活時代的學術文化生態。打開《長編》一書，開卷即可感知胡應麟學術交游之盛。在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胡應麟1歲部分，《長編》就一舉列出了楊慎、周天球、李攀龍、黎民表、吳從憲、康從理、汪道昆、王世貞、張九一、王世懋、陳文燭、蘇濬、汪道貫等20余位關系人，這些人都與胡應麟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而無一無關者。其中，王世貞是當時的文壇盟主，對胡應麟極為推重，并視為衣缽傳人，是對胡應麟有最重要影響的人；王世懋是王世貞之弟，是胡應麟能與王世貞訂交的關鍵人物；周天球、康從理是胡應麟早年“受益之最”者；汪道昆、張九一、蘇濬是胡應麟的“生平知己之最”；楊慎、李攀龍、吳國倫幾位，胡應麟一生雖未曾謀面，但都是胡應麟心中敬重的學術前輩，他們深刻影響了胡應麟的學術研究與詩文創作。上述這些人，都是對胡應麟一生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他們在全書開篇就一一亮相，而且特別交代了他們與譜主的關系，這就以先聲奪人之勢為此后頻繁交游的史實敘述打下了一個良好基礎，給讀者閱讀提供了便利。打個比喻說，這一部分的敘述，就如同電影電視劇片頭出現的主演鏡頭一樣，是專門為了方便讀者而精心設計的。筆者閱讀過多種年譜，像這樣貼心的內容設計不敢說本書為僅見，但也是比較罕見的。

上述就是《長編》一書的主要學術特點。由這些特點可知，《長編》完整展現了胡應麟一生的生平和成就，資料廣博，內容翔實，考辨精當，推進了胡應麟學術研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當然，該書也有值得商榷的空間。就本書體例設計而言，作者將本書主體設計為譜前、正譜與附錄三個方面，這符合一般年譜著作的體例設計。但是，本書卻沒有“譜后”的設計安排，因此難以讓讀者了解胡應麟身后的歷史影響以及后人對胡應麟的研究評價。另外，就本書材料繁簡程度而言，本書材料之豐富不言而喻，這一方面為讀者了解研究胡應麟提供了資料便利；而另一方面則由于資料過于龐大，不免使讀者陷入資料的海洋，從而帶來了一定的閱讀障礙。因而，年譜寫作如何做到資料繁簡適當，是作者和學界都應該思考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