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楓作品中中層青年的成長敘事

□ 白秋華

“中層青年”即中間階層青年。國內對“中間階層”的界定最初只以經濟水平為標準，有學者認為“中產階級或中間階級(中間階層)是指生活水平、財產地位處于中等層次的社會群體”①。而隨著理論的發展，社會學對“中間階層”的界定更加完善：“中間階層不等于中等收入群體，應該從收入、職業和教育多個維度分析我國中產階層的規模與結構”②；“中間階層介于富有階層和貧困階層之間，其劃分的標準主要是收入水平和財富擁有量，同時兼顧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社會心態、價值觀念等因素”，“他們多數從事行政管理、工程技術、商業營銷、教師、律師、醫生、秘書等職業，一般受過大專以上教育，在技能、職能、階級、社會地位或權利等方面都居于‘中間地帶’”③。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國內對中間階層的界定總體上趨向于遵循馬克斯·韋伯的三位一體多元分層方法，著重從財富、權力、聲望等幾個指標上來界定中國的中間階層。所以本文所討論的中間階層是指在財產收入上處于中上等水平，從事非勞力職業，能夠保持較體面的生活，具有一定話語權、受過高等教育、追求較高層次的生活質量與享受的社會群體。

石一楓筆下的中層青年享受著父輩創下的功勛與成績，不需要關心普通市民的生計和生存問題，養成了懶散與寄生的生活習慣。于是當席卷而來的消費文化沖擊他們的生活時，他們感到不適與無助，疲于掙扎后，深陷頹靡的生活之中無法自拔。從他們身上我們能夠看到過快的都市國際化發展帶來的孤獨、麻木、疏離的精神異化現象。石一楓作品書寫中層青年在轉型時期的普遍精神生活：一方面，中間階層處于高層和底層之間，是維系社會穩定最重要的社會力量，借中層青年能夠透視整個社會青年在轉型時代的精神狀態，給新時代青年精神危機的文化應對提供參考；另一方面，石一楓曾提到過作為寫字人的責任：“通過一斑是可以窺全豹的，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資源與不足，可以幫助我們對時代發出應有的聲音?！雹苁粭鲹碛械馁Y源就是自己的生活閱歷與文化積累，他處于中間階層，以自身經驗與視野書寫故事，展現中層青年“新時代的新史詩”，以及他對于新時代中層青年精神困境的思考。

一、漫游在路上：走向成長的嘗試

石一楓在《世間已無陳金芳》后記中談到，他作品中的青年“缺點在于犬儒主義，優點在于還知道什么叫是非美丑”⑤。中層青年在頹靡之后還有一定的價值判斷，意識到當下生活狀態的不可行性，因此他們有脫困的訴求并進行脫困嘗試。這種嘗試的形式有兩種：一是出走路上的反省，二是回歸之后的慰藉。

(一)出走：路上的反思

魯迅提出“娜拉走后怎樣”的問題后，“出走”在現當代文學中就被賦予特殊的意義，并且在不同的時代有所發展，出現了出走現象的普遍化、形象的多樣化和主題的多元化。五四時期的出走最初帶有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與革命色彩，是對封建家族束縛的逃離與反抗?！秱拧分械淖泳侵袊F代文學中的第一個出走者形象，而魯迅對于子君這一形象的塑造，也符合了他對“娜拉走后”“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結局的預示。與子君為愛出走失敗有所不同，《家》中的覺慧在受到新思想的洗禮和舊傳統的戕害下決然出走顯得更有革命性和成熟性?？箲饡r期作家們塑造了新的戰爭語境下的出走者形象，更加強調了民族意識和家國情懷。當代文學中的出走又顯現了在新時代里對物質與精神生活的復雜探索。

石一楓也繼承了出走模式，描繪中層青年在路上的姿態。在他的作品中，出走被賦予逃避或者追尋的內涵。這既是中層青年的出走之路，也是他們的成長之路。中層青年們通過真實的出走這一行動逃避當下的生活現狀獲得精神自由或者是在動身的路上尋找答案，在路途中不斷自省。

《紅旗下的果兒》中的陳星就是這樣一個漫游在路上的出走者。陳星沉默寡言，周身籠罩著與這世界格格不入的孤獨感：“這個沉默寡言的年輕人，仿佛一生下來就做好了承受孤獨的準備?！雹逓榱颂颖芄陋?，陳星開始了周而復始的漫游。最開始他是無聊而行走在路上，有時候“連休息都顧不上，就繼續游蕩起來”。這時候他并沒有感受到“浪劍走天涯”的快樂，只覺得自己在流浪，在周而復始地圍著一塊無聊的地方亂轉。但是久而久之，他卻喜歡上了走路，“走到哪里都無所謂，只要能走就好”，因為走路對于他來說似乎就能忘記一切悲傷，只要能走，就還有自由。讓他迷上走路的原因不是路上的風景，而是走路的狀態，出走不僅能夠讓他逃離孤獨，還能夠獲得精神自由。陳星漫游式的出走是他走出孤獨與悲傷狀態的一種逃離式的嘗試。

而《借命而生》中的杜湘東的出走則是另一種狀態：主動思考與追尋。杜湘東的刑警理想破滅后陷入憋屈，之后又因為一次失職導致一名罪犯死亡一名罪犯逃跑，他愧疚不已，從此一蹶不振，成為自暴自棄的邊緣人。在老婆劉芬芳的抱怨和咒罵中，杜湘東的愧疚感愈加強烈，也在思考自己的個人價值所在。在一次巧合，杜湘東踏上了追擊逃犯許文革的漫漫長路。在這段長途中，杜湘東發現了姚斌彬和許文革逃跑的真相，也在與其他刑警偵查的對比中認識到自己追擊和監視方式的老套與過時。他非但沒能親自抓到許文革，還成了徐警官的優秀偵查能力的烘托者。但是這場出走并非沒有意義，最終他尋找到了個人價值的答案，“男人戰斗，然后失敗，但他們所為之戰斗過的東西，卻會在時間之河的某個角落恍然再現”。救出欲自殺的許文革的那一刻，“杜湘東覺得全世界都在為他慶功。他還覺得不止許文革，就連自己的這條命也是借來的，向姚斌彬借，向許文革借，向劉芬芳借，向警察老徐和崔麗珍借，向這世界的所有人借”⑦。獲得新生的不僅僅是許文革，還有杜湘東，他對自身個人價值的重新認識也是他的一次新生，所以伴隨他多年的憋悶一掃而空。他追尋式的出走讓他明白，在復雜多變的時代里，就是要滿腔熱血，緊跟時代步伐，而不是成為時代的旁觀者，被時代遺棄。

石一楓的其他小說也出現了出走者形象?！稇賾俦本分械内w小提受音樂夢想與愛情的重創后又面臨咖啡廳營業的失敗，由此陷入了抑郁的困境。于是他選擇跟隨b哥和小保姆一起周游世界，進行一場流浪式的出走，來重新認識生活?！段以诼飞系臅r候最愛你》中的陳俊在輾轉幾個崗位后，經濟狀況越來越差，在徹底彈盡糧絕之時，通過母親的關系得到一份旅游攝影的工作，于是陳俊踏上了漫游全國各地的出走之路，暫時忘記了愛情和生活給他帶來的痛苦?！缎撵`外史》中的楊麥在對進入傳銷組織的大姨媽的拯救之路上，進入了自己內心深處，重新審視了信仰問題。他們的出走無論是逃避式的還是追尋式的，目的都在于想要擺脫此前的頹靡狀態，從失敗、空隙、焦慮的負面情緒中抽離，獲得短暫的精神自由與自省。第一種狀態中的青年完全只關注出走這一行動本身，將一切現實生活中的煩惱統統拋到腦后，讓自己的心靈有一次短暫的放空。而第二種狀態中的青年則心無旁騖地只追尋著自己的目標，忘記牽絆自己的其他因素，在出走中尋找到人生的價值得到了答案。

(二)回歸：親情的慰藉

出走使青年獲得短暫的精神自由，可在孤獨和茫然的現代社會中，青年仍然需要找尋精神的寄托和歸宿，于是家成了他們在現代社會中漂泊無依之時的救生圈。家在現當代文學中的含義之一就是作為人們的寄托與歸宿。魯迅的小說有故鄉情結：在小說中，主人公不斷地回鄉卻又不斷失望而最終離鄉、去鄉，形成了“離去—歸來—再離去”的小說模式。他在小說《在酒樓上》中透露了他渴望回歸卻又無處回歸的無奈：“北方固然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雪怎樣的紛飛，這里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于我都沒有什么關系了?！雹嗨倪@種故鄉情結揭示了眾多長期在外嘗遍人間悲涼和痛苦，盡受世道炎涼與人情冷暖的疲憊游子歸返故園尋求溫暖港灣的普遍心理。之后當代文學中的家擴大到家族、民族、國家上來，開啟了尋根之旅。當作家們將家擴大到宏大含義上來時，也同樣有作家仍然從微觀出發，觀照轉型時期存在頹靡心理的個體的家庭親情關系。石一楓便是如此。

在石一楓筆下，中層青年的家庭關系都是破碎的，父母各自再婚組成家庭，于是他們有了親情缺失的無歸屬感和漂泊感。在出走的這一過程中更是感受到了這一點。所以這些中層青年試圖通過同母親的關系緩和來重獲心靈依靠。

在《心靈外史》中的楊麥的印象中，他的童年“基本上是在狂風暴雨中度過的”，童年記憶只剩下“辯論、揭批、指桑罵槐、陰陽怪氣”?！段颐谩分械臈铥溔ツ暇ふ颐妹眯∶?，時間正值春運，卷入歸家大潮的楊麥覺得自己似乎也在歸家途中，“在此時的中國大地上，與我共同奔波的浩蕩人流里，每一個趕路的人都在遙望著自己心里的那個‘家’吧。哪怕容顏已改、故園殘破，他們仍然默默無聲地趕回去，雖百死而不折”⑨。盡管楊麥心里明白，自己的家園早已殘破不堪，但是他仍然對此有所向往。所以之后楊麥多次來到南京，試著跟母親溝通，終于兩人冰釋前嫌。母子二人相互關心，楊麥多年以來缺失的母愛終于在多年以后得到補償，由此獲得了慰藉?！缎撵`外史》中楊麥父母雙方又各自再婚，他清楚地認識到“父母兩邊的家都不再是我的家”，于是“只好盡力在腦海中刪除了對于‘家’的一切依戀與期許”⑩。長時間缺少家庭帶來的溫暖和安全感，楊麥患上了焦慮癥，心理醫生彭佳億建議他試著與母親和解，盡管母親控訴過楊麥，但是之后她得知楊麥患病，決定前往北京照顧楊麥。雖然母親并沒有改變楊麥邋遢的單身漢生活，但是楊麥“終于過上了有人陪伴的日子”，在母親的照顧下，楊麥有了重新生活的底氣。在《我妹》和《心靈外史》中，處于兩種不同故事線的楊麥，都經歷了家庭的破碎但最終都回歸到了家庭親情之中，重獲了來自母親的溫暖與慰藉。出走路上愈感強烈的孤獨感與漂泊感在他們回歸親情時消散，心靈的港灣得到了重建，頹靡的精神狀態也有了緩解之狀。

出走與回歸構成了石一楓作品中中層青年由頹靡走向成長的一個路程，家的回歸意味著希望與寄托，它讓中層青年們在長久的無可歸屬感和漂泊感之后獲得了心靈的慰藉，頹靡的困境有了掙脫的可能，頹靡也不再是終點與盡頭。

二、路途有指引：引路人的對照

關于主人公成長的小說被稱為成長小說。艾布拉姆斯曾對這一小說類型進行定義：“這類小說的主體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發展，敘述主人公從年幼開始經歷的各種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經歷一場精神上危機，然后長大成人并意識到自己在人世間的位置和作用?！币虼藛螐娜宋镉深j靡到脫困的成長過程來看，石一楓作品也帶有成長小說的痕跡。而在成長小說中除了有精神成長歷程的主人公，還有對主人公成長具有極大影響作用的人物，這個人物一般被稱為“引路人”。蘇珊娜從敘事學的角度分析了引路人在成長小說中的地位和價值：“成長小說主人公獨自踏上旅程，走向他想象的世界。由于他本人的性情，往往會在旅程中遭遇一系列的不幸，在選擇友誼、愛情和工作時處處碰壁，但同時又絕處逢生，往往會認識不同種類的引路人和建議者，最后經過對自己多方面的調節和完善終于適應了特定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的要求，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庇纱丝梢?，引路人是成長小說主人公成長路上的啟蒙者，在青年成長的過程中直接或間接給予意見和建議。

石一楓作品中中層青年由出走再到回歸，都是對擺脫頹靡狀態的一種在路上的嘗試，這得到了暫時的精神自由并找到了脫困的希望。石一楓在小說中又設計了引路人的角色，為中層青年尋找自我提供指引方向，中層青年在引路人的對照中發現自身缺陷，由此最終確認自我，獲得成長。小說中中層青年受到指引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受到美善者的正向指引，一是受到失敗者的反面對照。

(一)美善者的正向指引

中層青年還懂得是非美丑的，當他們還在自我舒適圈中沉淪之時，他們身邊出現了一些仍懷赤子之心、在社會中始終保持自我的美善者。這些美善者對中層青年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為他們掙脫困境指明了方向。

《我妹》中的小米是一個美善兼備的理想人物。小米不甘現實阻礙，堅持新聞披露，還在老家創辦了接收色弱、色盲等病弱人群的俱樂部，并且在跑新聞的途中找到了失蹤已久的哥哥大帥。小米對于一切事物都勇敢探索的精神讓楊麥重新認識自我，喚醒了他對新聞行業堅守初心的職業操守，讓他認識到作為媒體工作者的擔當與責任：“自從小米來過之后”，楊麥的精神“就已經受著一個‘妹妹’的影響了。她近在咫尺的時候是這樣，她遠在千里的時候也是這樣”。小米和楊麥身上有很多共同之處，比如年輕之時都擁有新聞夢想并揭露過社會黑暗。但是小米身上“多了一份從凡俗生活里掙脫出去的力量”，所以小米能夠克服重重困難堅持新聞夢想；而楊麥卻信念單薄，在現實中無法堅持初心，只想過安穩的小日子。因此在尋找小米的過程，實際也是楊麥尋找自己的過程。尋到了小米，楊麥也尋到了新聞初心與自身價值，不再頹廢也不再刻意地以憤世嫉俗來標榜自己，而是勇敢邁出腳步，同小米一起動身去揭露社會黑暗，揭露“幻象背后真實的世界”。

《地球之眼》中像安小男這樣執迷于道德問題的人在莊博益看來是一種另類的存在，但他卻也是深深地影響著莊博益。莊博益本來是一個社會的隨波逐流者，但他僅有的微薄的羞恥感與道德底線讓莊博益存在轉變的可能。安小男孤軍奮戰，一直堅持于道德追問、不肯向社會現實低頭，他對于道德的理性堅守喚起了莊博益內心的良知。盡管莊博益經常提醒自己不要再被安小男的情緒所蠱惑，盡量把自己調整成漠然的、就事論事的心態，但“安小男那冥頑不化的‘道德感’”令莊博益“感到疲憊和無所適從”，“每當看到有什么關于母校的新聞，甚至在夜闌人靜無法入睡之時，安小男那張老絲瓜般的臉總會無聲無息地浮現出來，不動聲色地搓著莊博益心里某個污痕累累的部位，搓得他的靈魂都疼了”。久而久之，他對安小男的態度由輕視、誤解轉變為理解，甚至最后對他產生敬佩之意。在這態度轉變的過程中，莊博益自身的靈魂也接受了一次次洗禮，道德底線得到加強，他不再以麻木消極的態度對待世界，而是重新思考道德的底線和力量，認識到社會中無處不在的道德約束與道德榜樣，甚至思考“社會能否變好的”問題，因此最終他也能夠坦然地面對監控，步入人生的新路程。

這些美善者形象，被賦予了石一楓的希望與寄托，他們是十分理想化的人物。但作者希望有這些人的存在，從文化的角度為人們指點精神突圍的迷津。

(二)失敗者的反面對照

從生活真實來看，石一楓作品中的失敗者或許更能作為當代社會的普遍人群。這些失敗者沉迷于自己的世界里，要么以金錢為價值標準，完全失去榮辱，要么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追尋虛無縹緲的事物。他們的結局都是失敗的。這些失敗者在小說主人公身邊上演著他們的失敗故事，為中層青年提供了一種反面教材，從他們的對照中否定了他們的道路，由此走向相反之路。

《心靈外史》中的李無恥以金錢為信仰，一頭扎進世俗物欲的沼澤之中，過于追求權錢利的世俗目標，精神世界一片荒蕪，并出現了病變和異化。小說中李無恥世故圓滑，八面玲瓏，他靠各種手段大發橫財，最終卻破產倉皇而逃。楊麥透過李無恥在金錢的世俗信仰上快速成功，卻又迅速走向失敗的經歷中，意識到嚴重的利己主義和無常的人際關系讓世俗信仰顯得十分不可靠。大姨媽是以群體為中心的宗教信仰者，她一直在尋找心靈的歸宿，經歷了革命、氣功、傳銷、上帝的信仰路程。其實大姨媽對這些信仰都有懷疑，但她長時間受到來自社會他者的審視，從他人的否定中看到自身差異與社會對她的隔離與傷害。她“腦子是滿的，心卻是空的”，覺得心一空就會覺得孤單和害怕，所以“每當聽到那種特別有勁兒的話兒，尤其當他們說是為了我好，為了我身邊人好，為了所有人好，我就特別激動。我覺得只要信了他們，就能擺脫世上的一切苦……”。大姨媽她無法拒絕一個具有強大融合力與感召力的群體召喚，因為這些群體讓大姨媽感受到了被指引與被接納。楊麥從大姨媽的信仰追尋史中看透了她的信仰的盲目性，但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缺少宗教信仰，內心長期空虛的大姨媽也不得不依靠外物作為精神支柱，扭曲的信仰方式最終也導致了大姨媽的悲劇。李無恥的失敗與大姨媽的悲劇都讓楊麥有所反思，無論是以金錢為核心的世俗信仰還是以群體為中心的宗教信仰，它們都是不可靠的，不能真正給人心靈的慰藉與依靠。然而，“信仰迷途后的歸宿究竟在哪”這個問題是復雜的，楊麥沒有找到答案，這也是石一楓留給讀者乃至社會的問題。

在其他作品中，石一楓也塑造了以金錢為中心的極端利己主義者，如《地球之眼》中的李牧光，在大學時期就弄虛作假，找“槍手”寫論文以獲得到美國上學的機會；在美國時答應同林琳假結婚是因為他想利用林琳清白的身份洗錢，在國內辦廠也是為了這一目的。這種毫無道德可言的行徑的最終結果只能是失敗?！拔摇薄f博益作為一個旁觀者，盡管開始是以事不關己、冷眼旁觀的態度，但最后仍然受到了道德沖擊與震撼，守住了道德底線。同名人物李無恥在《我妹》和《心靈外史》中是相仿的形象，同樣也是失敗結局。楊麥從中吸取教訓，得到對照，選擇跟隨妹妹小米追尋初心，探索新聞真相。

失敗者與美善者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似乎是石一楓小說的一種普遍書寫，二者的強烈對比，更襯托出美善者的道德品質，從而讓成長的主人公自然而然地選擇美善的一邊。盡管這種書寫仍是淺層次的表現，但也仍然寄托了作者的思想價值以及對美善者的呼吁，給青年在精神成長提供借鑒與反思的榜樣?！皳衿渖普叨鴱闹?，其不善者而改之”，這或許是石一楓為當代社會青年走出時代困境、自我反思提供的一種方向。

結 語

石一楓作品主要書寫青年們在轉型時代的個人命運和價值，尤其集中展現了中層青年的精神面貌，揭示了青年頹靡的時代精神癥結。作品中的中層青年經歷了頹靡—脫困嘗試—獲得成長的精神歷程，他們在復雜的社會中通過自我嘗試與他人指引，不斷反思自己的價值與追求，從而擺脫頹靡狀態，完成了個人成長與精神救贖。

石一楓的寫作觀是作品能夠表現“某個情感線索下的時代故事”，講出“獨屬于這個時代的中國人的命運”，對社會和人性做出“聰明的判斷”，因此他的作品也的確以繁復的故事展現了社會的復雜性。他在寫作中繼承了問題小說與成長小說的創作思路，以文學反映現實和思考現實，通過中層青年的精神狀態展現了時代變遷下整個社會青年的生存圖景，發掘了當下青年頹靡的這一時代癥結，引起我們在精神層面的深入追問與思考，為當下頹靡青年提供了精神脫困的參考案例。

注釋：

①李強：《關于中產階級和中間階層》，《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

②李強、王昊：《我國中產階層的規模、結構問題與發展對策》，《社會》2017年第3期。

③肖文濤：《中國中間階層的現狀與未來發展》，《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3期。

④李云雷、石一楓：《“文學的總結”應是千人千面的》，《創作與評論》2015年第10期。

⑤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頁。

⑥石一楓：《紅旗下的果兒》，九州出版社2009 年出版，第 61 頁。

⑦石一楓：《借命而生》，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65頁。

⑧魯迅：《魯迅全集·卷二·彷徨·在酒樓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165頁。

⑨石一楓：《我妹》，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頁。

⑩石一楓：《心靈外史》，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頁。